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有性个人主义.doc

【精品文档】如有侵权，请联系网站删除，仅供学习与交流占有性个人主义.精品文档.一、拥占性个人主义理论的形成：从霍布斯到洛克 对政治社会以及政府据以产生的历史和社会根源的思考，历来是西方政治思想家们孜孜不倦的追求。源自苏格拉底的古典思索通常把道德和政治生活的起源、特性、目标与自然界相联系起来，将其归溯于神意或天性，比如，古希腊认为法律是以某种神圣的或自然的法则为根源的。这一点在近代政治思想史上得到了继承。但是，与古代或中世纪把自然作为人类社会最高存在的认识不同的是，在近代作为研究对象的自然，只是作为政治社会建立的一种逻辑上的推断前提，即在政治社会形成之前人类早期必然经历的一种“自然状态”。这种假设反映了近代政治思想家力图将关于道德和政治生活的认识建立于科学基础之上的努力。而对“自然状态”的研究的出发点，就是为了证明在西方政治实践和理论历史中的一个基本核心，即对人的价值和权利的信仰。 霍布斯是近代历史上第一位作出这种努力的政治哲学家。麦克弗森把自己的拥占性个人主义理论追溯至霍布斯。在大多数研究者眼里，霍布斯以其严格的绝对主权的捍卫者形象出现在历史上，但麦克弗森认为，拥占性个人主义才是霍布斯政治思想中最真实、最重要的内容，而且它还是霍布斯主权学说的基础。 霍布斯把他关于人性的假设建立在“自然状态”之上。他否认人本质上是社会性的和政治性的，认为在政治社会还没有出现之前，人们生活在没有公共权力和政府统治的自然状态下，因而人的本质应当从自然状态中去寻找。对于霍布斯而言，自然状态具有极其重要的研究意义，通过揭示自然状态中发生的人类过去的真实，可以探寻政治秩序形成的原因、目的及其方式，政治问题也就变成了人类如何有效地实现政治秩序以及进行人与社会的组织问题。霍布斯对人的假设首先来源于心理学，他认为人最基本的需要就是自我保护，自我保护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人内在的对死亡的恐惧，为了避免死亡，人追求能够保护自我的手段，利用一切可能的办法来护卫自己。在人们为了达到保全自我这一目的的过程中，由于人类天性中存在的三种因素：竞争、猜疑、荣誉，故而人与人之间彼此力图征服、摧毁对方，甚至剥夺对方的生命。人与人之间的斗争集中表现为权力的使用。霍布斯把权力界定为“取得某种未来具体利益的现有手段，” 并认为人天生就是为了追求更多的权力。一个人的权力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只是为了比别人的权力更高，因而社会生活就是为了权力优势而展开的斗争。霍布斯认为，人们为了保护自己生命而采取的这些行动是无可指责的自然权利，因为在自然状态下，每个人是自己的唯一裁决者，每个人有天然的权利裁定为保护自我而采取任何必要的措施。而且，这种自然权利在自然状态下人人平等。因此，“在没有一种共同权力使大家慑服的时候，人们便处在所谓的战争状态之下”， 这就是他对“自然状态”的描述。显然，这种自然状态存在的结果是人人得不到安全。为了保全自己并因此而得到更为满意的生活，使自己脱离战争状态，只有一条道路，也就是“把大家所有的权力和力量托付给某一个人或一个能通过多数的意见把大家的意志化为一个意志的多人组成的集体，” 结果便导致了国家的产生。在形成社会以及国家的过程中，霍布斯坚持认为，人的本性是独立的、反社会、反道德的，人进入社会关系纯粹是为了自私的目的，即所有人都追求合理地扩大他们的效用（Utility）。 在麦克弗森看来，这就是霍布斯关于人的本性的分析。作为个人主义在17世纪的肇端，霍布斯的个人主义尽管抛开了社会结构、正义、自然法，描绘了一种产生于战争式无序状态的人性，但它却揭开了随后自由主义运动的序幕。尽管霍布斯对人性的假定所立基的自然状态并不是历史的分析，仅仅是逻辑的推断，但这种人性对于霍布斯所处的时代而言，确实是相对正确的描述，当时英国正处于早期资本主义的重商主义阶段，或称之为市场社会的早期。麦克弗森认为，“霍布斯的全部政治学说是来自他对人性的分析，其实它只是对资产阶级的人的分析。” 所谓的“自然状态”，实际上是从文明社会中人的行为中推断出来的假设，是人们在社会生活的表面形态下的一种“自然”的倾向，一旦剥去文明的外衣，人性就会显现出“自然状态”下的特征。很明显，霍布斯的人性假设及其“自然状态”，主要是从当时的社会即早期资本主义社会背景中推断出来的。在麦克弗森看来，为了保存自我尤其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对别人行使权力、为权力而争斗的社会景象，正是对竞争性市场社会的描述。麦克弗森对这种竞争性市场社会使用了另外一个名称“拥占性市场社会”。按照麦克弗森的分类，人类社会划分为三种类型：习俗社会或地位社会、简单的市场社会、拥占性市场社会。习俗社会的主要特征是社会资源的分配根据惯例或先赋性的地位因素而进行，市场社会则是根据资本、技能、劳动等自由流动的要素进行分配。