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文化是以儒学思想为主的一种文化.doc

【精品文档】如有侵权，请联系网站删除，仅供学习与交流中华传统文化是以儒学思想为主的一种文化.精品文档.中华传统文化是以儒学思想为主的一种文化，而儒学思想是一种关注人与人的关系及人与社会的关系的伦理哲学。正如薛华在谈谈中国古代哲学的原则中所说：“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中国古代哲学是以人与社会为中心的哲学。”据山东曲阜孔子研究院编纂的中华伦理范畴丛书所言，中华民族伦理道德共含有“仁爱忠恕礼义、廉耻中信和合、善勇敬慈诚德、孝悌勤俭修志、圣公洁贞敏惠、乐毅庄正平温、友强容智道顺、良格省新恭直、博节健实恒明、优质行美刚气”等六十余个德目或范畴，它整体含盖了中华民族的心灵结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审美意识，行为规范和风俗习惯。我认为在这六十余个德目或范畴中，孝、义、仁、和应该是中华伦理道德文化的灵魂、核心和精髓，是其最主要的元素。    下面，我从孝、义、仁、和的产生、内涵、关系及社会风俗等方面加以论述。    一、孝、义、仁、和发源于山西，风俗于孝义。    申维辰在努力把太原建成特色文化名城中说：“中国文化早期的元素都是在山西这个地域形成的，当然这与文明起源有关系。更重要的是到春秋战国时代，全世界在那个时代都是文化大发展的时代，被称为轴心时代。那个时候是中国思想成熟的时代，今天构成我们中国文化基本框架的儒家文化就是在那个时代形成的”。由此可见，山西在那个时代的思想文化是异常活跃，开放包容的，也是非常进步的。其原因是因为山西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是由于多种文明不断交流，不断吸纳和整合的结果。    申维辰认为：“仁”文化发祥于尧，而尧都就在山西的平阳，即襄汾陶寺遗址。史记中记载尧当时的统治被称为“其仁如天”。尔后尧禅让于舜，舜都蒲阪，就是永济一带，舜的文化突出了孝。中国的文化中仁和孝是相联系的，孝文化的源头是从舜对父母逆来顺受开始的。大禹的父亲鲧，治水不好被杀了，然后他继承父业，继续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禹都就是现在的运城安邑一带，禹应当是“义”的化身。所以申维辰说：孝、义、仁这三大元素都是在山西这个地域形成的。    其实，“和”文化这个元素也发源于山西这个地域的。据历史文献记载，早在孔子出生前的1700多年，尧就以“允执其中”四字诀传给舜。论语载“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身，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尧曰)。舜又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危、惟精惟一、允执其中”(孟子·公孙丑下)十六字传给禹。这十六字诀的道理是：人类心情易于变动，很难持平；宇宙自然法则极其微妙，很难把握。面对变幻的人心，微妙的自然，只有用精密的方法了解事理和物理的真相，用一贯的态度洞察宇宙和人生的整体。这一贯的态度就是不偏不倚以中和为准则来立身处世。由此可见中和文化的形成也在山西这个地域之中。    孝义具有悠久的历史，境内出土的一大批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文物证明，孝义先民早在一万年前，就在这块土地上劳动、繁衍和生活了。史家说“三晋设县、孝义最早。”春秋周定王十三年(前594年)，晋灭虢迁其民于此置瓜衍县，比太原还早1500年。自然，孝、义、仁、和的文化就在这块土地上有着深厚源渊和流变风俗。隋唐时，郑义割股奉母的故事，体现的是“孝”文化；隋唐尉迟恭白壁关降兵于李世民，明朝义虎救樵夫等故事与传说体现的是“义”文化；明万历霍冀千里寄家书，产生“仁义巷”的故事，体现的是“仁”文化；始建于汉魏时代的中阳楼上书写的“中和位育”以及明朝“锯树留邻”的传说体现的是“中和”文化。所以说孝、义、仁、和也是孝义传统文化道德伦理与人格精神的精髓和灵魂。    二、“孝”文化的产生及其内涵、外延    “孝”字最早见于3000多年前的殷商甲骨卜辞。而且“孝”字与“老”是有关的。老，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里，写作“”或“”，是个龙钟的老人拄着根拐棍。到了西周的青铜器铭文上这老人又时常把拐棍扔在一边，换上个后生小子背着他，于是汉字里便多了个“”就是“孝”。“孝”最常用的意思，按中国最早一部解释词义的专著尔雅·释训中说，是“善父母为孝”。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对“孝”也作了生动而准确的解释。“善父母者。以老省，从子，子承老也”。所谓善事父母，是指物质奉养和精神奉养两个方面。大概青铜器铭文上那个背着老人腰也直不起来的儿子，便是榜样。    但是，“善父母”的解释，似乎还不是“孝”字最初的意思。