划界问题或科学划界-2019年文档(共35页).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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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aylor, Defining Science, A Rhetoric of Demacati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6, pp. 24-25,p.222.) 在逻辑经验论之后,特别是在当代,存在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划界论和反划界论。反划界论者认为,在科学与非科学、伪科学之间根本不存在截然分明的界限,因此无法在科学与它们之间划界。不少哲学家坚持反划界论,他们怀疑能够找到任何可能辩护的划界原则。正如雷斯蒂沃指明的:“争辩科学不是探究的优越模式变得时髦了。按照一些作者的看法,科学、神秘主义、巫术、占星术和原始的信仰系统不能按照任何理性标准区分。”(注:S. Restivo, Science, Society, and Values, Toward a Sociology of Objectivity, Bethlehem: Lehigh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16.)撒加德举出几位有代表性的反划界论人物:费耶阿本德争辩说,划界纲领失败了,应该放弃;罗蒂没有给科学以特殊的认识论地位,他把它作为论说的另一种形式;劳丹不怎么激进地说,科学与非科学之间的区分没有超越可靠的知识与不可靠的知识之间的区分(注:P. Thagard, Computational Philosophy of Science, The MIT Press, 1988,pp.159-173.)。 在反划界论者中间,也许劳丹是论证最着力的一位。他逐一考察了历史上的划界观点和标准,指出它们存在难以克服的困难和缺陷。他的结论是:虽然在分界问题上进行了众所周知的大量尝试,但是,无论这种尝试的具体力量有多少,不足之处是什么,我们也许只能公正地说,在科学与非科学之间,或者在科学与伪科学之间不存在分界线,也没有一条要哲学家或其他人接受的分界线。这会赢得大多数哲学家的赞同。劳丹提出:“一个有哲学意义的分界标准,至少必须对通常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的方式有足够的解释,必须从认识论意义上表明科学与非科学的差别。另外,这个标准必须足够精确,以便我们能够说出所研究的各种活动和信念是否不满足这个标准,否则它就不会比无标准更好。”他论述道:如果分界标准要完成预定的任务,最理想的就是,它可以为一个活动或一组陈述是否科学规定一套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劳丹进而表明:“寻找分界标准的认识形式可能是无效的。”他建议:如果我们要站出来支持合理性,我们就应该把“伪科学”或“非科学”这类术语从我们的词汇中省略掉,它只是表示情感的虚词。因此,把它用做政治家和苏格兰的知识社会学家的措辞,要比用做经验研究者的措辞更为恰当(注:美劳丹:分界问题的消逝,乐爱国译,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88年第3期。)。 与劳丹一样,一些学者也认为,鉴于科学并无永恒的独特特征和本性作为划界标准,因而划界是不可能的。宰曼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认为尝试理解科学的本性与尝试理解生活本身的意义一样,是自以为是的。吉林揭示,对边界工作的历史例子的概览发现,科学并不具有一致的形态,并没有比较持久的特征。人们在赋予科学并用来把它与某种其他东西划分开的特征中,发现众多的差异(例如理论的、经验的,确定的、不确定的,有用的、无用的,有限的、无限的,定性的、定量的,精确的、不精确的,归纳的、演绎的),正如人们会在“某些其他东西”中发现非科学的众多差异一样(伪科学、业余科学、坏科学、欺骗、马克思主义、普及化等) T. F. Gieryn, “Boundaries of science”,in S. Jasanoff(ed.), Handbook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1995, pp. 393-443.)。何秀煌的申述是明确的,尽管他的态度并不那么激进:“所谓科学活动是许多不同种别的求知活动的概称。所谓科学研究的对象复杂难分,种类不一。