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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金融论文国外金融论文随着经济的发展，金融业也在快速发展，撰写金融论文是金融理论研究成果的一种表现形式。下面是学习啦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国外金融范文，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欢迎大家浏览参考。国外金融论文篇一：试谈国外金融创新评介1933年，伴随着（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出台，美国开场了独立投行的年代。经历了网络经济泡沫、9.11恐惧事件，华尔街投资银行屹立不倒且愈加繁盛。雷曼兄弟董事长富尔德曾骄傲地讲：雷曼兄弟将永远经营下去。然而，2007年4月以来，随着美国次贷危机的不断延伸，金融机构难逃厄运，投资银行首当其冲。雷曼兄弟破产，贝尔斯登、美林被收购，高盛和摩根士丹利转型为商业银行，华尔街五大投行全部毁灭。一、相关金融创新产品目前世界上流行的金融创新产品主要有下面几种：1.抵押支持债券(MBS)。MBS是资产证券化发展史上最早出现的证券化类型，1968年美国政府国民抵押贷款协会初次在市场上推出。它主要由美国住房专业银行及储蓄机构利用其贷出的住房抵押贷款为基础，以借款人对贷款进行偿付所产生的现金流为支撑，并由政府机构或政府背景的金融机构进行担保，发行的一种资产证券化商品。通过发行MBS，可将期限长流动性差的抵押贷款转换成若干期限短流动性强的证券，有利于房贷机构回收资金，转移风险。2.债务抵押债券(CDO)。1987年由德崇证券最早发行。CDO是一种将多种债券通过组合拆分，构建具有不同风险特征债券的方法。发行者通过购入各种债券建立资产池，经过构造化重组，将原来的多个现金流转化成由一组分属不同的证券投资层级的新产品。基本上分为高级、夹层和低级，不同层级的产品对资产池中标的资产享有不同等级的收益和风险。投资者可根据本人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当收益的产品。3.信誉违约互换(CDS)。1995年由摩根大通首创。信誉违约互换本质上是一种债务保险。其所涉及的债务指的是参照资产，能够是债券、贷款及其组合。互换的买方通过向卖方支付一定费用，来获得对参照资产保险的权利。一旦参考资产发生违约，互换的买方有权从卖方处得到现金或实物偿付，进而到达转移债务风险的目的。二、美国五大投行金融创新产品的运用20012004年，美国经济遭受互联网危机、9.11恐惧事件后，经济呈下滑趋势。为了应对经济下滑，美联储采取了激进的经济政策，连续10屡次降息，最低时只要1%。长期的低利率水平促进了房地产业的发展。但是,有钱人都早已买了房。因而，那些收入偏低、收入不固定甚至是没有收入的人成为了房地产消费的新动力。次级贷款应运而生，贷款数量迅猛增加。为了降低风险，获得流动性等目的，次级贷款放贷机构以旗下的次级房屋贷款作为现金流支持，发行住宅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华尔街投资银行们买入这些次级抵押贷款债券后，重新分割、打包、组合成CDO债券。CDO的发行系以不同信誉等级分为不同系列。基本上分为高级、夹层和底层。通常，CDO中高级系列约占70%左右，多数获得AAA评级;夹层系列约占5%15%，多为BBB评级;底层系列约占2%15%，信誉等级最低，通常为不公开发行系列，多为发行者自行买回或由对冲基金等高风险偏好投资基金持有。发放次级贷款、发行MBS、构造化CDO，买进CDO再发行债券，以各种债券作抵押，再从商业银行获得贷款，华尔街的利益链条构成了。在这个链条中，最大的风险就是信誉风险，于是有了信誉违约互换的引入。引入CDS不仅能够降低债券的发行门槛，实现信誉风险的有效躲避，还能够进行担保风险的对冲。随着越来越多金融机构介入到这一利益链条中来，美国虚拟经济极其繁荣。在房市火爆的时候，美国次贷市场的总规模一度到达了1.3万亿美元左右。根据美国证券业联合会发布数据，2004年美国CDO总共发行1570亿美元，2005年2720亿，2006年5520亿，2007年5030亿。国际掉期和衍生产品协会公布，2001全球CDS市场规模为9190亿美元，2006年34万亿美元，而2007年底到达顶峰62万亿美元。这一切的繁荣景象都随着美国利率升高和房屋价格下降而破灭。2006年底、2007年初，为应对通货膨胀压力，美联储连续十几次加息。买房人还不起贷款，整个链条从底部开场断裂。随着违约率大幅攀升，抵押支持债券MBS和债务抵押债券CDO违约风险骤增，价格大跌，投资于这类债券的金融机构因而损失沉重。各大银行纷纷抛弃CDO，贝尔斯登没能逃脱，被摩根大通低价收购。