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民之末”：徘徊于社会体系边缘的商贾阶层.doc

【精品文档】如有侵权，请联系网站删除，仅供学习与交流“四民之末”：徘徊于社会体系边缘的商贾阶层.精品文档.一个可毁可誉的另类人群-“四民之末”：徘徊于社会体系边缘的商贾阶层之一中国这个超稳定的社会，实际上主要是由两个体系支撑的，一是权力体系，一是伦理体系。这两个体系，被董仲舒统一归纳为“三纲五常”。三纲，既是权力体系，同时也是伦理体系，但它主要彰显的是权力的强迫性和绝对性，君对臣拥有绝对权力（这其中也隐含了臣或官对民拥有绝对权力），父对子拥有绝对权力，夫对妻拥有绝对权力；五常，是依附于权力体系的伦理体系，它以道德规范人的思想与行为，进而潜移默化地塑造人们恪守伦理的自觉性。通过这个权力、伦理双重体系，中国人基本就被一网打尽了。然而，百密一疏，商人却时常会成为实事上的例外。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商人始终属于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根据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做的考证：“士、农、工、商谓之四民，其说始于管子（管仲）。”另据国语·齐语记载，管仲还曾说过：“四民者勿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哤（语言杂乱），其事易。”显然，当时的为政者不仅把商贾定位在了四民之末，而且试图对他们严加限制。事实上，这种定位本身即隐含着深刻的矛盾。在春秋战国时代，国君们都知道商贾利于国家富强，因而争相招挽，以使“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途”。就连把商人安排在四民之末的管仲，也是通过大兴盐海之利把齐国的经济繁荣起来，才让齐桓公有资格争霸天下的。或许，也正是由于管仲对商贾的了解，才清楚了他们的“利害”。在中国，“利”和“害”始终是联系在一起的。统治者都知道了商人的“利”，也都看清了商人的“害”。孔子的弟子子贡是个成功的商人。司马迁曾经写道：“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也就是说，子贡坐着四马并辔的车子，带着束帛作礼品，到各国走访，享受诸侯的宴请。而各诸侯国的君主们，对他只行关系对等的宾主之礼（不行君臣之礼，即“分庭抗礼”。）司马迁又说：“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执而益彰者乎。”说句不好听的话，孔子的名声所以遍布天下，都是子贡人前人后吹嘘的，这就是得财势之助，而使孔子的名声“益彰”。在中国政治文化尚处于萌芽阶段的古代社会，商人就成了一个让统治者十分头痛的群体。任何君主都不喜欢“分庭抗礼”，更不希望商贾凭借自己的财富形成声势。他们尤其担心，商人富埒王侯之后，威胁以权力为核心的社会等级秩序。于是，商贾必须成为“贱商”，必须被排斥在权力与伦理体系的边缘。士农工商，四民之末，是将其政治权力边缘化；锱铢必较，无奸不商，是将其在道德伦理方面边缘化。扭曲的历史环境，培养了畸形的、缺少精神支撑的中国商贾，使他们成为可毁可誉、面目模糊的另类人群。商人，在今天普遍使用的现代汉语词典里是这样解释的：贩卖商品从中获取利润的人。这是一种不含褒贬，中性客观的身份描述。然而，历史并非如此。“商人”这个词自它诞生那天起，其实就已经隐含了政治歧视的内容。文史界一个公认的观点是，商人作为一种职业称谓，始于周武王伐纣灭商之后。周公为了巩固政权，禁止殷商族人参政，只许经商，“商人”之名，即由此出。对当时的情况，顾颉刚先生曾做过这样的分析：“商人拥有优厚之田园而不得作政治活动，愚拙者固务其农耕，才俊之士不安于保守，则起而服贾，仗其财力，比于封君，亦得与政权相抗衡。此商人之所以多为贾人，贾人号为商人也欤？”（商人释名）也就是说，商人，是“以一代人之名为一类人之通名”。周人开创了歧视“商人”的先例，从这以后，历朝历代的为政者纷纷效仿，对商人进行各种限制。史记·平准书：“（汉初）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史。”从司马迁的这段记载可以看出，汉代不仅沿袭了禁止商人从政的旧例，而且连“衣丝乘车”都不行了，从此也就彻底杜绝了“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的可能，这是“辱”。而更严厉的是“重租税”的抑商政策，这是“困”。到隋文帝开皇十六年（公元年）也曾下诏规定，工商不得仕进。