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我国可再生能源法律制度的几点建议.docx

完善我国可再生能源法律制度的几点建议完善我国可再生能源法律制度的几点建议提要：可再生能源是将来能源的基石，大力开发和利用可再生能源成为能源战略的必然选择。2020年我国通过修改法律确立了现行的五项法律制度，但是该制度目前仍存在：总量目的未以立法形式明确、并网技术标准缺乏、分类电价制度与费用补偿制度的立法前瞻性缺乏等问题，因而，在借鉴国外可再生能源运作成熟的相关法律制度基础上，对症下药，提出切实可行的详细完善建议。关键词：能源;可再生能源;法律制度。能源最终将由化石能源时代发展过渡到可再生能源时代，大力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已成为能源战略的必然选择。各国在针对经济危机而推出的救援计划中都不约而同地把绿色投资和新能源产业的发展作为实体经济的突破口，希望通过对新能源产业的投入和支持，带动经济全面复苏和持续发展1。2021年1月16日第五届世界将来能源峰会开幕，主题是推动可持续创新，讨论的主要议题是可再生能源将来的发展和挑战，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提出了到2030年将全球使用能源中可再生能源的比例提高一倍的目的。但是目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可再生能源发展的进程，可再生能源将来几年的发展途径几乎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对于我国而言，正如2020年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发布的（中国的能源安全：前景，挑战和机遇）里提到的：中国改变现有的能源供需构造存在很大困难，化石能源照旧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将来几十年，中国的能源构造仍将以煤炭为主，但中国的水电、核电、风电和天然气有宏大的发展潜力。中长期看，中国应该构建一个技术创新导向的煤炭清洁利用和可再生能源利用体系。相应地，可再生能源整个法律体系的完善则成为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必经之路。2005年以前，我国主要是通过部门规章和政策来给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提供制度支持。2005年2月28日全国人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下面简称（可再生能源法）)并于2006年1月1日施行，从此将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纳入了法制轨道。2020年12月26日全国人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修正案)），修改后的（可再生能源法）构成了五项新的可再生能源法律制度：总量目的制度、全额保障性收购制度、分类电价制度、费用补偿制度和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制度。为了有效施行可再生能源法律制度，相关部门又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的配套的规章和政策。就整个制度的演进来看，首先是立法形式的变化，由2005年前由部门规章与政策予以规范演进到如今的全国人大会通过的法律，反映了国家对于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重视，以强迫性的高位阶立法形式代替之前的部门规章与政策，法制的统一，更利于可再生能源各项法律制度在全国施行;其次是立法内容的变化，从2005年之前的零打碎敲式立法到统一（可再生能源法）的制定，再到初次修改，以及细则与配套制度的出台与即将出台，都反映了我国可再生能源法律体系的逐步建立，表明了我国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决定与自信心，此次修改的（可再生能源法）确立的五项制度是在总结之前经历与教训基础上确立的。十分是（可再生能源法）的初次修改，既保留了原有科学合理的内容，删除并修改了无效的内容，还增加了新内容，从字眼表述上看既有有变化的，也有无变化的，但是本质上都有了新的内容。2006年起施行的（可再生能源法）鼓励发展风能、太阳能、水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等可再生能源。受该法影响，自2006年起，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占比止跌回升2。然而，要想给予可再生能源更大的发展空间，必须对我国可再生能源法律制度进一步完善。1可再生能源总量目的制度问题。1.1问题所在：未以立法形式明确且目的偏低。2020年12月修改的（可再生能源法）规定了总量目的制度，但没有在法律条文中明确规定总量目的，该法第七条规定，可再生能源总量目的由国务院能源主管部门制定并报国务院批准后执行。总量目的是一个必须实现的国家目的，是一个强迫性的规定。我国是一个大国，各项情况相当复杂，并且地域差异很大，作为一个反映国家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决心和力度的详细体现的总量目的应当是通过权威的立法来推动的，只要如此，才能保证各地区统一的认识和行动。如澳大利亚于2001年4月通过了本人的可再生能源(电力)法，在这部立法中明确提出了到2020年全国增加9，500Wh(2%)的可再生能源发电，整个可再生能源产业的产值到达40亿澳币。从最终的效果来看，正是由于通过立法明确了政府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决心，投资者才明晰地了解国家支持的重点所在，引导了投资的方向，使总量目的得以实现。不可否认，我国目前已成为全球可再生能源的大国，根据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数据，到2020年底，我国的水电装机已经到达2.13亿千瓦，世界排名第一，风电并网运行容量超过了3100万千瓦，太阳能光伏电池产量已占全球产量40%、到达了800万千瓦。我国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的目的是：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量15%，2021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量的11.4%。目前，正在制定的我国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也将可再生能源作为了重点领域，固然规划没有正式发布，但国家能源局已透露：到2021年，风电将到达1亿千瓦，年发电量1900亿千瓦时，其中海上风电500万千瓦;太阳能发电将到达1500万千瓦，年发电量200亿千瓦时;加上生物质能、太阳能热利用以及核电等，2021年非化石能源开发总量将到达4.8亿吨标准煤。而世界平均水平为2020年到达10%，2020年到达20%，2050年到达50%。根据目前我国的能源战略规划，我国可再生能源在2020-2050年期间的发展将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种差距与中国将来在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远远不相适应。考虑到规划与实际施行结果可能还存在差距等因素，这种落后会愈加显著。1.2解决对策。从（可再生能源法）的最初立法与后期修改来看，我国立法行为始终未能突破几个传统立法观念的束缚，如立法的综合性、原则性、指导性等等，另外也反映了整个立法经过中矛盾与利益的博弈与妥协。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就是没有强有力的立法总量目的的目的，势必会被最终的效果大大的打个折扣。在这方面，我们是有教训的，九五期间，原电力部就曾经提出到2000年我国风电装机到达100万千瓦的目的，但以上目的因没有立法的强迫性而最终没有实现。报喜不报忧是不能解决问题的。目前，世界上很多国家已通过可再生能源立法，提出了本人的强迫性可再生能源目的政策，如2004年德国在其制定的（关于重新调整电力领域可再生能源法的法律）中提出：制定本法旨在促进提高可再生能源在电力供给中所占的比重，至2020年至少提高到12.5%，至2020年至少到达20%。目前，全球已有60多个国家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或行动计划，通过立法的强迫性手段保障可再生能源战略目的的实现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