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巨奸王克敏鲜为人知的《自白书》]伪军和皇协军的区别.docx

华北巨奸王克敏鲜为人知的自白书伪军和皇协军的区别 1945年10月，遵照国民政府的肃奸指令，在与北平站站长马汉三等人秘密商议后，国民党军统局局长戴笠经过精心策划，以“鸿门宴”形式将王克敏等大大小小的华北汉奸一网尽捕，押往北平炮局胡同陆军监狱。 堪为“华北第一奸”的王克敏入狱后，军统侦讯人员向其出示了敌伪重要人员调查表，一一列举了他在任伪职期间的祸国罪行： 1、树立临时政府，颠覆国家民族；2、功利心重，一经敌人诱惑，而不顾国家民族，甘为傀儡，拱手受敌支配；3、压迫华北民众，协助敌人侵略，并做不利于抗战之工作；4、听受敌人指挥，施行统制政策，压榨民众生活，供给敌人资财；5、设立储材馆，培养私人爪牙，以民脂民膏供给训练团贼之用；6、利用地位，勾结属下（潘毓桂、张仲直等），私运烟土，往返平沪，毒害国民，藉谋暴利；7、协助汪精卫之“和平反共建国”，与我中央分庭抗礼；8、推行新国民运动，压迫民众转变抗日思想；9、实施清乡政策，阻碍抗日建国工作；10、东山再起、二次上台之作风十足倾向取敛，对于“盐”、“税”、“禁烟”各敛财机构，其与敌人合谋下，尽归一手包办，所有要位，非贿不行，卖官鬻爵，破坏纲纪；11、为稳固其地位，不惜搜集名贵衣饰（将平市重要珍品及金丝猴、皮货等收集一空），献赠于敌人喜多诚一，以资求其庇护；12、藉口增加盐价，收受长芦盐商贿金达三百万元左右；13、更以豪赌挥霍过度，无法弥补，乃以情报局事业费全般擅入己囊；14、为提高其政治声势，任用李伯侯（假藉东亚学术研究会之名义）为“特工”首领，暗培恐怖势力，用以排除异己之汉奸，进而摧毁抗战力量；15、和平实现后，惟恐中央肃正纲纪，故而联合伪组织王荫泰、汪时、唐仰杜、余晋等重要人员，掣肘复员工作，拖延和平时间，企图于国共摩擦中，侥取渔翁得利，既可逍遥法外，又可遂其第三势力之野心 在被捕入狱时，王克敏已知其罪孽深重，定然难逃国民政府的惩处，但此刻面对侦讯人员的讯问，尤其是看到这份足以让他死上千百次的调查表，求生欲望空前强烈的王克敏开始孤注一掷地垂死挣扎。他开始对调查表所列罪行采取避重就轻、推脱抵赖的手法，并一度不知羞耻地将自己粉饰为一个“为国为民”的英雄志士。 10月8日，王克敏写了自白书，将侦讯人员在调查表中所列罪名一一推翻：“自问并无祸国殃民之事。本人近八年中在华北两次任职，本系有所抱负而来，虽然未能一一达到目的，但在本人则总已竭尽心力，可告无愧。至于功过如何，则事实具（俱）在，华北人民亦均知之，唯有俟公论决定而已”且看王克敏的诡辩： 在自白书的开头，在论及任伪职缘由时，王克敏写道：“本人于二十六年（指1937年引者）任职之初，原具有抱负，即希望和平与减除华北人民之痛苦。关于和平运动，曾经委托司徒雷登于二十八、九年（指1939、1940年引者）中三次前往重庆接洽，嗣因见日本方面全无诚意，遂以中止，本人亦去职。关于减除人民痛苦，本人自信凡有所知见，无不尽言，并求见诸实行，至于成效如何，听之公论。”王将其任伪职初衷说成是为了中日和平、减轻沦陷区百姓的灾难，但他对为任伪职而与汪精卫、王揖唐等人明争暗斗的那些龌龊行为，又将作何解释呢？ 在军事方面，王克敏恬不知耻地说：“本人在临时政府时期，敌方即劝令招诱杂牌军队及游击队等加以改编，本人以无军队可加以监督，设词拒绝。嗣又劝令自行组织，本人又以本非军人，不能胜任为词，推托迁延凡阅两年。”王克敏信口雌黄地把伪政权由于条件所限未能尽早组织伪军协助日军来与中国人民作对这一事实大肆吹嘘为自己的历史“功绩”，标榜他“于党国，社会文化不无微功”，恬不知耻地往自己脸上贴金，请求政府以此予以体恤，简直卑鄙至极。 对于财政问题，王克敏辩称：“关于财政，本人向持紧缩方针，冀为国家人民保存元气二十八年（指1939年引者）（财政预算）为一万八千万，至二十九年（指1940年引者）力增至二万八千万。当时由本人拒绝，似实为本人去职原因之一，其实以当时华北之情形而论，担负二万万余之预算亦非不可能，唯本人为保存国家人民之元气计不能赞成，在本人去职时，华北全部财政计尚余存七万万元，关税在内悉数未动，留交后任，此在本人亦可以自慰者。三十四年度（指1945年引者）提出预算总数增至二十九万万元，亦为本人所不赞成。二次去职之原因，此亦其一。”王克敏完全是在颠倒黑白，他第一次去职是由于汪伪政权内部权力争斗所致，且其去职时还将费尽心机搜刮来的古玩字画、金银财宝、各式明清家具挂了3节专用车厢运往青岛，俟机东山再起，其第二次去职也是因其身体原因和日本侵华败局已定的大形势所致。王克敏之所以这么说，完全是想为己开脱罪行。 