唐制工商杂类不得预于仕伍，“依选举令，官人身与同居大功以上亲，自执工商，家专其业者不得仕。其旧经职任，因此解黜，后能修改，必有事业者，三年以后听仕。其三年外仍不修改者，追毁告身，即依庶人例。”(旧唐书卷四八食货志上，卷四三职官志)按照这个“选举令”，不但工商不能入仕，连已经入仕的官人同居大功以上人员的亲属，也不许经营工商业了。在宋朝，“工商异类”与孝服未除、僧道反俗者一样，都不能混入举子试。“工商异类”，这个称号本身即满含歧视与偏见。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群体像商人这样遭受过如此长期的、有组织的政治打压。这种打压在本质上是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也是与现实生活充满矛盾的。早在汉初，著名政治家晁错就曾经说过：“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论贵粟疏，见汉书·食货志)这种现实生活与权力、伦理体系之间的冲突是具有破坏性的。“有钱能使鬼推磨”、“贫贱夫妻百事哀”、“一分钱难倒英雄汉”老百姓以自己的生活经验，早就看穿了权力、伦理体系的虚伪性与欺骗性。所以，尽管在正统话语体系里经商做买卖是让人轻视的，可实际上几乎人人都喜欢经商，也会经商，就连那些农夫村妇也要时不时地挑着担子、挽着篮子去赶集交易，赚点正常收入之外的“活钱儿”。全民经商，是不被官方史家承认的另一种民族传统。到了明、清两朝，随着工商繁荣与捐纳制度的出现，虽然对商人入仕有了许多松动与变通的办法，但是，官方主导的士农工商社会分层并未产生根本性的动摇。由于这种历史性的边缘化，使中国商人始终未能培养出自身特有的职业精神与道德操守，而一代又一代相继发迹起来的商人们，则轮番处于一种“暴发户”的状态。尽管明清时代的各大商帮试图主动依附传统的伦理体系，自命“儒商”，并以“信义”相标榜。然而，从本质上说，他们所依附的主要目标仍然是权力体系。无论是以仕进为目标的“捐班”，还是官商勾结以寻求保护，他们始终无法摆脱权力的阴影。在同一时期的英国，商人与国王的关系已经形成了平等的契约关系，中国的商人却始终处于任人宰割的从属地位。无论如何，正如管仲在数千年前所发现的，商人与威权专制，具有天性的冲突。中国历代统治者重农抑商的历史，不仅造成了政治经济的全面停滞，彻底阻断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而且逐渐引发了社会伦理体系的崩溃。因为，专制政体始终无法解决“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的现实矛盾。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与现实环境下，中国的商人们或许有过暴发的狂喜，却很难感受到这种职业带来的光荣与快乐。谁是经商从政的鼻祖？-“四民之末”：徘徊于社会体系边缘的商贾阶层之二经商从政的鼻祖当仁不让的是吕不韦。吕不韦，阳翟（一说濮阳）的大商人，贩贱卖贵是他的谋生手段，也是他的特长。在他眼里，这世上的一切都是可以谋利的商品，其中也包括“人”。一次，他去赵国的都城邯郸贩货，偶然见到了秦国的人质异人（即子楚，秦始皇的父亲）。这次偶然的相遇，让他发现了一个重大商机，回家之后，便和父亲有了这样一段大胆得令人吃惊的对话：（吕不韦）谓其父曰：“耕田之利几何？”曰：“十倍。”“珠玉之赢几倍？”曰：“百倍。”“立国家之主赢几倍？”曰：“无数。”曰：“今力田疾作，不得暖衣余食；今建国立君，泽可以遗世。愿往事之。”先秦，大一统的皇权专制尚未确立以前，是中国历史上最富想像力的时期。无论是王公贵胄、文武之士，还是布衣商贾、山野村夫各展才智，都不乏奇思妙想。“立国家之主赢几倍”，吕不韦把一个商人的想像力发挥到了极致。而他第一次见到子楚这个活生生的人，就说了一句赤裸裸的商业术语：“此奇货可居。”其实，在秦国太子安国君的二十多个儿子里面，子楚应该算是最不起眼的那一个。他母亲夏姬不受宠爱，他本人被外放到赵国当人质，当时秦国又不断对赵国兴兵攻伐，更让他身处窘境。这种窘境不仅是政治外交上，还有经济上的。司马迁说他当时的境况是：“车乘进用，不饶，居困处，不得意。”正是由于子楚“不得意”，吕不韦才有了做成这笔“大买卖”的机会。机不可失，他主动去游说子楚了。吕不韦不仅有想像力，还有几分幽默感，他和子楚的这场交易，在看似玩笑之间开始了。身为布衣的吕不韦对子楚说：我能让你光大门庭。子楚一听就笑了，讥讽道：你还是先光大自己的门庭，然后再来光大我的门庭吧。吕不韦说：你有所不知，我的门庭要等你的门庭光大之后才能光大。就这样，吕不布与“奇货”子楚结成了利益共同体，开始了“立国家之主”的商业投资。这项投资计划的启动经费是“千金”，吕不韦交给子楚五百金，让他改善生活环境，结交天下宾客；他自己拿着五百金，买了些奇珍异玩，直接奔秦国去讨好华阳夫人了。