市场信誉风险剧增，危及规模庞大的信贷违约掉期市场。同时信誉风险使银行之间互不信任，银行拆借市场骤停。158年历史的雷曼兄弟持有大量CDS，在流动性缺乏，融资无门的情况下只能破产。美林在次级贷款以及抵押债券等业务上构成了高达79亿美元的巨额亏损。为弥补损失，美林不断低价出让资产，仍无法挡住亏损的势头，受雷曼兄弟破产的拖累，美林证券被迫低价出售给了美国银行。相比之下，高盛更好地渡过了次贷危机，摩根士丹利次之。但是二者借款投资的业务形式遭到了攻击，股东和客户自信心缺乏，以为杠杆过高，风险难以承受。为获得稳定的资金;，高盛和摩根士丹利从投行转型为传统的银行控股公司。至此，五大投行全部毁灭，华尔街曾引以为傲的投行形式寿终正寝。三、对金融创新的评价美国投行倒闭根本原因是监管缺失，而非金融创新固然，美国投行倒闭与金融创新不无关系，但投行倒闭的根本原因却是美国监管体系的构造性漏洞，对投行监管的缺失。随着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取消，美国金融业混业经营发展，金融机构业务趋同性或者相关性很强。而美国金融监管体系实行分业管理，这就出现了构造性漏洞。负责整体经济稳定的美联储只负责监督商业银行,无权监管投资银行,而证券交易委员会在2004年经过困难会谈后才获得对投行的监管权。但证券交易委员会对投资银行实行自愿监管的方式，且监管主要集中在资本和流动性水平上，投资银行业务流程操作上存在着很大的监管空白。CDO、CDS这样的金融衍生产品，就成了漏网之鱼。其一，没有实现风险隔离。在CDO经过中，投资银行作为发行者，应将其债权资产真实转移给SPV(特殊目的载体)。但多数情况下，SPV就是投资银行本人，没有资产的真实出售，资产证券化的风险隔离作用也无从谈起。其二，存在虚报收益的现象。CDO底层系列债券和CDS都不是通过公开市场成交的，其定价也不像股票那样由市场定价，而是利用电脑模型来估算价值，且没有统一的应用模型，投资银行虚报产品收益，将高风险债券转移给广大投资者。其三，对CDS系统来讲，没有任何机制确认签约双方的履约能力，存在对手交易风险。在监管空白的情况下，投资银行忽视系统风险，忽视股东利益，为了收入而不断创新。四、金融创新是投资银行倒闭的催化剂固然，金融创新不是投资银行倒闭的根本原因，但在投资银行倒闭的经过中，金融创新起到了推波助澜催化剂的作用。金融创新加长了金融交易的链条。次级贷款到MBS到CDO到CDS，通过纷繁复杂的技术手段，交易链条不断延长，金融产品与基础资产的距离也越来越大，最终以致于找不到金融产品的支撑产品，也没有人再去关心这些金融产品真正的基础价值，一些人或机构甚至不清楚本人买的是什么，就把口袋里的钱交给了投资银行的手里。金融创新放大了市场风险。在华尔街的利益链条中，最初一元钱的次级贷款被放大为几元、十几元、甚至几十元的金融衍生产品。1.5万亿美元的次级贷款创造了超过2万亿的MBS市场、数万亿的债券抵押凭证的构造化产品、数万亿的信誉违约互换。市场规模扩大的同时市场风险也在增加。当房价不断涨、长期低利率发生变化，次贷违约率上升，基础资产出现问题时，整个金融创新的大厦轰然倒塌。五、运用金融创新，不能因噎废食尽管金融创新衍生工具催化了美国投资银行的毁灭，但这绝不是禁锢金融创新的理由。金融创新产品是一把双刃剑，使用恰当能发挥活跃交易、转移和分散风险的积极作用，使用不当也能凭借杠杆效应掀起金融波涛。所以关键在于能否科学的运用。运用金融创新，要加大政府的有效监管。五大投行的毁灭显示了宏大的市场系统风险。金融创新产品和传统衍生品一样，只能管理或者转嫁非系统风险，不能消除系统性风险。要降低系统性风险，只能通过强有力的市场监管。假如政府能够完善监管体系，对风险做到全面覆盖，并且及时对市场变化做出反响，那么金融创新就能够发挥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运用金融创新，要加强企业的风险控制能力。金融创新产品若利用不当,会造成亏损放大后果。但这并不是构造型产品本身的问题,更多体现了对衍生品的不当使用。衍生品的根本出发点是为了躲避风险和套期保值,而诸多投资机构一味根据风险与收益成正比的原则滥用这一工具,使得衍生品成为他们追逐利润最大化的投机工具。在经济动乱时期，投机失败所造成的损失要比预期大的多。这就需要完善企业本身的内控机制，运用新型的风险管理机制，对金融创新产品实行有效的监控、制约和预警。只要这样，才能使金融创新符合企业发展的长远利益。国外金融论文篇二：浅谈国外金融排除研究新进展金融排除作为金融地理学的一个重要研究议题，凭借其所具有的广泛实践意义，在国外引起了高度的重视。学者们对金融排除的研究已经从早期对空间地理的关注，向社会文化制度等转变，即关注社会、经济、文化、制度等因素对金融排除的影响，以及金融排除对社会经济等所造成的后果。