在民愤最大的货币改革方面，王克敏是这样说的：“关于币制，日方最初主张设立联合准备银行，本人予以拒绝，嗣因日本钞票及军用票、满洲国钞票流入甚众，甚觉困难，日方表示如银行设立，此各项钞票可以完全停止使用，始于廿七年成立联合准备银行，至于日方利用联钞发行日多，亦为屡次争执之点。”王克敏这样推卸责任，不知其当初极力阿谀逢迎的喜多诚一等人若闻及此，又会作何感想？ 在其自白书中，王克敏对于通货膨胀带来的负面效应心知肚明，他这样写道：“通货膨胀、物价腾贵，人民痛苦，不堪言状。”而对于通货膨胀的原因，王克敏则这样解释：“案物价腾贵之原因，计有治安状态不良，交通不便，物资缺乏诸点，就中物资问题最为重要。而其原因则由于敌方之搜括，计可分为前后两时期，前期在珍珠港事件之前，日人规定公定价格，以极低极刻之价格强收物资，至后期在珍珠港事件之后，又改用新经济政策，不惜高价收买，其结果物资悉入其掌握，而滥发钞票，通货膨胀，人民乃益受其害矣。其收集物资之机关固以华北开发会社及其他国策会社为主，唯此外尚有无数之小公司，分设各地，利用本地人士为之办理，其数殆不可稽考。中国方面亦多不能知悉，以是无微不入，物资几全为所有，唯因交涉结果，不得已时偶或放出若干，交付中国而已。” 王克敏对于其伪政府一手造成的通货膨胀事实百般抵赖，行尽推诿辩驳之能事，其想要说明的无非是一个意思，即造成国家社会贫穷、百姓生活困苦的原因，皆在于日本的侵略和剥夺，作为汪伪政权中的一员，他只是犯了执行错误，并且也是因为有了他的“交涉”，中国才从日军手里要来了那一点点可以供自己使用的“物资”。按照王克敏的逻辑，莫非沦陷区人民都应感谢他靠“乞求”从日本人手里得来的而本来就属于中国人民的物资？真是滑稽之至！ “至于中国方面用人之权，在政务委员会范围内尚比较自由，若在地方政府，则日方几乎无所不用其干涉，最重要者为各地县长，殆全由外省各联络部长所推荐，非本地之土豪劣绅，即为各部队之翻译或特务人员，为害民间最为重大。”在这里，王克敏也承认其伪政府中的官吏“为害民间”，但他却把这一切责任均推给日方，把自己的罪责洗脱得一干二净。他还堂而皇之地说什么“中国方面如与交涉争论，亦间或可以派遣县长前去，但如不与对方勾结同流合污，则亦不能相安，迟早非去职不可”。这完全是在为其担任伪职的罪行作粉饰。犹具讽刺意味的是，就连王克敏这个铁杆汉奸也知道“即在日方，其地方部队长与联络部长，因推荐地方官互相争执之事，亦数见不鲜，军部无法办理，日本军纪之不整，由此可见。军纪不整，政纲亦遂不张”，说“早可知其必败矣”，这与他在几年前对其日本主子卑躬屈膝、竭尽谄媚巴结之能事时的“活宝”姿态，真不啻于天壤之别！况且，王克敏明知日本必败，却甘心冒天下之大不韪两次出任伪职，情愿为其日本主子做镇压、搜刮中国人民的急先锋，其汉奸居心昭然若揭，不知其还有天良乎？ 在自白书的最后，王克敏再一次美化自己，他说：“三十二年（指1943年引者）本人二次任职时，因其时对英美之战既已开始，日本形势已非，一方面华北之共产党日益猖獗，地方情形非常危险，深虑日本一旦战败，或出于横决，以致华北全部糜烂，前途不堪设想。本人对于此诸问题深怀忧惧，亟思有所挽回，以是努力任事。”呜呼哀哉，能将自己的汉奸行为说得如此冠冕堂皇，恐怕全天下除了王克敏之外，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了吧？ 王克敏还在自白书中多次掩盖其从伪政府中辞职的真正原因：“至三十四年二月（指1945年2月引者），乃又不得不再去职，其原因约有四端，其一，因本年度预算庞大，不能赞同；其二，因满洲国军队开入关内；其三，因日本军人以武力劫走犯人郝丁氏，破坏中国司法；其四，则因日本在华北各都市开设大规模之赌场，贻害人民，此皆本人所绝不能赞成者也。本人两次任职与去职之原因，大旨如上所述，余不多赘。”王克敏的这些妄图洗涤他汉奸罪行的种种诡辩，只能暴露他的丑恶嘴脸和肮脏的灵魂，相信稍有辨别力的中国人，都能明白其辞职的真正原因。王克敏一再推脱自身的卖国罪行，“夸大”其对人民的功劳，最后只能成为历史的笑柄。 王克敏的自白书没有打动侦讯人员的心，相反却招来人们的更加鄙视。因为中华民族是崇尚爱国的民族，对于卖国的败类，向来是眼睛里面容不得半粒沙子的。也真是应了“多行不义必自毙”的那句古语，作恶多端的王克敏没有等来国民政府的宽恕，就于1945年12月25日，也就是圣诞节那天，在极度惊恐中病死于北平炮局胡同陆军监狱。另有一说，称王克敏在狱中畏罪服毒，自杀身亡。姑且不管对他的死因有什么不同的说法，汉奸王克敏终究未能逃脱历史的惩罚，其死有余辜。 （责任编辑：张英娇） 第 8 页 共 8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