华阳夫人是安国君的正夫人，深受宠幸，却没有儿子。吕不韦利用她没有儿子这个心病，乘虚而入，通过她说动安国君立子楚为嫡嗣。从此，子楚从安国君的二十多个儿子当中脱颖而出，成了秦国的合法继承人，而吕不韦“立国家之主”的庞大商业计划也取得了初步成功。有两个女人在这场交易当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一个是前面提到的华阳夫人，另一个就是吕不韦的宠妾，后来成为太后的赵姬。子楚这人平庸而好色，一见到赵姬就被迷住了，涎着脸求吕不韦割爱相让。最初，吕不韦非常愤怒，可转念一想，为了这个“奇货”几乎把全部家当都投进去了，绝不能功亏一篑。结果他出于商人的本性，连自己喜欢的女人也作为本钱押上了。赵姬隐匿已经怀孕的事实，成了子楚的女人。赵姬生下儿子，取名政，就是后来的秦始皇。子楚因此立她为夫人。秦昭王在位五十六年死，太子安国君为王，华阳夫人为王后，子楚为太子。一年后，安国君也死了，子楚继位，以吕不韦为丞相，封文信侯，食邑河南洛阳十万户。经过长线投资，这笔“立国家之主”的买卖果然获得了暴利。子楚（庄襄王）在位三年，年幼的太子政继位，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家僮即有万人之多。“立国家之主”虽能赢利无数，却也是个十分危险的买卖。随着秦王政渐渐长大成人，这种危险性也在不断加强。始皇九年，太后（赵姬）与嫪毒私通事发，吕不韦受到牵连，险被秦始皇诛杀。从此，吕不韦的运势开始急转直下，先是被免去相国职位，后来又要逼他全家离开食邑河南迁往蜀地。吕不韦见大势已去，最终在惶惶不安中饮鸩自杀。作为一个商人，吕不韦或许是成功的；作为一个政治家，吕不韦是失败的，甚至不得善终。无论作为商人还是政治家，他都是一个极端缺乏道德感的人，所以司马迁说他是孔子所定义的那类“闻”者，是色仁行违，大奸似忠的佞人。吕不韦和许多著名历史人物一样，并不真正关心道德操守，也不可能完成个人道德提升。但是作为一名商人出身的“相国”，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都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特点。在政治上，主张君道虚，臣道实。他说：“君道无知无为而贤于有知有为。”在君权专制的社会，“虚君”是士农工商的共同愿望，也是几千年来中国最优秀分子追求的共同目标。俗话说官不扰民，民自富。君权与官权，一直是中国人的压迫者。在经济上，主张尚农的同时鼓励工商，以致在当时秦国的工商业者“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和职业荣誉。在文化上，吕不韦召集门客集体编纂了吕氏春秋。这部著作的产生过程虽然有点像目前政府花钱搞的文化工程，却不失为先秦时期的一部重要典籍，它反映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以及它所保留的科学文化史料，都已经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珍贵的历史遗产。在吕不韦以商业操作“立国家之主”几十年之后，改朝换代的手段被楚霸王的“取而代之”和陈胜吴广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全面取代，中国历史进入了暴力、血腥、屠戮的野蛮轮回！谁是弃政从商的先贤？-“四民之末”：徘徊于社会体系边缘的商贾阶层之三弃政从商的先贤，当算辅左越王勾践称霸诸侯的范蠡。    范蠡，是中国历史上的传奇人物。史记中的越王勾践世家和货殖列传都对他有过生动的描述。他先是作为一位成功的政治家、军事家出现的，后来他又摇身一变成了杰出的商人。这种人生角色的完美转换用现在时尚的说法是所谓的“华丽转身”，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属于凤毛麟角，就是世界历史人物中也不多见。因此司马迁说：“范蠡三迁皆有荣名，名垂后世。”    提起卧薪尝胆的故事，一般人想到的往往是越王勾践，进而夸大其所谓隐忍的意志力。其实，主导整个故事发展方向，并且最终使它有个圆满结局的，却是足智多谋的范蠡。如果没有范蠡、文种两人左辅右弼，漫说是“尝胆”，就是勾践一辈子把苦胆当饭吃，也不可能战胜吴王夫差，更别说称霸诸侯了。司马迁是目光锐利的历史观察家，也是叙事大师，在越王勾践世家里，范蠡一出现，就突出了他的睿智。    勾践继位的第三年，他听说吴王夫差日夜练兵，要来报两年前的杀父之仇，便想先发制人，主动兴兵伐吴。范蠡极力劝阻，苦口婆心地对他说：“兵者凶器也，战者逆德也，争者事之末也。阴谋逆德，好用凶器，试身于所末，上帝禁之，行者不利。”