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学习中国语文教育史的意义.docx
精选学习资料 - - - - - - - - - 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学习中国语文训练史的意义暑假期间, 我有幸成为一名争论生,参与中文系争论生课程的学习;其中欧阳芬教授为我们开设了中国语文训练史,感觉特别有意义;第一,作为语文训练的常识,中文系的同学及中学语文老师应当明白语文训练进展的历史,学了这门学科,可以扩大我们的学问面;其次, 历史上的语文训练有不少胜利的体会,对于今日的教学有很大的指导意义;通过学习, 可以使我们借鉴这些体会,这第三, 过去的语文训练走过不少弯路,通过学习,可以使我们总结历史的教训,防止再走弯路;第四, 作为新时期的语文老师,我们应将语文教改不断推向深化;但教改必需是在对传统训练熟识的基础上进行的,通过学习, 我对传统训练有了全面的熟识,这就有利于进行教改 我国现代语文训练进展的历史轨迹从 20 世纪初开头确立的语文学科,在将近一、“ 文” 和“ 言” 的分合80 年的进展历史中,好像存在着几条明显的轨迹;1919 年,蔡元培在 国文之将来 一文中说: “ 国文的问题, 最重要的就是白话文与文言文的竞争;”由于语文学科归根到底是学习语言、学习语言运用规律的学科;那么它所要学习的,到底是什么样的语言 呢.是学习古代通行的“ 死语” 呢,仍是学习“ 通行于今人喉舌” 的“ 活语” 呢 .这是第一要解决的问题;当语文学科在新式学堂中独立设科之初,不管是定学科名为“ 词章” ,是“ 中国文学” ,仍是“ 国 文” ,要同学读的、写的,仍旧都是文言文,即蔡氏所谓的“ 死语” ;在这个时期,“ 文” 和“ 言” 是分 离的、脱节的;这种情形,对于培育和造就服务于现代社会的新一代国民是特别不利的,就连当时的国学 大师梁启超也痛切地感到“ 言文不一样,足以阻科学之进步” ,因此主见“ 及早造成一种国语,用以编纂 教科书以利训练” ;从民国元年以后到五四运动兴起,鼓吹国语统一,提倡言文一样,成了一股强大的时代潮流;这股 潮流,第一猛烈冲击着学校的语文教学;1916 年,在“ 国语统一筹备会” 召开第一次大会的时候,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黎锦熙等人联名提出了一个“ 国语统一进行方法” 的提案,第一次公开亮出了改国民学 校的“ 国文” 课本为“ 国语” 课本的主见;到 1920 年,训练部便通令全国:“ 自本年秋季起,凡国民学校 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体文,以期收言文一样之效;” 随后,又进一步规定初级中学“ 国文” 科一律改 名为“ 国语” 科;于是,五四前后涌现出来的大批白话文学作品和白话翻译作品,连同一些古代优秀的白 话小说之类,被编进了语文教科书;何仲英等人发表白话文教授问题等一系列文章,特地就白话文的 教学进行理论探讨;这时,“ 文” 和“ 言” 长期分别的局面最终被时代潮流所冲破,二者在语文教学领域 同时并存,汇为合流;文言文和白话文同时并授,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二者的比例如何确定、教材如何组合的问 题;这是另一种意义的“ 文” 、“ 言” 分合问题;在二者的教材内容支配上,当时大致有三种不同的主见;名师归纳总结 - - - - - - -第 1 页,共 6 页精选学习资料 - - - - - - - - - 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一种主见是,中学阶段全教白话文,高中阶段全教文言文;一种主见是,中学文言、白话兼教,但按肯定 的比例,初一主要教白话文,随着年级递升,文言文的比重逐步加大,高中就仍旧全教文言文;另一种就 主见,无论中学仍是高中都应当文言、白话兼教;于是,在教科书的编制上,显现了文、白混编和文、白 分编的两种不同的类型;文、白混编,就是在一册课本中,既选文言文,也选白话文,采纳所谓“ 雨夹雪”的编排方法;文、白分编,就是同时编两种课本,一种专选文言文,一种专选白话文;这样,在教材处理上,“ 文” 和“ 言” 是分呢,是合呢.