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问题何以无解(共9页).doc

精选优质文档-倾情为你奉上食品安全问题何以无解?作者：章剑锋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0-08-13  浏览：2776   专访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陈君石院士食品安全问题已成为困扰中国的一个包袱。政府目前正集中精力对付此事，可惜阴影不散。7月，“三聚氰胺”死灰复燃，再现江湖，青海省一家乳制品厂的产品被检测出“三聚氰胺”超标500余倍，举国哗然，说明食品安全工作异常艰巨，随时可能出现反复风险。在此前后，一些疑似食品安全与卫生事件接连发生，我们的食品供应环境愈发显得扑朔迷离。困局难破，食品安全症结何在？中国面临的情况究竟有多么棘手？本刊记者就此问策于中国工程院陈君石院士。陈院士是一位权威的食品安全专家，他的主要工作是旨在帮助政府更好地提高监管效率。 打不败的三聚氰胺南风窗：三聚氰胺超标奶粉屡次重出江湖。政府官员表态说“要一查到底，要坚决打击”，为什么又无法令行禁止？陈君石：政府不可能知道2008年产生了多少非法添加三聚氰胺的奶粉，怎么可能掌握所有这些信息？当时三聚氰胺主要问题是出现在婴幼儿配方奶粉上。国家质检总局的统计，我们差不多有200家生产婴幼儿配方奶粉的企业。美国有多少？只有4家。那普通奶粉企业有多少家？不知道。我相信政府也不掌握这个情况。不仅是政府不好发现问题，小企业本身就会出问题，这些小企业的素质就摆在那儿的。国家质检总局有一个论点，就是说我们大型食品企业虽然少，但市场占有率非常高，这是事实。但几十万小型企业的市场占有率虽然低，出点问题就够了，用不着都出问题。我们必须看到，这些中小型企业尽管所占份额不多，他们生产的东西我是不吃的，你也是不吃的，要进北京的大超市也是进不来的，但是很多老百姓还在吃，很多地方都在吃。这是我们社会发展的必然阶段。这绝不意味着政府不该监管，消费者要求政府加强监管是天然合理的，但你也得考虑切合不切合实际。只有生产者依法生产、依法养殖、依法种植，我们的问题就少了。南风窗：大家的困惑，是2008年“三鹿事件”中当事人依法该抓的抓了，该枪毙的也枪毙了，怎么事情到现在还没完？究竟哪里出了问题？陈君石：食品安全问题不会随着我们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就不见了，它会和我们长期同时存在。我们有两亿多的农户，在分散地从事食用农产品的生产，食用的，或作为食品加工原料的粮食、蔬菜、水果等，大多是两亿多农户用分散的生产方式生产出来的，就我们对于农民的文化知识、素养和守法意识的了解，市场上买回来的蔬菜，要农药残留百分之百不超标，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现在检测样品的数量，不能说太少啊。在瘦肉精的兽药残留上，农业部早有规定，瘦肉精是不许用的，但你知道养猪有多么分散么？非常分散的，现在政府一声令下，所有养猪户都不用瘦肉精了？我绝不是为政府推卸责任。监督两亿多的农户，你要有多少监督员去监督啊。另外一个背景，我们有50万左右的中小型食品生产企业。10万元以下就盖个厂房，员工10个人以下，你说这些食品生产、加工企业，还不包括餐馆，他们的素质，你就拍拍脑袋想想，使用食品添加剂都不超标，糖精都合格，防腐剂使用都合格？这也是不现实的。什么时候这两个背景得到根本性改变，我们的生产就比现在要安全得多了，也就是说三聚氰胺这种事情基本上就不会有了，也不可能没有被销毁。因为显然现在是没有被销毁啊。你想想，我这个乳品企业本来就不太大，好容易生产出来了那么几十或几百吨超标奶粉，我能舍得把它销毁么？我往农民家里头一放，过一段又卖给别的企业了。政府查得过来么？食品安全法的出炉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但绝不是一个法就能改变整个基本状况，实施这个法比不实施好，但是不能说问题就不再出现了。三聚氰胺问题没有了，出来一个四聚氰胺，这也没什么奇怪的。当然是不该有的，但现在是市场经济，这是能够杜绝的么？ 食品安全是与非南风窗：今年的海南“豇豆事件”，武汉市农业局最先曝光出来，三亚市农业部门对此“特别的不理解”，认为不应该这样做，据说按照通常做法，这种情况只限于内部通告，曝光出来“于国于民都无益”。两个部门掐出一个“潜规则”。您怎么看这个现象？要曝光还是不要曝光？陈君石：这个豇豆事件，应该不是太奇怪的事情。我不认为是普遍存在潜规则。假如他们说的整个行业是这样的，那肯定是不对的。“豇豆”被查处有非法使用的农药残留，当然要曝光，但问题要讲清楚，我们已经处理了，并未对消费者造成危害。另外，媒体老喜欢说“毒豇豆”，在我们医学上这个毒字是不能随便用的，毒的就是说吃了要中毒的。