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经济学(共11页).docx

精选优质文档-倾情为你奉上引言 二十年前，念总体经济学很容易。总体经济学家蛮有信心回答以下的问题：什么导致产出和就业有波动？政策应如何回应这些波动？ 教科书层次，广为接受的经济模型以前是IS-LM模型。从John Hicks (1937) 利用这模型解读凯恩斯Keynes (1936)，曾几何时是经济学的革命性视野，一直没有变动。因为IS-LM模型假设价格为已知，另以某些菲利普斯曲线Phillips curve来解释价格调节。有人认为菲利普斯曲线有自然率属性，暗示长期而言经济是自我纠正。 在较为应用的层次，这共识见诸大型的总体经济学模型，例如麻省理工宾大社会科学研究院模型MIT-Penn-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MPS) model。这些模型是许多论文的题目。民间和政府的决策者，蛮有信心利用这些模型以预测重要的经济时序数据，以及评价不同总体经济政策的效应。 到了今天，总体经济学家对本身的答案已经不是那么肯定。学术期刊已少见IS-LM模型；有些经济学家认为这已是过去年代的遗迹，不再教授。只有学术会议偶而提到大型总体经济学模型，但往往带嘲弄之意。今天，研究生的论文不大可能是为了改进MPS模型的一些小节。 总体经济学家的学院派对本行的观感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与之相反，总体经济学用于分析经济就改变不多。IS-LM模型连同补充性的菲利普斯曲线，依然是最好的方法解读报章和决策者提出的经济政策。在企业和政府任职的经济学家依然利用大型总体经济学模型做预测和政策分析。过去二十年的理论性发展对应用总体经济学没有多大影响。 学院派和应用派为何如此悬殊？有些学者认为实作者跟不上形势和最新发展，依然采用过时的模型。这个自以为是的观点不足采信，因为这违反经济均衡的基本特性：有机而不趁势。若然总体经济学的最新发展可用于应用方面，这必然会被采用。这些最新发现对应用总体经济学没有多大影响，最少可以假设应用派认为是没有什么用处。 如果认为过去二十年的总体经济学研究既然对应用没有影响，研究是没有价值；这样的想法也不是对的。过去二十年是总体经济学富饶多产的年代；近期发展不是可以很快就转移为应用的成果。 A. 总体经济学的寓言 科学史的故事有助理解总体经济学的现况。我不是科学史家，不敢担保这全是真实。但无论细节是否真实，故事是现今总体经济学很好的寓言。 大概五世纪前，哥白尼Copernicus提出星球体系的中心是太阳，不是地球。当时他错误认为星球的轨道是圆形；我们现在知道是椭圆形。与当时Ptolemy以地球为中心的说法相比，Copernicus的体系较为优雅，而最后也证明是较有用。但当Copernicus提出这想法时及其后几年，新体系发挥的作用不如Ptolemy，后者预测星球的位置时优胜得多。 想象你是在Copernicus发表这学说时的天文学家。作为学院派，你会研究以改善Copernicus体系，这似乎是简单而满足智力挑战的方法，较可能理解星体运动。如果你是应用派，你会继利用Ptolemy体系。转用较有前途，但准确度稍差的Copernican体系，似乎是过于犯险。就Copernican随后那时期的知识水平而言，学院派和应用派在功能上有分隔是合情合理，也是最佳处置。 本文探讨总体经济学的近期发展。读者对象是任职于商界和政府的应用经济学家，他们往往以寻乐、迷惑、轻视的眼光来看近期的研究。我不是要改变他们，而是说明近期有几项发展指出一些方法更好理解经济，正如Copernicus提出以太阳为中心的体系，能更好理解星体运动。但正如Copernicus终生未能见到他的愿景全面实现，我们也不应期待这些近期发展虽然有前景希望，在最近是不会有很大的实际用处。但是，长期而言，这些发展有许多会深远影响全体经济学家思考经济和经济政策的想法。 B. 