仍是分中有合,合中又分呢.又成了人们长期探讨的一个课题;说到“ 文” 和“ 言” 的分合,仍有一个重要问题不能忽视,那就是书面语与口头语的教授问题;新 式学堂兴办之初,语文科的教学仅专心于书面语,口头语完全被排斥在外;对此,早在 1912 年庾冰在言 文教授论中已经有所觉察,他说:“ 语言为文字之母,文字者,不过为语言之符号,语言之与文字,具 此亲密关系,故教授文字,莫不由语言入手;” 强调要由语言入手来教授文字;尽管他的重视语言教授,目的是为了更有效地进行文字教授,但到底已经意识到语言教授的不容忽视;此后,到五四时期,由于国 语训练的推行, 在学校语文科的教学内容中也曾规定要训练同学用国语会话,要训练同学演讲和辩论等等,但真正在教学中重视同学口头语的训练的为数极少;因此,当时尽管白话文已经被引进语文学科的教学内 容,但从严格意义上说,文言文是古人的书面语,白话文是今人的书面语,所以在总体上教的仍都是以书 面语为主,“ 文” 和“ 言” 的分别问题,仍未得到完全解决;不过历史进展的趋势是特别明显的:人们已 经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语文教学中对于口头语的严格训练的重要意义;因此, 到 1949 年春, 当时的华北人 民政府训练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就打算把过去“ 国语” “ 国文” 的学科名称一律改为“ 语文” ;当时改学 科名称为“ 语文” ,其中的“ 语” ,就是指口头语;“ 文” ,就是指书面语;规定“ 语文” 一科的基本任 务在于对同学进行口头语和书面语的全面训练;至此,“ 文” 和“ 言” 的分别问题才算通过学科名称的变 更,从理论上得到明白决;因此,从词章到国文,从国文到国语,又从国语到语文,学科名称的一再变更,这决不只是字面上 的歧异,而是反映着时代前进的脚印,反映着人们对语文学科性质和任务的熟识在逐步深化,反映着“ 文”和“ 言” 、书面语和口头语在整个语文教学中的位置及其相互关系日渐明确,日渐趋于统一;二、“ 文” 和“ 道” 的分合传统的语文教学,讲究的是义理、考据、辞章;其中的“ 义理” ,是指探究文章的内容、文章的思 想;“ 辞章” ,是指探究文章的句法、章法,文章的形式;“ 考据” ,就是指对于文章的语言文字和用典引语的考证辨伪, 是为正确探究文章的内容和形式服务的;从这个意义上看, 传统的语文教学倒是讲究“ 文道统一” 的;只是当时所谓的“ 道” ,是封建伦理道德之“ 道” 、儒家道统之“ 道” ,而“ 文” ,就是旧 时的作文规范,甚至是八股文的一些僵化了的程式;到新式学堂实行分科制以后,“ 文” 和“ 道” 却有了某种程度的分别,即把过去属于“ 道” 的部分,主要靠独立设置的“ 修身” 、“ 读经” 这样一些科目来灌注;而“ 词章” 或“ 中国文字” (学校)、“ 中 国文学” (中学),就主要是熟识和探究各类文章以及诗词歌赋的作法;“ 修身” 、“ 读经” ,也都要读 文章,但重在内容、精神;“ 词章” 等等,也要读文章,却重在形式、技术;民国元年以后,学校中取消了“ 读经” ,保留了“ 修身” ,但“ 国文” 一科明确提出要“ 启示智德” ,重视了读文讲文中的思想、道德训练和美育;这时,“ 文” 和“ 道” 又由分而逐步趋于合;五四以后,一些思想文化界的革新派,鉴于语文训练中封建复古势力的严峻存在,坚决地要求在语 文学科中着重传播新文化、新思想;例如当时的浙江第一师范,国文采纳自编讲义,课文按思想内容、按 社会和人生的各种问题编组,有争论民主与科学的、自由与公平的,有争论劳工神圣、妇女解放的,等等;名师归纳总结 - - - - - - -第 2 页,共 6 页精选学习资料 - - - - - - - - - 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教法是以各种问题为中心,引导同学读文章,组织同学争论问题,老师参予争论并准时进行小结、评判;何仲英、沈仲九等人对“ 国文” 科的这种教材教法,都曾经加以总结,大力提倡;与此针锋相对的是那些 妄想挽回封建道统颓势的遗老遗少们,又尽力鼓吹“ 读经” ,想把语文教学重新引入宣扬和灌输封建伦理 