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辉格解释与科学史.docx

历史的辉格解释与科学史历史的辉格解释与科学史刘兵0就科学编史学来讲，其中有若干问题是最为重要的、核心的、本质的，对于任何科学史的研究乃至于浏览都是无法回避的，当然，对之有关的争论也是持久的。在本章，我们就将讨论这些问题当中的一个，即对历史的“辉格解释的问题。在现代西方的科学史文献中，象“历史的辉格解释thewhiginterpretationofhistory，或“辉格式的历史whighistory这样一些术语相应的形容词和名词还有Whiggish，Whiggism和Whiggery是极为常见的。事实上，在范围更大的历史学界，这些术语也是重要的日常用语。它们涉及到历史研究中一些本质性的问题，是历史学家们区分某种历史研究方法与倾向的重要判据。多年来，历史学家们一直就有关的问题争论不休。而对于科学史的研究来讲，这更是一个重要的，不仅仅是理论性的，而且也与科学史研究的实践密切相关的问题。一、概念的提出在英国历史上，曾有过两个对立的政-：辉格-Whig和托利-Tory。辉格-即是自由-的前身，它提倡以君主立宪制代替神权*，站在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立场上拥护国会，反对国王和天主教。世纪初期，属于辉格-的一些历史学家从辉格-的利益出发，用历史作为工具来论证辉格-的政见。年，作为辉格-人的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哈兰H.Hallam出版了其代表作（英国宪政史），在其中，他提出英国自古以来就有一部不成文的宪法，一向就是主权在民的，并高度赞扬年的“荣耀革命，歌颂君主立宪制。这部著作成了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英国近代史，也创始了一代辉格史学。由于它“固然完全避免了-派热情，却自始至终地充满了辉格-的原则。另一位有代表性的辉格-的历史学家麦考莱T.B.Macaulay则更明确地指出，在很长的时间中，“所有辉格-的历史学家都渴望要证实，过去的英国政府几乎就是共和政体的；而所有托利-的历史学家都要证实，过去的英国政府几乎就是*的。但就历史学后来发展的主要趋式来讲，辉格-的历史学似乎更占了上风。直至世纪，象屈维廉G.M.Trevelyan这样的英国自由主义历史学家，在其著作的倾向和历史观方面，也继承了这种辉格-人的史学传统。年，英国历史学家巴特菲尔德H.Butterfield出版了（历史的辉格解释）一书。在这部史学名著中，巴特菲尔德将“辉格式的历史或称“历史的辉格解释的概念作了重要的扩大。巴特菲尔德开宗明义地指出，就这本书来讲：所讨论的是在很多历史学家中的一种倾向：他们站在新教徒和辉格-人一边进行写作，赞扬使他们成功的革命，强调在过去的某些进步原则，并写出即便不是颂扬今日也是对今日之认可的历史。能够讲，这就是巴特菲尔德所提出的广义的辉格式历史的定义。在这里，他已远远超出了原来狭义的辉格史学所涉及的英国政治史的范围，进而考虑历史学研究中更为一般和更具有普遍性的倾向，涉及到历史研究和所谓通史之间的关系，也涉及历史作为一种研究而带有的局限。巴特菲尔德以为他并不是在讨论历史哲学的问题，而是在讨论历史历史学家的心理学的一个方面。也就是讲，他所抨击的历史的辉格解释并不是辉格-人特有的，它比思想上的偏见更微妙，是一种任何历史学家都可能陷入其中而又未经检查的心智习惯。即便那些为托利-政见辩护的历史学家们，就其研究方式的本质而言，也是这种广义“辉格式的。巴特菲尔德还愈加明确地指出：历史的辉格解释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它参照今日来研究过去hellip;hellip;通过这种直接参照今日的方式，会很容易而且不可抗拒地把历史上的人物分成推进进步的人和试图阻碍进步的人，进而存在一种比拟粗糙的、方便的方法，利用这种方法，历史学家能够进行选择和剔除，能够强调其论点。