简单市场社会与拥占性市场社会之间的区别在于简单市场社会是一个不分阶级的社会，而拥占性市场社会是个有阶级之分的社会，或更确切地说，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由占有土地和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和不占有土地和生产资料的劳动者阶级组成。拥占性市场社会的特征是： （1）不存在对工作的权威性分配；（2）不存在对工作报酬的权威性配给（3）不存在对契约的权威性界定与实施；（4）所有人均理性地寻求个人效用的最大化；（5）每个人的劳动能力都是他自己的财产，而且是可以转让的；（6）每个人拥有的土地和其他资源也是可以转让的；（7）一些人想获得比他们已有的更多的效用和权力；（8）一些人比其他人拥有更多的能量、技能或财产。 拥占性市场社会最核心的特征就是“每个人的价值是由市场决定的。”传统的那种建立在超自然的、主观的权利基础上的分配正义，“被一种客观的市场体系所提供的价值标准取代”。 在市场体系中，每个人要么把权力转让给他人成为权力的供给者，要么从市场上获得权力而成为权力的需求者、购买者，“人的价值或身价正象所有其它东西的价值一样就是他的价格；也就是使用他的力量时，将付与他多少。因之，身价便不是绝对的，而要取决于旁人的需要与评价。” 人的价值就象商品一样直接通过市场上的价格体现出来，而可以成为人的价值载体的事物包括力量（主要为劳动力）、成功、冒险、地位、名誉等能够反映人被尊崇、使人获得荣誉的东西。在资本主义市场条件下，霍布斯认为财富是体现人价值的主要象征，认为人们争取“荣誉”的斗争很难同财富分开，但霍布斯在此语焉未详。这一点在后来洛克的拥占性个人主义的理论中得到了充分发挥。 针对反社会的人性假设，麦克弗森认为，这些假设就是霍布斯坚决主张人类应当接受一个主权者统治的原因。当每个人都保有按照自己的愿望做任何事情的权利的时候，所有的人就永远都处在战争状态之中。显然，没有人会使自己处于这样一种不安全状态中，因为那样就等于自取灭亡。这又引出了霍布斯的另一条自然律：“在别人也愿意这样做的条件下，当一个人为了和平和自卫的目的认为必要时，会自愿放弃这种对一切事物的权利；而在对他人的自由权方面满足于相当于自己让他人对自己所具有的自由权利。” 人们之间的这种“权利的互相转让就是所谓的契约”，人们有服从他们所订立的契约的义务。但是，这种主要来自人们自愿服从契约的义务无法得到真正的履行。即使从理论上讲，破坏契约等于破坏了自己转让出去的权利，但人们还是会基于“搭便车”的心理而逃避契约所规定的义务，从而使契约成为无效。因此，在契约之外还需要某种使人们的协议巩固而持久的东西，“这种东西便是使大家畏服、并知道其行动以谋求共同利益的共同权力”， 而承受这一共同权力的载体就是主权者。尽管主权的确立也是通过契约方式达成，但主权契约与一般契约不同在于，订约者承认主权者享有绝对的权威，合法拥有和垄断暴力工具，作为契约内容实现的保障。 虽然在霍布斯笔下，人性是如此地暴露出其“自然性”的一面，但是，正因为人是理性的，人类发明了契约这一形式，以及在此基础上最终产生了所谓的国家。由此，霍布斯完成了他对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和政府的个人主义基础的分析。麦克弗森认为，霍布斯比他的同时代人更加彻底地揭示了这种个人主义基础的现实性，第一次打破了在此之前将人性建立在超自然的或神性意志的基础上，从而使人回到了世俗世界，并从类似于市场社会的无序竞争中人人处于同等不安全状态中推绎出“平等”这一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 但是，在霍布斯的学说中，存在着一个重大的缺陷，即他是根据在一个四分五裂的市场社会中所有人都不安全这一假设推导出他的主权学说，并由此坚持主权的绝对性和永久性，但同时却忽略了无处不在的市场关系也导致了社会分化为不平等的阶级这一事实，而且，正是因为有了阶级，市场社会才有了团结的可能和基础。建立在阶级基础上的社会团结抵消了市场社会的分裂，阶级内部的团结如资本家阶级的团结能够创造一个霍布斯式主权的替代物，阶级内部共同利益的存在使其成员能够支持一个负责的主权政府，而不是象霍布斯假设的那样只能通过非历史真实的契约过程才可以产生政府。 麦克弗森指出，霍布斯的这一错误在后来洛克的学说中得到了纠正。 霍布斯从世俗社会的无序竞争中得出了人享有平等权利的结论，而且这种权利的平等是无条件的，一个人只要一出世便自然获得了这些权利。这一观点被平等派所继承。现代世界公民权思想的主要贡献之一来自于英国的平等派。平等派关于公民权观点的基础建立在他们发展了的拥占性个人主义思想之上。平等派反对当时以克伦威尔为代表的军队政客将公民权建立在财产的基础之上的观点。后者认为只有固定资产的拥有者如土地所有者、开办公司者才可以依靠他们的才能过一种独立的生活，这种独立生活保证了他们作为自由人的地位，因而可以享有公民权利。尽管平等派与军队都同意公民权的实现只能依赖于人的自由，而自由意味着人必须取得经济独立。但是，平等派主张，所有那些没有丧失出生权的自由人，都享有选举权，除了佣人和救济金接受者外。 之所以排除佣人和救济金接受者，是因为这些类型的人依靠他人而生活，他们属于“丧失了出生权的人”，出生权使一个人当然地享有选举权等自然权利，而一旦成为佣人或救济金的接受者，就是依靠他人的意志生存，这些人也就意味着失去了出生权，出生权的丧失也就使一个人失去了与他人平等的自然权利。 