道德的歧路;这新旧两派人物,他们要张扬的“ 道” 明显是不同的,甚至是根本对立的;但他们在语文教 学上所坚持的做法却有共同之处,即都割裂了“ 文” 和“ 道” 的统一关系,把“ 道” 强调到脱离了“ 文”的不适当的位置;所以叶圣陶、朱自清两人在40 岁月回忆五四以来语文教学状况时曾经这样说过:“ 五四以来国文科的教学,特殊在中学里,专重精神或思想一面,忽视了技术的训练,使一般同学明白文字和运 用文字的才能没有得到适量的进展,未免失掉了平稳;” 因此,在五四运动以后的一个时期里,作为一种 时代印记,语文教学中“ 文” 和“ 道” 一度又产生了分别现象;对于这种“ 文” 和“ 道” 的分别现象,人们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深思、争论和实践,已经有所察觉;1920 年,陈启天在中学的国文问题一文中,就已经提出语文教学应有“ 正” 和“ 副” 两方面的目的;“ 正目的” 是:要能说一般言语;要能看现代应用文和略解粗浅美术文;要能做现代应用文;“ 副 目的” 是:要启示思想,锤炼心力;要明白和应对人生和自然;他用正、副目的的概念正确概括了他 对语文教学中“ 文” “ 道” 关系的懂得;在 1925 年,朱自清发表中等学校国文教学的几个问题,反对 将“ 人的训练” 的全副重担都放到国文老师的两肩上,他提出了语文学科的双重目的:(1)养成读书、思 想和表现的习惯或才能;(2)进展思想,涵育情感;他并明确指出:“ 这两个目的之中,后者是与他科相 共的,前者才是国文科所特有的;而在分科的原就上说,前者是主要的;换句话说,我们在实施时,这两 个目的是不应分别的,且不应分轻重的,但在论理上,我们须认前者为主要的;” 在这里,朱氏第一次从 理论上正确阐明白语文学科中“ 文” 和“ 道” 的不行分别性以及它们的主次关系;这样一种观点,后来逐 渐被多数人所接受,从而推动了 30 岁月语文教学的进展;“ 文” 和“ 道” 的分合问题,是我国现代语文教学进展的又一条基本轨迹,它从另一个侧面反映着 人们对语文学科的性质和任务的熟识不断接近于完整、全面;三、“ 文” 和“ 知” 的分合这里的“ 文” ,指的是各类文章;“ 知” ,指的是包括语文学问在内的百科学问;语文学科,既是一门很单纯的学科 读的和写的都是一篇篇文章;又是一门很复杂的学科 教 学内容所涉及的学问特别广泛;这“ 文” 和“ 知” 的相互关系如何处理,又是现代语文教学进展中人们不 断摸索和探究的重要问题;在新式学堂兴办之初,“ 词章” 或“ 中国文学” 一科,都是以读写各类各体文章为基本内容的,所 有关于文字、语音、句法、章法以及文章流别等等方面的所谓语文基础学问,一概融合在文章的读写中相 机进行讲授的;因此,在那个时期,“ 文” 和“ 知” 是混合的;到民国元年以后,由于语文学问的系统研究有了某些进展, 于是显现了在读写文章的同时,独立地、 系统地讲授语文学问的状况,在中学里除了 “ 讲读” “ 作文” 以外,又设置了“ 文字源流” “ 文法要略” “ 中国文学史” 这类语文的分支课程;“ 文” 和“ 知” 相互分别了;五四以后,特殊是从 1923 年到 1928 年这一阶段中,中学试行分科制和选修制,那时 各校国语、国文科内设置的分支课程就特别繁复;据语文教学法专家阮真的调查统计,当时语文学科所设 置的分支课程累计竟达 42 种、 69 项名目之多;“ 文” 和“ 知” 的分别达于极致;从 1929 年起,中学学制又改为单一的一般科制,“ 国文” 科的教学内容相应地也作了简化归并;按 当时部颁中学校课程暂行标准规定,中学、高中便只设“ 精读文” “ 略读文” “ 文法与修辞” 和“ 作 文” 这四门课程;“ 文” 和“ 知” 从极端的分别又渐趋于混合;在这个时期,除了有了特地编撰语法、文名师归纳总结 - - - - - - -第 3 页,共 6 页精选学习资料 - - - - - - - - - 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法、作文法等属于语文基础学问的讲义或教科书以外,更多的人实行分中有合、合中有分的方式,把有关 的语文基础学问写成系列性短文,或穿插编排在课文单元的前后,或作为附录集中编排在每册课本之后,供老师相机行事,敏捷使用;这种种处理方法,大致沿用到新中国建立前夕;至于在学校语文教科书的编制上,这种“ 