共识破裂 在1970年代初期，总体经济学普遍接受的共识因为两个缺陷而摇摇欲坠：一个是实证方面，一个是理论方面。实证方面的缺陷是共识观点未能妥当处理1970年代通胀和失业率上升。理论方面的缺陷是个体经济学原理与总体经济学实作之间有间隙，情况不为智者满意。 Milton Friedman (1968) 与Edmund Phelps (1968)的著名预测把这两项缺陷最为戏剧性和深刻同时揭露。依据纯粹的菲利普斯曲线，容忍长期高通胀是可以达致长期低失业水平。在1960年代后期，共识观念当时处于全盛，Friedman与Phelps以个体经济学原理辩解：如决策者滥用，通胀与失业的实证关系会崩溃；他们解释均衡失业率应取决于劳工供给、劳工需求、最优寻找时间，以及其他个体考虑，而不是货币增长的平均率。随后发生的事情证明Friedman与Phelps是对的：通胀上升，但失业没有永久减少。 菲利普斯曲线崩溃以及Friedman与Phelps的先见，为Robert Lucas (1976) 做好准备全面攻击共识观念。Lucas争辩：组成大型总体经济计量模型的许多实证关系，并不优胜于诸如菲利普斯曲线之类的个体经济学原理。决定大多数总体经济变量的决策，例如消费与投资，关键是取决于对未来经济前景的期望。总体经济计量模型处理期望的手法颇为随意，往往利用看来可信实则随意的代理数据。Lucas指出大多数政策干预改变了人们如何预期未来。但总体经济计量模型的期望代理数据没有考虑到期望的形成已经改变。因此Lucas总结不应该用这些模型来评价不同政策的影响。 Lucas评论成为后起之辈打算摧毁共识观念的号角。共识观念的拥护者辩解采用总体经济计量模型时已经知道有Lucas强力定义的问题，如使用得法，模型依然可以提供有用信息；Lucas评论原则上正确，但实际上不重要。这些辩驳无人理会。 我已经提到，总体经济学的共识观念崩溃是因为两项缺陷，两个都很关键。仅仅是实证或理论的缺陷不足以导致崩溃。作为智力练习，考虑两项反事实译注：在不同条件下有可能发生但与现存事实不符极具启发。假设总体经济计量模型未能解释1970年代的事件，但总体经济学家对这些模型的理论基础有信心。无疑事件可以解释清楚。正如共识观念拥护者时常提出，1970年代的滞胀可以归因于石油输出国家组织的供应冲击以及其他余下的因素。异质变异从来不是理由去抛弃一个本来是好好的模型。 另一方面，假设总体经济计量模型在1970年代发挥得很好，但无论如何Friedman, Phelps与Lucas是指出其个体经济基础之不足，只有沉迷于理论才会为基础不稳固而不安。即使Friedman与Phelps的预言付诸测试，很快就被忘记。理论狂人可能纠缠于Lucas评论，但普遍反应会是：既未亡羊，何必补牢。 但是，总体经济计量模型和共识观念最终在实证上和理论上都失败，导致总体经济学的混乱、分裂、激动；至今依然如是。 C. 研究的方向 过去二十年，总体经济学的研究，大多数是试图处理导致共识观念崩溃的问题。经济学家已集中于重新努力把总体经济学建立于坚固的个体经济学基础。这往往牺牲了研究就当前经济问题的应用。总体经济学家的应用派觉得大多数这些研究似乎是深奥和无用。诚然，从实用的角度看，确实如此。 我想把总体经济学的近期发展分为三类。一如复杂现象的大多数的分类学，我提出的不是完美。有些发展可以归纳于多过一个分类，少许是三种都不是。但分类依然有用，有助理解近年来许多总体经济学家学院派研究项目的动机和目的。 研究的一大分类试图以比过去二十年更令人满意的方法来为期望建模。传统模型更仔细处理期望，往往可能抽出传统模型一些崭新，令人惊奇的含义。过去二十年总体经济学单一最大改变，可能就是广泛接受理性期望的原则。 研究的第二分类是试图利用古典模型解释总体经济现象。这些模型维持一项假设：价格持续调整以均衡供给和需求。二十年前，总体经济学家普遍假设要有一些非市场出清理论来解释经济波动。近期的研究已经指出市场出清模型的含义，比以前认为的更为丰富，不要轻易摒弃。 研究的第三分类试图以新凯恩斯模型重建总体经济学。这分类与结合IS-LM模型和菲利浦斯曲线的教科书模型最为相配。