从表面上看，平等派主张人人享有平等的自然权利与他们明确排除佣人和救济金接受者之间并不存在不一致的地方，他们的理论逻辑也很完整。如他们的代表人物奥弗顿所提出的自然权利学说指出，公民权和政治权利来自于人的自然权利；自然权利来自于个人所拥有的自然财产；一个人的财产则来自于人的创造性禀赋。 平等派似乎反对公民权建立在财产基础之上，但实际上他们还是坚持个人财产作为公民权实现的前提条件。从他们的主张中不难发现，虽然每个自由人平等地享有依靠自己独立生活的自然权利，但作为独立生活基础的财产是不可或缺的，没有财产者就不能独立生存，就是没有自由的人，因而，他们不应该享有选举权，不能与有产者享有同等的自然权利。当然，平等派也指出，佣人和救济金接受者只是丧失了部分的自然权利如选举权，他们仍然享有大部分的公民权利和宗教自由。没有人能够将他个人的所有财产（特别是身体，属于财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转让出去，除了他的劳动力以外，而当他转让劳动力之时，他也就放弃了他所自然拥有的选举权，尽管不是全部的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 说到底，平等派的个人主义把个人获得的自由归结于个人在社会中占有物的作用。因此，他们通过将自由界定为对自己身体的拥有来为个人自由寻找道德基础。平等派既然把个人自由界定为占有物的作用，那么就必须首先接受当时资本主义时代充分的市场社会作为前提条件，同时，他们把个人视为仅仅是自身的唯一所有者，且只有在市场关系中才是自由的，那么，社会所有的道德价值只能应该是市场价值。但不幸的是，平等派仍然拥护基督教社会伦理抽象的人的平等自然权利，这一点与他们学说的理论逻辑开了一个玩笑。此外，麦克弗森还认为，平等派关于自由来源于经济独立和财产的论断同样犯了一个严重错误，因为在拥占性市场社会中，即使是靠工资为生者，甚至一些有一定财产者，同样由于市场机制的规律而不能在经济上独立，也即依赖他人才能生活，按照平等派的逻辑，这些人也应该同佣人、救济金接受者一样丧失选举权，但平等派只是排除了后两种类型者。 当然，尽管在理论逻辑上并不完整，平等派还是将霍布斯的拥占性个人主义的理论推进了重要的一步。 在拥占性个人主义理论形成过程中，麦克弗森将十七世纪英国革命中独立派的代表人物哈灵顿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链环。哈灵顿不仅把社会各个阶级内部的个人行为归因于人的占有性动机和积累性动机，而且更加集中地描述了十七世纪英国拥占性市场社会的总体特征，把财产（其中最重要的是地产）看作是政府的基础，认为国家权力是“财产的自然产物”，国家的性质、政府的形式是由财产在社会各个阶级中的分配情况，即“产权的均衡”决定的。 与霍布斯从心理角度把拥占性个人主义视为人性本质不同，哈灵顿更多地从社会和历史经验的角度论述了拥占性个人主义出现的必要性，尤其是竞争性市场社会塑造了人的拥占性这一历时特征。 拥占性个人主义理论集大成于洛克。洛克的思想是近代自由主义的源头。众所周知，洛克与霍布斯不同，他的理论论证前提不是人的本性或欲望，而是上帝的意志，或者说是自然法的意志。上帝创造人以服务于自身的目的，同时又创造了其他的东西供人类使用，以维持人类的生存，因而人所具有的生命、财产等权利是天赋的。同时，洛克认为自然状态是一种“完备无缺的自由状态”，不同于霍布斯的接近真实的自然状态。洛克给自然状态下的定义是：“人们在自然法的范围内，按照他们认为合适的办法，决定他们的行动和处理他们的财产和人身，而毋需得到任何人的许可或听命于任何人的意志。” 可以说，洛克的自然状态实际上是“某种形式的人际关系；它的存在（当它存在时），不牵涉到处于其中的人的政治经验；而且它可以存在于包括当前在内的人类历史的任何阶段。” 或者说，是由纯粹自然属性的人所构成的一种关系状态。在自然状态中人是自由的，人人可以根据理性计算决定自己的行动。人与人之间又是平等的，任何人都不享有多于他人的权力。在自然状态中，自然法即人类的理性教导着遵从理性的全人类：“人们既然都是平等和独立的，任何人就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 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是自然法为人类规定的基本权利，是不可转让、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之所以如此规定，其根据是“上帝扎根在人类心中和镂刻在他的天性上的最根本和最强烈的要求，就是保存自己的要求，这就是每一个人具有支配万物以维持个人生存与供给个人使用的权利的基础。” 财产权利是人的自然权利中最基本的权利，其他权利都是以财产权利为基础。即使是生命权利，即安全，说到底也不过是保障个人财产不受侵犯的权利。洛克对财产权利的强调是近现代历史上所有论证私有财产权利合理性的思想家中最彻底的一位。