所谓科学方法精粗有别,形式各异。同样地,所谓科学理论也造型不齐,结构纷纭。除非是为了做分类,否则科学与非科学,这两者之间的简单划分并没有什么重要意义与功能。”(注:何秀煌:科学理论与科学传统,自然辩证法通讯1988年第1期。) 不用说,坚持划界论的也大有人在,波普尔和拉卡托斯可能是其中最著名的两位。波普尔在批判传统的归纳主义和逻辑经验论证实原则的划界标准时,系统地阐述他的划界论思想。他揭橥“归纳主义的划界标准不能在科学和形而上学系统之间划出一条分界线”,同样地,“实证论也没有从经验科学中把形而上学根除掉”。他提出的取代方案是:“可以作为划界标准的不是可证实性而是可证伪性。换句话说,我并不要求科学系统能在肯定的意义上被一劳永逸地挑选出来;我要求它具有这样的逻辑形式:它能在否定的意义上借助经验检验的方法被挑选出来;经验的科学的系统必须有可能被经验反驳。”(注:英波普尔:科学发现的逻辑,查汝强等译,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1、15页。)他进而表明:理论的可证伪性或可反驳性是区分科学与伪科学的“分界标准”。他还补充说:“我们可以把批判态度看做是科学态度,把教条态度看做是我们所说的伪科学态度。”(注:英波普尔:科学知识进化论,纪树立编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62、64、79页。) 拉卡托斯也赞成划界论,只是他不同意波普尔的划界标准。他说:“科学家的脸皮很厚,他们不会只因为事实与理论相矛盾就放弃理论。他们通常发明某种挽救假设,以说明他们届时称为只是一种反常的东西;如果不能说明这一反常,他们便不理会它,而将注意力转向其他问题。”他明确表示:“同朴素证伪主义相反,任何实验、实验报告、观察陈述或业经充分确认的低层证伪假设,都不能单独导致证伪。在一个更好的理论出现之前是不会有证伪的”。于是,拉卡托斯水到渠成地托出研究纲领作为划界标准:“如果一个问题转换在理论上和经验上都是进步的,我们便称它为进步的,否则便称它为退化的。只有当问题转换至少在理论上是进步的,我们才接受它作为科学的,否则我们便拒斥它作为伪科学的。”(注:英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兰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5、49、47-48页。顺便说一下,多尔比甚至列举出16条理由反驳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划界标准。参见R. G. A. Dolby, Uncertain Knowledge, An Image of Science for a Changing Worl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203-206。) 当今一些哲学家和科学家也站在划界论一边。雷斯蒂沃认为,可以借助某种“理性”范式在知识系统中间分辨。但是,该范式不能是僵硬的,它必须植根于成功以及定义和确定成功的语境。通过审查过去成功的规模和范围以及未来成功的概率,该范式可以大规模地得以增强(注:S. Restivo, Science, Society, and Values, Toward a Sociology of Objectivity, Bethlehem: Lehigh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16.)。莱维特一言蔽之:“在科学与伪科学之间做出关键区分是很可能的,尽管主流的后现代主义者嘲笑这一点。对那些充分熟悉科学的人来说,这种区分事实上是很简单的。”(注:美莱维特:被困的普罗米修斯,戴建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0页。) 二、关于划界标准 要划界,当然得有标准。划界标准首先与不同论者所持的哲学立场有关。实证论借助经验的可回答性划界,理性论借助符合科学方法的准则划界,实在论借助具有作为探究对象的实在的实际以及对科学知识特许的因果家世划界(注:N. Jardine, The Science of Inquiry, On the Reality of Questions in the Scienc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1, p. 234.)。吉林则列举出划分边界的两个视角本质主义的视角(波普尔、默顿、库恩都选择了本质主义的解决办法)和建构主义的视角:“本质主义为确定惟一的、必然的和不变的质的可能性和分析的需要辩解,这些质把科学与其他文化实践和产物分开,并说明它的独特成就(关于外部世界的有效的和可信赖的主张)。