研究可以被视为教科书把凯恩斯分析置于较稳固的个体经济学基础。 期望 理性期望的根源是John Muth (1961)久被忽略的杰出论文。经济学家惯常假设企业会理性争取最大利润，顾客理性争取最大效用。如假设经济参与者在形成对未来的期望时不是理性行事，这简直是精神分裂。在共识观念崩溃之后，大多数总体经济学的研究曾探讨理性期望的假设。就其本身而言，理性期望假设没有实证上的含义，正如假设争取最大效用也是没有实证上的含义。但连同在引入理性期望之前的一些无可置疑的辅助性假设，理性期望假设可以有意义深远和令人惊讶的含义。 A. 与政策无关 就理性期望，最早期和最引起争议的应用，其一是Thomas Sargent与Neil Wallace (1975)，他们断言有系统的货币政策与产出和就业的路径无关。Sargent与Wallace只是把理性期望应用于Friedman与Phelps之菲利浦斯曲线（附加期望）。这样的菲利浦斯曲线假设预期通胀不影响失业，但没有预期通胀会暂时把失业降至自然率之下。但是理性期望假设暗示：有秩序发生的事件或按步就班的政策不会令人们措手不及。Sargent与Wallace理解为有秩序的货币政策只会导致预期通胀；既然不会导致没有预期的通胀，就不会影响失业。若然这是这个世界的描述，那些当经济似乎陷入衰退，就要增加货币增长的政策规则是不能奏效。 Sargent-Wallace结论的意义引起众说纷纭。有认为与政策无关就是理性期望本身的含义。现在，我们知道理性期望根本不是问题。正如Stanley Fischer (1977)指出，以理性期望建立模型是完全可行：有秩序的货币政策可以稳定经济。粘性工资在Fischer模型有关键作用；虽然有理性期望的存在，这模型提出凯恩斯式的政策处方。 Sargent-Wallace文章是重要文献，不是因为与政策无关的结果，而是因为这有助总体经济学家熟悉理性期望的用途：指出无需引用期望的随意代用数据，即可解答这些模型，而带理性期望的解答与较传统的解答可能看来不同。Sargent-Wallace文章是最早期把理性期望应用于总体经济理论，也活生生说明这应用的潜在重要性。 一旦总体经济学家把注意力转移到期望的核心作用，许多问题看来有新面貌。把民间决策者如何形成适用于本身环境的期望纳入总体经济学理论以重新思考，是学院派的主要课题。这取代以大型总体经济计量模型作为研究的主要焦点。 B . 依章办理与斟情处理 在许多重新检视的问题中，最重要的可能是究竟公共政策应该是依章办理或斟情处理。多位作者已经提出崭新和颇有说服力的理由，说明当后果取决于民间决策者的期望时，要质疑斟情处理的政策(Finn Kydland and Edward Prescott 1977; Guillermo Calvo1978; Fischer 1980; Robert Barro and David Gordon 1983)。 反对斟情处理的论点，可以用一个例子简单说明，涉及的不是经济学而是政治：具体来说，是与恐怖份子谈判释放人质的公共政策。美国和许多国家的公开政策是不会为人质谈判。公告天下是意图吓唬恐怖份子。但事实上，恐怖份子有足够理性知道，只要人质在手，公告的政策没有什么力量，而为了人质得到释放作出些许退让可能是势不可当。要真正吓怕恐怖份子的唯一手段是拿走决策者的斟情权力，把永不谈判订为规章。如决策者真的不能作出任何退让，恐怖份子捉拿人质的诱因必然大大减少。 执行货币政策也有同一问题，只不会是那样戏剧性。考虑一个由Friedman与Phelps之菲利浦斯曲线（附加期望）管治的世界，金融当局要兼顾通胀和失业。当局希望大家都预期低通胀，因此在通胀和失业之间取舍时较为有利。但公告有低通胀政策是不足为信。一旦期望形成，当局有诱因为了减少失业而食言。民间的经济参与者明白食言的动机，因而首先不相信公告。正如总统面对人质危机时很想为释放人质而谈判，有斟情权力的金融当局也很想利用通胀减少失业。而正如恐怖份子不相信永不谈判的政策，民间的经济参与也不相信低通胀政策的宣言。 以上分析令人惊讶的含义，就是拿走决策者的斟情权力，有时会更好达成目标。