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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r short words sum up what has lifted most successful individuals above the crowd: a little bit more.-author-date西方文论学期论文西方文论学期论文浅析结构主义叙事学摘要：结构主义叙事学,是20世纪结构主义文论的直接成果。面对各具特色的理论,本文试图从故事层面，话语层面，故事和话语层面融合三个角度梳理叙事学的发展脉络,阐明叙事学的代表理论。关键词：结构主义叙事学；故事；话语结构主义叙事学是结构主义文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在于分析叙事体共有的各种要素及其关系,发掘叙事体不变的深层结构,建立一套叙事学的普遍模式。结构主义叙事学,是20世纪结构主义文论的直接成果。1969年,法国当代著名结构主义符号学家、文艺理论家茨维坦·托多罗夫在<十日谈>语法里面,第一次提出“叙事学”(Narratology)这个称谓,标志着叙事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开始。尽管叙事学形成独立学科的时间至今才有30多年,但是其研究范畴却发生了重大转移,其过程始于俄罗斯形式主义学者对故事和情节的区分。俄罗斯形式主义学者史柯拉夫斯基将故事定义为“在时间链条上依序铺开的人物及行动范型间的典型关系”,强调故事中的时间为发生于时间和空间上的因果链,将“情节”一词解释为把因果、顺序性的事件做一番艺术上的组合或解体。这种把“故事”(fabula)与“情节”(sjuzet)区分开来的“二分法”直接导致了结构主义叙事学研究范畴的不同侧重。本文试图以结构主义叙事学为基础,采用“故事”和“话语的“二分法”以及“故事”“话语”的融合,将叙事学研究的发展阶段做一梳理分析。一、对故事层面的研究无论是在素材中,还是在已经完成的作品中,“故事”总是最基本的方面。所以早期叙事学家在结构主义的影响下,多选择“故事”层面作为叙事学的研究对象。对于“故事”结构的探索,始于形式主义学者普洛普,他所著的民间故事形态学开了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先河。普洛普的研究旨在从各种各样的民间故事中抽象出它们共同具有的模式,以便对其进行有效的分类。他从结构主义立场出发,认为民间故事的基本单位不是人物,而是人物在故事中的行为功能。在他研究的100个民间故事中,人物充当的角色被他概括为“英雄”、“假英雄”、“恶棍”、“公主”等7种类型,人物功能则被分析归纳为31种。他所抽象出来的行为角色和功能体现了故事事件的共性,为故事系统分类提供了依据。普罗普特别关注童话故事中的不变成分,力图从中抽象出不变的模式。他认为童话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千奇百怪、五彩缤纷,另一方面,它如出一辙、千篇一律。普洛普的研究影响了法国等国的叙事学家,他们也开始从不同的角度,采取不同的方法,进行叙事结构的研究。法国人类学家兼结构主义学者列维·斯特劳斯(L-Strauss)是代表人物之一。列维·斯特劳斯以神话中的基本故事作为分析对象,努力寻找神话中内在不变的因素和结构形式。他受语言学中音素、词素等概念的启发,把神话中的最小单位叫“神话素”。“神话素”就像词素中的一些二元对立现象一样也是按照二元对立的原则建立起来的(我们会想到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上的阴阳观),神话的意义就存在于这些“神话素”的组合之中。他认为,关于人类起源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人类起源于地球,一种认为人类起源于交媾,神话就源于这两种对立的观点。在神话中常常出现两种极端:一种是低估了血缘关系(俄狄浦斯杀死父亲,厄忒俄克勒斯杀死自己的兄弟),一种是把血缘关系看得太重(俄狄浦斯不该娶自己的母亲,安提戈涅非法地安葬哥哥)。同时，他认为在浩如烟海的神话底下隐藏着的某些永恒的“深层结构”,任何特定的神话都可以被浓缩成这些结构,其中的变项是一些普遍的文化对立(如:生/死、天堂/尘世,等等)和处于这些对立项之间的象征符号。