可勾践还是一意孤行，结果自取其辱，兵败夫椒，被困会稽山。事到如今，勾践才没了主张，不得不回过头来向范蠡问策了：“因为不听你的话，落到了这步田地，现在怎么办？”范蠡告诉他：“卑辞厚礼以遗之，不许，而身与之市。”先用谦卑的言辞、厚重的礼物，如果不行，你就以身相许，主动去给人家做随从。对范蠡的话，身陷危局的勾践再也不敢怠慢，立刻打发大夫文种去吴国送礼求情了。而范蠡那简单的两句话，成了后人所说的“定倾危之计”。    范蠡、文种作为勾践身边的两位重臣，“苦身勠力”二十余年，终于灭掉了吴国，尽雪当年会稽山之耻。对越王勾践和大夫文种来说，算是功成名就了，甚至可以说是达到了他们生命中最光辉的顶点。而对范蠡来说，这不过是他人生转型的开始。    在多如繁星的著名历史人物当中，并不缺乏越王勾践这样的“明君”，也不缺少大夫文种这样的能臣。然而，如范蠡这般对君主的残暴本质有着穿透性认识，因此能够急流勇退，远离权力核心，同时，又对人生有着积极的追求，因此退隐而不避世，转战商场，靠智慧发家致富的复合型人才却是十分罕见的。    范蠡是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奇人。他出走后，时而自称“鸱夷子皮”，时而自号“陶朱公”隐姓埋名，都为他的后半生蒙上了一层浓重的传奇色彩。范蠡那次急流勇退的出走，实际是躲避杀身之祸的逃亡。就此，司马迁通过范蠡写下的两封信，让我们看清了整个事件的真相。在勾践称霸诸侯之后，范蠡也成了上将军。然而，“范蠡以为大名之下，难于久居，且勾践为人可与同患，难与处安。”所以，他的第一封信是写给越王勾践的，核心内容是“臣请从会稽之诛”，说白了就是主动负担当年勾践受辱会稽山的责任，要求勾践按照“主辱臣死”的逻辑杀了自己。他当然并不想死，不过试探勾践罢了。而勾践的回复表面上看似对他敬重有加，其实已经含了杀机：“孤将与子分国而有之。不然，将加诛于子。”有史以来，普天之下，哪个君王肯与自己的臣子分享国家，共有政权？若此，还称什么“孤”，道什么“寡”？显然，“分国而有之”是假，“将加诛于子”是真。范蠡一听这话，急忙收拾细软，带上家人亲信“乘舟浮海”，落荒而逃了。    范蠡安全到达齐国之后，变名易姓自称“鸱夷子皮”，然后他又发出了第二封信，这封信是写给昔日同僚大夫文种的。他对文种说：“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荣，子何不去？”文种见信后，没有像范蠡那样在第一时间出逃，而是“称病不朝”，结果被越王赐死。文种以自己的死，证明了范蠡的断判，也造就了“兔死狗烹”这句著名的成语。    在刚刚说过了“狡兔死，走狗烹”之后，紧接着，范蠡又为后人留下了一句成语：计然之策。从“兔死狗烹”到“计然之策”，揭示了范蠡人生转型的内在逻辑。    计然，相传是范蠡的老师，曾提出过“六岁穰，六岁旱”的农业循环学说和贵出贱取等经商致富的“积著之理”，是中国古代为数不多的经济学家之一。当初越王勾践受困会稽山，任用范蠡、计然管理经济，修之十年而国富。    在看清了“兔死狗烹”政治前景之后，范蠡满怀感慨地说：“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家。”计然之策，可以富国，也能兴家。过去范蠡已经将其行之于国，现在，那个国家再也和他没有关系了，他要将其行之于家了。从此，计然之策在汉语里成了生财之道的代称。    在越王勾践世家里，司马迁先后两次把“苦身戮力”这个词用在范蠡身上。前一次是这么说的：“范蠡事越王勾践，既苦身戮力，与勾践深谋二十余年，竟灭吴，报会稽之耻”；而后一次则是这样写的：“范蠡浮海出齐，变姓名，自称鸱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产。”同是“苦身戮力”，前一次是为越国为勾践，后一次是为家为自己。    以范蠡的智慧，再加上一番“苦身戮力”的经营，没过多久就“致产数十万”。可是，人怕出名猪怕壮，他刚刚过上安定富足的日子，麻烦又来了。“齐人闻其贤，以为相”。范蠡接到这个消息，自然很有几分得意，而更主要还是对官场的恐惧，所以喟然叹曰：“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至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于是，赶紧退还相印，散尽家财，随身只带了些珍宝，又一次走上了逃亡之路。这回范蠡把自己的隐居地选在了陶（山东定陶）。与那次从越国匆忙之间“浮海出齐”只顾逃命不同，他此番选择隐居地又多了一层生意上的考虑。在当时的地理概念里，定陶是天下的中心，也是万商云集的贸易枢纽。范蠡认为在这里落脚谋生，可以迅速致富。于是他自谓陶朱公，再次艰苦创业，父子一道耕垄亩，牧养牲畜，同时贵出贱取，“候时转物”，以逐什一之利。