正如麦克弗森所指出的，洛克做得太过分了，他竟然把有限的占有权变成了无限的占有权，“洛克的惊人成就就是把财产权利建立在自然权利和自然法基础之上，然后把所有对财产权利的限制从自然法中清除出去。” 这一论证为资本主义社会私人所有制度提供了最好的注脚。 洛克的私有财产理论是一个十分精巧的论证过程。洛克认为，在原初状态，人们共有一切生活和生产资料，“没有人对于处在自然状态中的东西原来就具有排斥其余人类的私人所有权”， 原初状态实际上就是普遍的无财产状态。但有一个唯一的例外，即每个人对他的人身具有的所有权，这种所有权是独占性的。而且，洛克认为，每个人不仅拥有他自己的人身，还拥有他身体直接延伸的劳动。这样，每个人对于他自己的人身以及他自己的劳动的所有权是原始的和自然的所有权，它是自然状态中其它所有权的基础和来源。洛克论证到，在原初状态下，土地是未经过栽培的，人也很少，人类享有充足的作为食粮的自然供给品水果和野兽，只要一个人伸手采下水果，猎到野兽，那么它就是归该人所有。因为这个人的占有行为并没有妨碍或剥夺其他人去采摘水果或猎取野兽的机会水果和野兽的供给是充裕的。而这个人在采摘水果或猎取野兽的过程中，已经加入了自己的劳动，正是这种劳动使得原本无价值的水果、野兽变成了有价值的东西， 而当劳动加入了某种自然物品时，该物品就已经不是共有的了，就成为了私人的财产。 在原初状态下，人类不存在积累财产的动机，原因无非有二：一个原因是自然供给品的丰裕，只要愿意付出劳动，就可以获得食物；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自然物品缺乏足够的持存性，如果不及时消费就会腐烂，而原初状态的伦理道德不允许这样的浪费行为出现。显然，这两个因素在人类早期历史中才有可能存在。随着人口的增加以及货币的发明，人类开始放弃了对原始的共有权利的主张。一方面，货币的出现消除了因积聚物品产生腐化带来的浪费，人可以无限制地通过货币形式积累财产，另一方面，洛克指出，一个人基于他的劳动而将土地划归私用，并不减少而是增加了人类的共同积累，“因为一英亩被圈用和耕种的土地所生产和供应人类生活的产品，比一英亩同样肥沃而共有但任其荒芜不治的土地要多收获十倍。” 洛克从后者的效率和人类效用最大化这一功利主义标准出发，推导出了私有制度的合理性，并结合前者推论出财产不均等的正当性。在私人占有成为社会正当行为的情况下，自然的主权已经解体，人们不得不制定并以新的规章去替代，这就导致人们互相之间订立契约，“联合成为国家且置身于政府之下的主要的目的，是保护他们的财产。” 在麦克弗森看来，洛克关于财产权的论说实际上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具有更高的生产力，从而保证上帝的创造物能够更好地用于为人类服务这一目的提供了有说服力的论证。更为重要的是，洛克的这一论证，为十七世纪正在兴起的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出现的个人行为完成了一次道德上的革命，“消除了那些过去阻碍着不受限制的资本主义占有的道德困境”。 他认为，“理性行为的本质就是私人占有土地以及土地上的物品，为了自己生活的最大便利而投入他的劳动以获得最大的产出。就上帝之法或理性法则所规定的道德而言，勤劳的劳动和占有行为是合理的。” 不仅如此，麦克弗森指出，洛克的财产权理论，还为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的在权利和理性方面的阶级差异提供了积极的道德基础。 洛克的财产理论，使反映资本主义制度和道德观念基础的占有性个人主义获得了最终、也是最为坚实的支撑。至此，占有性个人主义的完整内容得以浮出水面，其假设包括： （1）不受他人意志左右的自由使一个人成为真正的人；（2）不受他人意志左右的自由意味着，除了为自己利益而自愿与他人交往以外，不存在与他人的任何关系；（3）个人从本质上是他自己的身体和禀赋的利用者，与社会无关；（4）尽管个人不能出售他自身所拥有的一切，但他可以出售他的劳动能力；（5）人类社会是由一系列市场关系构成的；（6）既然不受他人意志左右的自由使一个人成为真正的人，那么，只有当为了确保他人享有同样的自由，个人才可以受制于相应的义务和规则；（7）政治社会是人类为了保护个人对自己的人身和物品的财产权利，以及维持个人之间有序的交换关系而设计的。 在整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形成、发展过程中，从霍布斯到洛克对伴随资本主义发展而来的社会道德基础占有性个人主义进行了逐层深入的论证，使占有性个人主义在逻辑上得到完善，并使其成为市场经济体系下经济活动合理性的正当辩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扫除了道德上的羁绊。因而，占有性个人主义成为了十七世纪直到二十世纪资本主义社会和自由民主社会的道德基础。 二、认识自由民主：民主的最大化 在麦克弗森的视野中，拥占性个人主义推动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的产生、发展，同时其理论学说也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得到完善。