在人质的案例，如政府确实要执行放弃人质这看来是残酷的规章，有较少人质会被捉拿，较少人质会被杀。在货币政策这情况，如金融当局必然要依循没有通胀的政策，通胀会减少，也不会有高失业。 这个货币政策理论有平凡但重要的必然结果。在一种情况下，金融当局有斟情权力，与必然要依循没有通胀政策，都会达致同一后果。如当局不喜欢通胀甚于失业，在斟情权力之下通胀接近零，因为当局没有什么诱因让通胀上升。谁人有责任去任命中央银行家，这结论提出一些指引。另外的方法是制定一些不变的规例来委任对通胀深恶痛绝的人选。 本文提出以人质和货币政策为背景的问题，一般称为最优政策之时间不一致性，在其他背景也会出现。例如，政府可能宣告不征收资本税以鼓励资本积累；但一旦资本积累，政府可能会食言，因为征收资本税不是斟情处理。另一例子，政府可能公告严厉处罚逃税，但一旦有人逃税，政府又想宣告税务特赦以收到更多税款。第三个例子，政府可能宣告给予新产品的发明家短暂垄断以鼓励创新，但一旦有新产品发明，政府又想取消专利以消除垄断价格扭曲。在每一种情况，理性参与者明白政府食言的诱因，而这期望影响他们的行为。在每一种情况，解决办法是拿去政府的斟情权力，改而规定要依循一成不变的政策规则。 C. 实证研究的理性期望 至此，我一直强调总体经济理论的发展。理性期望被广泛接受是方法学原则，这对实证研究也曾有深远的影响。理性期望革命集中于经济参与者在不确定的环境应如何应对，改变了总体经济学家制订理论和以数据测试的方法。以理性期望来重复测试的主题，例子是消费的长期收入理论。Robert Hall (1978) 的鸿文指出这理论之简单而令人惊讶的含义：消费改变应是不可预测。根据长期收入理论，面对跨期预算局限的消费者尽可能把消费平分于整段时期。如此一来，消费是反映消费者对未来收入的期望；只有在消费者修正期望时，消费才会改变。如消费者以最优方法利用全部已知信息，他们对期望的修正应是不可预测，因而消费的改变也是不可预测。简而言之，Hall是利用有效市场假设的逻辑，而不是永久收入假设；经济学家长久以来都是以有效市场假设来解释股价不可预测。 如永久收入假设是这样制定，就很容易测试；只需要把消费的改变以一套滞后变量回归倒推理，就可以预测消费的改变。当Hall运行这些回归时，他发现理论通过测试，至少是一个首近似值；对许多经济学家来说，这颇为出乎意外。季度总消费的改变大多是不能预测。一如股价，消费近似随意行走。 要理解Hall的研究有多革命性，考虑实证研究是如何精确计量是否成功。二十年前，消费的实证研究往往涉及估算消费函数。计量是否成功即是看看估计的方程式有多符合数据；即是R2有高数值。Hall天翻地覆辩解永久收入理论之成立，正正是因为他找到低数值的R2。差别之处是因为Hall没有估算消费函数，而是检视有代表性消费者的跨期一阶条件必要条件，检查消费者是否作出最优化的系统性差误。 现在回顾来看，Hall的成就是较为在方法论，而不是本质方面。Hall总结谓证据强烈偏向永久收入假设。其后的研究，有一些是追随Hall的方法，发现当前收入对消费的影响是大于永久收入假设所预测(Marjorie Flavin 1981; Hall and Frederic Mishkin 1982; John Campbell and Gregory Mankiw 1989, 1990; Chris Carroll and Lawrence Summers 1989)。永久收入假设是否成立，众说依然纷纭，但无疑Hall已经永久改变辩论的条件。 实证研究的理性期望法，以前是革命性，现在是标准手法。从Hall的消费研究衍生的Euler方程法，是最先进的发展。研究者用这来研究劳工供给、劳工需求、耐用消费品的开支、企业的固定投资，以及存货积累。虽然这些新技巧不可能完全取代旧有的经济计量方法，但已在实证经济学者的工具箱占有永久地位。 b/新古典总体经济学/b 因为Lucas起初攻击标准的总体经济学作法，是强调以不足的方法处理期望，总体经济学家的首要任务是学习如何处理理性经济参与者的洞见。在新古典革命的早期阶段，一些经济学家相信可以容易修改总体经济计量模型，似乎只需以理性期望取代不完美的期望代理数据。