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化和犯罪问题的哲学范式研究.docx

当代化和犯罪问题的哲学范式研究当代化和犯罪问题的哲学范式研究【内容提要】转型时期的当代化与犯罪问题的研究是个难度极大的课题，应从多角度进行研究。用哲学范式的研究主要是把这个问题放在发展与代价的框架下进行讨论。犯罪作为当代化的一种代价与当代化发展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理论和实践都要求我们对待当代化中的犯罪问题要有正确的代价观，保持一个理性的心态。【关键词】当代化/犯罪/哲学范式转型时期的犯罪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在当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一个难题，急剧上升的犯罪率严重影响社会发展与稳定，因而，怎样在社会发展的经过中有效地控制犯罪、减少犯罪是社-义当代化发展中面临的一个难度很大的课题。为解决这一课题，犯罪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获得了一些成果，但是，由于犯罪学研究本身的一些问题使得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始终不能让人满意。本文拟就这个问题运用哲学的范式进行一些研究，以讲明对犯罪问题进行多角度研究的必要性。一、关于当代化与犯罪的复杂关系理论的辨析当代化是指自工业革命以来由传统农业社会向当代工业社会大转变的经过，是在工业化及其创造的当代生产力的宏大推动下人类社会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发生深入变革的经过。固然世界上各个国家和地区走上当代化道路的时间很不一样甚至相差甚远，但当代化本身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进程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现代，当代化更是已成为整个世界的发展大潮，它深入地寄托着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和地区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期盼和希望。假如讲社会稳定历来都是治国安邦的根本前提，那么，当代化则是当今世界上各个民族和国家走向繁荣富强的必由之路。因而，要论讲社会稳定的特殊重要性，就不能不考察当代化经过中的犯罪与发展的辩证关系。二百多年来的世界当代化进程和20世纪八十多年中社-义国家的当代化建设实践表明：没有社会稳定，就难以顺利地实现当代化，十分是不可能实现那种追赶型的当代化。稳定成了当代化十分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内容，因而，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是制定当代化和社会发展目的必须考虑的重要内容。这是历史与现实的总结。而当代化与犯罪的关系问题也就逐步成了学术界长期关注的问题。从15世纪中叶开场，西方社会就掀起了工业化和当代化的浪潮，在短短的几百年的时间里，宏大的社会财富被创造出来，与此同时，犯罪率也急剧上升，而且犯罪的种类也不断翻新。正如路易丝谢利总结的那样：近五十年来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的犯罪率都在增长，而那些犯罪率稳定或下降的国家近期由于少年罪犯介入作案的增加，导致人们对当代化本身的疑虑和对当代化社会的恐惧症。当代化进程中怎样有效地减少犯罪，控制犯罪的上升趋势，是处于转型时期的国家在当代化发展时期尤为重要的问题。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则警告讲：当代性产生稳定性，而当代化却产生不稳定性。1中西方学者对当代化与犯罪的关系问题都有研究，路易丝谢利的观点代表了西方学者的观点，这种观点能够简单地概括为：当代化本身是犯罪之源，而且任何社会在当代化经过中都不可避免地会陷入犯罪猛增的窘境之中；因而当代化国家终将构成经济发展与犯罪同步增长的格局和态势，这带有历史的必然性。路易丝谢利明确指出：现代社会犯罪问题的普遍性表明，社会发展进程和社会发展的成就都有助于犯罪。社会发展进程把犯罪这个孤立的主要是影响城市中心的社会问题提高到当代社会的主要问题。由于社会日益城市化，曾经是一度影响城市居民生活的局部问题变成影响当代生存的性质和阻碍很多国家将来发展进程的问题。犯罪已成为当代化方面最明显和最重要的代价之一。2我国的学者对犯罪与当代化的关系研究得比拟晚，而且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从社会学的视角上，研究的问题集中于经济发展与犯罪的关系上，研究大致能够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很多学者、专家对经济发展与犯罪二者的关系提出过很多不同见解，主要有：1.