其实这个所谓的“毒豇豆”，吃了也不会中毒，因为含量没有那么高。你要光说这个豇豆不合格，不说“毒豇豆”，消费者的神经不会崩得那么紧。南风窗：今年的“农夫山泉”事件，也有人指是潜规则作祟。三亚工商局也承认了错误，您怎么看这个问题？陈君石：检验是不应该出错的，但你知道我们有多少检验机构啊？这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我们是分段的监管，检验机构也分散在各个部门，而且现在检验机构是越来越多，工商局本来是没有实验室的，现在也要有了，因为管流通环节啊。这些实验室跟我们食品生产企业一样，他们的素质，有很棒的，有中不溜的，当然也有很差的。海南的这次检验肯定是有问题的。假如这个事情没有什么背景的话，技术上发生点差错也是可以理解的。任何工作都会出错，当然它绝对不应该出错，而且是代表政府出的报告，是作为执法依据的。南风窗：工商局作为一个政府职能部门，怎么可以出错呢？你是监管者啊，这样一来，叫大家怎么对你有信心？陈君石：起码他有一点没有做到，就是复查。这个是有规定的。曝光以前，应该复查，这个环节是必须的，因为谁也不能保证第一次检测就是对的。这个事件，先不管他技术水平怎么样，就是工作程序就没有对头，这个责任是逃不了的。就是工商局的责任。（没了下文）当然了，应该有所交待，咱们都讲透明度。南风窗：“五常香米”最近也是闹得人心惶惶，本来就没有那么多产量，厂家往普通米里掺香精，以次充好。陈君石：假如真的是加了香精，那这是个弄虚作假的问题，不等于食品安全问题。香精是可以食用的。我不赞成把假冒伪劣的食品和不安全的食品划等号，我承认假冒伪劣食品中有一部分确实是不安全的食品，但绝大部分假冒伪劣食品不构成安全问题。假鸡蛋，吃了没问题。五常的香米，也是。假冒伪劣不等于不安全食品，我这个观点到目前为止是失败的。没有一个政府官员愿意接受。他们认为打假是食品安全工作中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所以农业部去打假，卫生部去打，司长要去打假，部长也要去打假。南风窗：就是说我们在用对付食品安全问题的精力和投入去对付假冒伪劣食品，杀鸡用了牛刀？陈君石：假冒伪劣跟食品安全问题的处理和对待，完全不是一回事儿。你划等号以后，一是无形中夸大了食品安全问题的数量，本来没有这么多问题，你假的也算进来，问题就多了。第二，处理打假是谁的责任？处理食品安全又是谁的责任？打击假冒伪劣食品主要是地方政府的责任，充其量工商部门应该介入，农业部、卫生部有他们的职能，应该集中力量去管好职能范围内的食品安全问题，我觉得卫生部去打假就是不务正业。 妥协出标准南风窗：食品安全标准现在清理整合进展怎么样？陈君石：我们有横向的标准，比如污染物的标准，添加剂的标准，农、兽药残留的标准等，纵向的有乳和乳制品的标准，肉和肉制品的标准等，多得不得了，不可能一天之内全部按食品安全法完成清理，出台新标准。现在第一个乳和乳制品标准已出台了，第一套66个标准公布了。多么艰苦啊，从2008年末就开始了，国务院直接指令的，乳和乳制品的标准一定要先清理整顿。讨论了一年多，开了不知道几十次的会。我要说60次可能还少了，仅仅是专家会。还有不同层次的会，因为不是一家说了算，我们很复杂，是分段管理。现在出一个标准就难得不得了。标准是一个妥协的产物，一定是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点，不同的部门有不同的观点，到最后只能有一个标准，怎么不妥协呢？不妥协就出不来标准了。妥协就是折中，你让一步我也让一步。南风窗：打架怕是难免的。陈君石：讨论必然打架。今年年初成立了国家食品安全标准审评委员会，就打破了原来的食品卫生标准体系、质量标准体系，全打乱了，这么一个多部门组成的审评委，下面分了十几个专门委员会，一类标准由一个分委员会来评审。这个机构已经成立，而且开始运作。除了乳和乳制品66个标准，今年年底以前还有几个要出台，大概都是横向的标准，就是适用于各类食品的，食品添加剂、农药、兽药残留、污染物等，横向标准打架可能性会少一些，影响面又大，就把它放在前面了。本来计划是在两年之内把所有标准都清理整顿完毕，但是很多专家认为太冒进了，做不到。总而言之，我的意思是说这不是一个很快的事情。现在叫做食品安全标准，也就是与食品安全无关的质量指标应该不纳入，这件事情本身就不容易。我是管质量的，我愿意放弃么？这次媒体最为关注的乳和乳制品标准，生乳蛋白质含量从2.95%倒退到2.8%，这个指标跟安全性没多大关系。有什么必要制定生鲜奶的蛋白质标准？我作为企业，愿意收购什么样的就收购什么样的，让企业决定不好么？收购来2.8%的和3%的做出来的奶粉都一样，只是价格和成本不一样，从安全角度来讲没区别。可是，管生鲜奶的部门就坚持要设这个标准。最后就妥协了。还有脂肪，干嘛要定乳的脂肪标准？现在很多人愿意吃脱脂奶了。但是这次我们的标准中就规定了。食品安全法明文规定的是安全标准，但跟安全无关的质量指标，原来是存在的，现在要把它拿掉，你说难不难？ 