照此分析，辉格式的历史学家是站在世纪的制高点上，用今日的观点来编织其历史。巴特菲尔德以为，这种直接参照今日的观点和标准来进行选择和编织历史的方法，对于历史的理解是一种障碍。由于这意味着把某种原则和形式强加在历史之上，必定使写出的历史完美地会聚于今日。历史学家将很容易以为他在过去之中看到了今天，而他所研究的实际上却是一个与今日相比内涵完全不同的世界。根据这种观点，历史学家将会以为，对我们来讲，只要在同世纪的联络中，历史上的事件才是有意义的和重要的。这里的错误在于，假如研究过去的历史学家在心中念念不忘现代，那么，这种直接对今日的参照就会使他越过一切中间环节。而且这种把过去与今日直接并列的做法尽管能使所有的问题都变得容易，并使某些推论显而易见且带有风险，但它必定会导致过分简单地看待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络，必定会导致对过去与今日之关系的彻底误解。那么，究竟应怎样看待过去与今日之关系呢？巴特菲尔德以为，历史学家不应强调和夸张过去与今日一个时代与另一个时代之间的类似性，相反，他的主要目的应是去发现和说明过去与今日之间的不类似性，并以这种方式扮演一个在我们和其它各代人之间的中介者。为了要获得对历史真正的理解，历史学家所要做的：hellip;hellip;不是要让过去附属于今日，而是hellip;hellip;试图用与我们这个时代不同的另一个时代的目光去看待生活。假定路德、加尔文和他们那代人只不过是相对的，而我们这个时代才是绝对的，这样做是不能获得真正的历史理解的；要获得这种理解只能是通过充分成认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那代人与我们这代人同样正确，他们争论的问题象我们争论的问题一样重要，他们的时代对于他们就象我们的时代对于我们一样完美和充满活力。因而，假如我们把今日变成一种绝对，而相比之下所有其他各代人都仅仅是相对的，那么，我们就正在失去历史所能教给我们的关于我们本人的更真实的观点，我们就不能认识那些我们在其中也仅仅是相对的事物，我们就失去了发现的时机，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能发现我们本人、我们的观点和偏见位于何处。换言之，我们就无法认识到，我们本人怎样不是完全自主或绝对的，而只是伟大的历史经过的一部分；我们就无法认识到，在事物的运动中，我们本人不仅是开拓者，而且也是过客。在这样的观点看来，历史更本质的价值就在于恢复过去详细生活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历史学家的工作不应是对在时间和空间中发生的事情给出哲学的解释，不应是由过去而推断出某种结论。相应地，巴特菲尔德否认能够以因果联络的方式讲述历史。或许更一般地，历史能够假定这样一种因果关系：是整个过去导致了复杂的今日，它包括过去运动的复杂性、纷繁的争论和错综交织的互相作用等等。但是当历史学家真正去追溯过去时，他就会发现互相作用的网络是如此复杂，以致于不可能指出过去比方讲世纪任何一件事是世纪今日任何一件事的原因。因而，历史学家所能做的，只不过是以某种可能性去追溯从一代人到另一代人之间事件的序列关系，而不是试图描绘交织直至第三代和第四代人的原因与结果的极为复杂的图表。历史学家本质上是一个观察者，他象旅行家一样，向我们这些不能去访问一个未知国家的人描绘那个国家，他只讨论确定的、详细的、特殊的事情，他不应过分关心哲学和抽象的推理。简而言之，作为最后的手段，历史学家对所发生的事情的解释不是作一番一般的推理。他解释法国大革命，是通过准确地发现发生了什么事情。假如在任何时候我们需要进一步的阐述，那么他所能做的一切就只是把我们带入愈加具体的细节，让我们确切地看到实际发生了什么事情。巴特菲尔德强调，只要通过一段实际的研究，以微观的方式看待历史中的某一点，才能真正使历史变革背后复杂的运动详细可见。这种对人类变化的复杂性的展示，对人类任何给定的行动或决定之最终后果的不可预见特征的展示，是人们能够从细节中学到的唯一教益。然而，越来越深化细致的研究将带来另一个问题，这就是巴特菲尔德反复强调的节略问题。