鉴于国内金融排除研究的薄弱性以及研究的重要性，笔者尝试从金融排除的含义界定、特征研究、影响分析等多方面，对国外金融排除的研究作一相对全面的综述，以期为国内金融排除的研究以及相应政策的制定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2020年1月17日，世界银行中国代表处在北京发表了（全民金融：拓宽渠道的政策与陷阱）报告，建议中国拓展金融服务的渠道，提高对于穷人和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支持。由此可见，对我国金融排除的关注显得特别重要。金融排除(financialexclusion)的研究开场于1990s初(LeyshonThrift,1993,1994,1995)，金融排除现象首先在美国被观察到，但在英国得到了高度的重视。随着1990年代以来的管制放松、信息技术发展、全球化，英美等发达国家的金融业发展步入了新的时代，但同时90年代的萧条和金融危机也使银行业开场注重价值最大化目的，进入了为质量而战(flighttoquality)的竞争中(LeyshonThrift,1995)：各金融机构不断细分市场，搜索那些更安全的市场，即更偏向于那些有影响力的、有权利的群体，而将那些贫困的、处于劣势的群体分离出去，并关闭了其在一些农村及边远地区的分支机构，导致了这些地区的金融机构缺乏，产生了金融排除(FSA,2000)。从金融排除的研究重要性来看，金融排除往往被看成是社会排除的一个子集，其对社会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会导致各地区金融发展的不平衡，同时，金融排除程度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剧不同人群、不同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两极分化，对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造成严重的阻碍。因而，积极研究金融排除的深层原因和影响因素，提出相应的政策法规和措施，来降低金融排除程度、促进社会协调发展，具有一定的意义。随着我国20世纪90年代开场金融体制改革，金融运行机制发生了深入的变化，衍生出了很多金融地理问题，迫切需要解决;其中有很多问题与国外的金融问题具有一定的类似性，如金融排除等(金雪军等,2004;武巍等,2005)。但是目前国内还较少对金融排除进行专门的研究，因而，笔者将从金融排除的含义界定研究开场，对国外金融排除研究的进展进行相对全面的综述，以期为解决中国目前面临的一些金融问题提供一定的借鉴。一、金融排除的含义界定研究关于金融排除的概念不同的文献研究中往往有不同的含义，但正如ANZ(2004)所讲：尽管金融排除的定义经常体现为不同的维度，但是最重要的维度均包括定义的广度、定义的关注点和定义的相对性或程度。当然，金融排除往往是基于一些标准而比拟得出的，而这些标准经常是金融包含(financialinclusion)。从定义的广度而言，金融排除的最广泛定义强调将接触金融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注重金融排除和社会排除间的复杂交互性：未能接触到金融服务的组织经常也未能获得其他一些主要的社会供应，同时金融排除也加剧了其他类型的社会排除(Koker,2006)。该类定义在诸多文献中运用较多。金融排除定义的另一极端最狭义定义，主要是对特定类型的金融服务或产品的缺乏拥有或未能接触(KempsonWhyley,1999a)。在这两种极端的定义之间，存在中间派的定义，如强调排除与主流金融服务的关系(Dayson,2004)。从定义的关注点而言，金融排除主要关注于谁被排除。从文献中能够明显看出，金融排除的关注点有较大的差异，大到区域(或社区)，小到个人(家庭)或企业(PeacheryRoe,2004)。从金融排除的相对性而言，其既能够是一个暂时的，可以以是一个持久的状态;既可能是完全的，可以能是局部的。同时，金融排除具有一定的层级性，如那些没有银行账户的人基本上没有能力会有金融储蓄行为(Koker,2006)。在定义研究基础上，KempsonWhyley(1999a,1999b)进一步将金融排除概括为下面几个维度： (1)接近排除指通过风险界定的经过限制了接近; (2)条件排除指有些金融产品的条件对一些人的需求不符合; (3)价格排除指一些人只能获得一些他们不能承受的价格的金融产品; (4)市场排除指一些人被目的市场和销售所排除; (5)自己排除指人们很少去申请金融产品，由于他们相信他们会被拒绝。这些不同的维度组成了复杂的金融排除集合，阻碍了一些有限收入的人们接近和使用金融服务。该类维度划分方法在诸多研究文献中获得了广泛的引用;但是如ANZ(2004)所讲，其存在一定的缺陷性，如各维度间存在高度的重叠性、没有关注金融知识或金融能力对金融排除的影响等。