建构主义争辩说,没有划界原理不变地起作用,取而代之的是,把科学与其他知识生产活动分开是在与境上偶然的和利益驱动的实用主义的完成结果。这种完成结果有选择地凭靠不一致的和模糊的属性。科学社会学中的研究对任何所提出的把科学与非科学区分的划界标准提出质疑。”(注:T. F. Gieryn, “Boundaries of science”, S. Jasanoff(ed.), Handbook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1995, pp. 393-443.) 哲学立场的差异也形成了不同的战略性的划界标准。巴茨认为,有四种哲学战略,它们作为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的尝试具有某些优点。其一是康德战略,即可靠的认识形式。在对人的认识分析时,康德力图把那些定义可靠认识的种普适(species-universal)的心理结构定域化。这些结构是现在熟悉的空间和时间形式,以及作为先验的、从而必要的知识可能性的形式起作用的范畴。康德证明,这种复杂的认知机制应用于在感觉中给予的项目时,便有效地在可靠的知识(遵从认知结构的知识)和伪知识(例如在典型的形而上学中所说是可知的知识)之间做出区分。其二是雷舍尔战略,即预言和控制。许多哲学家和科学家把我们的注意力从科学的专门内容移开,朝向科学表达的目标。“目标有许多:描述的准确性,理论阐述中的数学精确性,回返措辞(retrodiction),分类的恰当性。然而,对科学来说,两个目标占据着对科学来说基本上是惟一的突出位置:预言的明确性和控制环境的成功。”科学在竞争中赢得胜利,不是因为它的优越内容,而是它在预言和控制中实用主义的成功,其他说明框架无法与之匹敌。其三是格林鲍姆(Grübaum)战略,即认知的可解释性。格林鲍姆对解决划界问题的贡献在于,他洞悉到确立理论的科学的可信证明是多么困难。他不是通过提供划界标准,而是通过证明心理分析无论多么出色地构想,也是不恰当的科学。他设计的论据表明,并非心理分析是伪科学,而是理论的科学的可信证明在逻辑、认识论和本体论的游戏中是错误的。他坚持“以自然科学为特色的那类认知可解释性”。什么是自然科学特征性的可解释性?答案将是像这样的东西:自然科学中的理论应该具有可检验的结果,因为经验理论首先必须被观察确认或否认;理论应该在逻辑上是严格的;理论应该是简单的。在自然科学中,理论具有其他这样的“优点”。其四是亨普尔战略,即健全假设的标志。亨普尔列举了科学假设向往的东西(desiderata),提出它们是加于科学理论选择的不精确的限制。其中有“理论应该产生精确的、完全是定量的预言,它应该在下述意义上是准确的:从它推导出的可检验的推论应该与实验检验的结果充分符合;它应该内部一致并在邻域与目前接受的理论一致;它应该具有广阔的范围;它应该预言这样的现象:当理论被详尽阐明时,这些现象在不为人知或未被考虑的意义上是新颖的;它应该是简单的;它应该富有成果”。巴茨认为,虽然康德战略可能是最值得向往的战略(如果它能达到的话),但是在它能够受到支持之前必须等待科学的进一步发展。雷舍尔战略具有某种价值,它使我们的注意力离开科学的内容和它的竞争者,而转向方法的特征,并用后验的成功评价代替先验的划界标准。然而,我们现在能够看到,预言和对环境控制的准确性是向往的东西或理论的优点,必须在竞争理论的充分评价中加以考虑,但是它们独自不能区分科学和非科学。格林鲍姆和亨普尔的战略注意认知评价的规范,这些规范作为一组关于世界的主张实际必须在决定理论的恰当性中起作用。在这里,对理论的限制是演绎一致性和经验支持的认识强制(注:R. E. Butts, “Science and Pseudoscience, An Attempt at a New Form of Demarcation”, J. Earman etc.(ed.), Philosophical Problem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Worlds,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93, pp.163-185.)。多尔比列举了自19世纪以来的八种比较重要的哲学目录表,其中明晰地或隐含地规定了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标准(注:参见R. G. A. Dolby,Uncertain Knowledge, An Image of Science for a Changing Worl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63-165。)。 再者,划界问题直接与科学的定义或科学性(scientificity)的内涵有关:有了准确的、明晰的定义和内涵,就比较容易在科学与非科学、伪科学之间做出区分了。