由于历史中的内容无限丰富，要把所有事实都充分讲授的历史实际上是无法写出的，所以任何一部历史著作都必然是节略的。在巴特菲尔德看来，对于所有的历史，当它们变得愈加节略时，必定就成正比地更倾向于辉格式。“在某种意义上，历史研究的全部困难都来自有关节略的根本性问题。历史学家的困难是，他必须节略，而且必须在不改变历史的意义和特殊信息的情况下节略。辉格史学家的错误在于，它们是为了今日的缘故而研究过去，这个理论基础为他们提供了一条穿越历史复杂性的捷径，使他们很容易发如今过去什么东西是重要的实际上却只是以现代的观点来看是重要的，从将节略的问题变得容易了。他们基于某种固有的原则去进行选择和剔除，去组织历史故事，使历史运动中互相作用的复杂性被极度压缩，直到使历史运动看上去象一简单的进步运动为止。这样一种节略的历史可能会讲述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所以讲，辉格式的历史并不是一种真正合理的节略。那么到底应该如何进行节略呢？巴特菲尔德指出，节略就是对复杂性进行节略。它不仅是写入什么或省略什么的机械性技艺，而是在不丧失总体性和主旨的前提下怎样有机地压缩细节的问题。在节略时，历史学家不应根据某种原则来选择事实，不应插入一种理论。巴特菲尔德要求历史学家应具有一种能看到重要的细节和发现事件之间的关系与影响的天赋，以及领悟使历史经过得以起作用的整体形式的天赋。遗憾的是，除了这些一般性的原则和模糊的天赋概念之外，巴特菲尔德对此问题的解决并未提出什么详细可操作的措施。正是这一弱点成为巴特菲尔德所提倡的反辉格式历史不能贯彻到底的重要原因。此外，巴特菲尔德在该书中还以较大的篇幅讨论了在历史研究中进行价值判定和道德判定的问题。他以为这两种判定都是历史学家所应回避的。巴特菲尔德一生著述甚丰，除了为数诸多的专题性历史研究著作主要是关于世纪英国政治史和欧洲近代史的著作之外，侧重史学理论方面的有（_与历史）、（人类阐述其过去：史学史研究）、（乔治三世与历史学家）等专著，及“历史与马克思主义方法等论文。不过，其中最有影响的还是（历史的辉格解释）一书。该书很快就被以为是史学理论方面的一本经典名著，多年来一直不断重印。巴特菲尔德的这部著作内容本身固然只涉及政治史与宗教史，但它的影响则波及整个历史学界。“辉格式的历史一词成了历史学界进行史学批评的标准专业用语。在很长的时间中，几乎没有什么历史学家愿意成为或被人称为辉格式的历史学家。在科学史界，巴特菲尔德的这种影响尤为强烈。二、历史的辉格解释与科学史正如我们在前一章中所讲到的，从科学史这一学科的发展来看，假如不考虑最初期那些萌芽性的科学史著作，大致能够讲从世纪开场出现了早期的科学史严格地讲只是学科史著作。与启蒙运动和近代科学的兴起相伴，这个时期的科学史著作反映了对科学与进步的强烈信念，把科学看作是社会进步的源泉。当然，此时从事科学史工作的多为科学家，科学史这门学科尚不成熟。到世纪初时，科学史研究出现了从学科史到综合性科学史通史的转变，有了少数职业科学史家，科学史学科本身的价值标准也开场确立。然而，当时科学史界对科学史所持的看法，基本上就是巴特菲尔德所批评的辉格式的的观点。例如，科学史学科重要的奠基人萨顿，就曾在他的几部著作中，以定义、定理和推论的形式反复地强调他的科学观和科学史观：定义：科学是系统的、实证的知识，或在不同时代、不同地方所得到的、被以为是如此的那些东西。定理：这些实证的知识的获得和系统化，是人类唯一真正积累性的、进步的活动。推论：科学史是唯一能够反映出人类进步的历史。事实上，这种进步在任何其它领域都不如在科学领域那么确切，那么无可怀疑。正由于如此，萨顿在他的科学史研究中，很自然地把炼金术、占星术和自然巫术当作伪科学而不予考虑，他还把盖伦的生理学理论斥为空想和荒.唐，并以此为理由拒绝讨论它们。这些作法当然是与萨顿本人所坚持的实证主义观点相一致的。实际上，在科学史这门学科发展的初期，实证主义的科学史观占据了统治地位，相应地，在科学史研究中，辉格式的倾向也相当极端，相当普遍。大约从年代起，情况逐步有了改变。在专业科学史学家当中，极端的辉格式研究倾向开场消失。