基于此，他们提出了金融排除的两个维度：接触排除(accessexclusion)和效用排除(utilityexclusion)。此外，Cebulla(1999)则根据排除引发的主体将金融排除分为构造排除和主体排除。而一些经济学家如Bridgeman(1999)则运用排除曲线(exclusioncurve)对金融排除进行了刻画，建立了收入排除和价格排除两大维度。因而，由于金融排除的定义多角度性，导致了对金融排除的维度研究也呈现出差异，但不管如何，银行等金融机构将其在一些地区的分支机构关闭及部分消费者对金融产品的排除是衡量金融排除两个特别重要的方面(武巍等,2005)。二、金融排除的产生背景和各国现状研究 (一)金融排除的产生背景研究在过去的几十年中，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以及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人们对金融服务的使用途于稳步增长的状态中(Kempson,1994;KempsonWhyley,1998)，但是由于社会、经济等众多方面的原因，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特别缓慢，甚至为负(扣除通货膨胀率)，并沦落为长期的贫困者，进而自然地降低了其享受金融服务的能力。所以，贫困人群所能享遭到的金融服务却远远地落在了后面，少数人群连基本的金融产品都未曾拥有(FSA,2000);并且，随着竞争的加剧，这种两极分化愈演愈烈。尽管如Amaeshi(2006)所讲，各国金融排除产生的背景会有所差异，但是当时世界整体的宏观环境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金融业管制的放松，以及相继而来的萧条和金融危机使银行不良债务不断上升，为了降低成本等目的，银行业竞争不断加剧，客户价值评价成为提高银行收入的手段，进而导致了上世纪90年代客户细分市场的出现，进而使银行服务进一步远离贫困、弱势人群。二是受益于信息技术的发展，金融机构对产品的定价和对客户的风险评价能力大幅度提高，但这种风险挑选主要还是限制那些在信誉打分框架下风险更高的群体，所以，这种发达的评估系统却成为部分贫困人群获得金融服务的一个壁垒，客观上使金融机构可接受的风险容忍度之外的人群更多地被排除在外。同时，新的金融产品和工具的开发更多的是建立在为有利润的客户服务的基础上的，而忽略了设计、供给针对低收入以及其他弱势人群的产品。并且原来那些为低收入群体开发的产品也会由于盈利性低而不断地被删除掉，因此进一步加剧了金融排除的程度。因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管制的放松、信息技术的发展、全球化、金融危机等，给英美等发达国家的金融业带来了新的发展空间，竞争不断加剧(ArgentRolley,2000;LeyshonThrift,1995)。银行出于降低成本、增加利润等考虑，在扩大金融服务机构种类与金融产品以及服务范围的同时，也将一些小城市、农村以及边远地区等的银行分支机构纷纷关闭，并排除了对一些低收入人群的服务，进而造成了这些相对落后地区缺少金融机构、贫困人群缺少金融服务，加剧了已有的金融排除并产生了新的金融排除。除了这些宏观的金融因素外，社会经济因素对金融排除也有重要影响，英国金融服务机构(FSA)将英国的金融排除产生原因概括为五方面：收入分布问题、劳动力市场的改变、人口统计的改变、住房政策和保有期的变化、福利和财政改革(FSA,2000)。当然，自己排除因素对金融排除也有一定的影响(CollardKempson,2001)。综观文献，从经济学角度对金融排除的产生机理进行理论研究的并不是很多，Gardeneretal.(2004)进行了较好的尝试，其从遵循自由市场模型的银行策略(即股东价值最大化的结果)、非对称信息、统计上的差异、金融发展对区域发展的作用四个方面对金融排除的产生原因进行了分析。但总体而言，目前关于金融排除产生机理的经济学分析还是处于相对薄弱环节，值得进一步深化研究。 (二)各国金融排除的现状研究金融排除现象首先在美国被观察到，但在英国得到了高度的重视。到目前为止，已有较多研究对一些国家的金融排除现状进行了描绘。如在1998年，英国有200万人没有银行账户、300万人依靠于昂贵的其他信贷机构提供的金融服务(FSA,2000);在美国，有将近1000万家庭没有支票或储蓄账户(FSA,2000);在欧盟，个人持有活期账户、支票账户或类似的账户的人数比重到达89%(从最低比例的意大利的70.4%，到最高比例的丹麦的99.1%)(PeacheryRoe,2004);而在巴西该比例值只要43%，墨西哥仅为17%;在非洲地区，南非仅仅只要46%的成人持有银行产品，非洲的其他地区则更少，肯尼亚大约每10人只拥有一个银行账户，坦桑尼亚的金融排除程度更高，大约每百人只拥有5个银行账户(Koker,2006)。