泰勒认为,科学完全可以被理解为“科学家做的事情”;而皮克林则把科学解释为“在世界中存在,与世界和睦相处,使世界有意义和就世界做出发现的方式”(注:C. A. Taylor,Defining Science, A Rhetoric of Demacation,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6,p. 4.)。泰勒的理解显得过于模糊和随意,皮克林的解释又显得过于宽泛和抽象。二者作为划界标准,都使人难得要领。我们曾经给科学下了一个比较总括、比较简明的定义:科学是人运用实证、理性和审美诸方法,就自然以及社会乃至人本身进行研究所获取的知识的体系化之结果。这样的结果形成自然科学的所有学科,以及社会科学的部分学科和人文学科的个别领域。科学不仅仅在于已经认识的真理和获取的知识,更在于探索真理的过程,即整个研究活动。同时,科学也是一种社会职业和社会建制。作为知识体系的科学既是静态的,也是动态的思想可以产生思想,知识在进化中可以被废弃、修正和更新。作为研究过程和社会建制的科学是人的一种社会活动以自然研究为主的智力探索过程之活动和以职业的形式出现的社会建制之活动。以此定义作为划界的参照还是可行的。至于科学性的内涵,伊利英和卡林金的探究既包罗万象,又入木三分,完全可以作为划界标准来看待。按照二位学者的观点,科学性标准是变化的和多层次的。它们被分为三组,分别把科学性模型化为核维度、历史维度、题材和主题维度。把这三组加在一起,在某个方面表达了科学性,特别是第一组可以作为划界的标准当然是比较抽象的和高度理想化的标准,实际情况与此有所不同(注:伊利英和卡林金对科学性的诠释可参见V. Ilyin and A. Kalinkin, The Nature of Science, An Epistemological Analysis,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88, p. 8,pp.10-11。)。 尽管反划界论者对划界论者的划界标准或方案特别针对证实标准和证伪方案逐一进行了反驳,但是后者不甘示弱,不断推出新的划界标准。这些标准基本上是以科学、尤其是以科学理论的本质特征为标志的,这些特征却是非科学或伪科学不具备的或不明显的,它们实际上属于科学性的范畴。例如,罗森把客观性视为最重要的划界标准(注:R. Rosen,“On the Limitations of Scientific Knowledge”,J. L. Casti and A. Karlqvist(ed.),Boundaries and Barriers, On the Limits to Scientific Knowledge,Addison 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Inc., The Advanced Book Program, 1996, pp.199-214.);巴茨看重“真”这一标志(注:R. E. Butts,“Science and Pseudoscience, An Attempt at a New Form of Demarcation”,J. Earman etc.(ed.), Philosophical Problem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Worlds,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93, pp. 163-185.);李克特把抽象性和可检验性看做科学体系的特点,并认为“传统文化知识体系一般不能满足科学的身份所需的条件”(注:美李克特:科学是一种文化过程,顾昕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71、74页。);霍奇森视理论的普遍性和经验的可重复性为不可或缺的标准(注:P. E. Hodgson,“Presuppositions and Limits of Science”, G. Radnizky and G. Andersson(ed.), The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 of Science,D. Reidel Publishing Co., 1979, pp.133-147.);利普斯则立足于充足理由律划界(注:V. Ilyin and A. Kalinkin,The Nature of Science, An Epistemological Analysis,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88, p. 21.)