对此，英国科学史家怀耳德C.B.Wilde提出三个主要的原因：第一，历史学家已经表明一种研究法的优越性，即从各个方面努力重组以前的思想家面临的各种问题，而不是以事后认识到的好处作为标准去评判过去；第二，科学的实证主义哲学的衰落，致使那种以为科学知识的现状在任何绝对的、认识论的意义上，都比早期的知识形式更优越的信仰难以维持下去了；第三，历史学家已经表明，已比被取代的、在当代科学家看来可能是荒.唐可笑的很多观念，在早期的科学发展中却发挥了重要作用。巴特菲尔德对于辉格式历史研究法的批评，无疑在科学史界产生了深入的影响，但在某种意义上来讲，这是一种外来的影响。大约也是在萨顿的时代，科学史中另一种研究传统的出现，是科学史界接受反辉格观点的内在基础。正如怀耳德在第一条理由中表明的，象法国哲学家和科学家科瓦雷有关笛卡尔、伽利略等人的一系列研究，就是根据过去时代本身具有的术语去解释过去的典范。这种研究传统尤其在美国科学史界影响宏大，而它恰恰正是反辉格式的。后来，象医学史家佩格耳Q.Pagel年在他研究哈维的生物学思想的著作中，则更清楚地指出：hellip;hellip;对于历史学家，就是要颠倒进行科学选择的方法，并要在原来的与境context中重新叙述其英雄人物的思想。这样，科学的和非科学的这两套思想的表现，将不是通过简单的并列或相互无关的表述，而是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它们互相支持，互相确证。此外，年代初以后，象科学史家耶茨D.F.Yates对科学革命和炼金术关系的研究，以及诸多学者对牛顿的炼金术手稿的研究等，也都是科学史界反辉格式研究传统的典型表现。更有代表性的是，美国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库恩年在为（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撰写的条目“科学的历史中，有这样一段话，它表明了西方科学史界对这种新的研究传统的普遍接受：内部编史学的新准则是什么呢？在可能的范围内hellip;hellip;科学史家应该撇开他所知道的科学，他的科学要从他所研究的时期的教科书和刊物中学来hellip;hellip;他要熟悉当时的这些教科书和刊物及其显示的固有传统。在西方，随着科学史研究的职业化和研究队伍的不断壮大，新一代的科学史家更多地接受人文科学的训练，相应地，新的研究传统和新的价值标准得以稳固。正象有人注意到的那样，这新一代专业工作者在称呼他们以为过了时的科学史著作时，喜欢用的最粗鲁的词汇之一，就是讲那些著作是“辉格式的。三、问题与争论在（历史的辉格解释）一书出版了近年后，巴特菲尔德本人也对科学史产生了兴趣。年，他在一篇题为“科学史家与科学史的文章中，仍坚持反辉格式倾向的重要性：hellip;hellip;实际上，我相信已经证实，有时更有用的是要学习早期科学家们未起作用的某些东西以及错误的假讲，是要去考察某一特定时期内在智力方面难以克制的特殊障碍，甚至是要去追溯已走入了死胡同但对科学总体进步有其影响的科学发展的经过。正如在所有其它历史形式中一样，在科学史中错误的作法，就是总把现代放在人们的心目中作为参照的基础，或是设想在世界史中世纪科学家的地位将取决于他看上去与氧气的发现有多么接近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年，巴特菲尔德出版了一部重要的科学史著作（近代科学的起源）。这部著作固然主要是根据二手文献写成的，可是由于它成功地把科学史结合到一般的历史中去，进而得到广泛的称赞，成了一本经典的科学史名著。但正如很多人都注意到的，这本书在写法上却正是他所强烈批评的那种辉格式的写法。由于他致力于要发现科学的起源，他并未试图在一个时代的总体构成中即社会的、智力的乃至政治的构成中去理解这个时代的科学。更令人惊讶的是，他预先便知道这种起源在何处即在世纪的科学革命中，所以他描绘的只是能够表明在世纪的科学中带来了近代对物理世界的看法的那些成分。例如，他根本就没有提到帕拉塞尔苏斯、海尔梅斯主义和牛顿的炼金术。他并未意识到本人正在撰写一部显然是出色的辉格式的历史！同样地，在年出版的（英国人及其历史）一书中，他也同样采取了辉格式的撰写方法。