因而，很明显，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排除程度要远远高于发达国家。由此可以推断，我国金融排除的程度相对也要比发达国家更高，十分是我国1998年开场施行了部分金融分支机构的撤并改革。诚然，该改革是商业银行追求本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行为，也是提高商业银行效率、介入剧烈竞争的重要途径，其本身并无可厚非。然而，这次改革却在结果上直接造成了边远地区、农村地区金融服务的缺乏，引起了这些地区金融排除程度的提高。所以积极开展对我国金融排除现状及对策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紧迫感。三、金融排除的地理指向性研究由于金融排除体现出显著的地理分布性，因而，其研究从一开场就成为金融地理学的一个重要研究议题，在国外引起了高度的关注。综观金融排除的研究经过，主要能够分成两个阶段：其一是早期研究阶段，主要是由一些金融地理学者如LeyshonThrifts(1993,1994,1995)等创始的对金融排除空间地理指向性的关注;其二是20世纪末，学者们开场进行金融排除的社会文化制度转向研究，即关注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对金融排除的影响，以及讨论金融排除对经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后果(KempsonWhyley,1999a)，笔者将其称之为金融排除的人文指向性研究。因而，这一部分将综述地理指向性研究，而第四部分将综述人文指向性研究。关于金融排除的地理指向性研究主要关注于接近银行分支的地理性问题，学者们往往从银行分支的关闭、在几乎没有金融服务的十分社区低收入人群的聚集等角度，分析了金融排除对社会经济空间产生的影响(Leyshon,1997)。学者们对英国(LeyshonThrift,1995;Fuller,1998;SpeakGraham,1999)、美国(Pollard,1996;DymskiVeitch,1996)等的研究表明，这些金融重构表现出了金融排除明显的地理倾向，低收入地区分支机构的关闭率是特别高的，并且在下面三种类型的地区比拟突出：多民族地区、蓝领家庭和单亲家庭聚集的地区、租赁房子的地区，这些地区表现出来的金融产品的沙漠化(desertification)，导致了该地区人们的心理障碍，可能会进一步引发自己排除(ThriftLeyshon,1997;KempsonWhyley,1999a,1999b)。除此之外，学者们也特别关注农村的金融排除情况，得出了农村银行分支正处于窘境中的结论(Brockett,1998)。如LarnerHeron(2002)对新西兰的金融排除现状研究发现，银行关闭的分支主要集中在一些农村地区;ArgentRolley(2000)对澳大利亚的研究也同样发现农村地区遭到了金融服务机构撤离的不平衡影响，但这种地区差异往往不能用人口变迁环境进行解释。因而，金融排除具有较明显的地理性倾向，总体而言，农村银行分支的关闭率要高于城市，由于在农村服务的单位成本远远高于城市;人口密集度、产业集聚程度、经济发展程度等因素对金融排除的地理性也有很大的影响;但影响最大的可能是收入高低，如英国金融服务机构所讲，金融排除程度其实是收入的一个负函数(FSA,2000)。四、金融排除的人文指向性研究随着经济地理学研究的文化与制度转向，经济地理学者越来越多地从社会文化和制度角度来分析实际的金融地理问题，包括金融排除。正如FSA(2000)所指出的，对金融排除的争论已经从仅仅关注于地理接触性，发展到了关注于更复杂的金融排除经过以及谁会被排除、为什么等问题的研究，也就是讲，处于金融服务边缘的概率取决于你是谁、你生活在哪(KempsonWhyley,1999a)。由于各研究运用不同的国家(地区)样本、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的统计方法，可能会得出不一致的结果。但是，概括而言，收入、社会阶层、住房状态、种族等诸多因素对金融排除有一定的影响(Devlin,2005)，笔者根据已有的研究文献建立了金融排除的影响因素模型：金融排除=f(性别，社会阶层，收入，年龄，家庭状态，种族，教育程度，雇佣状态，家庭成员数，住房拥有状态，区域)因而，金融排除程度能够看成是多自变量的一个函数。对于因变量金融排除，既有用综合指标，也有根据各金融产品/服务的类型进行分门别类的衡量(Devlin,2005;FSA,2000)。而各自变量的解释如下：很多研究文献以为，性别对于能否使用银行服务有显著的影响，妇女更有可能被金融排除(HogarthODonnell,1997);然而英国金融服务机构却以为，从本质上而言，性别并不是金融排除的一个预测指标(FSA,2000)。