后来发觉这是过于乐观，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新古典革命的目标是重建总体经济学，以总体经济学的偏向和技术为开始。新古典经济学家在追逐这目标时，又维护以下的原则：个人必然会最优化，以及更引起议论的市场必然出清的说法。 A. 信息失真 最早期的新古典模型目的在产生一个货币商业周期或称经济周期。要做到这样，他们稍为偏离Walras范式，假设价格的信息失真(Lucas 1972, 1973)。假设人们懂得本人生产货品的价格，是多于所购货品的价格；因此会混淆整体价格水平移动（这无关重要）与相对价格移动（这有关重要）。没有预期通胀令到个体以为他们生产的货品之相对价格暂时高价，因而增加供应量。这故事暗示产出取决于通胀偏离预期通胀。这样的话，信息失真假设是用于产生Friedman与Phelps的期望补充的菲利浦斯曲线。 虽然商业周期理论在1970年代广受注意，但近年来吸引的信徒不多；其失势之理由并不明显。批评者认为对价格水平的混淆，不足以产生在商业周期内产出和就业的大规模变化。实证证据一般也是不支持(Barro and Zvi Hercowitz 1980; Mishkin 1983)。但没有完全令人信服的证据可以解释这方法为何被众人放弃。 B. 真正商业周期 新古典传统的研究最近强调真正商业周期(John Long and Charles Plosser 1983; Barro and Robert King 1984; Prescott 1986)。这理论开始时假设科技变化速度有颇大的随机波动。因为科技波动引致相对价格波动，个体就会理性地改变劳工供给和消费。依据这理论，商业周期是经济对现有生产科技的自然和有效反应。 商业周期模型的优点，在于其高度简约，同时又稳固建基于个体经济学原理。这包括常见于经济增长研究的标准跨期一般均衡模型，只是稍为修改以包含科技的随机变化。这些模型模仿重要的经济时间序列，模仿是出奇的好。Edward Prescott挑衅地总结商业周期不是迷团；而是因为经济波动是标准增长模型的自然含义，倘若没有商业周期才是迷团。 真正商业周期理论与1960年代的共识观念相互径庭。我提出这些模型的三项假设：二十年前会认为是可笑，到了今天依然争议不休。 其一，真正商业周期理论假设经济经历现有生产科技巨大而突然的变化。许多真正商业周期模型解释衰退是科技退化的时期，即是社会的科技能力减弱。批评者认为科技大变化，尤其是科技退化，是难以置信(Summers 1986; Mankiw 1989)。一般较为普遍的假定是科技缓慢进步。 其二，真正商业周期理论假设就业波动反映愿意工作的人数变化。因为就业波动幅度大，而劳工供给的决定因素（真实工资和真实利率）只是稍微变化，这些模型要求闲暇是随着时日可以大幅度被替代。这项假设与许多劳工供给的经济计量研究有冲突；这些研究利用个体的数据，一般都指出跨期替代弹性很低(Joseph Altonji 1986)。这项假设与许多经济学家先前的强烈信念也有冲突：衰退时期的高失业率大多是非自愿。 其三，真正商业周期理论假设货币政策与经济波动无关；这理论之命名由此而来。在真正商业周期理论在1980年代初期加入辩论之前，几乎全体总体经济学家都同意一项见解：货币关乎重要。虽然对系统性货币政策能否稳定经济有争议，但一般都接受拙劣的货币政策导致经济不稳定。真正商业周期理论家利用旧有的凯恩斯论点挑战这观念；论点就是货币与产出之任何关连都是因为货币供给是内生的(King and Plosser 1984)。理论家也不重视似乎塑造许多其他经济学家观念的货币政策效应轶事实证，例如1980年代初期Volcker降低通胀。译注：Volcker，1970年代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为了成功降低通胀（从10降至4），不惜付出高失业的代价（1983年为10）。 C. 