这些深层结构在不同文化中可以演变出具有不同价值的表层结构。跟普洛普相比,列维·斯特劳斯明显迈进了一步。普洛普主要关注的是“故事”自身的要素及其上下组合关系(语言学上叫横组合),列维·斯特劳斯则关注“神话素”的逻辑结构方式,各种要素间的联想关系(语言学上叫纵组合)。格雷马斯高度评价了普罗普和斯特劳斯的理论成就,但是,他认为普罗普的理论局限于一种简单的文学类型,应该运用句子结构的语义分析法加以改进。为了提出一套普遍的叙事规则,他设想了三对二元对立的“行为身份”：主体与客体、发送者与接受者、助手与敌手。它们可能在所有的作品中出现。为了阐明多种多样的叙述顺序,格雷马斯还把普罗普的“行为功能”合并为三组结构:契约结构(建立和破坏关系)、执行结构(考验和斗争)、分离结构(离别和到达)。我们不难看出,格雷马斯是按照斯特劳斯二元对立的模式改组了普罗普的理论。格雷马斯的结构主义方法更为地道,他不仅关注“故事”的要素及其先后顺序,而且关注各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把横组合与纵组合两种分析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故事为对象的研究层面仍旧存在很多缺陷。这一阶段几乎所有的叙事学家都追求其理论的客观性和普适性,但正如米克·巴尔指出的那样,这种模式下的叙事研究不能作为阐释工具,其实用性因此大打折扣,同时它也难以真正达到客观性和普适性。在这种情况下,有些批评家(如范·迪克)建议“把叙事作为行动哲学和话语分析这些更广阔领域中的一个特殊区域”（范·迪克，1987：119）。这种提议为叙事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诸如托多罗夫和热奈特,他们开始从话语层面入手对叙事作品进行分析。二、对话语层面的研究所谓叙述话语,简言之,就是叙述故事的方式。它主要包括时间、空间、语态、语式、人物话语表达方式,等等。托多罗夫在叙事作为话语一文中, 用叙事时间、叙事体态、叙事语式三个范畴研究叙事话语。叙事时间问题的提出是因为“故事发生的时间和叙事的时间存在差异。从某种意义上说,叙事时间是一条线性时间,而故事发生的时间则是立体的”（托多罗夫，108）。故事时间和叙事时间存在着三种关系:等距,如对话体的场景叙事;故事时距>叙事时距,如概述或全景式叙事、省略或停顿;故事时距<叙事时距,这类主要用来描述主观心理叙事,比较少见。叙述体态涉及故事中人物和叙述者的关系。叙述者指的是叙事话语的发出者,叙述者可以出现在叙事行动中(如第一人称叙事),也可以不出现在叙事行动中(如第三人称叙事)。叙述语式涉及叙述者向人们传达“故事”的方式,它由“描写”和“叙述”两大语式组成。托多罗夫对叙事话语的这些研究成果,大多为热奈特所吸收。热奈特虽然也采用语言学方法研究叙事文学,借鉴了托多罗夫的一些理论观点,但是更注重研究叙述体的整体结构,并不把语言学的模式与叙事学的模式作机械的对应。他主张更细致更具体地接触作品的实际,认为最好的分析方法应该是从特殊到一般。他在叙事话语的引论中把叙事分为3层: (1)故事,即被叙述的内容; (2)叙事话语,即用于叙述故事的口头或笔头的话语,在文学中也就是读者所读到的文本; (3)叙述行为,即产生话语的行为或过程。热奈特通过对普鲁斯特的长篇巨著追忆逝水年华的详细分析,发现了文学叙事的一些基本规律,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叙事话语”。在阐述的过程中,热奈特借用了动词的三个形态:时态、语式(谁感知)、语态(谁叙述)。叙事时态主要探讨了故事本身的时间与叙述故事所使用的时间两者之间的关系,叙事语式研究叙述者叙述故事所采用的各种形式以及叙述时与之保持的距离,叙事语态解决了叙述主体与叙述行为、叙述行为与所叙述故事因素之间的关系问题。热奈特的阐述过程虽然有点繁杂,但是许多理论观点却新颖独到。他在“叙事频率”中用“频率”这一概念轻而易举地道出了场景描写与概括性叙述的区别。他把叙事方式概括为3种: (1)零聚焦,叙述者比人物知道得多,甚至无所不知; (2)内聚焦,叙述和人物知道得一样多; (3)外聚焦,叙述者比人物知道的少。他用语式(谁感知)和语态(谁叙述)两个概念澄清了自亨利·詹姆斯以来的争论热点角度问题,对追忆逝水年华的时序分析更是洞幽烛微。在新叙事话语中,他用一条长链准确地概括了文本内容的传达过程: “作者(暗含作者)叙述者叙事受述者(暗含读者)读者。”