正比论，以为犯罪率与经济发展成正比。2.同步论，以为犯罪率上升趋势与经济发展的趋势呈同步状态。3.代价论，以为社会要当代化，就难免付出代价，犯罪率上升就是要付出的代价之一。4.反比论，以为犯罪率与经济发展成反比。第二阶段始于80年代末，是对这一问题的深化阶段。周路在其（警觉过高的代价）一书中提出远正近负效应论，即当代化进程对于社会稳定的影响既有正效应又有负效应，远期以正效应为主，最近以负效应为主。后来周路又提出双重效应论，其主要观点是社会转型和市场经济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具有积极和消极两重性。经济发展当然不等同于当代化本身，但却是当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把犯罪增加视为当代化的必然结果的观点遭到不少人的反对。然而，不成认经济发展了犯罪率有所上升的事实也不客观。所以当代化与犯罪的关系问题并未在理论界构成共鸣。而所谓的正比论、反比论、同步论及远正近负效应论、双重效应论等观点由于其理论的高度、角度的限制以及与事实的联络上的明显脱节，尤其是缺少必要的感性材料和深化的理性分析，使人们很难深入地理解发展(包括经济发展)、当代化到底与犯罪有如何的内在关系。代价论固然看到当代化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但却充满着非理性的色彩，面对当代化与高犯罪率的二难选择表现出对原始状态伤感的怀恋。从某种意义上能够讲，我国学者的这些阐述还没有到达西方学者的高度和深度，缺少面对严峻现实的勇气和严肃性。尤其是还在理论上想方设法避讳当代化产生犯罪这样的事实，或者讲，还在期望那种只要进步没有代价的当代化的出现。而这种错误的理论预设，使理论本身就缺少理性应有的能力。犯罪作为社会发展的代价开场提出，这样的命题很长一段时间并不为我国的学者所接受，从感情上这是能够理解的。对于一些人来讲成认这样的事实就意味着会否认当代化的发展方向，否认改革开放，甚至否认社-义性质。然而，社会的一方面加速发展，另一方面犯罪率急剧上升的客观事实教育了人们。没有代价的发展只是一相情愿，不符合中国的国情。有中华特点的社-义当代化建设不可避免地遭受犯罪浪潮的冲击，这是个普遍规律，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国后发型的当代化有更多的产生犯罪的条件。同很多重大理论问题一样，要认识和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不能囿于问题本身，而必须超越它，即把它放在一个更高的角度，用哲学的范式去理解和把握。二、发展就要付出代价从社会历史发展的高度理解犯罪率上升的必然性用哲学的范式分析研究当代化与犯罪的关系，首先就是把这个问题放在发展和代价的框架下讨论。换句话讲，当代化与犯罪问题就是发展与代价问题的详细化。由于，当代化是社会发展的详细形式，而社会发展是整个发展的一部分，是发展的特殊形式。发展是现代世界的学术前沿问题之一。西方的发展理论起初多注重从正面研究发展本身的进步意义，后来逐步关注发展所付出的代价问题。在当今时代，发展也被明确看作是通过付出代价并努力扬弃代价以寻求再生之路的经过。当代西方成立的某些重要研究机构，如罗马俱乐部、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研究所等，所讨论的中心主题之一，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所付出的代价问题。当今我国改革和市场经济建设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但也付出一定的代价。这一问题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从讨论来看，大家关心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区分基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所付出的代价和由主观因素所造成的人为代价；发展能否必然要付出代价；应怎样正确看待这些代价；政府及领导干部、国民应采取何种措施来减少代价，怎样以最小、最合理的代价换取最大的发展；在我国，发展市场经济，搞当代化建设，应选择如何的发展目的和道路，才能在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积极成果的同时，有效避免西方工业化进程中所付出的代价。马克思主义以为发展就要付出代价，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普遍规律。