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锁高管与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传染效应(共11页).doc

精选优质文档-倾情为你奉上连锁高管与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传染效应 摘要：本文以2003-2009年发生过财务重述的A股上市公司及于其拥有连锁高管的公司为样本，研究盈余管理行为在连锁高管网络中是否具有传染效应。研究表明，财务重述公司处于“传染期”的连锁高管数目越多，其盈余管理行为越有可能通过连锁高管网络进行传染。同时还发现，在与重述企业连锁的非重述企业的连锁高管网络容易被“污染”，产生“劣币驱逐良币”效应，不良会计行为更容易在连锁高管网络间传播；当连锁高管是独立董事和监事会成员时，会提高盈余管理行为通过连锁高管网络进行传染的可能性。 关键词：连锁高管 独立董事 监事会 盈余管理 传染效应 一、引言 社会镶嵌理论认为经济人是在社会网络内的互动过程中做出决定的，个人行为和制度镶嵌在社会网络中（Granovetter，1985）。企业间的连锁网络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网络，日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任兵、区玉辉和彭维刚（2004）认为连锁董事是指一个企业的董事同时也是企业的董事，是企业因连锁董事而形成的企业间联系所构成的企业间网。毛成林、任兵（2005）研究发现企业间的连锁董事网络是影响企业的经济行为的重要因素。国外研究提出上市公司的连锁董事不仅具有监督作用，而且还充当了公司间信息沟通的重要桥梁，并提供专家建议（Ronen and Yaari，2010）。近年来，国内外的学者开始关注并研究企业间的连锁网络是如何影响企业的行为与绩效。相关实证研究表明企业间的兼并与收购决策、投资决策、追溯期权的薪酬惯例、交易所牌价决策等企业行为都可以通过连锁董事网络进行传播（Cai and Sevilir，2009；Cohen et al.，2008；Bizjak et al.，2009；Rao，et al.，2000）。现有研究企业间连锁网络的文献一般都只限于连锁董事网络，很少有涉及监事会与管理层，本文把所研究的企业间的社会网络进行拓展延伸，重点研究“连锁高管网络”。 本文所指的“高管”包括公司的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和管理层成员，并参考已有文献对“连锁董事”的定义做出“连锁高管”的定义：若一个公司的高管同时也在另一个公司任职，则称为“连锁高管”。本文结合中国的经济背景研究研究盈余管理这一会计行为在连锁高管网络间的传染性。与西方国家学者的研究范围及侧重点有所不同，本文把连锁网络的范围从连锁董事网络拓展到连锁高管网络，并重点关注企业的治理结构如独立董事和监事会成员在连锁高管网络中的影响。本文旨在从以连锁高管为代表的社会网络的角度出发，探索中国企业公司治理与会计行为质量之间的关系及特点。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一 ）连锁高管网络与盈余管理行为的传染效应 本文主要研究在中国的经济背景下，盈余管理行为是否会在上市公司的连锁高管网络间传染。本文以中国2003年至2009年间发生过财务重述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切入点。Chiu，Teoh和Tian（2013）的研究通过阅读财务重述的公司重述公告判断出这家公司开始进行盈余管理的第1年，认为从第1年到财务重述报告之日这段期间为“重述期”，并定义“重述期”的第1年为一家公司进行盈余管理行为的“操纵期”。Shi等（2011）的研究则表明，会计行为的传染效应在董事的连锁建立时起至连锁解散之间都是存在的。本文综合参考以上两篇论文的研究，把一家财务重述公司开始进行盈余管理的第1年到财务重述报告之日这段期间定义为“重述期”；同时考虑到盈余管理行为具有一定的隐蔽性，有可能出现在最早的公开信息暴露之前，而盈余管理行一旦开始后很可能延续到下一年，本文把将“重述期”的第1年设为T，将一家重述公司进行盈余管理行为的“操纵期”定义为T-1至T+1这3年，见图（1）。若把盈余管理行为比喻为病毒，本文认为，当重述公司处于“操纵期”时，其盈余管理行为最具传染性。正如病毒具有潜伏期，盈余管理行为也可能具有潜伏期，因此允许盈余管理行为具有2年的潜伏期，即认为若一家重述公司在第t年处于“操纵期”且拥有连锁高管，那么连锁高管在第t年及接下来2年都可能充当“传播媒介”，及t至t+2年都属于重述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传染期”见图（2）。由此进一步推断，重述公司与其他公司具有连锁高管，且连锁高管的任职期在“传染期”这段期间，那么与重述公司连锁的这家公司以后也很可能进行盈余管理，并导致发生财务重述。Bijak等（2010）的研究表明企业往往会模仿与之有连锁董事的公司所做出的决策。而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还表明一个组织中个体往往倾向于遵循“社会惯常做法”即使他们知道这种“社会惯常做法”是不对的（Asch，1951）。