没多久，他又成了家资巨万的富翁。过去的范蠡、鸱夷子皮，如今又以陶朱公的名字广为人知了。    范蠡住在定陶期间，曾经有过一段安稳舒心的日子，还在这里生下了自己的小儿子。可这小儿子刚刚长大成人，他的二儿子却因为杀人被囚禁在了楚国。范蠡说：“杀人偿命，理当如此。但我也听过千金之子不死于市的说法。”便打算让他的小儿子带上千镒黄金，前去探视，以便伺机相救。正当他小儿子将要出发的时候，他的大儿子来了，闹着非要代替小弟弟去楚国。范蠡不肯，大儿子便以自杀相威胁。他自以为是家中长子，这么大的事，父亲派小弟弟出面是看不起他，驳他的面子。见儿子要自杀，当母亲的急了，说道：“让小儿子去，也不见得就能救活二儿子，倒先把老大逼死了，这可如何是好？”无奈之下，范蠡只好同意长子去楚国。他给住在楚国的好友庄生写了一封密信，又反复叮嘱自己的长子：“你只需把这千镒黄金交给庄生，任其处置，无论如何不要与他争辩！” 范蠡长子匆匆上了路，临行前，还自作主张多带了数百镒金。事后证明，这个好自作主张的长子实在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自从离开越国之后，范蠡一直小心翼翼地躲避权力的威胁与诱惑，只求以普通商人身份获得平安富足的生活。然而，权力的阴影始终是无处不在的，是任何人都无处逃遁的。他儿子被楚国囚禁之后，迫使他不得不再次向权力靠拢。不同的是，他过去贵为卿相，是权力的操控者，现在则成了布衣商贾，只能以财力抵御权力了。    庄生住在城墙下的一间陋室里，周围杂草丛生，看上去十分寒酸。他收下朱公长子带来的信件和千镒黄金之后说：“你快走吧，切不可在楚国逗留！即使将来你弟弟被释放了，也别问为什么。” 喜欢自作主张的朱公长子并没有按照庄生的吩咐行事，他不仅留在了楚国，还用私下带来的那数百镒金贿赂当地权贵。    庄生虽居陋室，却以清廉正直闻名，在楚国备受尊崇。他本意也没想收受朱公的钱财，打算事成之后再退给朱公，表明信誉，所以才对妻子说，这笔钱不能动，早晚要还回去的。    在没有强敌威胁的和平年代，文人们左右君王的手段实在有限，所以才制造了耸人听闻的“天道”。庄生营救朱公的儿子，借助的还是“天道”。他到宫里对楚王说，最近夜观天象，发现星宿异常，怕是对楚国有害。楚王问他破解之法，他说只有广施恩德才能免除灾害。楚王马上说，你放心吧，我将行德政。楚王要行的德政，就是大赦天下。很快，朱公长子就从楚国的权贵中间听到了这个消息，心里暗想，如今楚王要实行大赦，弟弟自然会被释放，那一大笔钱就算是白送给庄生了。越想越心疼，忍不住又跑去找庄生了。庄生见到朱公长子很是吃惊，问道：“你还没走呀？”朱公长子说：“没走。当初我是为救弟弟来的，现在弟弟要被自行赦免了，特来向先生辞行。”庄生一听就知道他是讨钱来了，告诉他钱在内室放着呢，原封未动，让他自己去拿。朱公长子也没客气，进去就把钱拿走了，还暗自得意。    庄生觉得被个后生小子耍了，恼羞成怒，再次入宫见楚王。他指责权贵们收受朱公的贿赂，而楚王大赦天下的德政其实也只是为了对朱公的儿子法外施恩。楚王一听，怒不可遏，命令先杀了朱公的儿子，然后再行大赦。    结果，朱公长子是带着弟弟死去的噩耗离开楚国的，此外，还有他从庄生家里追讨回来的“千镒黄金”。这是一次失败的营救。从本质上说，也可以归结为财力对抗权力的失败，按照中国的政治传统，权力永远是不容挑战的。但是，在正常状态下，财富作为一种特殊的力量也并非是毫无作为的。我们来看看朱公就本次事件所作的剖析：    吾固知必杀其弟也！彼非不爱其弟，顾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与我俱，见苦，为生难，故重弃财。至如少弟者，生而见我富，乘坚驱良逐狡兔，岂知财所从来，故轻弃之，非所惜吝。前日吾所为欲遣少子，固为其能弃财故也。而长者不能，故卒以杀其弟，事之理也，无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丧之来也。    首先，他早就预见到了长子会害死弟弟，因为长子太小气，太吝啬，关键时不肯舍财；其次，他也并不因此埋怨长子，这孩子从小就跟着他为了谋生四处漂泊，吃苦创业，自然会把钱财看得很重，而最小的儿子则完全不同，生下来就是富家公子，习惯了奢华的生活，不懂赚钱的艰难，当然就会仗义疏财；所以，他认为今天这个结果是必然的，自从长子踏上去楚国的旅程那天开始，他就等着丧子的噩耗了。朱公的这番话大约可以使我们引伸出这样的结论：有些时候，有些事情，以财力对抗权力是完全可能的，但是，要不舍血本。    在条清缕析地说明了二儿子被处决的原因之后，朱公还有一句话特别值得体味：“事之理也，无足悲者。”真正的智者能够克服悲伤，自然也会对快乐采取超然的态度。贸易交往与文化交流一样，都发自人性的本能。无论统治者如何以权力遏制，以“教化”扭曲，都是无法彻底禁绝的。