。由于科学和科学理论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科学方法决定的,而其他传统文化部门不用或罕用科学方法,因此方法作为划界标准很早就被提到议事日程。到17世纪,合法性的方法变成科学的标签和标准。威兹德姆提出,方法作为促进划界问题的关键这一基本的自我意识,能够追溯到弗兰西斯•培根。培根明显地反对中世纪含糊的经院哲学思辨和神学思辨,并用近代科学探究方法代替它们(注:C. A. Taylor,Defining Science, A Rhetoric of Demacation,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6, pp.36-37.)。 由于单一的或个别的划界标准难以或根本不可能把科学与非科学、伪科学区分开来(注:马奥尼断言:“建立单一的划界标准的企图可悲地失败了”。他以逻辑经验论和证伪主义这两个视角使用限定的标准加以说明。前者采纳了“意义性”标准,并证明一个陈述在科学上有意义,当且仅当它潜在地是可证实的。可证实性因此变成有意义性的试金石。但是,许多表面上“有意义的”科学陈述并未在技术上是可证实的。对于“反事实的条件断言”无法进行毫不含糊的检验。同样,证伪性也不能把科学和非科学分开,许多非普适的科学陈述是不可证伪的。而且,像“存在死后转生”这样的命题是潜在可证实的,但是完全不可证伪。更要命的是,证伪主义是自身不一的:证伪主义是不可证伪的。参见M. J. Mahoney,Scientist as Subject: The Psychological Imperative,Cambridge, Massachusetts: Ballinger Publishing Company, 1976, pp. 130-131。),有些划界论者便针对科学知识体系也涉及作为研究活动和社会建制的科学提出综合性的划界标准。沃尔珀特和盘托出:“鉴于科学理论可以借助它们的范围、节约(假定和定律越少越好)、明晰性、逻辑连贯性、精确性、可检验性、经验支持和多产性来判断,非专业性的理论只涉及这些标准中的少数几个,而且难得是明确的、或形式的、或连贯的,而且往往是模糊的。科学理论的明晰的或形式的本性不仅凭其本身的资格是重要的,而且也指向科学过程的一个决定性的特征:努力的自我意识的本性。”他在批评波普尔的可证伪性标准时进而指出:“可证伪性是必要标准,但不是充分标准。对于有资格作为科学的对象,它至少需要满足若干标准:它处理的现象应该能够被独立的观察者确认;它的观念应该是自我一致的;它提出的说明应该能够与其他科学分支联系起来;少数定律或机制应该能够说明形形色色表观上更复杂的现象;理想的话,它应该是定量的,它的理论能够用数学表达。”(注:L. Wolpert, The Unnatural Nature of Science, London, Boston: Faber and Faber, 1992, p.ix,p.124. )威尔逊言之凿凿:科学将其证明做得尽可能精确,科学是有组织的、系统的行业,它采集有关世界的知识,并将这些知识精练成可以检验的定律和原理。“科学不同于伪科学的显著特征首先就在于科学知识具有可重复性:同一现象可以重复研究,最好是有不同的研究者来进行,通过新颖的分析和实验,这一研究得到证实或否定。其次,经济性:科学家试图将信息抽象为既简单又美的形式,这种结合称做雅致,这样就可以通过最少的努力获取最多的信息。第三,可测量性:如果某种东西可以用人们普遍接受的接受的尺度予以精确的测量,那么对这种东西所做的概括就会很清晰。第四,启发性:最好的科学可以激发进一步的发现,通常是向着未预见的新方向;而新的知识又再次检验导致做出这一发现的最初原理。第五,也是最后,契合性:在对不同现象所做的诸多解释中,只有那些可以相互联系并被证明彼此一致的解释可以存在下去。”(注:美威尔逊:论契合知识的统合,田?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75页。) 有些综合性的划界标准不仅把科学的三大内涵包蕴在内,甚至囊括科学的社会和文化语境。撒加德认为,划界的判据需要一个包含三个因素的矩阵:理论、共同体和历史情境。“理论”这一因素,涵盖了结构、预测、解释和问题解决等。我们还得考虑理论的支持者所组成的共同体。引入矩阵的第三个要素即历史情境。在这一要素中,我们必须考虑两个与划界相关的东西:一是理论在一定时间内解释新的事实、处理异常事实的记录,二是是否存在可供选择的理论(注:加撒加德:为什么占星术是伪科学?,载任定成主编科学人文读本•大学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页。)。他得出的结论是:“作为科学或非科学的划界对象不是观念或命题,甚或不是理论,而是领域(fields)。