同一般学者不同，马克思、恩格斯在论及发展与代价的问题时是站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高度上，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认的辩证法，用哲学的研究方法深入地把握住了二者的辩证关系。马克思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似都包含有本人的反面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本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芒仿佛也只能在愚蠢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3(第12卷P4)这充分表明了历史发展所具有的悲剧性质。然而，悲剧和喜剧是相对而言的。马克思、恩格斯以为这种二律背反现象反映了历史本身的辩证法，即历史总是通过自相否认乃至对抗来到达自相肯定和进步。马克思以资本主义社会为例详细分析了社会发展与代价的问题，他以为，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阶段，创造出史无前例的文明，是人类社会的宏大进步和发展。但也付出了宏大的代价，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之所以是畸形的、片面的，就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还处于创造人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阶段，因此还不能从这种条件出发去开场个人本身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经过。在这一阶段，由于生产力水平及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限制，也由于在此基础上构成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度的限制，结果使得资本主义社会不是以整个人类的发展为目的，而是以一部分人的发展和享受进而以供这些人发展和享受的物的生产为目的，故而这种目的不能不靠牺牲其他价值目的来实现。人类个性的比拟高度的发展，只要以牺牲个人的历史经过为代价，由于在人类，也像在动植物界一样，种族的利益总是要靠牺牲个体的利益来为本人开拓道路的。3(第26卷P125)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3(第4卷P104)恩格斯也深入地阐述了社会发展需要并产生代价的历史必然性。他十分指出，在私有制社会，文明每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同时前进一步。3(第3卷P179)事实上，发展需要代价的观点不是由马克思最早提出的。在古希腊，就有人诅咒财富的增长使人体从黄金时代坠落到黑铁时代。卢梭不是也感慨科学的进步造成了人的道德蜕化吗?恩格斯也曾讲过：庸俗的贪欲，粗暴的情欲，卑下的物欲，自私自利的掠夺，偷窃、暴力、欺诈、背信等等，揭开了文明的篇章。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崛起，创造出史无前例的繁荣，但也使它付出了道义上的沉重代价。在原始积累中，资产阶级以海盗、羊吃人、圈地运动、炮舰政策以及殖民掠夺等凶残手段，摧毁了无数和平的宗法社会组织，打碎了田园牧歌般的纯朴道德观念，撕破了温情脉脉的血缘面纱而将其溶入赤裸裸的金钱关系的冰水之中。它是以血与火的无耻记录载入人类编年史的。从价值尺度或道德评判的角度看，这几乎就是堕落和犯罪，然而从历史尺度或历史评价的角度看，它却是一种进步。由于在文明发明、发展中的个体宏大牺牲和古老道德丧失的代价后面，隐藏着人类本身的更深层次的发展，其伟大意义在于它创造出无穷的生产力而构造出将来人类自由社会的物质基础。人类文明就是这样在无数悲哀中展示着辉煌，在无数对抗中实现着进步，在无数代价中换取着发展。整个人类历史是这样，而中国的当代化经过也是这样。有中华特点的社-义当代化建设是人类社会发展链条上的一个环节，尤其是我国正处于从一个传统的经济文化都落后的社会向当代化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晚发式的当代化的全面发展就必然要付出代价。犯罪的急剧上升作为当代化最主要的代价之一是不可避免的。客观地认识到这样的问题对于我们当代化的建设，发展目的的设计，发展速度的控制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的考量和掌控都有实际意义。更重要的是，我们有一个更为理性的心态对待这样的事实，愈加合理合法地解决犯罪问题，不再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解决犯罪问题的设想。所以，怎样理解发展中的代价问题就成了解决当代化中的犯罪问题的认识论基础。