文” 和“ 知” 的分合现象也特别明显;最初的学校语文教 科书一般都是依据“ 以常识为内容,以语文为形式” 的原就来编制的,“ 文” 和“ 知” 是混合的;五四以 后,一些新进人物主见学校语文科应以学习儿童文学为主,教科书的编制强调文学性和趣味性,而不留意 学问性,“ 文” 和“ 知” 趋于分别;抗日战争期间,又显现了国语、常识混编的教科书,既教国语,也教 常识,一种课本双重效用,“ 文” 和“ 知” 合中有分、分中有合;“ 文” 和“ 知” 的这种分合聚散,交递更替,当然都不是毫无意义的循环和随心所欲的往复,它反 映了人们对语文学科的教学内容在组合方式、系列支配上的积极探究;四、“ 教” 和“ 学” 的分合在新式学堂兴办之初,语文学科的教学方法依旧沿袭着过去旧式学塾的一套模式,即老师讲授、学 生记诵,老师的留意中心在“ 教” 而不在“ 学” ;因此,“ 教” 和“ 学” 是分别的;五四运动前后,随着日本和欧美一些资产阶级训练学说的不断引进和广泛传播,训练界开头留意研 究同学的“ 学” ;当时商务印书馆训练杂志的主编张元善组织了一些懂得日文的编辑员,从日本的如 干种训练期刊中编译了大量的资料,以“ 天民” 的笔名发表在训练杂志上,于是“ 自习主义” “ 自动 主义” “ 同学本位主义” “ 自习法” “ 预习法” “ 渐明法” 等等一些强调以同学为学习主体的新观念和新教法开头引起很多学校、很多老师的重视; 陶行知依据 “ 教学做合一”的训练观, 提出要把过去惯用的“ 教授法” 改为“ 教学法” ,强调教学无非是“ 教” 同学“ 学” ,教和学应当合一;梁启超在中学以上作文 教学法一文中,提出了自动式的预习和争论式的讲授相结合的新的教学模式;所以在五四时期,语文教 学在教学法争论方面,总的趋势是由“ 教” 和“ 学” 的分别转向“ 教” 和“ 学” 的结合;五四运动以后,由于美国资产阶级训练家杜威、孟禄、克伯屈、柏克赫斯特等先后来华,广泛宣扬 他们“ 儿童中心主义” “ 儿童爱好主义” 和“ 在做中学” 等一整套训练观点,而国内一些积极谋求训练改 革的激进人士,在“ 全盘西化” 的思想支配下,想把他们的一些做法不加分析地全部移用到国内,移用到 本国的语文教学中来;在学校,开头盛行“ 设计教学法” ,取消固定的课堂教学,取消固定的教科书,只 为儿童创设一种“ 生活情境” 或“ 工作情境” ,然后依据儿童在这特定情境中的需要挑选教材,并相机开 展各科教学;在中学,试行“ 道尔顿制” 成为一种“ 时髦” ,学校把教室一律改为“ 作业室” ,老师把教 学内容一律编制成分阶段、分专题的“ 作业” ,同学在作业室里自动完成各科作业,老师只担任指导和评 阅作业的工作;这样的做法,在诱导和组织同学积极、主动地学习这一点上是可取的,但全部教学活动都 以儿童为“ 中心” ,老师的主导作用、教科书的系统内容、教学活动的方案性统统被取消了,这又走到了 另一个极端;这是“ 教” 和“ 学” 的另一种形状的分别;30 岁月以后,上述那种生硬照搬西方那套教法的状况有所转变,人们总结了过去的胜利体会和失败 教训,在积极争论“ 学法” 的同时,也积极争论“ 教法” ,并努力使二者在语文教学的过程中更好地统一 起来;很多人一方面发表探讨中同学学习语文的方法的论文,另一方面针对过去片面强调同学“ 自学” 的偏颇,着重争论老师如何实现有效的指导的问题;叶圣陶、朱自清在 读指导举隅,就是这方面的重要争论成果;40 岁月合著精读指导举隅和略名师归纳总结 - - - - - - -第 4 页,共 6 页精选学习资料 - - - - - - - - - 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正确处理“ 教” 和“ 学” 的相互关系,是现代教学论的中心课题;我国现代语文教学史上人们在探 索中所走过的道路,对于我们今日摸索语文教学革新之路无疑是有启示意义的;五、“ 教” 和“ 研” 的分合我国的传统训练,衡量训练、教学的利弊得失,多半是凭借教者直觉的印象和个人的体会,缺少客 观的、科学的标准;新式学堂兴办之初,语文学科的教学也仍旧凭体会办事;教者是旧式文人,自己过去 是怎么学的,凭以往的体会也就怎么教;编教科书的,熟识过去的旧选本,凭以往的体会也就怎么选编课 