作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政治领域也同时形成了一种新的体制及其理论形态，即自由主义民主。西方自由主义民主建立在市场社会的基础之上，如果严格地把民主界定为政府制度的话，西方民主就是为了市场社会而诞生的。在大多数人看来，自由主义民主或西方民主社会存在的主要价值在于它能够实现两种人的最大化：或者是个人效用的最大化；或者是个人能力的最大化。 尽管这两种观点对个人的本质的理解有着不同，前者把人视为效用的消费者，后者把人看作是使用、发展自己独特能力的人，但两者都是基于人的价值为出发点，而且各自有其历史的根源，因此在特定的时期内两者在同一经济生活中得以共存。 麦克弗森从人类思想史上找到了两种对人类本质的不同理解。从亚里士多德时代开始直到十七世纪，把人视为有着理性目的的活动主体的观点一直占据着西方思想传统。直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出现，前一种观点才开始处于支配地位：虽然人还是一个理性的动物，但理性行为背后的人本质上变成了一个效用的消费者，一个具有无限欲望的人。人类进行消费和满足欲望的途径和方式就是无限制地积累财产一种最有价值、最为合理的运用人的能力的方式，从霍布斯、洛克到老穆勒均坚持这一观点。的确，在自由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作为消费者的人本质观以及拥占性个人主义伦理促进了非凡的经济效果。 但是，可以看到，拥占性个人主义在满足消费的同时带来了当代资本主义消费至上（实际上变成了浪费）的风气。尽管麦克弗森承认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平等的客观性和合理性，认为市场经济的效率和生产力发展要求资源必然导致分配的不平等，但他对于用于非投资的财产积聚颇多非辞，认为个人主义的占有特征不仅不利于社会总效用的增加，而且不利于人的能力的最大化。自由主义民主社会试图在人的两种本质之间进行协调，同时增加个人的效用和能力，其结果却是一种“很勉强的妥协”， 最终不得不陷入困境。麦克弗森把个人能力的最大化视为比个人效用最大化更加符合人的本质要求的手段，认为自由主义民主理论比之自由主义理论更胜一筹之处就在于它在提高人的能力方面将做得更好。但现实并非如此。自由主义民主社会发展的结果却是一种“榨取的能力”的兴盛，而不是民主所应该内涵的“发展的能力”。麦克弗森把人的能力分成两种：榨取的能力和发展的能力。前者是指使用、控制他人禀赋的能力，后者是指使用自己禀赋的能力。 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中，两种能力的分布不论在个体身上还是在阶级之间都是不均衡的。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社会主导地位的确立，一种明显的趋势是一个人的能力越来越接近或等于他的榨取能力。麦克弗森一针见血地指出，那些在市场社会中没有土地或资本的人是缺乏榨取能力的。因为他们使用自己的禀赋和能量去制造产品的生产能力，不断地出售给那些拥有土地或资本的人，以此换取工资来补充自己的能量，为下一次继续出售生产能力做准备。由于在典型的资本主义模式中，工资只能用于维持最基本的生命，因而对于这些劳动者阶级来说，他们根本就没有可能去占有、控制他人的能力。只有集中了土地和资本的少数人阶级，才有可能用他们的土地和资本在市场上购买劳动力，而且，土地和资本的集中程度越高，所有者阶级的总体能力中榨取能力的比例越高。这样，在充分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每个人的能力几乎就是他的榨取能力，这种榨取能力与他对土地或资本的占有程度成正比。 资本主义市场是能力的交换，但这却不是一种公平的交换，因为劳动工具（包括土地、资本） 的所有权被一个少数人的阶级所垄断。劳动工具是一个人生活下去所必须具备的，它是个人运用自己能力的必要工具。但是，在资本主义市场中，按照从霍布斯到洛克的拥占性个人主义伦理发展起来的私人占有制度下，只有少数人才拥有劳动工具或资本，“大多数人在市场上转让他们对自己禀赋和技能的使用权，以交换他人的产品或技能。他们必须这样做，因为他们不拥有足够的资本或其它资源赖以谋生。”资本主义市场社会是“由其本质决定的，强迫一些人不断地把自己的一部分能力转让给另一些人。其结果是减少而不是使自由主义民主所宣称的个人享有平等地使用和发展自己天然禀赋的自由最大化。” 即使在后来出现的福利国家中，也没有消除这种被迫的转让和能力分配的不平等，因为一旦消除这些不平等，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因素就会消失。麦克弗森指出，造成这种后果的原因不是别的，正是占有性市场社会以及拥占性个人主义。 更为严重的是，这种结果背离了现代民主的本质及其内在要求。民主被那些向往和追求它的人们视为一种个人与个人所有复杂关系的社会整合形式，而不再简单地是一种选择政府和使政府合法化的机制。