三、付出代价是为了发展从详细的现实的角度透视犯罪率上升的社会历史原因从哲学的范式分析代价产生的原因，除了上述社会历史原因外，还有详细的现实的原因。首先，产生代价进而产生犯罪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发展的目的设计的偏颇。当代化是当今世界各国发展所追求的目的，在社会发展的目的设计中，人们往往片面追求当代化中的经济发展这一特定的发展目的，使局部发展同整体发展之间出现断裂和脱节，进而付出代价。社会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要求政治、经济、文化等子系统同步协调发展，即应追求全面的目的。可是在一定历史时期，由于人们认识上的局限和经济资源的稀缺，发展只能追求特定的目的，实现某一子系统为主导的发展战略。这就往往造成某一子系统的孤立发展或过分突出，使它与社会整体发展割裂开来，进而导致整个系统构造失衡。在这种情况下，必然出现紊乱、摩擦和冲突，代价不可避免。详细地讲，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向当代化迈进的经过中，都曾伴随尖锐的社会冲突、严重的贫富分化、普遍的心灵危机、生态环境的恶化，尤其是大量的社会犯罪的产生等。十分是有的发展中国家还陷入政变频繁、内讧迭起、宗教冲突、部族械斗和军人专制等危机之中。出现这种困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片面追求经济当代化。长期以来，发展=经济增长被奉为普遍的信条。发达国家还把当代化=工业化=西方化作为落后国家当代发展的参照系。受这种发展形式的影响，加上发展中国家急于摆脱贫困，往往单纯追求经济高速发展，而忽视了政治当代化和文化当代化的进程。经济子系统的单独进步，由于得不到政治、文化子系统的有力支撑和配合，结果导致构造断裂和体制断层，产生种种动乱和冲突。如经济发展强化了人们对利益的追求，但由于法制不健全，使人们的经济行为得不到有效约束而发生失范，大量的经济犯罪的出现就成为必然；当代化强化了人们的民主意识和政治介入意识，但在高度集权和行政支配下，民主介入的愿望难以表达；经济发展需要灵敏、快速的决策机构，而僵化的组织构造却效率低下、反响迟钝，造成经济运行的混乱和失控等等，由此人们的各种不满和怨恨便接踵而来，在一定条件下就导致犯罪的大量出现。人口素质差、观念落后也制约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何况就经济当代化本身而言，也会带来很多不稳定因素。如技术进步和自动化发展会造成大量剩余劳动力；农业人口大规模转移造成城市膨胀、交通拥挤；以及为了维持高速增长而加紧掠夺资源、浪费能源和带来环境污染、公害流行等。其次，产生代价现象进而产生犯罪的另一个原因是改革、发展本身，或者讲是社会转型本身，即从传统社会向当代社会的转型就必然产生不稳定性。这就是亨廷顿所讲的当代化产生不稳定性。由于改革(这里与当代化同义)就必然打陈旧的秩序而出现新的秩序，而发展既是对原有社会关系的协调与整合，但又会带来新的矛盾和冲突，进而使社会关系产生新的不平衡。改革、发展就是这样一个不断打陈旧秩序出现不平衡而进一步求得新秩序的无限经过。在每一次出现不平衡时，代价都不可避免，产生内耗。这种情况最多地表如今社会发展中的变革时期。哲学意义的改革是发展的质变点或突变环节，一般发生在社会转型时期，如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自然经济向当代市场经济的转变。历史发展有本人的客观规律，它强迫地为本人开拓道路。当社会的无序状态和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必然要求通过改革来解决。然而改革又会带来新的不平衡。改革必然使社会原有的利益格局发生新重大调整，经济构造和体制在由旧到新的转换中不可避免地出现摩擦和紊乱，如发生分配不公、经济犯罪、权利腐败等；市场机制的发育也势必冲击原有的价值观念和道德秩序，人们将发生感情矛盾、信念矛盾、人格矛盾；改革还会瓦解原来的社会纽带和控制系统，如市场体制改革意味着经济决策权利分散到市场主体，导致政府决策能力疲软或者讲政权软化，进而可能发生社会失控；改革必然开放，但对外开放会产生示范效应，使人们在经济尚不发达时就强化了消费意识，以及随之而来的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冲突，造成人们的期望不能知足和民族情绪的失落等等，所有这些变化都直接或间接地导致犯罪率的上升。没有改革就不会有发展，但是改革却付出沉痛代价，产生阵痛。详细到我国的改革，有两大实践问题引起社会发生宏大的震动：一是经济体制的转换；二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市场体制改革破除了平均主义大锅饭，克制了行政垄断、统得过死、资源配置僵硬等弊端，激发了人们史无前例的劳动积极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从发展的意义上讲，这是对原有社会关系的协调和整合，然而由于市场制度不健全，很多政策、法规还不完善，使改革带来新的不平衡。