因此本文认为具有连锁高管的公司之间会相互模仿其会计行为，即会计行为能通过连锁高管网络进行传染，且连锁高管的数目越多，证明企业间的网络链条越多，越有可能加强企业间相互模仿的可能性。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若财务重述的公司在“传染期”拥有的连锁高管数目越多，盈余管理行为越有可能通过连锁高管传染，与之相连锁的企业在以后进行盈余管理并导致发生财务重述的可能性越大 （ 二 ）连锁独立董事与盈余管理行为的传染效应 卢昌崇和陈仕华（2009）发现2008 年中国资本市场超过80%的上市公司有连锁董事，在连锁董事中，连锁独立董事所占比例从2003 年至2009 年都在65%-70%。弱联结优势理论认为，社会经济特征相类似的个体之间易形成强联结发展起来，而社会经济特征不同的个体之间易形成弱联结。强联结所得到的信息具有较高的“冗余性”和“同质性”，而弱联结更容易充当跨越社会界限获取知识、信息等资源的桥梁，也更可能将某些群体内部的重要信息传递给不属于这些群体的其他个体。公司董事会成员一般分为成内部董事和独立董事。内部董事大部分都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日常工作中接触机会多，互相之间的关系就属于公司内的强联结关系，进行治理决策的时候，会出现信息同质化程度高和信息冗余的情况；而独立董事一般为高校教授、法律财会专家等独立的外部人士，与企业内部董事的信息交流相对较少，背景差异较大，且独立董事之间相互交集较少，因此内部董事与独立董事之间的关系以及独立董事之间的关系属于董事网络的弱联结关系。如果独立董事兼任多家公司职位的时候，接触的知识和信息更加多元化和差异化，从而能给公司董事会决策带来更多样化知识、信息和资源，容易充当企业之间的“桥梁”（Cai and Sevilir，2012）。根据结构洞理论，网络中的某个个体与某些个体建立直接联结，但与其他部分个体未发生直接联结，就会形成有洞的结构网络，即所谓的“结构洞”（Burt，1992）。在关系稠密的网络中，每个行动者所能获得的信息都基本相同，存在大量的冗余信息，而在关系比较稀疏的网络中存在一些结构洞，处于结构洞地带的行动者能够得到处于结构洞两端的不同的关系稠密地带的信息，能够得到大量异质性信息，并有利于行动者利用这些差异化的信息取得先行优势或主导地位。在董事网络中，每个公司的非连锁董事与其它公司的董事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而是通过连锁董事的关系间接地交流，那么每个公司董事间不同的网络小群体就构成了整个上市公司董事网络的结构洞。连锁董事提高了整个上市公司董事网络信息的异质化和交流性。独立董事在连锁董事中占有主要地位，因此独立董事因结构洞而获得的信息优势和控制优势比其他普通连锁董事更明显，即作为企业间信息媒介的作用也更为突出。连锁董事是连锁高管的重要组成部分，故连锁独立董事在上市公司的连锁高管网络中也应具有十分突出的地位。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 二 ）相关性分析 如表（2）所示，在对所有自变量和控制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时，我们发现所有变量之间并不存在高度共线性，但变量Emlinkno与Bdlinkno的相关系数是所有变量之间最高的，为0.356，说明一般具有较多连锁高管的企业也会和较多的公司具有连锁关系，即连锁高管在不同的公司间分布较分散。 （ 三 ）回归分析 模型（1）的Logit回归结果见表（3），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变量Emlinkno的系数为0.116，显著性水平位5%，表明连锁高管的数目与盈余管理行为的传染性存在正相关关系，即一个处于“操控期”财务重述公司在“传染期”的连锁高管数目越多，其盈余管理行为越有可能通过连锁高管网络进行传染，与之相连锁的公司在接下来越有可能也会进行盈余管理并发生财务重述，支持了假设1。变量Bdlinkno的系数为0.107，显著性水平为1%，说明连锁公司的数目与盈余管理行为的传染性存在正相关关系，即一个处于“操控期”财务重述公司在“传染期”的连锁公司数目越多，其盈余管理行为越有可能通过连锁高管网络进行传染，与之相连锁的公司在接下来越有可能也会进行盈余管理并发生财务重述。此外，控制变量中的董事会规模Boardsize系数为负且显著，显著性水平为1%，说明董事会规模越大盈余管理行在连锁高管之间的传染效应越弱。控制变量市值面值比MB系数为正且显著，显著性水平为5%，说明若公司高速增长，其会计政策的稳定性欠缺，更容易通过连锁高管网络受到连锁重述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感染。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否兼职这一虚拟变量Duality系数为负且显著，显著性水平为1%，说明一人身兼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时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治理效率，使公司反而不易受到连锁重述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感染。模型（2）的Logit回归结果见下表（3）。