一个领域应该被理解为包容理论、它们的应用和该领域实践者在内的历史实体。因此,它是一种社会的以及认识的概念。”(注:P. Thagard,Computational Philosophy of Science, The MIT Press, 1988,pp. 159-173.)泰勒则从修辞视角看科学划界:划界是具有重要的社会的、认识论的和政治后果之实践的、修辞的实现。这突显出下述事实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把科学理解为相互渗透的组分和实践的复杂“生态系统”。他提出作为实践内容的划界观,该实践是通过科学家在不断发展的科学活动中在修辞上议妥的。他没有用辩论证明,科学家有意识地沉思他们日常实践的哲学和政治问题。宁可说,修辞视角把划界描绘为哲学实践的推论的完成(注:参见C. A. Taylor,Defining Science, A Rhetoric of Demacati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6。)。至于有些反划界论者和当代知识社会学的激进派、文化相对主义者把问题推向极端,认为根本不存在科学划界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标准,把科学划界视为在特定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中社会团体的纯粹约定(注:巴恩斯等人就持此说。参见英巴恩斯等主编科学知识:一种社会学的分析,邢冬梅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1页。),则未免失之偏颇,实在不足为训。 三、造成划界困难的原因分析 尽管我们赞同划界论,但是必须承认:在某些情况下,要在短时间内区分科学与非科学、伪科学,也存在较大的困难。造成划界困难的原因何在呢? 其一,科学的内涵是丰富多彩的,外延是不断变化的。科学在历史上是演变的:古代和中世纪的科学与现代科学(以及所谓的后现代科学)的内涵和外延不尽一致,因此很难制定一个固定的、统一的划界标准。正如陶伯所说:边界问题涉及定义科学和非科学的边界的尝试,或者也许更专门地讲,涉及什么构成科学实践、最后构成科学知识之主张 A. I. Tauber,“Introduction”, A. I. Tauber(ed.),Science and the Quest for Reality, Macmillan Press Ltd., 1997, pp. 149.)。譬如,沃尔珀特就提出:社会科学是否是科学?它肯定能够使用某些在所谓的“硬”科学从物理学到生物学中使用的方法,假设也能够被尽可能好地构造和检验。但是,问题在于“尽可能好地”:社会科学的特性是题材复杂,从而要解决的因果关系的困难很大。例如,几乎不可能做等价于物理学中的实验;与生物学相比,也很难运用还原论(注:L. Wolpert, The Unnatural Nature of Science, London, Boston: Faber and Faber, 1992, pp. 124-125.)。 其二,划界涉及各个方面,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从吉林的视角来看,边界问题本来就起因于社会习俗的复杂相互作用 。沃尔珀特也明确指出:科学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借助库恩的范式或波普尔的证伪主义的简单化描述,将不会提供合适的描述。划界问题只有在下述意义上才是现实的:科学是丰富的、多变的、由不同部分组组成的。他建议把划界的着眼点放在科学与社会的相互作用上:“理解科学本性的较少哲学的和较多实用的进路,是审查科学家如何干他们的工作。更多地了解科学家之间的社会相互作用,并考察这些相互作用以及与其他社会部分的相互作用如何影响科学家的工作方式,也许是十分有趣的。科学家不是工作在文化真空和社会真空中。”(注:L. Wolpert,The Unnatural Nature of Science, London, Boston: Faber and Faber, 1992, pp.108-109. )多尔比也注意到,关于科学与伪科学的划界问题,是应用哲学的话题 (注: R. G. A. Dolby,Uncertain Knowledge, An Image of Science for a Changing Worl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93,p.162.)。这实际上就是说,科学划界是实践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