民主内在的平等原则即要求“一人一票”，也规定了“每个人享有按照他自己的意愿获得有尊严地生活的平等而有效的权利”。民主要求每一个人都能够最大限度地发展他自己，发挥自己的能力。民主社会中的个人应当是一个对自己能力的“行使者、发展者和享用者”，而不仅仅是“效用消费者”。 说到底，民主社会的最终目的，就是推动每个人能力尤其是发展能力的最大化。而衡量民主最大化程度的标准，麦克弗森认为应当从消除对个人使用自己才能的障碍的角度去测量。构成民主最大化的障碍因素主要有三个：缺乏生活资源；缺少劳动工具；缺少不受他人攻击的保护。 只要消除了这三种障碍，民主的最大化也就得到了实现，这也是资本主义追求民主所最终想达到的目的。 缺少不受他人攻击的保护，在麦克弗森看来是容易解决的，只要通过社会行动，由国家来保障公民自由，并提供社会所允许的不受他人攻击的人身和财产的保护。在自由民主国家，这些保护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实现。尽管还有许多问题诸如个人自由行动的边界如何确定、少数人的权利如何予以保护等等，但这些问题不是不可解决的，只要每个人在使用、发展他的能力时不去干涉别人同样使用、发展自己的能力。这也是传统的自由理论所关注的主要问题。 古典经济学家始终坚持这样一个假设，即生活手段（即资源）的稀缺是人类社会一个不可避免的自然现象。就这一假设的前提拥占性个人主义认为人是一个无限的欲望者或消费者而言，生活手段的匮乏的确是无法避免的现实，因为人类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物质资源的增加根本赶不上人类欲望的膨胀。但麦克弗森提出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十七世纪以来的拥占性个人主义假设实际上是特定时期出现在特定文化中的现象，是与资本主义从兴起到成熟阶段的市场经济运动密切相关。尽管对于人类的“真正”需要是什么尚不十分清楚，尽管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掀起的技术革命大大提升了生产力，只要人类仍然把自己看作不受限制的消费者的话，生活手段的稀缺还是无法得到解决。但是，如果换一个视角来看，如果把人看作是自己的能力的使用者、发展者、享用者（这也是自由主义民主理论的本义所在），那么，即使在现有的生产力水平状况下，资源的稀缺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即使是那些不发达国家，只要将生产力提高到克服了物质绝对稀缺的层次之上，也就可以解决生活手段的匮乏问题。因此，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主要问题不是如何分配稀缺的物质，而是怎样看待生活手段的稀缺，这实际上是一个文化现象。 同样，人们赖以发挥他们能量的劳动工具的缺乏，也属于人类的社会建构问题。土地和资本的稀缺并不是由于它们的绝对数量不足（同前面一样，只要不是建立在无限欲望和消费的基础上），而是这些生产要素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和分配。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表明，生产资料的供给远大于资本家所能够充分利用的水平，总体上有效需求是不足的。但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中，私有制度使得一大批人无法拥有或接近劳动工具和资源，不得不转让他们对自己劳动能力的使用。从这个意义上讲，占有性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工具的稀缺性是必然的，是由社会制度性结构所决定了的。换句话说，只要存在着拥占性个人主义伦理，只要存在着对这种拥占性个人主义伦理的认同，只要存在着保护这种拥占性个人主义伦理的政治结构和制度，那么，劳动工具就不可能使每一个人都充分和独立地发挥自己的能力。虽然技术进步在解决人类资源的稀缺性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麦克弗森认为，在占有性市场社会中，技术的进步仍然不能充分实现人本质中的民主内涵，民主理论要求生产力的提高应当使整个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够更加充分地使用、发展自己的禀赋和能力，而技术进步带来的成就还是无法改变生产力增值后的社会分配格局，占有劳动工具的资产阶级仍然控制着其所购买的劳动力，控制着被购买的劳动力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及其附加值。 正是在这一点上，资本主义社会所赖以存在的基础拥占性个人主义，是无法实现民主最大化的根本原因。 