在甲骨文里，“老”字和“考”字有时是写成同一形状的，而“考”字后来专指死去的父辈祖辈，所以那行孝的后生小子身上背着的，也可能是自己已死的祖宗。因此“孝”字也与对祖先的崇拜或“追思祖先”有关。诗经·小雅的谷风之什里，有一首楚茨，是描写西周贵族祭祀祖先的盛大场面的。丰收之后，贵族们用洁净的牛羊肉供奉在祭庙里的祖宗神位时，写到：“先祖是皇，神保是飧，孝孙有庆；报以介福，万寿无疆!”意思是祖宗们晃晃悠悠地来到人间，接受祭司们献上的供品，而这些对祖先有一份难得“孝”心的贵族子孙，因此被告知将有神的赏赐：给他们大福，让他们万寿无疆。当祭祀正式开始时，诗中又写道：“工祝致告，徂赍孝孙：必芬孝祀，神嗜饮食。”这是说司仪宣布祭祀开始举行，祖宗便把福音传给主祭的贵族子孙，以“孝”为主旨的祭祀充满了芬芳，神就喜欢饮食这种馨香。周颂里的一首闵予小子是周成王告祭他祖父周文王，父亲周武王的诗歌，其中写到动情处， “於乎皇考，永世克孝”的感叹句。“皇考”自然是指成王已故的父祖，而那一辈子要尽的“孝”是指什么呢?想来大约是指上首诗楚茨里“孝孙”们举行“孝祀”来表示的那份对祖先的崇敬之心。诗经共三百零五篇，有十一篇里出现了“孝”字。这十一篇都属于雅、颂的范围，又均诞生于西周那个辉煌的时代，而它们的性质，则大都是祭祀祖先与为贵族祝福的献辞。这与西周青铜器上镌刻的诸如“用享孝于文且(祖)”、“其用享用于皇祖帝考”等等众多句式相似而又含有“孝”字的段落，正好相互印证，反映了殷商时代所没有的，出现于西周的“孝”的观念，最初更多地是用来表示子孙对祖先的一种崇拜意识。    当然，“孝”在西周时代也有用作“待父母好”之类的意思。诗经·小雅里的六月，讲到周宣王时有一次举行庆祝战争胜利的宴会，应邀参加的来宾中，有一位名叫张仲的，又以“孝友”而著名。尔雅对此这样解释：“孝”是“善父母”，“友”是“善兄弟”。尚书·酒诰中，讲到殷商被西周灭掉之后，周武王的弟弟康叔受命去殷商故都管理前朝遗民，曾作过一个题为酒诰的报告，其中就告诫殷民要“用孝善厥父母”，而莫学他们的末代君王纣贪杯奢侈。但从文献记载的总体来看，“孝”在当时表示对在世父母的奉养，远不如表示对祖先崇拜追思那么多见。直到东周春秋时代才有所改观。左传论语里，对生身父母的“孝”与对列祖列宗的“孝”不分轩轾，同样受到当时人们的推崇。孔子对“孝”最简洁的解释便是“无违”。当他的学生樊迟问“无违”二字怎样讲时，他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他其实也是从生死两端作解释的。    孝这种观念最产生时更多地与祖先崇拜相关联，是有其现实意义的。尽管从逻辑上讲血缘关系的远近决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亲疏，但在上古蒙昧时代，具有人格意味的祖宗由于被视为保佑民族繁衍不绝的救星，其地位远比氏族成员的生身父母更高，更何况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存在着民族成员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现象。西周时代社会组织方面逐步出现了家族个别化的趋势，但政治组织方面仍遗留了氏族制的不少内容，因此为了维护贵族统治的形式，强调部落同宗民众在血缘上的联系，保存被统治者对祖宗神的敬畏，就显得十分迫切而需要。    “孝”的观念首先表示对同宗祖先的崇敬就这样应运而生了。这以后随着个体家庭的诞生，单单强调对已逝同宗祖先的崇敬已不能维持人心的稳定，于是以儒家为代表的思想家们又标举出那本于人性的子女对父母之爱，上接流传已久的对祖先崇拜的心理。    元代郭居敬编的二十四孝在国内外很流行，它和孝义版二十四孝中，都将舜孝父母感天动地的故事列为第一，叫孝感动天或重华耕田，“古代虞舜，姓姚，名重华，号虞氏。母早逝，父续妻，继母无情虐待，重华心胸开阔，从不记恨，每日勤耕田禾，获丰粮孝顺父母。孝心感动神灵，象耕田，鸟代种，粮丰食满，日久孝名流传。帝尧闻其贤，许二女为妻遂将天下让焉。在位时咨询四方，近贤任能，政通事治，名垂千秋。”当然，这有些神话传说的味道。但是，尚书、尧典、史记等历史文献中，对虞舜的事均有记载，尚书中说，虞舜二十岁时，便因为大孝而名天下。三十岁那年，当时的帝王唐尧向臣下问有否可用之人，四岳便一致推荐了他。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述，他的生母早年亡故，瞎眼的父亲又娶了那愚鲁的继母，生了傲慢的弟弟象。父亲喜欢小儿子，常一发狠劲便要杀舜。一次让舜上粮仓顶干活，父亲居然在下边纵火烧仓谷，舜急中生智，拿了两只斗笠做凭借，像鸟儿张翅飞翔而才落地逃跑。后来父亲又让舜去打井，这回舜有所防范，打井时在一边井壁上挖了通向别的井洞的通道。果然，井打到深处，瞎眼老头便同小儿子把井填实，好在已备一通道，才免过灾难。尽管这样，当父母需要他时，他又很快回到他们的身边。唐尧提拔虞舜之后，又“以二女妻舜以观其内，使九男与处以见其外”。    儒家重视孝，认为“百善孝为先”。有一部重要的典籍叫孝经，这是一部中国古代关于孝的理论专著。“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也”(孝经·开宗明义)，孝是道德教育的根本。“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同上)。