南风窗：您参加会议，有提什么建议？陈君石：我去听听，也讲了几句话，结果遭到某些专家的攻击。我就是说，这个蛋白质、脂肪标准不是安全指标。那可不得了，这些专家搞了多少年的乳制品，就说你可不要把我们这个乳制品行业给毁了。我有这么大能量么？这其实不是我一个人的观点，只不过别人讲得比较含蓄。 监管部门思想不端正南风窗：您怎么评价我们的食品安全监管状况？陈君石：中国食品安全的监管力度，表现在监督员之多，监督频率之高，抽检样品之多，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我们现在看重终端产品抽查，这是最落后的监管模式。到这个时候了你来管他，没用了。食品安全监管，开始全世界都是做终端监管，后来发现不解决问题，还得从过程抓起，先进国家现在主要都是过程监督，监督企业的生产过程。南风窗：过程监管在中国行不行得通？陈君石：难度很大。我们有50多万中小企业啊，放到美国也没办法过程监督。那么多的企业，大的本来不太需要监督；小的，也监督不过来。这要一步一步来。首先要思想端正，现在监管部门思想上并不端正。你看QS这个标准，本来是“质量安全”，摇身一变，变成中文说是“生产许可”。生产许可就是一个过程许可，我许可你生产，是监督生产过程，不保证你产品合格。可是现在QS贴在了每一个产品的包装上，这不是一个笑话么？本来应该放弃国家担保企业产品的质量。政府干嘛要保证你这个产品质量啊？但在终端产品包装上还贴上了，变成政府对你每个产品都负责任，政府都许可？但这是政府规定，必须贴上，不贴就不许卖。所以说这是矛盾。历史上，QS和免检是一个性质，都是国家来担保。这本来是企业的责任，企业是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食品安全法写得非常清楚，政府干嘛去包？本来过程监督是响当当的事情，政府发个证书就完了，如果出了不合格的产品，我就狠狠地罚你。生产许可证仅仅是第一步，然后要有生产的规范，监督员进厂检查，要看他遵不遵守规范，而不仅仅是抽样检查。但是，企业按不按规范，我怎么知道，我就看你的生产记录，我突然来了，你不可能重新编一个记录吧？国外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过程监督比抽样检查要先进得多，更科学，也更省劳动力。过程监督最大的阻碍，还是认识问题，我们已习惯于终端产品抽检为主，如果真的减少终端产品抽检，很多实验室就没有活干了。如果自2004年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研究启动开始算起，一个五年计划已经过去，5年间基尼系数在上升，收入差距在持续扩大，分配不公日益严重，然时至今日，改革仍然踟蹰不前，几无作为。如此境况，对于即将到来的“十二五”规划，收入分配改革能够取得突破的前景让人不容乐观。 改革共识不足和许多改革的难点一样，国民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喊了很多年，但仍然空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收入分配改革起步艰难作者：本刊记者 邢少文 发自广州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0-10-19  浏览：2106   如果自2004年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研究启动开始算起，一个五年计划已经过去，5年间基尼系数在上升，收入差距在持续扩大，分配不公日益严重，然时至今日，改革仍然踟蹰不前，几无作为。如此境况，对于即将到来的“十二五”规划，收入分配改革能够取得突破的前景让人不容乐观。 改革共识不足和许多改革的难点一样，国民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喊了很多年，但仍然空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在大方向上仍然没有取得统一共识。还停留在目前这个阶段是要讲效率优先，还是公平效率同时兼顾的争议上，比如财力的积累是不是到了可以重新进行收入分配格局调整的时候？经济发展速度还要不要放在第一位？财政支出结构要不要调整？要不要大规模发展基础设施？等等，这都导致很多政策出不来。”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教授对本刊记者说，“目前在发展与稳定的关系上，政府对稳定因素的估计仍然不足。”现状却是，多年来经济增速优先的发展路径下，GDP增速虽然连年高于8%，但收入差距也越来越大，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从2000年开始，中国基尼系数已越过0.4的警戒线，2006年已升至0.496，2007年为0.48。