人的天性里不仅有交流的愿望，沟通的需要，还想“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执能之荣”，而这一切物质享受与心理满足，都离不开商人所从事的贸易活动。    先秦时期是中华文明的轴心时代，即产生了一批原创性的思想家，星斗璀璨，也出现了许多勇于从事社会实验的社会活动家、政治家、教育家，以及善于“治生产”的富商大贾。    司马迁是最早对商人给予公正评价并且为他们著书立传的史家。他说,无论是高居庙堂的“贤人”，还是守节隐居的文武之士，以及游走于市井的商贾，追求财富是“人之性情”，他们本质上是没有高下之分的。官商勾结，暴发户的变态人格-“四民之末”：徘徊于社会体系边缘的商贾阶层之四随着秦统一中国，特别是在汉代开始推行严格抑商政策之后，“商人”从历史舞台的聚光灯下骤然消失了。我们再也没看不到范蠡、白圭、吕不韦这样的经典人物。然而，作为社会发展进程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特殊群体，他们始终存在着。他们的整体形象，随着社会价值观的变化被重新定位、塑造、解读。到了宋明时期，商人开始“艺术化”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他们或是卑贱的贩夫走卒，或是无耻的暴发户。    城市发展与商业繁荣往往是互为因果的。顾颉刚先生曾经写过一篇西汉都会户口，其结论是凡人口密集的大城市必然商业发达，反之亦然，商业发达的地区往往是人口密集的大城市。北宋时，中原的核心城市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规模，商业的繁荣也达了一个新的高度。西汉时京兆尹长安，官方统计，户八万零八百，口二十四万六千三百；北宋时开封府，官方统计，户二十六万，口四十四万，而据民间估计，东京新旧城内男女老幼应该有六十七万之众，是当时世界级的大都会。因此，具有艺术家气质的宋徽宗才组织了一批全国最优秀的画家创作清明上河图，要形象地反映当时京城的繁华盛景。    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除了有许多学术专著受人推崇的之外，还创作过一部长篇历史小说汴京残梦，其中反映的就是清明上河的图创作过程。    从题目上说，这幅长篇画卷所以定名为“清明上河图”，取意“清明在躬”，只表现城中的意象，并不局限于清明节那天的情事。这个皇家钦定的创作班子经过更换主持人，最后选定了翰林学士张择端，并且明确了主要反映的三大内容：京城近郊乡野风光、入京河道与开封府街市。其中，入京河道与开封府街市所表现的都是商业的繁荣。    汴河是北宋国家漕运枢纽，商贸要道。从画面上看，河道里船只往来，首尾相衔，纤夫、船夫各尽其能，协力并进；码头上货船抵岸，挑夫、脚夫一片繁忙；河道两侧，虹桥拱立，人烟稠密，茶馆、摊档、饭铺生意兴隆    由于社会相对安定，加之交通便利，北宋时的京城不仅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经济中心，因此，开封的街市被当成了整个画卷的主题篇幅。以高大的城楼为中心，层层铺展，只见屋宇鳞次栉比，茶楼酒肆、缎庄布坊、牙行脚店、屠户肉铺、庙宇公廨等等一望无尽，飘扬的招旗下行人摩肩接踵，川流不息，士农工商，三教九流无所不备，拥挤的马路上轿子、骆驼、牛马车、人力车、太平车、平头车形形色色，样样俱全，好一番太平盛世的市井风情。    然而，这一片让人目不暇接的热闹表象背后，究竟是怎样一种生态呢？这些沉沦于市井的贩夫走卒，以及茶楼老板、酒店掌柜所代表的就是当时的商人主体形象吗？他们的内心深处，又有着怎样的精神世界？图画是沉默的，它只向人们呈现当时的生活景观与人物形状，拒绝回答任何画面以外的问题。他们也许活得很充实、很快乐，也许正满腹忧思，却不得不为了生计对客人们强作欢颜。    事实上，商人被排斥出主流社会之后，他们便集体失语了。同时，他们的形象却因为清明上河图、金瓶梅这样的艺术作品变得“生动”起来。他们脱离了史学家的视野，却成风情艺术家的重点观察对象和表现对象。清明上河图让我们看到了宋时普通商人奔波劳碌、街头议价、开门揖客的外在生存特征，金瓶梅则为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宋明时期的商人提供了可能。小说当然不是信史，况且它成书的时候已经是明万历年间了。但它毕竟是以那个时代为摹本创作的写实主义巨著，是现实生活的典型化再现。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可能是夸张的，甚或是扭曲的，但它往往能够让我们深入窥探到他的灵魂。    在我们这个由皇家垄断历史的民族，若想了解过去的真相，往往是看信史不如看野史，看野史不如看民间话本。