论语·学而中也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由此可见，孝分三个阶段或三个层次：早期是事奉父母，兄弟友悌。就是“入则孝，出则悌”，对父母要孝，对兄弟要悌，要先与自己的父母，兄弟等亲人把关系处好，这是第一个层次；中期是进入社会做事的时代，要以孝心对待工作，对待上级，包括对待国君，就是“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如果一个人言语谨慎，笃诚守信，用爱亲人的心去博爱众人，还去亲近有仁德的人，他就能为社会做更多事，走的更远；最后是要做出成就，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即“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你要是还有余力的话，还可以学习更多的知识，这样，“老者安之，朋友信之，贤者怀之”(论语·公冶长)，自然就是了不起的人了。    论语·为政中说：“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他说现在的所谓孝，就是说能养活自己的老人就行了。但是，这是真的孝吗?你看狗马这些动物都能得到饲养，但你对他们没有发自内心的尊敬，那么这跟饲养狗马有何区别吗?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以为是孝乎?”他说：做子女的要尽到孝，最不容易的就是对父母和颜悦色。你看看今天的所谓孝，去好好地做事，养着父母，有好吃好喝的让父母先吃先喝，有什么劳顿自己可以先担当。这些真是孝吗?孔子在论语·里仁中说：“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无怨。”他说：作为儿女，侍奉父母的时候，如果有意见相左的地方，甚至你觉得父母有什么错的地方，可以委婉地，很克制地去劝止。这就叫“几谏”。若父母仍然坚持自己的做法，做儿女的还要心存尊敬，不要去顶撞他们，这就是“见志不从，又敬不违。”你心中可能对这件事继续担忧，但不能生出怨恨，这就叫“劳而不怨。”所以说，“孝”就是不仅要从物质上去孝敬父母，更重要的是在精神上去孝敬父母。    孔子的学生子有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也!”(论语·学而)。这说明儒家仁的思想是从爱亲引申出来的，也就是从孝悌引导出来的，孝是仁的根本，“忠”“恕”都是从“孝”延伸扩充出来的。宋代朱熹说：“尽已之谓忠，推己之谓恕。”也就是说尽自己的心是忠，用自己的心推及他人就是恕。有人说“中心为忠”，“如心为恕”，“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说的都是“恕”。“信”也是由“孝”延伸扩充而来的。孔子的学生曾参说过：“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对父母的仁爱是孝，对兄弟姐妹的仁爱是“悌”，对朋友的仁爱是“信”，“推己及人”，“推己达人”就是“恕”。“忠”则是将“孝”由家推而广之在“国”里。国不过是家的放大形式。“事君事长”都是从家庭训练“事兄事父”从中得到的。(礼记·祭义)中说：“事君不忠非孝也。”祭统中也说：“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亲，其本也”。由此可见，称孝为忠或移忠为孝，二者成为中华传统道德价值系统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核心因素。所以，孔子的学生有若说：“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论语·学而)，意思是说：一个人孝敬自己的父母，敬爱自己的兄长，却喜欢触犯上级，这样的人是很少见的。一个人不喜欢触犯上级，却喜欢造反作乱，这种人从来没有过。君子专心致力于根本的工作，根本建立了，“道”也就有了。    由“孝”及“忠”，以忠、孝为核心的道德价值再往下发展，便是道德价值的系统化了，即“五伦”与“三纲”。“五伦”指父子、夫妇、兄弟、君臣、朋友。“五伦”要求儿子对父亲要尽孝，弟弟对兄长要尊敬，妻子对丈夫要贞节，臣子对皇帝要尽忠，朋友之间要讲信用，虽然在这五伦的关系中，表面上看是相互的，具有道德价值的相对性，如“君不敬，则臣不忠”，“父子不慈，则子不孝”等，但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其内容则逐渐被歪曲，片面强调单方面的忠、孝和敬爱，由此发展为具有正统权威性的“三纲”。    三、“义”文化的产生及其内涵、外延    说文中解释：“义，已之威义也，从我从羊。”中国古代把许多美好的东西都与羊联系起来，如美、善、养、羡等都带着“羊”。“我”，据考证是一种兵器，作为第一人称，是后来的事。有人猜想，是人拿着兵器守卫着羊，就是义。段注说：“义之本训谓礼容各得其宜，礼容得宜则善”，故“义”又引申为“善”。因此，“义”作动机也只是引申之一，不能完全周遍“义”的内涵。所以，说文中接着解释“义同宜”。