社会阶层和家庭收入经常被以为是解释金融排除的两个很重要的因素，一般而言，处于较低社会阶层的人也更容易遭到金融排除，低收入家庭往往处于金融排除状态或是金融边缘，如无收入人群(包括失业者或残疾病人)、低工资人群等(FSA,2000;HogarthODonnell,1997)。Devlin(2005)研究发现，处于平均社会阶层下面的人群有更高的概率属于金融排除对象，低收入人群也有更高的金融排除概率。年龄是一个很有争议的指标，一般以为儿童和老年人有更强的金融排除倾向。HogarthODonnell(1997)运用美国的数据，发现儿童更有可能被金融排除;然而FSA(2000)运用英国的数据却提出，年龄能否对金融排除有显著影响还值得商榷。家庭状态十分是婚姻状况对于金融排除也有一定的影响，如离婚者、单亲人群等，更有可能处于金融排除的状态(HogarthODonnell,1997)。种族对于英国的金融排除有一定的解释力，亚洲族人或非洲加勒比族人，往往有更高程度的金融排除性(FSA,2000)。教育程度往往也被以为是一定的解释度，较少受教育的人更容易处于金融排除的状态。这主要是由于教育程度往往与收入成正比，因而较低的受教育程度引起了低收入而低收入与金融排除成正相关性(Gardeneretal.,2004)。雇佣状态反映了一个人收入稳定与否，研究发现较低稳定状态的人群往往更有金融排除倾向。当然这与雇佣状态的划分有很密切的关系，一般而言，失业者、退休者、学生及家庭主妇往往有更高程度的金融排除(Devlin,2005)。此外，拥有越多家庭成员数的家庭往往伴随着更高程度的金融排除;同时，住房拥有状态也是预测能否有金融排除倾向的一个指标，无私人房产的家庭暴露在金融排除的空间中的可能性就越大(FSA,2000)。当然，正如Cebulla(1999)所讲，在控制了一定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后，模型的残差仍然正好能够用地区效应进行拟合，因而，区域因素起到一定的作用。然而，综观文献，目前关于金融排除的影响因素研究主要还是基于个人层面的经历研究，并且集中与对英国等发达国家的研究，因而很有必要开展对发展中国家的实证研究，进而进一步丰富该领域的研究成果，为制定相关的政策、提高金融包含程度，提供一定的立论根据。五、金融排除的后果分析和政策建议研究 (一)金融排除的后果分析尽管有争论以为，管制放松和其他相关自由化因素导致的银行业更大程度的金融排除，其实从本质上而言都体现了银行价值的提升，它们最终导致了系统效率的提高;但是，也应该注意到银行利润的最大化并不一定等同于社会价值的最大化(Kim,1993)。毫无疑问，金融排除程度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剧不同人群、不同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两极分化。正如英国金融服务机构所指出的，金融排除所产生的后果越来越严重，其对当地经济和社会构造的影响正是学者们、政府机构等所关注的重要问题(FSA,2000)。从个人层面而言，金融排除者由于其被金融系统排除而往往处于劣势地位，他们面临着诸如现金的金融风险、与消费信誉卡的接触遭到限制、未能通过储蓄、保险、养老金等来降低金融风险等问题，且往往愈演愈烈(LeyshonThrift,1995;Koker,2006)。当然，对于企业层面而言也是一样，未能获得充分的、高质量的商业贷款支持，融资时碰到的市场失灵问题等金融服务的缺乏，使得一些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面临着特别严重的融资问题(Collardetal.,2001)。从区域角度而言，金融排除导致的结果可形象地用金融沙漠来概述。LeyshonThrifts(1995)指出，这些缺乏金融服务的沙漠地区，产生了很多社会问题，如贫困、剥离(deprivation)等。同时，由于金融机构缺乏对一些地区的当地信息把握，而引起了其更高程度的风险躲避，进一步加速了这种金融沙漠的发展(ThriftLeyshon,1997)。因而，随着各地区不同程度的金融排除，金融发展的差距拉大，经济发展不平衡趋势显著，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也越来越凸显(Gardeneretal.,2004)。此外，金融排除的最大影响还在于其产生了地方货币系统。但这种地方金融系统往往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法律和道德意义上的缺陷，如很多的地方货币系统都是非正规渠道设立起来的，并且往往会演变成地下钱庄等，因此带来了一定的法律和社会问题(Leyshon,1997)。因而，高程度的金融排除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危害性。 (二)降低金融排除程度的相关政策建议研究如今，金融排除正被以为是社会经济不平等的一个重要方面(Dayson,2004)。金融排除使得那些弱势的个人或社区从正规金融服务中被排除出去，此时各种意在创造当地经济的自己维持发展，进而减少政府支持的社会政策就出现了，如社会投资、微观融资、社区融资、社区发展融资等(AffleckMellor,2006)，其最直接的目的是降低金融排除程度、提高金融包含程度。因而，积极降低金融排除程度和积极提高金融包含程度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概括而言，西方主要发达国家采取的金融包含措施主要有如下特征：美国采用的是政府承诺行动;西班牙、希腊、爱尔兰和意大利实行的是以市场为主但政府和私人部门不断加盟的措施;法国、德国和比利时施行的是银行自愿行为;芬兰和英国采取的是以政府作为调节者的身份;以及葡萄牙、瑞典以政府作为立法者的身份(Gardeneretal,2004)。同时，在详细的政策措施方面，主要有下面几类：一是金融服务的整合协作，包括发展社区合作银行、积极促使邮政和正规金融机构适当地提高金融包含程度等;二是提高金融信息的咨询和金融知识的教育;三是提升信誉组织的程度和作用，鼓励和支持信誉组织和咨询服务间的合作，进而来提高金融包含程度，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Dayson,2004)。由此可见，在管制放松的金融时代，金融排除问题已经变得越来越严重，毫无疑问，仅靠私人部门是不可能解决该问题的，而需要有各种相应的政策出台。关于该领域的研究，还处于兴起阶段，怎样根据各国、各地区的实际金融排除情况，提出可行的对策措施，进而来提高金融包含程度，这是一个值得深化研究的方向。六、扼要评述金融排除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主题，目前已经获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然而综观各文献，更多的是对金融排除的实证性研究，而对于其背后深层次的理论分析却相当缺乏，进而也导致了目前对金融排除的研究更多是属于实践层面，因而，急需要学者们加强对金融排除的理论分析，来进一步加深对金融排除的认识和理解。从实证研究文献看，目前的研究主要还是集中于对英美等发达国家的研究，而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较少，专门对中国的研究还处于空白阶段。因而，积极开展对中国的金融排除研究，讨论在中国特有的环境下金融排除的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而丰富金融排除的研究。同时，从研究对象看，金融排除的研究文献大多是基于个人或区域层面;相对而言，关注于企业层面的较少，这可能一方面是源于金融排除问题大多是从社会排除高度进行关注的，大多是关注于个人，体现人文关心;另一方面企业的融资等问题，更多地出如今公司金融等领域的研究上。从这角度而言，从金融排除角度来审视企业的融资问题，也算是企业融资研究的一种新的视角。此外，由于中国地域广阔、各地区间差异较大，尤其是东中西部之间存在明显的梯度，因而从区域角度切入来研究中国区域的金融排除问题，对于区域金融研究而言，无疑是一个充实和丰富的经过。在此基础上，构架对中国的金融排除的个人(或企业)区域的多方位研究，将有助于加深对中国金融排除的全面认识。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两元经济社会，农村与城市地区的差异特别显著，体如今金融排除上，也同样表现为农村地区要比城市地区有更高程度的金融排除：一方面体现为农村地区的银行分支机构纷纷撤销;另一方面也体现为农民遭到经济、文化、制度以及本身的各种因素影响，表现出对金融知识、金融信息等的薄弱和更高程度的自己排除。因而，需要积极开展基于中国农村地区和城市地区的金融排除比拟研究，进而来促进农村地区的金融发展，提高农民的金融包含程度。国外金融论文篇三：浅谈国外金融监管改革摘要：以美国金融监管改革为镜，分析其缘起和对市场和政府关系之理念变化，由此启发我们认识到，当前中国监管机制的政府主导地位和作用是不容否认和忽视的，以政府为主导的金融监管是中国特定阶段金融发展的监管需求使然，冒然仓促的追求金融监管市场化显然是不现实的。关键词：美国;金融监管;金融监管市场化;政府干涉针对2020年美国金融监管改革的讨论热门之一为新的监管形式能否增加了政府对金融市场的干涉1，这一热门本质切合了对中国国内金融监管理论界原有的中国政府金融监管过度论之诟病的再次考虑。结合美国金融监管改革的缘起和理念变化，在新一轮金融局势下从中国金融发展实践再次考虑政府金融监管定位和金融监管能否应该市场化问题，应对转型期中国金融监管体制的选择有所裨益。