体如今巴特菲尔德身上的这种明显的自相矛盾表明，即便是他本人在其历史研究实践中，也难以完全贯彻他本人的理论主张。因此，年代中后期以来，人们对反辉格式研究传统的问题再次进行反思，这就是很自然的事了。美国科学社会学家和科学史家默顿在年便提出：“或许，在编史学中有半个世纪之久的关于辉格式原则的禁忌，已远远超越了反对那种赞扬式的现代主义的目的hellip;hellip;对于历史，或许已经到了要求反对反辉格式倾向的时候了。比这更早一点，美国科学史家布拉什S.G.Brush也曾指出，由于科学史家支反辉格式传统的接受，他们热心于把科学理论同前些个世纪的哲学与文化运动联络在一起，因此开场降低了在这些理论中技术性内容的重要性，但正是这些技术性内容才使这些理论在当代科学中有意义。这样做的结果，是在历史学家和科学老师的目的之间构成了一道鸿沟。然而，对反辉格式研究方法更为系统的反思和对巴特菲尔德的批评，主要还是出如今年巴特菲尔德逝世之后，它们一方面来自一般历史学家，另一方面来自科学史家。历史学家的反思与批评有的涉及（历史的辉格解释）这本书本身，如指出它严重地空洞，缺少有力的历史例证等。有的则涉及历史研究中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如威耳逊A.Wilson和艾什普兰特T.G.Ashplant以为，巴特菲尔德正确地识别出了在历史著作中普遍存在的与原来时代不符的形式，但他未能恰当地指出这种错误的本质和令人满意的弥补办法。他们以为，此错误的真正根源是以现代为中心present-centredness，即历史学家对过去的认识更不用讲理解根本地依靠于历史学家的概念框架，历史学家对来自现代的“感性定向的利用，迫使他们误解过去。他们还进一步指出，任何编史学从来都不是中立的，这种以现代为中心不仅仅是个别历史著作的问题，它也是历史这一学科本身的构造，是在历史研究的经过中所固有的，因而，历史的推论在本质上就是有问题的。由于巴特菲尔德提出的问题与科学史研究关系更为密切，所以在对其观点和影响的反思中，科学史家们尤为活跃。年，美国生物学史家赫尔D.L.Hull率先打出了“保卫现代主义的旗号。他成认某些类型的现代主义presentism是人们所不希望和应该取消的，但是，他却要保卫在科学史中另外一些类型的现代主义：浏览出现代的含义、现代的推理原则，以及将经历的知识用于过去更早的时期。他以为，在这三种情况下，现代的语言、逻辑和科学不仅对于探索过去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对于将探索的结果与历史学家们同时代的人进行沟通也是必不可少的。赫尔指出，对于历史学家，不管是在对过去的重构中，还是在向其读者就这种重构进行解释时，现代的知识绝对都是至关重的。由于历史学家在现代所处的地位，他必需要在对过去重构利用一切可用的证据和工具，即便这些证据和工具对于他所研究的那个时代的人们是无法了解的。此外，他还必须与现代的读者沟通这些重构。历史学家对他本人的时代的了解总是要比对他所研究的时代的了解要多，而他的读者就更是如此了。这里，赫尔显然是从目前西方史学界较为流行的将历史视为人类的建构，因此否认绝对历史真理的观点来保卫现代主义的。年，英国科学史家霍尔对于科学史界反辉格的倾向也提出了本人系统的、具有代表性的看法。霍尔指出，（历史的辉格解释）一书没有给出任何正面的观点。它固然告诉我们历史不应是什么样的，但却没有讲历史能够是什么样的。巴特菲尔德的看法是，历史学家对历史上所发生的事情的解释不是通过一番一般的推理，而是通过对愈加细节性的内容加以阐述。霍尔则以为。，他不相信历史学家通过“可变焦的显微镜所看到的“详细事实会自动非理论化地变成“解释。他以为在此问题上巴特菲尔德由于一种“似是而非的归纳主义而落入陷阱。更重要的是，巴特菲尔德把辉格式的历史等同于对今日与成功的认可，相应地，辉格式的科学史就成了对科学成功的记录，它采用现代的科学知识作为标准。霍尔旗帜鲜明的指出，在自然科学中，确实有某些东西是正确的，而另一些则是错误的。在科学的发展中，从亚里士多德到阿维森纳到奥卡姆到哥白尼到伽利略hellip;hellip;他们并不仅仅是努力要与他们所批评的前辈有所不同，而是要比这些前辈愈加正确。