礼义·中庸里也说：“义者，宜也”。韩愈原道中也说“行而宜之谓之义”。据考证，“宜”是切肉的意思，“义”与切肉有什么关系呢?庄子·大宗师中说：“万物而不为义，泽及万世而不为仁，长于上古而不为老，覆载天地，刻雕众形而不为巧。”把万物粉碎了，也不算义；造福万代，也不够仁；出生于上古，活到现在，也不算老；刻雕创造天地之间所有形状，还不算巧。庄子讲的这些话都是反话。由此可见在当时的人看来，“万物”就是“义”。“”就是细切粉碎的意思。周礼·天官郑宏注“细切为”。细切羊肉是为了合理地分配，合理分配，就是义。孔子说“见利思义”，“义然后取”，见到利益，首先要想是否合理，如果合理，就可以取。孟子说：“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孟子·尽心上)，不是你的，你拿走，就是不义。推而广之，所有利益，一切好处，都应该有合理的分配，这是义的原则，如果多吃多占，或者贪天之功，据为己有，那就是不义。由此引申出合理的，规范的标准，正当的行为，都为“义”。孟子·告子上中说：“义，外也，非内也”。是指一个人的思想行为要符合一定的规范或标准，这才称得上“义”。所以，后来多与“仁”，“道”等连用，成为“仁义”，“道义”的同义语。汉代董仲舒在其春秋繁露中有身之养重于义篇。他说：“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义者心之养也，利者体之养也。体莫贵于心，故养莫重于义。”这里，董仲舒认为：义利为人之养，但是“心之养”比“体之养”重要的多，因为义属心，利属体，心灵比肉体更重要。也就是说，在极端或特殊的情况下，物质对于生命来说，比什么都重要，但在一般情况下，人的精神状态对健康生活却是非常重要的。总之，做不义的事，不但损人，同时也害己。董仲舒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之名言，已成为后世儒者的至理名言。就是说做事情，要考虑如何做才符合义的原则，不要谋自己的私利。或者说，做事情要考虑怎样才合理，不要考虑似乎对自己有利。这就是“正其谊不谋其利”，“谊”即“义”也，那么怎样做好工作呢?“明其道不计其功”。这里的“功”，不是“立功不朽”的“功”，而是贪天之功，急功近利的那个功。就是说做事情要按客观规律办，不要急于求成。发掘孝道精神 弘扬中华文明 李 炜孝道是中华民族丰富、优良的文化遗产，世界上没有第二个民族有如此丰富广博的孝文化、绵延千年的孝传统、信奉者众的践行人群。孝道也是健康的、积极的、和谐的老龄化社会必不可少的道德资源和文化资源，在现代化进程中，在我国人口老龄化日趋严峻的背景下，只有积极开发并利用这种道德和文化资源，才能构建中国特色小康社会，实现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强大、国富民安的目标。今天，我们在创建文化大省、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重新审视孝道中所蕴涵的中华文明，对落实十七大提出的战略目标，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富强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际城市具有重要意义。一孝道作为我国古代社会的基本道德规范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之一，在绵延数千年历史中以无与伦比的文化影响力，给中国社会以巨大影响。孝道一般指社会要求子女对父母应尽的义务，包括尊敬、关爱、养老送终等。在我国，孝的观念源远流长，甲骨文中就出现了“孝”字，表明在公元前世纪以前，华夏先民就已经有了”孝“的观念。诗经中则有“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和“哀哀父母，生我劳瘁”的咏叹。而关于敬老、养老的专门史料记载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孝道作为中华民族的一种传统文化，随着我国社会文明的发展而不断地被丰富和赋予新的内容。春秋战国时代，在尊老敬老方面，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伦理道德观念和基本的规范。论语、孝经等书记载了孔子在这方面的大量言论。孝经中引用孔子有关的言论：“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人之行，莫大于孝”；“教民亲爱，莫善于孝”；“夫孝，德之本也”。孔子认为，为人子女孝顺父母，是天经地义的法则，是人们应该身体力行的。可见孔子对孝道的看重与推崇。自秦代后，历代朝廷也都注意从正面导向，官修正史上都立有孝义传，就是表彰孝子，让他们青史留名。由于受儒家伦理观念和统治阶级的影响，在我国古代的民间，关于孝道与崇老的文化和习俗，则有更为丰富的文字记载。