自变量Emlinkno和自变量Bdlinkno的交乘项系数为正且显著性水平为1%，说明处于“操纵期”的重述公司拥有的非重述连锁公司的数目越多，会加强其盈余管理行为在连锁高管之间的传染性。这表明好的会计行为在连锁高管网络间的传染性相对不良的会计行为的传染性要弱的多，甚至好的会计行为的连锁高管链条会被不良的会计行为所“污染”，反而进一步加强了不良的会计行为的传染性。在中国，社会对财务重述公司的惩罚力度相对于西方国家如美国的企业而言是较轻的，这使财务质量较差的公司得以在市场中广泛存活，并对财务质量较好的公司进行侵染和驱逐，产生“劣币驱逐良币”效应。模型（3）的Logit回归结果见下表（3）。虚拟变量Indep表示连锁高管是否为独立董事，是为1，否则为0。虚拟变量Indep与连锁高管数目Emlinkno的交乘项系数为正且显著性水平为1%，说明连锁高管是独立董事对盈余管理行为在连锁高管网络间的传染性具有影响，且是提高了处于传染期的财务重述公司盈余管理行为通过连锁高管进行传染的可能性。假设2得到验证。这一检验结果证实了独立董事在中国上市公司的连锁高管网络中的重要的“桥梁”作用，印证了独立董事在企业网络中的重要地位。模型（4）的Logit回归结果见下表3。虚拟变量Sup表示连锁高管是否为监事会成员，是为1，否则为0。虚拟变量Sup与连锁高管数目Emlinkno的交乘项系数为正且显著性水平为1%，说明连锁高管是监事会成员对盈余管理行为在连锁高管网络间的传染性具有影响，且是提高了处于传染期的财务重述公司盈余管理行为通过连锁高管进行传染的可能性。假设3得到验证。这一结果表明在中国上市公司中，监事会在非正式企业治理层面，即企业网络层面，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五、结论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处于“传染期”的连锁高管数目越多，其盈余管理行为越有可能通过连锁高管网络进行传染。实证结果还体现出了与西方国家实证研究结果有所不同的地方，反映了在中国具体的经济条件下连锁高管网络的一些特点：与重述企业连锁的非重述企业容易被“污染”，产生“劣币驱逐良币”效应；当连锁高管是独立董事和监事会成员时，会提高盈余管理行为通过连锁高管网络进行传染的可能性。结合公国上市公司的具体情况，我们应高度关注企业治理委员会尤其是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对企业间信息传导、行为传染的影响，要充分意识到连锁独立董事和监事会作为企业间信息沟通的“桥梁”作用，要注意避免不良会计行为通过连锁高管网络在企业间传染，以综合提高企业的会计行为决策的质量及会计稳健性。本文从非正式公司治理的角度即社会网络的角度出发，探寻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在公司治理中所发挥的特殊作用，为以后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本文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银行债务契约、财务报告质量与公司投资效率”（项目编号：）及“财务重述的外溢效应与公司投资决策”（项目编号：）的资助 参考文献： 1李维安、郝臣：中国上市公司监事会治理评价实证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2卢昌崇、陈仕华：断裂与重构： 连锁董事及其组织功能，管理世界2009年第5期。 3毛成林、任兵：公司治理与连锁董事问的网络，中国软科学2005年第12期。 4任兵、区玉辉、彭维刚：连锁董事、区域企业间连锁董事网与区域经济发展，管理世界2004年第3期。 5谢德仁、陈运森：董事网络：定义 特征和计量，会计研究2012年第3期。 6Cai， Y.， Sevilir， M. Board Connections and M&A Transactions.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12. 7Chiu， P.， Teoh， S. H.， & Tian， F. Board interlock and earnings management contagion. The Accounting Review ， 2013. 8Granovetter， M.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5. 9Hirshleifer， D.， Teoh. S. H. ，Herd .Behaviour and Cascading in Capital Markets： a Review and Synthesis. European Financial Management， 2003. 10 Lieberman， M. B.， Asaba， S. Why do firms imitate each other？.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6. 11Shi L，Dharwadkar R，Harris D.Financial Accounting Practices and Interlocked Corporate Governance.Available at SSRN ， 2011. （ 编辑 聂慧丽 ）专心-专注-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