部门移转 另一个新古典方法是部门移转理论，强调劳工在部门之间移转时调整成本高昂(David Lilien 1982; Fischer Black 1987)。一如真正商业周期理论，部门移转理论遵从古典二分法，没有算及货币骚扰；与真正商业周期理论不同之处，是稍为偏离Walras范式：假设工人从旧部门移转至新部门时有一段失业期，或许是为了找寻工作。根据部门移转理论，衰退期就是因为有更多部门冲击，因而部门要调整较多。 虽然还有许多实证工作要做，但现有实证的比重似乎不支持部门移转理论。如工人因移转到新部门工作而在衰退期自愿失业，我们应该见到高失业率伴随高空缺率。但观察波动所得正好相反：高失业时，报章的招工广告也减少。况且虽然部门移转理论提出工人在衰退期转工，实际情况似乎是相反：测量到的劳工走势是顺应周期 (Kevin Murphy and Robert Tope1 1987)。这些结果指出部门移转理论似乎不能令人信服是符合从观察经济波动所得。 部门移转理论的倡议者辩解这样的实证不具说服力。有可能是因为部门调整过程要有一段时期的高失业和低收入，因而降低全部部门产品的需求。因此我们观察到在衰退期空缺少，转工也少，即使衰退是由于部门之间要重新分配劳工。现时的形式很难以实证分辨部门移转理论与真正商业周期理论；后者强调整体经济的科技波动或凯恩斯理论；凯恩斯理论强调总需求波动。 新凯恩斯总体经济学 许多总体经济学家一直试图在Walras范式内解释经济波动，许多其他总体经济学家又一直试图利用演化自凯恩斯通论的非Walras方法。凯恩斯派这标题是如此广泛和空泛，许多研究者的理论都用得上。若然全部凯恩斯经济学有一个共通主题，那就是相信经济波动不是反映经济面对口味和科技变化时的Pareto效率反应，而是某种大规模的市场失效。 反复出现在众多凯恩斯理论的市场缺陷，是工资和价格未能实时调整以平衡供给与需求。短期的工资和价格反应迟钝，肯定是1960年代共识观念的主要假设。摧毁共识的致命缺陷是没有足够理论解释这项假设。我在下文以历史排序概述近期研究的三条路线，各自强调价格失效，未能出清市场。这研究可视为主要是想提出有说服力、精明又实在的总体经济学推理的理论基础，稍作修改以重新树立共识观念。 A. 固定价格与一般不均衡 以Barro与Herschel Grossman (1971) 的大作开始，1970年代的研究大多数利用一般均衡理论的工具检视当价格固定于非市场出清水平时，市场是如何互动。欧洲的总体经济学家尤其多研究这题目(Edmond Malinvaud 1977; John Muellbauer and Richard Portes 1978; Jean-Pascal Benassy 1982) ，以最严格精密方法说明如价格不调整，数量是如何调整，以及在固定价格的情况下，经济政策如何影响产出和就业。 这些模型的重要结果是经济行为极度取决于那一个市场的需求过高，以及那一个市场的供给过多。在两种制度下会有失业；失业就是劳工供给过多。第一种制度称为古典失业：企业可以在货品市场卖光；因为真实工资过高，以至全部劳动力未能在有利润的情况下全部就业。第二种制度称为凯恩斯失业：企业未能以目前价格卖光；因为货品市场的数量限制，所以有人失业。两种制度之间分别突出凯恩斯理论反复出现的重要问题。市场缺陷导致衰退期的高失业，是在劳工市场或货品市场？如两个市场都有缺陷，彼此如何互动？进行不同研究项目的凯恩斯理论家近期曾经留意这些问题，稍后再谈。 因为这些一般均衡模型是在1960年代共识流行之前提出，模型没有直接想弥补导致崩溃的缺陷。这些模型集中于固定价格的影响，回避为何价格不调整至市场出清这问题。新古典革命似乎影响美国学者较大，美国的凯恩斯派不是那么关注固定价格之下的数量调整，而是建模价格调整过程。 一旦注意力转移到价格调整的问题，就暴露出这些一般均衡模型不协调的方面。这些模型把固定价格加诸本来是Walras式的经济体。但要分析价格如何调整这问题，必先要承认一些经济参与者是可以控制价格。因此，要先跳过一般均衡理论的受价假设，明确纳入订出价格的参与者，例如有某些市场力量的工会和企业。