这意味着，在我国的封建社会，孝道作为一个基本的社会问题，完全纳入了社会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的范畴，做到了家喻户晓, 深入人心，已经发展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以至于中国人之重孝道，几乎成了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最大特点。无论如何评价我国传统的孝道文化，都不可否认其更多的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其敬老养老的基本社会道德，是一份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二尽管随着历史的演变，孝道概念的外延在扩展或变化，但其孝敬老人的内涵（本质）并未改变。如果我们用与时俱进的态度来诠释其意的话，那么，今天它至少具有以下意义：在新世纪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孝道是最具有民族性，并反映民族传统的文化精萃，它张扬的是中华文明的和谐之理，给自古以来的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信条，带来了人性的温馨。作为一种伦理规范，孝道承载的是“法”的职能或准法律特征。实际上扮演的是“德治天下”、“孝治天下”的功能。是符合现阶段中国社会特征的是一种治国理念和策略。当前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具体体现，从社会秩序的角度来看，表现在社会层面，存在着一些不和谐因素：如，社会规范的异质性、社会结构的分化和社会关系的多样化。社会规范的异质性，指的是社会生活各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新旧杂处的现象和特点。由于社会的开放、流动性的加强、生活形态的变化等，使人们不可能遵守一种共同的社会交往模式和行为，而传统社会逐渐积淀起来的一些维持秩序和文明所必需的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行为规则失去了约束力。因此，从维护社会秩序、加强社会建设的角度，我们必须研究这些特点与变化，在加强疏导与梳理的同时，建立新制度来规范并整治一些与当前我国社会发展阶段不相符合的失范与失控现象。而孝道精神，作为影响中国上千年的文化，以其深厚的历史积淀，可以作为一种整治转型社会失谐因素的“准制度”和“规范”来使用。因为，她可以使不同的阶层达成共识，让各异的利益集团在大自然的规律（人人将老）面前让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三在大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今天，尤其是在我国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的形势下，研究和弘扬传统的孝道文化，以兼容并蓄的态度来审视并认识其的社会价值，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成为国家发展、民族振兴的支撑力量，成为国家软实力和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成为衡量社会文明程度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显著标志。孝道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形势下，我们应该全面认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 第一，对老者的尊重和扶助与赡养。尊重老者，是对其抚育子女的感恩，是对其辛勤劳动奉献社会一生的肯定。因此，我们必须用扶助与赡养来回报他们。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义务，是晚辈不能以任何借口推脱的责任。第二，复原人性、人道之美。我们生活在竞争的社会，现代社会竞争的残酷，使人们从小张扬了自我、排他的个性，而弱化了慈悲、向善之心。后天的“社会性”，使很多人迷惑了自我，却误以为商品交换原则是社会终极原则，殊不知，悲悯之心在钝化, 善良、宽厚、博爱、诚实等美德在消失。实际上，人作为地球生物的一种，在对抗自然、从事建设中，是改变不了作为地球生物物种本质的脆弱性的。因此，人们需要团结、协作，互相扶助，更需要善良、博爱这种人性最基本的品质。它可以促使人种这一种群的进化而不被自然与环境淘汰。尊老爱幼则以扶持生理弱者的特点，张扬了人性、人道之美。第三，尊老并非宠老，也不是盲目迎上。孝敬老人并不意味着无原则，应该是无原则的“敬”，有原则的“顺”，无原则的“养”，有原则的“听”。传统孝道中的“唯官是从”、“唯上是听”则应该破除。因为它不符合现代社会的管理原则，会束缚人们的手脚，窒息创新精神。第四，美誉踏实与奉献精神。对老人的奉养，不仅需要善心、细心，更需要付出。它往往使人在大量的精神、体力付出后却得不到任何“回报”。因此，这对功利主义者，是不划算的行为。