三、二十世纪自由民主理论的困境 麦克弗森在归纳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个人主义基础之后，他惊奇地发现，拥占性个人主义假设作为自由民主理论的基础到了二十世纪已经不再象以往那样有效发挥着规范社会的道德功能。占有性市场社会所发生的一个重要变化工人阶级阶级意识的觉醒，使得拥占性个人主义假设遇到了一定的困难。拥占性个人主义假设社会是原子化的且不存在阶级团结，假设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竞争性的、攻击性的，人人自利。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仍保持着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传统关系，但另一方面，除了上述原子化的人际关系以外，还存在其他的社会基础，如阶级团结。二十世纪的英国以及其他自由民主国家，仍然属于占有性市场社会，但自由民主理论已经不能为这些社会提供充分的思想资源。 拥占性个人主义把人视为消费者和占有者，并无限推崇私有财产的主张，必然剥夺了多数社会成员接近劳动工具的权利，使他们被迫将自己的能力转让给他人。这实际上制造了一种对社会的离心力，使得这些缺乏财产者（因而也被剥夺了一定的政治权利）拒绝履行对社会、国家服从的义务，这是资本主义社会所面临解体危险的潜在基础。在拥占性资本主义市场社会形成过程中，由于人们在形式上较为平等地获得接近劳动工具的机会，每个人都服从于市场性竞争规则，把市场规则视为正当的、必然的，这一条件使得理性的人们服从一个为了维护和实施有序的市场关系的政治权威提供了充分的基础。而且，从市场规则中发展而来的在选择政府时有产者阶级的投票权，进一步抵消了拥占性市场社会内在的离心力，特别是有产者阶级在自身利益最大化方面的一致性，能够使他们定期选举出一个有效的主权政府以保障他们在竞争性市场中获得的劳动工具。但是，这两个前提在二十世纪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成熟后逐步丧失了。尽管拥占性市场关系仍然主导着社会关系，但随着产业工人阶级日益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具有阶级意识并通过斗争赢得政治利益表达渠道的阶级，拥占性市场关系这一假设逐渐遭到挑战。在私人占有制度下，竞争性市场活动使劳动工具最终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大多数人缺乏或无法接近劳动工具，从而使得人们不再相信自己在服从市场规律时互相之间是平等的，由此破坏了人们对市场规律的服从，也破坏了维护市场秩序的政治制度的稳定性。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发展“在形成一个以取代资本主义制度为己任的阶级的同时，破坏了拥占性市场关系必然性这一事实，该事实曾经充分实现了关于资本主义社会政治服从理论的首要前提。” 相应地，尽管拥占性市场社会仍然分化为不同的阶级，有产者阶级还是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内部整合，但这种阶级整合遭到了侵蚀，特别是当有产者阶级不再垄断政治权力而允许所有的社会成员享有平等的公民投票权之时。随着普遍、平等的投票权的确立，也就不再可能保证某一个阶级内部具有高度一致的整合。或许有产者阶级仍然暂时可以通过掌握有效的政治权力来维持阶级统治地位，维持拥占性市场社会的存在，但这种手段越来越失去了作用效力。 因此，在二十世纪的拥占性市场社会中，自由民主理论面临着一个无法避免的悖论：一方面，它不得不面对拥占性个人主义假设的现实性，另一方面，现时的市场社会结构已经不再象以往那样提供一种必要条件，从这一条件中能够推断出正确的政治服从理论。 自由理论不得不继续建立在拥占性个人主义假设之上，因为这一假设在拥占性市场社会中仍然是正确的，个人仍然象以往那样是自己人身的占有者、使用者，是自己能力的发挥者，个人与他人之间的契约关系仍然是市场关系的基础。但同时，市场社会结构在私有制度的作用下逐渐产生了破坏自身存在的前提，即大多数人因失去了接近劳动工具的可能而不再服从于维护市场社会的政治秩序，自由国家的整合性遭到了空前的侵蚀。这一两难对自由民主社会而言是致命的。而且，随着拥占性市场社会发展的深入，这一两难就有可能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危机。 如何才能既不忽视拥占性市场社会确立的关系和拥占性个人主义的假设的真实性，同时又不放弃维护拥占性市场社会的自由民主制度？麦克弗森提出的解决途径与马克思几乎殊途同归（这又是一个将麦克弗森归入马克思主义者行列的理由），他呼吁以共有财产制度 来代替私有财产制度。私有财产权利不仅是所有者对其财产（包括劳动工具）的使用和收益的权利，而且更主要的是它排斥他人接近和使用其财产的权利。当拥占性市场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财产和劳动工具集中到少数人手中，而少数人不再把其拥有的财产和劳动工具作为再生产的要素时，私有财产制度也就不再合理。