“现在应该在0.5。”李实说。在收入分配格局上，根据国民经济核算统计，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代表劳动者所得的劳动者报酬占GDP50%以上，2001年后这个比重不断下降，到2007年已降至39.7%。而代表政府所得的生产税净额和代表企业所得的固定资产折旧及营业盈余占GDP比重则分别由1990年的11.7%和34.9%上升到2007年的14.2%和46.1%。中国经济长期以来处于一种失衡的状态。在GDP的占比中，居民消费不到35%，投资和产出却占了65%，是典型的投资扩张型而内需严重不足的经济模式。这种投资扩张又是以政府为主导的，而政府在二次分配上的不合理，又进一步抑制了居民消费和内需扩大。在二次分配中，政府的财政收入比重居高，但支出比例不合理，如各级部门行政开支过高，行政开支比例占财政收入竟达26%，而日本只占不到3%，欧洲许多国家也不到4%。近年来中国GDP每年增长10%左右，但税收和行政开支的增长速度却是百分之二三十，地方政府还拥有数额庞大且缺乏监督的卖地款等预算外开支。种种原因导致高收入人群与低收入人群的差距扩大化，根据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的调研，城乡合计，全国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55倍，而不是按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推算的 21倍。中国实际收入差距要远大于统计显示的水平。城乡二元化结构又成为缩小收入差距的一道阻碍，户籍制度、社会保障体系的差异化，使得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化。中国（海南）发展与改革研究院院长迟福林的研究指出，目前，城乡名义收入差距为3.31，若把基本公共服务，包括义务教育、基本医疗等因素考虑在内，城乡实际收入差距已达561。问题已然清楚，但在改革的路径上，仍然还在争议不休。“路径上大概存在三个争议，一是标本兼治抓什么？标比较清楚，本是整个经济和社会体制的问题。二是到底先抓一次分配还是先抓二次分配？第三是抓什么重点？是控高（收入人群）还是提低（收入人群）或扩中及其他？”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对记者说。 政府责任与市场机制的争议虽然自“十一五”以来，外界一直在呼吁改变收入分配结构和收入分配体制，但相关的政策措施有限，行政力量和市场机制的平衡问题充满争议。在一次分配领域，即提高劳动者收入方面，工资条例（草案）的讨论至今仍无明确信息，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推行10年来，效果也几近于无，在今年来各地依靠政府部门力量强推，但也招来了诸多争议。“在一次分配领域过多地强调政府的作用，可能会给劳动力市场带来一些负面的东西，当前中国的劳动力仍然供大于求，大幅度的提高工资可能就会适得其反。在最低工资标准上，政府该制定一定的标准，但更多应该让市场发挥作用。”李实认为。“目前的首要问题不是就业人群的工资快速增长的问题，而是没有就业人群的就业问题。政府的责任在于进行人力资源的培训和投入。”他说。工资集体协商效果不彰的原因在于没有一个完善的机制保证，目前连接劳资双方谈判的工会组织形同虚设。政府应推动工会组织的建设，谈判则交由劳资双方去执行。苏海南则指出，政府在一次分配中应该发挥宏观调控作用，但应把握好度。现在有些地方搞“运动式”的集体协商，要求企业必须按照工资指导线来增加工资，则会破坏劳资之间的博弈关系。“要划分清楚维护公平正义和与民争利的界限，凡属维护公平正义、扶助弱者的事，政府应该定规则，当好裁判员；凡属老百姓赚钱的事，政府应不插手。其次，要划分清楚市场主体自己能够处理的事与处理不好的事的界限，能够按市场规律和政府规则自己处理好的，政府不管或少管。”他说。“中国基尼系数最低的地方是浙江，最高的地方是贵州。浙江的老百姓创业多，民营企业多，中等收入人群庞大，而贵州个体私营经济少。贵州、甘肃、青海等地的基尼系数都高。”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举例。对政府责任的指责更多来自部门垄断与行业垄断所带来的高利润，造成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问题上，反垄断法2007年颁布至今已有3年，但垄断状况非但得不到改善，甚至有趋向恶化之嫌。垄断行业的工资改革制度由于缺乏公开透明的成本机制和激励机制，其改革的可信度也大打折扣。在一次分配领域，政府更需解决的根本问题则在于减少对经济的干预，由于政府对经济过多的干预，导致大量的腐败和灰色收入，这是导致收入差距拉大的一个主要原因，要破除部门垄断和小金库。