近年来各级政府以发展经济和追求经济增长率为首要的政绩目标，民众急于改变自己贫困生活状态的强烈追求，使社会充斥在一种浮躁、急功近利的氛围中，踏实与奉献精神，得不到社会的弘扬，一个最典型的实例，就是目前在我国家庭中普遍存在的关心下一代有过之而无不及，关心上一代却显得苍白无力的现象。因此，借助孝道来弘扬踏实与奉献精神，以纠偏社会价值观，是我们治理“浮躁病”、“过热病”和各种不良社会疾病的良药。是实现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目标的正确途径。第五，倡导人文奥运，实施文化强市。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精神内核，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光辉灿烂文化，是对整个人类文明的重要贡献，今天，我们对孝道的发掘，也是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一次梳理的过程，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再认识和再升华的过程，通过开掘和展示博大精深的五千年中华文化精华，感召、吸引和凝聚海内外炎黄子孙，从而增强中华各族儿女的文化认同感、精神归属感，为落实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大战略部署，实施文化强市战略，提高我市的文化软实力和综合竞争力，办好奥运会，提供精神支撑。青岛具有丰富的历史资源和文化积淀。在文化建设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青岛文化植根于传统的齐鲁文化，兼受海派文化影响，古今交融，中西合璧；作为一个移民城市，青岛多元文化既各具特色又和谐共存；作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青岛山海城浑然一体，欧陆建筑风貌和现代城市景观交相辉映；作为奥运城市，人文奥运和奥运元素正在融入整个城市。同时，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总体达到小康，繁荣文化事业、发展文化产业已成为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促进社会文明和谐的迫切需要，成为提升产业层次、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新起点上实现富民强市新跨越的战略选择。通过孝道的宣扬，将我市丰富的历史资源和文化积淀充分利用起来，将其文化内涵传承好，发扬好，并将这些宝贵资源转化为社会和谐的重要砝码，建设和谐文化,培育文明风尚，在此过程中，从古人创造的伟大文明中吸取养分，解决许多靠科技或理性思维解决不了或不能充分解决的难题，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更深层次的思考和参照，从而实现办好奥运会，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的目标。论孝道创新与孝道建设（三）紫云山下人    严整的规范性。封建孝道在教育之外，依托于“礼”和“刑”来强化实施。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孝道主要通过道德教育、倡导、舆论鼓励和批评，启发人们自觉实践。但是它也必须在批判继承传统孝道和西方家庭道德的基础上，根据社会主义社会的实际，建立和完善必要的明确的规范。新孝道规范应体现如下基本要义：一是孝养。主要指为年老父母提供物质生活条件。父母辛勤养育子女，年老之后，尤其是当他们退出生产领域后，子女理应以反哺之情，尽心竭力地供养和照料双亲，保障父母物质生活的需要。尤其是当我国逐渐进入老龄化社会，而社会保障体系又还不够健全的情况下，社会不能完全担负起照顾老年人的任务，还需要子女担负起赡养父母的责任，特别是在广大农村，养老的依靠还主要在于子女和家庭。因而孝养父母仍然是社会主义孝道最基本的规范。二是孝敬。孝敬是一种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敬爱之情，是比赡养更高的一种伦理尺度和道德要求。孔子在几千年前就认识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20敬与不敬，正是所谓“人禽之别”。对于父母，如果只是养活，给饭吃，而不是从心里尊重、敬爱，与养活宠物没有区别，这决不是孝。孝敬的重要内容是对父母的精神、心理、感情、健康状况等方面的关心和满足，也可以叫做“精神赡养”。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福利水平的提高，子女对父母的孝越来越体现在丰富父母生活的形式与内容，满足父母的心理需要。孝敬还表现在子女与父母相处接触时的态度。孔子回答弟子子夏问孝时说：“色难。”21礼记·祭义篇说：“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因此，态度和气、颜色温和是为人子应取的态度，子女对父母的尊重与敬爱应是出自内心的真情的自然表达。