但是，一开始思考有订立价格者的经济体，其行为看来似乎与以下的经济体不同：在另一个经济体系，价格是由Walras式拍卖人订立，但他为了一些无名理由，没有选择均衡价格。因此，源于Barro与 Grossman的一般不均衡模型，本来是为了解答以下的问题而设计：例如固定价格下的数量调整，但看来可能不是解答的最佳架构。简而言之，数量调整的问题似乎是不可能独立于价格调整的问题。 B. 劳工合约与粘性工资 要解释为何经济偏离Walras式理想，大多数研究集中于劳工市场。凯恩斯本人强调工资的反应迟缓行为。因此，当对新古典革命抱怀疑态度的经济学家试图维护凯恩斯经济学时，很自然以劳工市场为开步点。 有研究主流建模劳工市场未能出清，是因为劳工合约事先订明企业可以购买劳动力的名义工资(Jo Anna Gray 1976; Fischer 1977; John Taylor 1980)。这些模型的首要吸引，是如实反映所见到的制度。许多工人有事先决定名义工资的正规合约，其他人似乎与雇主有不正规协议。把这观察所得纳入总体经济模型，这对执行货币政策有重要含义。含义之一是Sargent-Wallace的与政策无关见解并不成立：如名义工资不能响应经济骚扰，那么经常有系统响应的货币政策可能是稳定经济的工具，虽然有理性期望的假设。大体上，固定的名义工资让金融当局可以控制真实工资，因而控制就业。 这些基于名义工资合约的模型在三方面受到批评。其一，从来没有以个体经济学原理来解释这些合约的存在。如产出和就业的大规模、没有效率的波动是因为这些名义工资合约，为何工人与企业达成这些合约？很明显，最优化合约不会产生凯恩斯合约模型依赖的工资粘性。因为失业工人视本身闲暇的价值，是少于企业对他们劳动力的评价，落实这些合约有相当和明显的得益。 其二，虽然有事先订明名义工资的合约存在，这些工资（一如模型所假设）对决定就业有何重要作用并不明显。许多工人有终生工作。在长期关系的背景，在任何时段付出的工资不是必然相等于劳工的边际产品；现货市场才是如此。反之，工资更像是分期付款。例如，一些大学教授的年薪分九个月支付，一些分十二个月；这些差别与教授一年来的工作努力或边际产品没有任何关系。同样，留意到有些粘性工资不足以暗示劳工分配没有效率。 其三，真实工资的周期性行为看来似乎与纳入事先决定名义工资的模型以及标准向下斜的劳工需求表保持一致。在大多数这些模型，总需求的负面冲击降低价格水平，提高真实工资（因为名义工资固定），因而减少劳工的需求数量。在波动是被总需求推动的情况下，真实工资应该是反周期。但数据中的真实工资似乎与经济活动没有稳定关系，或可能看起来是有一些儿顺周期。例如，在声称由紧缩货币政策推动的1982年严重衰退，真实工资与前后几年相比没有多大分别。对反周期真实工资的预测很难与实证吻合。 这些批评是否严重，经济学家的意见不一。最低限定，这些劳工合约模型的问题，迫使凯恩斯派在学术讨论中退守。 C. 垄断式竞争和粘性工资 凯恩斯派总体经济学家不满意强调名义工资粘性的模型，改而在1980年代把注意力投向劳工市场和货品市场。很多研究投入于检视垄断式竞争的企业，这些企业改变价格时承担少许选单成本(Mankiw 1985; George Akerlof and Janet Yellen 1985; Michael Parkin 1986; Olivier Blanchard and Kiyotaki Nobuhiro 1987; Julio Rotemberg and Garth Saloner 1987; Laurence Ball, Mankiw, and David Romer 1989)。字面上，选单成本只是发布新价的资源。较为隐喻和实际来说，选单成本包括通知顾客所需时间，顾客为价格改变而懊恼、以及即使只是想要改变价格而投入的工夫。 这个研究方向日子尚短，未能判定有多大影响，或是猜测什么问题会是较为严重。暂时颇为清楚的是：强调货品市场，可以避开只是基于粘性工资的凯恩斯模型备受折磨的三个难题。 其一，这些新模型可以用严谨的个体经济学术语解释订价者未能恢复均衡。当货品需求减少，垄断式竞争的企业减价无需什么诱因。