正确与错误在现代科学的发展脉络中是非常本质和重要的东西。它们并不是历史学家发明的，而是存在于文献中的。霍尔与赫尔类似地指出，科学史家无法避免已具有的优越的知识。一般历史学家对其研究对象的正确与错误能够有本人的看法，但也许并不存在正确的答案，可是科学史家却总是知道正确的答案是什么。总之，霍尔以为，由于科学毕竟是进步的，所以以辉格史观为根据的科学史研究是很难怀疑的，辉格式的进步观点不可避免地要确立在科学史中。当然，霍尔也并不赞成极端的辉格式倾向，他以为，赞扬或夸张科学成就，或为了当前占优势地位的科学成就而进行宣传煽动，这些肯定不是科学史家所要做的事。另外还有一些科学史家指出，伴随着科学史研究的职业化和极端的反辉格式倾向，科学史带有了一种排它性。科学史家对科学发展脉络前后细节的关心是正确的，但当这种关心扩展到一种偏执的程度进而排挤了最核心的内容时，就使广大对科学发展本身有兴趣的读者疏远了科学史。广大科学家和对科学感兴趣的人在历史方面的这种集体性记忆缺失是可怕的，由于科学没有了其历史，就好象人没有了记忆。哈里森E.Harrison还谈到，在另一个极端，反辉格式的倾向利用了无知的长处，把当今那些对过去无用的东西抛开正象库恩要求科学史家要忘记他们所知道的科学那样。而在利用无知的长处时，反辉格倾向就变成了一种自命不凡的形式，即科学史家具有了一种目光短浅的优越感，无视今日科学的成就。年代中期，美国科学史家柯恩I.B.Cohen在其研究牛顿的著作中，站在比拟公允的立场讨论了这一问题。一方面，他指出：“我当然不提倡辉格式的科学史hellip;hellip;毫无疑问，坏的、无用的或没有成果的思想同好的、有用的或富有成果的思想都是很多变革得到的结果。另一方面，他同样明确地指出：“我以为牛顿的关于炼金术的见解或他的神学信念并不值得我们象注意他的（原理）那样一页一页地仔细研究。例如，假使牛顿没有撰写（原理），学者们会象如今这样对牛顿的炼金术的lsquo;创造精神rsquo;感兴趣吗？纵观科学史家对此问题的反思，一个共同点就是，以为极端反辉格式的研究方法是不可能的，也是有问题的，但他们也不赞成极端辉格式的倾向，而是赞同两者的有机结合。克拉H.Kragh在其年出版的（科学编史学导论）中的观点似乎是结论性的。克拉在其书中使用的术语是“与过去时代不符的anachronical科学史和“按过去时代进行研究的diachronical科学史。这两者含义大致相当于辉格式的和反辉格式的科学史克拉本人也这样以为他以为，科学史不仅仅是历史学家同过去这两者间的关系，而是历史学家、过去和现代公众三者间的关系。反辉格式的历史将不能起到与公众沟通的作用，它将倾向于仅仅走向细节，被动地对历史资料进行描绘，而忽略了分析和解释。因而，彻底反辉格式的科学史不能知足人们对历史通常的要求，它也许能真正代表过去，但它也将是古董式的，除了少数专家之外，大多数人都难以接近。作为一种方法论的指南和对辉格式历史的解毒剂，反辉格式的编史学是必不可少的，但它只能是一种理想。历史学家无法将他们从本人的时代中解放出来，无法完全避免现代的标准。在对一特殊时期进行研究的初期，人们无法按那个时代本身的标准作评价和选择，由于这些标准构成了还未被研究的时代的一部分，它们只能逐步得以揭示。为了要对所研究的课题有任何观点，人们就不得不戴上眼镜，不可避免地，这副眼镜必然是现代的眼镜。克拉的结论是：在实践中，历史学家并不面临在反辉格式的和辉格式的观点之间的选择。通常两种考虑方式都应存在，它们的相对权重取决于所研究的特定课题。历史学家必须具有象罗马神话中守护门户的两面神Janus一般的头脑，能够同时考虑相互冲突的辉格式与反辉格式的观点。四、小结限于篇幅，本章对有关辉格式科学史问题各方观点的述评是很粗线条的，未能就一些更细节性的问题如“为什么没有hellip;hellip;？这种历史问题在反辉格式的科学史中的位置等等进一步展开讨论，也没有利用各家著作中广征博引的大量科学史乃至一般历史的详细事例。但是，即便从这样一种概括性的回首中，我们仍可总结出一些初步的结论。首先，我们能够看到，巴特菲尔德确实提出了一个在历史研究中十分是在科学史研究中特别重要的理论问题。