消费至上、浪费、无效率日益破坏了人类能力的发展，破坏了私有财产制度发挥人类经济生活的激励功能，因而，这种财产制度已经不再适合继续推进人类能力的最大化，不再适合拥占性个人主义的假设，取而代之的应该是共有财产制度。共有财产和私有财产一样，也是一种个人权利而不是国家的权利，尽管国家创造和实施这些权利，但“国家规定这些权利是可以共同使用的，不排斥他人使用和收益”。 在历史上，共有财产制度是一种十分常见的财产制度，但从十六、十七世纪以后，越来越多的土地、资源变成了私有财产，私有财产权利发展为一种数量不受限制、功能不受约束、可以自由转让的个人绝对权利。私有财产制度发展极端的结果便是剥夺社会多数成员接近劳动工具的权利，迫使他们把自己的能力转让给他人，从而造成了拥占性市场社会的两难困境，进而危及这一社会的生存。因此，麦克弗森认为，劳动工具必须成为共有财产。但是，麦克弗森找不到一种现实的可以容纳共有财产制度的社会。尽管现代福利国家的出现，使得一定数量的财产收益通过国家机器从有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行转移支付，但福利国家从根本上仍然依赖于资本主义市场激励机制来推进生产力发展，没有改变从无产阶级向有产阶级进行能力转让这一拥占性市场社会的本质特征。 虽然麦克弗森没有提出一种以共有财产制度为基础的理想社会，但他明显地表现出对“社会主义模式”的赞许，认为它是一种“不存在能力转让”的模式。 当然，麦克弗森对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取消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的做法耿耿于怀，认为取消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比能力的市场转让更加不利于推进人们的能力发展，但他认为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的匮乏可以通过制度设计被改变。麦克弗森倾向于一种将自由主义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模式，但他没有仔细研究如何将两者结合在一起的方法，因此，这一想法只能是他个人的一种美好憧憬。值得一提的是，麦克弗森针对当时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运动以及社会主义各国通过技术作用日益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状况，感叹到：“如果不能解决在保证每个人平等地实现自己能力最大化的自由和无限占有他人能力的自由之间的矛盾，自由民主社会将无法与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竞争”。 四、结论 麦克弗森的重要贡献在于理清了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社会的伦理基础即拥占性个人主义，揭示了拥占性个人主义在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社会从兴起到成熟的过程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尤为重要的是，麦克弗森发现了二十世纪自由民主社会的内在困境：拥占性个人主义假设的现实性与资本主义民主无法实现每个人能力最大化之间的背离，这一背离进而破坏了资本主义社会大厦之根基，极有可能导致拥占性市场社会陷入严重的危机。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分析类似的是，麦克弗森同样得出了危机的根源在于私有制度，并认为解决危机的途径在于实现共有制。他的这一分析结论十分接近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实质的解剖，只不过马克思运用的是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而麦克弗森则运用了政治分析方法。但是，麦克弗森的共有制解决方案几乎是乌托邦式的，他本人对此也未作进一步的探究。 关于麦克弗森的拥占性个人主义理论，不少学者提出了批评，尤其以美国学者G·萨托利最为尖锐，他指出，麦克弗森拥占性个人主义中十分重要的财产概念，并不属于真实的历史结构，近代历史上的财产指的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生命、自由与财产，它并不意味着为了它本身或者为了无限制的积累而去占有。财产就是保障，就是消除自己有切肤之感的生存上的不安全。” 因而，萨托利认为财产与拥占性个人主义所表现出来的竞争性和侵略性的罪恶特征没有多大的关系。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