诸如贫富差距扩大、利益冲突加剧、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增加以及道德危机和信仰迷失等，十分是犯罪率持续上升，社会治安环境的不断恶化，使人们很不满意。这是改革中所付出的代价。但是，为了发展，我们又不能不改革，由于不改革就会付出更大的代价，那就是计划体制必然造成的效率低下、经济发展缓慢、人们普遍贫穷以及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拉大等等。不管怎么讲，改革和发展都必然会付出代价，我们只能尽量减少代价，尤其避免那些不合理、不正常的代价。改革和发展中的代价必须靠进一步改革和发展来补偿。四、正确的代价观当代化与犯罪的辩证关系成认代价产生的客观必然性仅是正确的代价观的开场，更主要的是怎样理解发展与代价的内在关系。事实上，怎样看待发展中的代价和当代化中的犯罪问题不仅是个理论问题，也是个实践问题。因此要反对那种否认发展和当代化主张回到原始状态的悲情主义观点，拥有一种健康的理性心态，客观、辩证地面对当代化与犯罪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不仅阐述了发展与代价的得失辩证法，而且还阐述了对待代价应采取的科学态度。他们以资本主义为例分析道：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的世界的贬值是失，但以此失却换取了物的世界的增值，而这却是为人本身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物质基础，此即为得。这种失和得在社会历史发展经过中具有内在的相反相成的辩证联络，能够讲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或两重属性。面对这种失，一些资产阶级思想家、浪漫主义者很不理解，他们惊慌失措，甚至为此痛哭流涕。为摆脱这些代价，他们希望抛开当代技术，乃至反对文明，主张回到原始状态。我国很多人就是这样，当看到发展付出了代价，当代化使犯罪率暂时提高，就疑虑、犹豫甚至动摇了对当代化的自信心。马克思、恩格斯则坚持历史观和价值观的对立统一，以为倒退是没有出路的，那样只会使人们重新陷入争夺生活必需品的可悲境地，使全部陈腐的东西死灰复燃。3(第1卷P39)因而，他们反对一味为发展中的代价悲戚，以为这种浪漫主义的感伤情调是非历史、非理性的，因此是不可取的。同时，他们坚持代价问题上的革命人道主义和实践批判的观点，并以为扬弃这种代价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性，这就是通过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革命消除私有制社会的异化和灾难。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并不以历史必然性为托词默认异化和灾难，而是在客观地指出这些社会问题(犯罪等)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不可避免的同时，揭示它的暂时性并积极地寻求克制和扬弃的途径。与上述相关的一个观点是要慎重地提出犯罪对当代化的积极作用。由于发展不等于当代化，而代价也不等于犯罪。发展中的代价包括犯罪，犯罪是代价的一种。固然不能离开发展与代价的关系讲明当代化与犯罪的关系，但也不能完全用发展与代价的关系代替当代化与犯罪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是在扬弃代价的前提下讲明代价对发展的积极意义的。犯罪对当代化总体上是毁坏为主，其促进作用仅是特例，十分要反对那种夸张代价积极作用的观点。我们不能接受迪尔凯姆的观点。他以为，犯罪是社会为了可能的进步而付出的代价。他讲：为了进步，个人的独创性必须能够得到表现。为了使理想主义者的独创性他们的超越了所处时代的梦想能够得到表现，有必要让犯罪人的独创性得到表现，犯罪人处于他的时代的水准以上。没有犯罪，也就不可能使独创性得到表现。4因此社会也就不可能进步。迪尔凯姆甚至以为，犯罪是当代化的必须。根据是：犯罪推动法律的发展；犯罪促进社会进步；犯罪会加强团结；犯罪能明确道德界线；犯罪会降低社会紧张。无论怎样曲折周章，我们都会发现这个观点夸张了犯罪的积极作用，理论上很难让人信服，在实践上也是有害的。事实上当代化只要扬弃犯罪才能得以发展，这样的发展不是犯罪的功绩，而是主体正确实践的结果。把犯罪看成是当代化的一个代价，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是要把必然的代价与人为的代价区别开来。一般来讲，必然的代价与人为的代价主要有如下几点区别：一是产生的根源不同。代价的产生能否具有必然性，或者讲代价能否能够避免?这是人们特别关注的一个根本问题。