而对于商人这个特殊的阶层，更是如此。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连金瓶梅这样的话本也是官方的禁书。从它成书那天起，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是只闻其名，无缘其书。至于书中的两个主人公西门庆和潘金莲，人们主要是通过另一部小说（话本）水浒传对他们加以认识，进行角色定位的。    金瓶梅作为一部享誉中外的“奇书”，它为人们对其进行解读、研究提供了多个角度，它是文学的，也是哲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医学和性学的，甚至有人通过书中提到的食品和食谱研究中国人的饮食，通过书中人物的穿装打扮研究宋明时期服饰它是一座以小说的形式留给后人的文化墓葬，让学者们持续不断地发掘着它所蕴含的丰富价值。(未完待续)透过金瓶梅，看商人的“发迹史”-“四民之末”：徘徊于社会体系边缘的商贾阶层之五在这里，我们只想分析西门庆这个人物，只想通过他了解宋明时期的商人所具有的特质    笼统性地说，西门庆是个花花太岁，有钱，有势，爱玩也会玩女人。批判性地说，西门庆是个恶霸商人，依仗财势通吃黑白两道，欺男霸女，无恶不作。结论性地说，他其实就是个典型的官商勾结的暴发户。    在君权、官权主导一切，法律完全丧失公信力而道德又彻底沦陷的社会，什么人才能成为暴发户？恶棍，西门庆这样的恶棍。    关于西门庆的身世，小说作者兰陵笑笑生介绍的并不多。他刚一出场也就是他和潘金莲第一次相遇的时候，万历本的金瓶梅词话是这样写的：    原是清河县一个破落户财主，就县门前开着生药铺。从小也是个好浮浪子弟，使得些好拳棒，又会赌博近来发迹有钱，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把揽说事过钱，交通官吏，因此满县人都惧怕他。那人复姓西门，单名一个庆字。排行第一，人都叫他西门大郎。近来发迹有钱，人都叫他西门大官人。    在这聊聊数语间，大概包含着这样几项内容：当他仅仅拥有一间生药铺的时候，人们只把他看作“破落户财主”，一个“浮浪”的小商人；由于他的生药铺就开在“县门前”，使他有机会时常接触县里的官吏，从而也就有了“在县里管些公事”的机会，而他经管的所谓“公事”，说白了就是充当贿赂官吏的中间人“与人把揽说事过钱，交通官吏”；在上面那短短的几句话里，两次说到他“近来发迹有钱”，一是指出“发迹有钱”的原因勾结官府，一是指出“发迹有钱”的结果人们再也不敢叫他“西门大郎”了，改叫“西门大官人”了。总之，他仅仅是个小商人的时候，人们对这个“浮浪子弟”是蔑视的，在他与官府勾结起来之后，顿时“发迹”了，“满县人都惧怕他”。这是生药铺小老板西门庆发迹的第一阶段。    即使“满县人都惧怕他”，这时的西门大官人也只是个官府的帮闲商人，财与势都还有限。但经过长期“与人把揽说事过钱，交通官吏”，他已经看清了权与钱、官与商的关系。于是，他的发迹史开始进入第二个阶段。    西门庆两次“谋财娶妻”，先娶孟玉楼，后纳李瓶儿。孟玉楼原是“南门外贩布杨家的正头娘子”，丈夫“去贩布死在外地”后，她成了有钱的寡妇。“手里有一分好钱。金镯银钏不消说，手里现银子他（她）也有上千两。”经薛嫂从中说和，她做了西门庆的第三房妾，其财产自然也跟着归了西门庆。    说到李瓶儿，得先介绍一下他的前夫花子虚。花子虚是东京花太监的侄子，常和西门庆一起吃喝嫖赌，两人气味相投，还拜了把兄弟。花子虚整天在外面鬼混，使李瓶儿受到冷落。所以，西庆门在花家与李瓶儿相见后，迅速勾搭成奸。后来，花子虚的兄弟与他争夺花太监留下的遗产，闹上官府，被捕入监。而“与人把揽说事过钱，交通官吏”恰恰是西门庆的强项，他发财的机会来了。这李瓶儿比孟玉楼更加富有，在打官司期间，她给西门庆“寻人情上下使用”的礼钱就有“六十定（锭）大元宝共计三千两”，为了安全，她还把四口描金箱柜让西门代为保管，里面全是蟒衣玉带、值钱珍宝、玩好之物    经过一场官司，花子虚饮恨而死，李瓶儿成了另一个有钱的寡妇。就像当初看上孟玉楼一样，作为商人的西门庆除了中意李瓶儿的风情，也想占有落到她手里的财产。于是，再来一回“西门庆谋财娶妻”的故事也就顺理成章了。这笔婚姻交易不仅使西门庆人才兼得，还占有了花家昔日的宅地，并将其改造成了宏大华丽的花园。    另一个给西门庆带来意外之财的是他的女婿陈经济。在中国，无论官场还是商场，最基本的关系网都是由“裙带”或“裙带”衍生出的“血缘”编织起来的。西门庆的儿女亲家是京城官僚陈洪，陈洪的儿女亲家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提督杨戬，用西门庆向人炫耀的说法，他和杨提督是“四门亲家”。