三是孝顺。人们常说，孝顺孝顺，顺则为孝。孝顺父母包括理解父母，尊重父母的意志、思想和人格，对父母作出的选择与决定，尽量支持并促其实现。在父母为子女作出的选择与子女的意志不一致时，子女要充分理解父母，尊重父母的思想，认识到父母的思想是其一生经验的结晶，因而是子女人生旅途中可资借鉴的宝贵财富。但尊重父母意志不等于盲目服从，在父母的选择与决定不合社会规范时，耐心地劝说、解释，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导之以行，帮助父母改正自己的错误选择与决定，既不盲目服从，也不粗暴反对。即使自己的意见不被父母采纳，子女也不应滋生怨恨之心，仍应一如既往地孝顺父母。像孔子和朱熹所说的那样：“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 22 “父母有过，下气怡色，柔声以谏。谏若不入，起敬起孝，悦则复谏。” 23四是孝思。即当子女不在父母身边时，应经常思念、牵挂父母，虽然不能像古人那样晨昏定省，也应时常通讯问候，嘘寒问暖。正如孔子所说：“父母之年也，不可不知，一则以喜，一则以忧。”24要牢记父母的年岁，既为他们的健康长寿而高兴，又为他们的衰老疾病而忧虑。为人子者，应该常怀“树欲静而风不停，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恐惧，在父母有生之年即做到尽孝，而不要留下终生悔恨。孝思还应包括为人子者保重自己的身体，处理好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事务，不让或少让父母为自己操心忧虑。五是父慈子孝。社会主义的孝道既要强调子女对父母的孝，又要倡导父母对子女的慈，使两方面有机结合，相辅相成。    充分的可延展性。现代心理学告诉我们，任何一种道德行为的产生，都有一个知、情、意、行的心理过程。道德行为必然伴随着道德情感的动因。孝行为的道德情感的源头是人类天性的“亲亲”之情，以及在后天亲子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情感依赖，因此孝道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只要社会正确引导，孝道就可以向其他道德领域迁移扩展，为整个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供情感基础和动因。我们不是要像封建时代一样，利用孝道来培养统治者的奴化工具，束缚人民的思想。但是运用新的孝道来推动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建设，提高全社会的道德水准则是十分必要的。一个在家里孝敬父母的孩子，只要适当引导，到学校就能自然地成为尊敬老师的学生，因为老师也是像父母一样的长者、尊者，是学生的引导者和知识的传授者，二者具有很强的可比性。推而广之，孝亲还是人们热爱祖国、忠于祖国的情感基础，也是激发人们献身祖国、建设美好生活的一个重要的推动力。因为祖国是我们世世代代、祖祖辈辈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祖国繁荣富强，千百万家庭才能富裕幸福，个人才能自由发展，从而也才能更好地孝养父母，报答父母。因而我们要充分发挥孝道的可延展性，让其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服务，让它成为家庭美德建设的起点，成为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建设的生长点，从而增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说服力和感召力。    三、建设社会主义新孝道的方法与途径    建设社会主义新孝道，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一个基础课题，由于前面分析的原因，也是一个新鲜的课题，其具体的方法和途径值得我们不断深入探索。    1、构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模型。    社会主义新孝道既以其丰富的内容自成体系，它本身又从属于社会主义道德的体系。通过构建模型，明确社会主义新孝道与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关系，从而在实践中做到全局在胸，统筹兼顾，互相促进，是十分必要和可行的。    笔者认为，可以构建这样一个树状模型：以“父慈子孝”为核心的孝道是其树根部，其主要的规范是前述的“孝养”、“教敬”、“孝顺”、“孝思”、“父慈子孝”以及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等家庭美德规范；一般的公民道德和职业道德是这个模型的树干部，主要的规范就是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等；而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为原则的社会思想道德，则是这个模型的花朵和果实，其基本的规范是为人民服务。    