一种观点以为：对于各种代价的付出能否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不宜作抽象议论，必须详细分析；由于发展涉及到对多种发展目的的选择，而基于发展的必然性所付出的代价又能换取发展，所以这种代价的产生具有历史的必然性，是不可避免的；由历史主体不合理的主观选择所造成的代价，不具有必然性，是能够避免的。5这里，代价能否具有必然性，或代价能否能够避免，取决于对代价产生根源的分析以及区分。二是可控程度不同。必然的代价，因植根于历史发展的内在必然性之中，而且又能换取某种发展，所以是不可避免的。人为的代价，因与某些详细个人的能力和认识的局限以及主观失误有关，也不是每个人都必然要付出的，而且经过人的主观努力是能够克制的，因此是能够适当避免的。三是对发展的作用不同。必然的代价，是事物在发展经过中，为发展而必然或必要付出的代价，它是发展经过中的一个内在环节。因此就其能换取某一事物发展来讲，它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就它使事物某一方面的发展遭到一定损失，或使发展片面化而言，又具有一定的消极作用。人为的代价是事物发展经过中，由于主体的局限和失误所造成的，它不是事物发展内在必需的一个环节，并且往往对事物的发展起消极作用。四是与发展的关系及其本质不同。必然的代价与发展有内在的本质联络，因而，其本质需从它与发展的关系中来考察。必然的代价的本质概括起来就是：基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并为换取某种目的的发展而对其他发展目的的抑制和牺牲，它和发展具有互为补偿的性质和功能，是一种被抑制、被牺牲的补偿性价值。这样的理论分析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理论和实践都要求我们，在分析导致当代化进程中犯罪率上升的因素时，要十分区分哪些因素是必然产生犯罪的，哪些因素是人为造成的。在实践中，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对必然引起犯罪的因素有一个重新的认识，对人为的因素要尽可能地减少，而不是盲目地否认当代化本身。所谓减少和控制犯罪也主要是减少人为因素造成的犯罪率上升的条件。一是减少主体主观的不合理选择，其中主要是指在当代化的进程中，要坚持全面的发展观，反对那种把某一特定目的如经济发展同其他发展目的相割裂的做法。由于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把主要精神、气力、时间、条件、资源和能量集中投入这一目的的发展上(如经济目的)，并力图使其合理化，进而使其他发展目的(如控制犯罪和社会治安)因丧失投入或遭到抑制而付出代价，这就是经济学所讲的时机成本。二是对造成犯罪率上升的各种因素要进行控制，无论是当代化进程中的必然因素还是人为因素，它们都是可适当控制的因素。假如使当代化必然付出的一定犯罪率上升的代价扩大化和非合理化，人就要主动控制本人的行为。人的活动具有一定的自觉性和目的性，他一方面会去限制这种代价的扩大，另一方面，当他意识到当代化所付出的犯罪的代价过大或不合理时，十分是超出了人们的承受能力时，便应自觉主动地调整本人选择的发展目的和行动准则，改变本人活动的方向和重点。由此可见，犯罪率上升的主要原因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经济发展本身，而更多的是由于把包括经济发展放在当代化进程中一个不适当位置上的主体的错误选择，以及对当代化及当代化的代价的不正确理解和对当代化发展不正确的目的设定上。所以，简单地把经济发展与犯罪率上升线性地做因果联络的理解，得出所谓的正比论、反比论、同步论、代价论及远正近负效应论、双重效应论等结论，是缺少深度和讲服力的，这些观点所包含的内容和理论是令人困惑的，二者的关系怎是一个比例、远近和正负能讲得清的。所以讲不站在社会历史的高度，很难厘清二者相伴相生的关系，不用哲学的视角也很难看得清二者内在的关系。同不能用社会学的方法代替其他方法一样，哲学对犯罪这一复杂社会现象的研究只是各种方法的一种。如今的问题关键是要在对犯罪问题的研究中厘清各学科研究的对象，防止出现用某一学科的方法研究不是本人学科的问题的现象，逐步构成一个学科群，把各学科的研究由问题本身的内在联络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求对犯罪的研究有所突破。【参考文献】1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45.2路易丝谢利.犯罪与当代化M.北京：群众出版社，1976.158.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4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论M.英译本.67.5哲学研究，1993，(7)：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