固然在不同的阶段人们对此问题的看法各有不同，但对此问题提出的意义和重要性却是一致肯定的。其次，经过几十年的考虑与实践，人们对此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目前比拟一致的看法是，在科学史中，既不能采取极端辉格式的研究方法，也不能因而而走向另一个极端，去采用极端反辉格式有研究方法。我们应在这两种倾向之间保持一种适度的平衡，或者讲保持某种“必要的张力，也许只要这样，才可能带来对科学史的真正理解与把握。再次，西方科学史研究的发展经历了从辉格式的到反辉格式的再到两者统一的经过。这是一个自然的发展经过。对反辉格式观点的全面接受，也是发展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阶段。我们并不能由于如今人们已认识到在某种程度上辉格式的研究方法在科学史中无法避免，就能够心安理得地采取辉格式的研究方法。这正如萨顿等人的科学史观如今在西方虽已不再为人们普遍接受，但它对科学史学科地位确实立却曾起到过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样科学史学科在我国的发展恰恰缺少这一阶段。就科学史研究将来在我国的发展而言，对这些问题的考虑将是很有借鉴意义的。在西方，目前撰写科学史著作的主要有两大类人：一类是职业科学史家，另一类是对科学史感兴趣的科学家。如上所述，固然近年来人们对辉格式倾向的问题有了重新认识，但伴随着科学史研究工作的职业化，专业科学史家的研究传统仍主要是倾向于反辉格式的。而对科学史有兴趣的科学家，由于没有受过正规的历史训练，再加上所受的科学文化教育这一背景的影响，则有较强的辉格式倾向。至于我国科学史界的情况，为了更明确地讲明问题，似乎以另一种方式分类更为恰当。即区分为研究中国古代科学史的科学史家，和研究西方近当代科学史的科学史家当然这种分类并不很全面，如未提及对中国近当代科学史的研究，而这是一个近年来蓬勃兴起的研究领域，其发展速度令人瞩目。至于对西方古代至中世纪的科学史研究，国内目前则仍近乎于空白。前一类科学史家的工作在我国颇有传统，工作大多相当扎实十分是在开掘史料和考证方面但在对中国古代科学史的研究中，或是有意识地，或是无意识地，他们大多以西方科学成就的标准作为参照，而较少以所研究的时期中国特定的环境与价值标准作为研究重点。更不要讲那些将宣传“爱国-作为中国古代科学史研究的首要目的，力图在一切研究中论证“中国第一的人，他们往往只是致力于发现中国在多久多久以前就已有了西方近代或现代才获得的某项科学成就，而实际上，这两者的含义与内容显然是不完全一样的。就在研究中选择西方科学作为参照标准这种意义上，我们似乎能够讲，他们具有较强的辉格式倾向。至于后一类科学史家，一般来讲，他们的情况与西方涉足于科学史的科学家们较为类似。以近年来出版的大量“科学通史著作和教材为例，其内容与西方目流行的科学史著作有较大差异例如几乎总是把科学与宗教的冲突极端尖锐化等。这也表明，后一类科学史家的研究方法也是相当辉格式的。当然，应该讲明，这里关于科学史研究在我国情况，只是一种总体性的分析尝试，而少数中国科学史家的研究工作确实有着明显的反辉倾向乃至更当代的意识。但就总体而言，中国科学史界似乎首先应补上反辉格式研究方法这一课。其实，类似于历史的辉格解释的问题，在我国也早就有人提出过。1930年，陈寅恪先生在其（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就指出：“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本身之哲学者也。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本身之哲学史者也。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讲之真相愈远。此弊至今日之谈墨学而极矣。只是可惜这种观点没有被进一步系统化，也没有产生广泛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