西门庆最早的靠山就是这个杨提督，从发配武松，到摆平花子虚的官司，都是通过杨提督央求蔡京蔡太师办成的。可当官和经商一样，都是高风险的职业，危机四伏。杨提督本来是在皇帝面前都能说上话的“当道时臣”，却突然被政敌一本参倒。陈洪因此受到牵连，发边卫充军。陈洪的儿子陈经济只好带着西门大姐逃出东京，投奔西门庆来了，和他们一起到来的，还有许多装满了金银财宝的“箱笼家活”。    西门庆得了这几笔横财，顿时“家道营盛”，成了清河县屈指可数的巨富。在完成财富积累之后，他不再满足于只做个徒有虚名的“大官人”了，他的发迹史又进入了第三个阶段。    听到蔡京蔡太师张罗做寿的消息，西门庆很是费了一番苦心，专门备下“生辰担”，差人送上许多奇珍异玩。关于这份寿礼，金瓶梅词话里是这样描述的：“黄烘烘金壶玉盏，白晃晃咸靸仙人，良工制造费工夫，巧匠钻凿人罕见；锦绣蟒衣，五彩夺目，南京纻缎，金碧交辉；汤羊美酒，尽贴封皮；异果时新，高堆盘榼”送礼得官，蔡京听说西门庆还是“一介乡民”，随手就赏了他一个山东提刑所理刑副千户。直到这时，西门庆这个“大官人”才真的做上官了，身价倍增。    “乡民”西门庆尝到了送礼的甜头，更是抓住蔡京不放，并由金钱攻势向人情攻势转化，通过不断向蔡京，以及蔡京的官家翟谦等人送礼献美，竟做了蔡京的“假子”，升为正职掌刑。原先那个“浮浪”的小商人，通过官商勾结，以权滋商，财势两得，名声煊赫。对此，常在街面上跑媒拉牵的文嫂是这样形容的：“县门前西门大老爹，如今见在提刑院做掌刑千户，家中放官吏债，开四五处铺面：缎子铺、生药铺、绸绢铺、绒线铺，外边江湖又走标船，扬州兴贩盐引，东平府上纳香蜡，伙计主管约有数十。东京蔡太师是他干爷，朱太尉是他旧主，翟管家是他亲家，巡抚巡按多与他相交，知府知县是不消说。家中田连阡陌，米烂成仓，赤的是金，白的是银，圆的是珠，光的是宝歌儿舞女，得宠侍妾，不下数十，端的朝朝寒食，夜夜元宵。”    然而，由于没有精神支撑，漠视道德约束，缺乏职业自尊，几乎所的暴发户都是迅速发达，迅速沦落。正如那些依靠暴力取得的政权一样，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西门庆发迹之后没几年，便因沉溺酒色，纵欲过度，终于油尽灯枯，“脱阳而亡”。那时，他刚刚三十二岁。    西门庆身上几乎集中了所有暴发户的人格特征：不学无术、寡廉鲜耻、贪利纵欲、诡计多端、媚上欺下、恃强凌弱他们以感官享乐为人生最大快乐，以所谓荣华富贵为人生终极追求。    西门庆刚死，另一个“西门庆”便随即出现了。这人叫做张二官，也是个发迹的财主，他“打点了千两金银，上东京寻了枢密院郑皇亲人情，要讨刑所西门庆这个缺。”不仅如此，他还想把潘金莲也娶过去，因为“如今有了这般势耀，不得此女貌同享荣华，枉自有许多富贵。”    古往今来，在中国的商人当中，真不知道出现了多少个这样的“西门庆”。明清商帮，官商勾结的盐贩子-“四民之末”：徘徊于社会体系边缘的商贾阶层之六中国人是习惯于向后看的。不可否认，在当前这个利益趋动一切的虚假社会，我们大都患上了诚信饥渴症。因此，有人想到了明清商帮，理想化地把他们塑造成以诚信为本，以诚信兴业，以诚信发展的一代“儒商”。细想起来，这里面至少存在两个误区：首先，诚信本来就是商人（也是每个普通人）应该遵守的基本道德守则，如果把它当成难得的美德极力炫耀，这个民族的集体人格就不仅显得可悲，而且可怜；其次，不能因为缺少诚信而无限拔高诚信，它是一种道德品格或者仅仅是职业素质，不可能成为经济发展主动力，也不可能成为商人能否获取财富的决定性因素。    除此之外，由于商帮的兴起，还有人一厢情愿地把明清两朝美化成商业繁荣，海晏河清，人民富足的盛世强国。关于明王朝，历史学家黄仁宇曾这样揭示它的本质：“这一帝国既无崇尚武功的趋向，也没有改造社会、提高生活程度的宏愿，它的宗旨，只是在于使大批人民不为饥荒所窘迫，即在四书所谓黎民不饥不寒的低标准下以维持长治久安。”至于野蛮的清王朝，它给中国带来是一次文明大倒退，更不可能使社会经济产生任何创新性的发展，充其量也就是学习前朝旧例，萧规曹随而己。不想“改造社会、提高生活程度”，是怕人民普遍富裕后依仗财势，傲视官府，危及政权；使“人民不为饥荒所窘迫”，是怕官逼民反，从另一个角度危及政权。这是一切专制统治者共同采用的阴谋，他们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有意让绝大多数老百姓生活在刚刚温饱的标准线上。    千百年来，集权专制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阴影，在它的笼罩下，根本没有光明。从本质上说，明清商帮与宋朝时那些官商勾结的人物是一样的，只不过规模更大，范围更广，也更具群体性而已。    还原历史的真实，明清商帮的兴起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