一、美国金融监管改革相关分析1.美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的缘起忽略的葛兰里奇警告体现对政府干涉作用漠视2020年的金融风暴使我们看到，美国原有的双重多头金融监管形式使得没有任何一个机构能够得到足够的法律受权来负责整个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的风险，最佳的监管机会往往由于会议和等待批准而稍纵即逝，因而，普遍以为正是这些监管重叠和调控失灵缺陷的暴露直接引发了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动机。然而回溯美国金融风暴缘何祸起，我们更应深层次的关注到，与效率优先的美国金融监管机制的相对应的是以格林斯潘为代表的一代美国金融家们所拥护的典型自由市场经济思想和主张，他们以为，政府干涉往往会带来问题，而不能成为解决问题的手段，只要在市场自己纠正机制威胁了过多无辜的旁观者的那些危机时期里，监管才是必要的，他们以为，监管往往或总是会阻碍市场的发展和创新2。也就是讲，究其更深化的原因，过度相信市场的自己调节作用，相信任何从事放贷的金融机构都有能力控制他们的风险这一理念对美国金融风暴祸起至关重要。曾经被美国金融监管当局忽略的葛兰里奇警告就是最好的例证。早在2000年，美国经济学家、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委员爱德华葛兰里奇(EdwardM.Gramlich)就已经向当时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指出了快速增长的居民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可能造成的风险，希望美国有关监管当局能够加强这方面的监督和管理。其在2002年、2004年和2007年也曾屡次拉响警报，并且明确揭示出美国金融监管存在着严重的空白和失控问题。然而非常遗憾的是，他的警告并没到美国主要货币和监管当局高层的重视3。究其原因，因素很多，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正是上述提到的漠视政府干涉作用的典型自由市场经济思想作祟。因而，与其讲普遍以为美国监管重叠和空白之构造性缺点是危机的祸根和金融监管改革的动因，隐藏在这种构造性缺点之后的政府干涉缺失更应是危机深层次的缺陷。就连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也不得不成认：我原来想当然地以为银行和金融机构的自利性(交易的另一方为本身利益将严格把关，构成金融业内相互监管的机制)，能够在最大程度上保护股东利益和公司资产安全。如今看来错了，必须加强政府对金融体系的统一监管力度。2.美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理念变化呼吁调整政府干涉详细方式并要求加深力度正如格林斯潘所讲，必须加强政府对金融体系的统一监管力度，美国的金融监管改革动向确实反映了美国监管者对于市场和政府关系的不断反思，并明显地建议调整政府干涉的详细方式和加深力度。从未雨绸缪角度来看，华尔街金融风暴不但证实了政府应当对处于危机中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进行干涉和救助，实际也证实了为预防危机，一国的金融监管中适度的政府干涉是绝对需要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政府干涉论的差异主要不体如今要不要政府干涉，而在于干涉度的把握，在于干涉的范围、手段和方式等方面。而度的判定离不开详细国家的金融市场发展程度和监管需求。回首美国1929年金融大崩溃以来的金融监管演变可见，伴随着经济的起伏，先后经历了自由听任加强管制金融创新加强监管放松监管等屡次转折。此次呼吁加强监管也是这样的规律使然。而对于中国的政府金融监管能否适度性的考虑也应从中国详细的金融市场发展和监管需求出发。二、中国金融监管政府干涉适度性分析1.金融监管价值滞后于金融运行价值，中国当前金融运行态势决定，目前金融监管应当以金融安全为首要的价值目的从过度论者的理由不难看出，其重点在于强调中国金融体制及金融监管体制限制自由竞争、不利于金融市场的安全和效率的问题。笔者以为，这一观点主要从中国金融运行价值角度出发作出判定，但实际上，同一时段，金融运行和金融监管详细价值观的具象内容是不同的：金融运行主要体现人和金融机构在金融市场中的详细行为及其效果，其效果和价值观的判定往往具有自利性和缺乏系统性;而金融监管是通过法律受权对金融运行的监督和管理，是对某种偏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