在叙事的界限中,热奈特建议用三对二元对立的概念来探讨叙述问题:一是叙述与模仿,二是叙述与描写,三是叙述与陈述。他首先复述前人关于每对概念的区别的认识,然后一一加以分析、驳斥、取消。在他看来,前人说的模仿,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叙述,叙述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描写,纯粹的不动情叙述是不存在的,每对概念的界限是模糊不清的。总体来讲,托多罗夫和热奈特等叙事学家,在把叙事作为话语进行研究的范式的同时,也包含了对故事的研究,只不过研究重心不在于对故事行动功能及序列进行描写,而在于故事转化为话语中的种种方式。它属于俄罗斯形式主义所谓“技巧”范畴,从而使研究成果更贴近文本现实,在批评实践中更具操作性,缺陷则是研究总停留在形式描写层面上,缺乏对叙事运作机制更全面的探讨。三、对“故事”和“话语”融合的研究与对“故事”和“话语”的各有侧重不同,自罗兰·巴特起,一些叙事学家开始对叙事的这两个层面进行整合、改造。1966年交流杂志第8期刊载了罗兰·巴特的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为以后的叙事学研究提出了纲领性的理论设想。在这篇两万余字的论文中,罗兰·巴特试图建立一套分析叙事作品的理想模式。他建议用3个层次来分析叙事作品的结构: (1)功能层,研究基本的叙事单位及其相互关系; (2)行动层,亦称人物层,研究人物的分类问题; (3)叙述层,探讨叙述者的实质以及叙述者、作者和读者的相互关系。罗兰·巴特一方面将作品分成诸多层次来分析,另一方面他也强调各层次间的相互关系。在他看来,虽然每个层次有自己的单位和相关成分,但是每个层次独自产生不了意义,某个层次的任何单位只有结合到高一级层次里才有意义。应该指出的是,罗兰·巴特虽然采用“三分法”(影响了后来学者的理论框架),但是他的“三分法”与“二分法”大同小异,他的“功能层”和“人物层”与普洛普、格雷马斯的“故事”层所指的含义基本一致,他的叙述层归属于“话语”层,“话语”层包括传递内容的所有手法。如果说,普洛普、列维·斯特劳斯、格雷马斯等结构主义学者主要研究“故事”层(文本的“所指”),那么,从罗兰·巴特起,结构主义者明确地把“话语”层(文本的“能指”)纳入了他们的理论视野。在罗兰·巴特的另一个权威之作S/Z一书中,“故事”和“话语”两种研究方法得到完美结合,并且被建构起来一种分析模型,巴特通过这个模型,充分证明了文化意义之普遍语意体系及主导功能情节的因果逻辑叙事形式生成刺激的两种讯息如何互动及互相支持对方。“融合”后的叙事学在研究范畴和方式上出现了明显的变化。首先,从“静态”走向“动态”。无论是普洛普,还是列维·斯特劳斯,以及早期的叙事研究都忽视了叙事的“句法”层面,热衷于分析故事的最小单元及其功能,而没有关注故事中各因素的动态配置规律。“融合”后的模式则大大改观了。其次,从“规则”走向“语境”。结构主义叙事学一贯的宗旨是将叙事研究系统化、科学化,客观上导致其难以与语境融合,但近年来由于社会语言学不断强调语境的重要性,叙事学界也越来越倾向于将叙事看成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产品。也就是说,叙事研究不应只注重形式,还应该注重叙事形式与叙事阐释语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第三,从“作者”走向“读者”。结构主义叙事学在进行形式描述时,常常预设了叙事的意义,如普洛普给“功能”的定义中,就预设了作者赋予叙事的意义,其结果是,对形式进行预先阐释后再对形式进行描述。“融合”研究模式也研究叙事的形式,但将其放在读者的阅读语境中,叙事形式的意义只有在读者的阐释框架中才能体现出意义,从而将叙事意义的确定全交给了读者。通过粗略分析结构主义叙事学的来龙去脉、代表理论，叙事学研究从关注故事和话语到融合的多元化叙事研究,是叙事学发展的一个必然。但无论哪种学派,其理论的普适性和可操作性都是有局限的。参考文献：戴卫·赫尔曼:新叙事学，马海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罗兰·巴特：叙事学研究，张寅德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