但因为垄断定价之前已扭曲价格，社会从减价得到的好处可能相当庞大（第一阶），即使企业的得益较少（第二阶）。虽然社会因粘性价格有重大损失，如企业的选单成本即使只是少许，企业还是维持旧价。 其二，许多我们留意到的粘性价格与名义工资不同，粘性价格有分配资源的明显重要功能。例如，报摊的杂志价格多年不变(Stephen Cecchetti 1986)。很难去辩解这些价格只是在长期关系的背景中的分期支付，因此无关重要。 其三，这些带选单成本的模型不是暗示反周期的真实工资。一旦引入价格粘性作为重要原素以解释经济对总需求改变的反应，真实工资可以是顺周期或与周期无关。再者，如价格粘性结合可见工资只是分期付款的观点时，可以得出凯恩斯派结果而工资路径变得无决定作用和无关重要。 因为这些理由，寻找名义粘性已从劳工市场转移到货品市场。但是，要引伸为凯恩斯派现已涵盖均衡劳工市场，这说法是错误。反而更普遍的是以多种防止真实工资下降至劳工市场均衡的真实粘性来解释失业。只有在解释名义粘性和货币非中性时，注意力才转向货品市场。 在劳工市场许多为人注意的真实粘性，效率工资模型可能是最流行(Yellen 1984; Jeremy Bulow and Summers 1986; Katz 1986; Joseph Stiglitz 1986)。这一类模型的共同特点，是企业面对永久失业时不减工资，因为这会降低生产力。工资如何可能影响生产力，有不同理由提出来解释。社会学解释是低收入工人不会忠于企业。基于逆向选择的解释是低工资降低员工的平均素质，因为只有最佳员工离职。效率工资最流行的解释是躲懒。因为企业监察员工不是完完全全，工人有时会冒着被辞退的风险而躲懒；低工资减少被辞退的成本，更多人躲懒。在所有这些效率工资理论，工资对生产力的影响降低企业面对劳工超额供给时减少工资的诱因。如生产力效应是足够的大，把劳工市场移向供给与需求均衡的正常竞争力量是不存在。 David Romer (1990) 这篇重要论文已经说明由选单成本导致的名义粘性，被真实粘性提高，例如效率工资。选单成本阻止因为总需求减少而减价。工资未能下降，企业成本依然高企，因而确保没有诱因减价。因此，虽然单单是真实工资粘性无助于理解经济波动，因为这只指向古典失业，总需求没有作用；真实工资粘性连同选单成本是凯恩斯不均衡的有力新解释。 总结 本文启端，我提出总体经济学的近期发展类似天文学的Copernicus革命，实时没有什么实用价值，但最终带引进入更深层的理解。或许这比喻是过于乐观。Copernicus有愿景，知道旧范式何处出错，新范式会是如何。在过去十年，总体经济学家只是踏出这过程的第一步；第二步如何进行，还有很多异议。批评现况无疑比改进容易。但过去二十年的一些发展已广为接受。虽然有一些经济学家依然怀疑期望是否理性；一些关于期望的调查，证据不一而足，但理性期望的原则已经植根于经济方法学，成为企业争取最大利润和家庭争取最大效用的原则。有关依章办理与斟情处理的辩论依然持续，但时间不一致性已普遍接受是斟情处理政策的难题。最基本的，几乎全部总体经济学者都同意，基于稳固的个体经济学原理的总体经济学，在研究议程上应占比以前为高的位置。 但是，关于商业周期理论的其他议题，似乎没有动作走向新的共识。新古典派和新凯恩斯派各自在本身的范式大步迈进。要解释经济波动，新古典理论家强调科技骚扰、闲暇的跨期取代以及真实商业周期。新凯恩斯理论家现在谈到垄断式竞争、选单成本以及效率工资。更为普遍的是，古典派继续相信可以在无摩擦市场模型内理解商业周期，而凯恩斯派相信要解释经济波动，必然要用上不同类型的市场失效。 总体经济学理论的近期发展，最终的裁判是基于这是否证明对总体经济学家的应用派有用处。随着时日，效率工资、真实商业周期和过去十年的其他突破不再是那样新鲜。学术研究必然转向其他题目。但近期的一些发展，很可能将来会永久改变全体经济学家如何思考和讨论经济行为与经济政策。二十年后，我们就会知道那一些发展可以在初期的辩论中逃出生天，从而渗透经济学家看世界如何运作的概念。专心-专注-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