二是如何解决各种市场中的资源定价问题，由于资源定价的行政垄断，市场配置资源得不到有效的发挥，造成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人群之间收入的差距过大。“政府过多干预经济一是扭曲市场运行规律；二是导致企业的效率下降；三是直接导致官员的收入畸型，收入分配秩序混乱。”苏海南说。中国国民收入分配体系存在巨大漏洞和严重制度缺陷。目前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原因，主要不在于市场化，而在于制度不健全所导致的腐败和灰色收入。 突破之难今年3月至7月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围绕“十二五”规划编制展开了4个月的专题调研，形成了15个专题调研报告，其中即有关于国民收入分配体制问题的调研报告。8月23日，全国人大财经委在这份报告中提出：尽快出台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而在此之前的2007年2009年间，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前后共举行了6次征求意见讨论会的草案，今年3月曾上报国务院，后被退回，目前仍无消息。“遇上经济不稳定的时候，发展第一的想法又占据了上风，收入分配的首要任务又开始动摇，提高两个比重（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与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迟迟不能落实。十七大提出改革收入分配体制，但落实的具体措施几乎没有。十八大召开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新招？现在看不到。”一位受访专家指出。据悉，即将于10月1518日举行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将审议“十二五”规划，据有关专家透露，收入分配改革将在规划中有所体现。但总体来看，“期望不要过高，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可能性不大”。既缺乏认识统一的基础，同时又面临着既得利益群体的阻碍，“调整政府与企业的分配关系，涉及中小企业要不要减、免税的问题，改变劳动收入和政府收入的关系，涉及个税起征点要不要调高的问题，财税部门不同意。改变不同行业收入差距的问题，涉及央企红利要不要全民分享的问题，充实社保基金怎么做？国资委不同意。”上述专家指出。“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改变大格局是不容易的，十二五期间也并非要改变这一格局，而是要对一些分配不公的因素加以有效解决。”李实说，“解决政府对经济干预过大导致的腐败和灰色收入问题，以及资源定价扭曲的问题，也就为之后的收入分配改革解决了一个社会信任的问题。”而二次分配的解决目前来看更显艰难，以养老保险为例，由于前期民生欠账过多，现在中国社会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空账高达万亿之巨，而且空账每年还以1000多亿元的规模扩大，而个人账户现有实际资金的总额不超过500亿元。如何合理分配财政资金，提高民生投入的比重，是二次分配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路径就是建立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加强有效的管理预算开支，建立财政支出的监督制度，这都涉及一系列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乃至政治体制的改革。”苏海南说。在城乡二元化结构上，中央提出“十二五”期间重点推进城镇化建设，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户籍制度和城乡社会保障统筹制度仍然困难重重。“按照我们的估算，城镇化如果提到50%以上，间接会促进农民收入提高7个百分点。”苏海南说，但城镇化仍然会是比较长期的过程。李实则指出目前的城镇化面临着片面地推进土地城镇化、经济城镇化而非人的城镇化的现象。只有真正提升农村人力资本，才能真正改善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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