本;在这个时候,“ 教” 和“ 研” 是分别的;真正留意以“ 试验” 为基础的科学争论,在我国也起始于五四运动前后;就语文学科而言,在五四运动以后,曾经对常用字汇、常用词汇、文章作法、文章读法、文言文法、国语语法、阅读测验、阅读心理、汉字书写、新教学法等等作过卓有成效的科学争论;其中很多争论成果,不仅在当时,就是在今日也仍具有肯定的熟识价值和实践价值;例如对于汉字常用字汇的争论和统计,它不仅构成语文行为争论的基础,同时对语文教科书的编制也具有重要意义;这项科学争论,以陈鹤琴为先驱;他在 用书、报章、杂志、儿童作品、古今小说、杂类等六种材料共1921 年就编成语体文应用字汇一书,从儿童 55 万多字中,通过分析,挑选出常用单字4261 个,其中复现率最高的单字共 94 个;这是我国基于科学试验的一项最早的汉字字汇争论成果;此后,王文新(学校分级字汇争论,1930 年)、陈人哲(大众有用字汇,1934 年)、杜佐周和蒋成(儿童与成人常用字汇之调查及比较,1933 年)、刘德文(市民常用字汇,1935 年)等也都纷纷发表各 自的争论成果;这些成果在推动现代语文教学科学化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假如说上述这类争论仍只是专家们在试验室、争论室里进行的工作,它们同实际教学仍未必能直接 地、紧密地结合;那么,五四运动以后各地试验学校的建立,就使“ 教” 和“ 研” 的结合显现了崭新的局 面;在我国,最早自觉地运用试验方法来争论训练上面种种问题的学校,当推廖世承主持校务的东南高校附中; 廖氏在 1920 年以后, 依据美国试验训练家麦柯尔的指导,领先在本校开展了道尔顿制和非道尔顿制 的对比试验;其中在语文学科进行试验的有穆济波、沈仲九、孙工等人;当时在该校附小任教的陈鹤琴也着手进行多种试验争论,如:“ 生字教学的讲解法与练习法之优劣比较” “ 中文横写与直写之比较” “ 注 意写字与随便写字之比较” “ 毛笔、钢笔、铅笔书写之比较” 等等;由于试验训练思想的普及,全国各地 的学校,特殊是学校,训练教学的试验争论曾经蔚然成为一时的风气;因此可以说,在 20 岁月和 30 岁月的前期,“ 教” 和“ 研” 的结合已成了一股潮流,它对以后的语文教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由于战乱频仍,时局动荡,严格意义上的训练科学争论因失去了政治上安定的环境、经济上必要的实力而陷于瘫痪;即使如闻名心理学家艾伟,有志于汉字心理、阅读心理的争论,并 亲自领导着一个训练心理试验室,但终因得不到社会各方面的支持,“ 奉令裁并,争论人员,相率星散,致使英雄无用武之地;” (艾伟:阅读心理· 汉字问题· 自序)当时,在抗日的大后方,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创办的国文月刊,算是为语文教学的理论争论供应了一块珍贵的园地;很多闻名专家、学者就 高校、中学、学校的语文科教材教法绽开了多方面的探讨;这些理论争论成果,由于有以往几十年的教学实践作为基础,所以有较高的历史价值;然而,在当时那种特殊的环境下,这些成果不行能成为全国广大 老师据以改进教学的准绳;从全国范畴来看,除了我党所领导的抗日革命依据地,训练行政部门从当时条 件动身特别重视学校各科教学的试验和争论以外,国统区内只有个别矢志不渝的有志之士在特别艰苦的条件下做一些试验工作(如于在春的“ 集体习作” 试验);绝大多数的学校和老师都不能不维护着“ 教” 和“ 研” 分别的局面;名师归纳总结 - - - - - - -第 5 页,共 6 页精选学习资料 - - - - - - - - - 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以上概述的五个方面,是我国现代语文教学进展的一些基本轨迹;争论这些轨迹,争论它们形成的历史缘由和语文学科本身进展的内部规律,将有利于我们探究当今语文教学的改革之路;名师归纳总结 * 本文及本专题其他的论文,均选自南京出版社1990 年出版的拙著现代语文训练史札记一书;第 6 页,共 6 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