从这个模型可以看出，社会主义新孝道在整个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中处于基础部位，它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情感动因，源源不断地为这棵道德文明之树输送营养。社会公德、职业道德以及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能否枝繁叶茂、花红果硕，与社会主义的孝道建设息息相关。因此，我们一定要大力培育好这棵道德之树的根，不断向其注入养料，丰富社会主义新孝道的内涵，扩展它的外延，达到根强本固，使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    2、批判继承传统孝道，融汇西方道德文明的精华。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孝道的过程中，要正确处理古今中外的关系，继承与创新的关系，立足自我与吸收世界文明成果的关系。我国古代有丰富的孝文化资源，但是在历史发展中原初的孝道又被注入了大量的封建糟粕，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孝道时，一定要区分传统孝道中健康的、民主的、合理的精华，剔除其封建的、蒙昧的、落后的糟粕，做到古为今用。要看到传统孝道所由产生的经济和社会基础是自然经济的宗法社会，而社会主义的新孝道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孝道的目的和内容与传统孝道有了根本不同。因而，像“父为子纲”、“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三年之丧”等要求和规范都应该剔除。对另一些既包含合理因素又明显过时的规范和范畴，则应该作出符合时代的新的解释。就像孙中山重新阐释“忠”的范畴一样：“我们现在说忠于君，固然是不可以，说忠于国是可不可呢？忠于事又是可不可呢？我们做一件事，总要始终不渝，做到成功，如果做不成功，就把性命去牺牲，亦所不惜，这便是忠。”25赋予了“忠”这一传统道德范畴以新的内涵和要求。    同时，在全球化时代，西方道德必然要影响我国道德建设，其道德文明尤其是家庭道德方面的优秀成果，也值得我们借鉴。譬如，西方家庭中的民主精神、鼓励子女自立自强、培养子女创新和冒险精神等传统，就值得我们吸收借鉴。而西方社会的亲情淡漠，子女缺乏赡养和关爱父母的义务感等现象，则值得我们批判和引以为戒。    应该看到，中华文明能够几千年绵延不绝，与中国家庭的超强稳定性和巨大凝聚力是密不可分的，而传统孝道在这方面是功不可没的。我们面对深厚的孝文化传统，不应该妄自菲薄，而应该增强自信心，以自豪的情感，博大的胸怀，扬弃传统，综合创新，凝结出新时代的孝文化成果。    3、社会主义新孝道的建设途径。    孝道虽然有深厚的情感基础，但要成为社会的普遍道德，仍然有待我们大力提倡、弘扬和建设。由于历史的原因，传统的孝文化一度几近中断，大量的孝的规范失落了。在我国社会，从农村到城市，对父母、老人不赡养不孝敬，对他们的精神和心理需求不管不顾、不闻不问，视孤寡老人的再婚要求为大逆不道，为争夺财产折磨父母，甚至抛弃虐待老人，这些不道德的行为还比较严重地存在。因此，必须结合时代要求和新的实际，大力探索建设社会主义新孝道的有效途径。    无疑，广泛的孝道教育是最基本的途径。父母要身体力行，从小为子女树立孝的榜样，既要孝敬自己的长辈，又要慈爱子女。既要重身教，又要重言教，要经常向子女灌输孝的观念，明确孝的规范。学校是年轻人接受孝道教育的重要渠道。德育教科书、语文、历史等教材都应该增加孝道的内容，教育部门应该旗帜鲜明地倡导孝道，教师应结合尊师教育开展孝道教育。    全社会应该营造倡导孝道的舆论氛围。国家除了在宪法中规定成年子女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之外，还应该以具体法律形式禁止和惩处严重违背孝道并造成社会危害的行为。要在社会上形成嘉许孝行为和批评不孝行为的评价机制。大众媒体应宣扬赞美孝行为，针砭不孝行为，宣传社会主义孝道。应该在公务员队伍中倡导孝道，国家领导人、公众人物应该率先实行孝道，以形成上行下效的局面。对揭露出来的不孝行为，既要有舆论监督，又要有有效的制止和惩处机制。    典型引导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孝道的有效措施。封建社会特别强调树立孝子的典型，其中虽然不乏“举孝廉，父别居”的虚伪性，但是典型带动对于转移社会风气、促进社会道德建设的作用仍然是不可忽视的。生活在社会中的人，往往寻找一定的对象作为自己行为的参照物。善的参照物能够促进道德建设，而恶的参照物则导致社会风气腐化、道德堕落。建设社会主义新孝道，应该大力树立慈父慈母孝子孝女的典范，政府应该像对待先进人物、劳动模范一样地予以表彰，社会应该给他们以崇高的荣誉。社区村庄也应积极开展慈父孝子的评比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