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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法与传统文化关系略论杨开飞【摘要】中国书法与传统文化，书法的时代风格与特定社会文化思潮之间关系甚为密切。就儒、释、道三家对中国书法的影响程度来看，儒家是最大的。受儒家思想影响，人们将书法艺术活动，统统纳入自我身心修养的轨道。本文还进一步确证了晋代的玄学、宋代的朱程理学、明代的王阳明心学分别对当时的书法风格所起的作用。【关键词】书法传统文化风格思潮中国书法与传统文化之关系是近年书法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深入这一广袤的领域对于书法理论工作者是十分艰难的历程，也是书法理论研究逐渐走向成熟的显著标志。本文不揣浅陋，就这一问题作简要阐述，以就教方家。中国书法因何而生？为什么书法成为中华民族特有的一种艺术样式？这是几千年困扰着人们的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面对这种千古难题，当代的书学理论工作者不遗余力把思维触角伸向中国书法得以形成的民族文化中去寻根问祖，穷微测奥。可以肯定地说，这种研究的深度是盛况空前的。要想跨入传统文化的疆域寻找对中国书法产生作用的那些文化因子，就必须熟练地驾驭传统文化，才能恰当准确地对中国书法的文化背景作出令人心悦诚服的解释。对于书法美学研究者来说，深入传统文化是困难的，也是十分必要的。当我们站在传统文化的顶峰，才能把各种各样的书法问题，弄得水落石出。书法研究的深化与拓展，必将导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书法的制约是决定性的，所以我们应该把中国书法与传统文化之关系看作当今书学研究的崇高目标之一。其实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不少学者已经开始关注中国书法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并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近些年，随着本土文化的升温，许多学术界的有识之士积极呼吁并投身于传统文化的研究之中。完全可以这么说，只要是研究书法稍微深入一点的人，都不可避免地要触摸到传统文化，都不由自主地热爱传统文化；一个对于传统文化只是道听途说、浅尝辄止的人，他对书法的认识和研究迟早是要搁浅的。首先以中国书法作为立足点，寻绎并考察了中国书法与传统文化的血肉关系。中国书法置身于传统文化这一宏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中，它理应是传统文化这一整体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书法美的形态构成中，文化因素所占的比重恐怕是举足轻重的，甚至可能是首屈一指的。审视书法美的不同特征，就是要力求找到传统文化与中国书法生动图式相互照应的每一张“底片”。因为任何一种艺术门类的本质特征都不是偶然就如此这般的，而是这种艺术门类所赖以生存的整个文化机制，将其定向化和规范化的结果。传统文化赋予了中国书法必须以“心画”作为自己的本质属性。中国书法以“神采”为上也是受传统文化重道轻器，重神轻形思想的影响。总之，中国书法的学习、创作、欣赏以及书家风格、法度等诸多问题都要无一例外地统辖于传统文化，它们都无一例外地受到传统文化的制约。倘若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关注点，儒、释、道三家各自对中国书法施加的影响就更加显著。 就儒、释、道三家对中国书法的影响程度来看，儒家是最大的。儒家思想是伦理性质的文化，它把人的问题置于自己思想体系的核心地位，儒家的“入世”“治世”都是以人为本的。理想社会的建立源自理想人格的修缮，儒家要求每个人都必须具备功夫深湛的自我修养功夫。儒家思想的伦理性质不仅体现在人生观、历史观领域，而且已经渗透到世界观、宇宙观领域。书法艺术虽然不是道德说教，也不同舆论宣传，但它却把儒家所倡导的人伦修养同样视为自己成就艺术的阶梯。书法虽然不可能充当明显、露骨的道德规范和伦理信条，但中国书法的抽象性、概括性与宽泛型，却使它相当出色的肩负起了为一定的伦理性质服务的历史使命。中国书法的“心画”理论，正是导源于儒家的伦理思想。受儒家思想影响，人们将书法艺术活动，统统纳入自我身心修养的轨道。学习书法是身心修养的出发点，幡然成家是这一身心修养的目的地。在这一点上，中国绘画是望尘莫及的。儒家思想的伦理性质塑造了中国书法的伦理性质，中国书法崇尚人品学养，崇尚士气，崇尚劲健的品格都受到儒家思想的驱动和鞭策。释家思想是一种修道性质的文化。释家的修道意识导源于它对现实世界及由这一现实世界到达理想的佛陀世界的途径的理解和认识。现实世界给人们精神上捆绑着各种苦难的绳索，要摆脱重重烦恼、困惑和痛苦，唯一的出路就是修道成佛。释家对修道的方法步骤尽管各派互有参差，但实质都离不开人的精神与行为两个方面的身心修养问题。譬如“八正道”所讲的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就是个人身心的修养；还有“三学”所说得戒学、定学、慧学亦是通过个人精神行为的修炼来获得人生的圆满。尤其是作为中国化佛教的禅宗，更是把整个的修道成佛，减化成了一个简单明了的心性修养问题。禅宗的根本宗旨即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中国书法心画本体的生成建构之中，也同样打下了禅宗佛学那以心为本的思想烙印。至于道家，似乎自古以来在很大程度与释家有某些相似或相同之处。道家也是一种修道性质的文化。庄子说过：“无思无虑始知道，无处无服始安道，无从无道始得道”，尽管道家之修道和释家在内涵、方法上有所不同，但其性质是相同的。庄子还指出：“彻志之勃，解心之谬，去德之累，达道之塞。贵富显严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动色理气意六者，谬心也。恶欲喜怒哀乐六者，累德也。去就取与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荡胸中则正，正则静，静则明，明则虚，虚则无为而无不为也”。一个人要想使自己达到与自然之道浑然一体的理想境界，也是通过主体自身的修身养性进行的。这与释家的心性修养殊途同归，貌离神合。总体来看，道家注重身心修养的思想传统，同样是中国书法以心画为本体美学抉择的思想文化源泉之一。中国书法风格所崇尚的“自然真率”之美，既有道家思想的气质，更有释家文化的血脉。释家修道告诉人们要摒除一切是非、善恶、得失、美丑、凡圣、成败之虑，做到“惟心是从”的天真自然之境，而道家认为无论对于什么事物，都要顺应而不违背它们的那天生固有的至性真情，同样是强调自然真率之美。书法的时代风格亦受它所处的特定社会文化思潮的影响。正如尹旭先生说：“从整个书法史的角度看，中国书法的风格走向，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历程的感性显现；具体到某一个朝代或时期，其间的书法风格走向，亦同样是一定文化背景或社会思潮的感性显现”。书法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每一个时代的书法风格都别具一格，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元尚姿，明尚趣，清尚朴。传统书家对书法的时代风格作了直观简要的概括，这种考察是有价值的；但是他们并未对发生在这一现象背后的社会文化思潮进行应有的发掘，探明时代书风与社会文化思潮之间的内在关系。这是传统书学的缺憾。这里选取了晋、宋、明三个朝代的书法风格和相应的社会文化思潮作了“抽样”化验，确证了晋代的玄学、宋代的朱程理学、明代的王阳明心学分别对当时的书法风格所起的作用，从而在这汹涌狂啸的思想洪流的冲击下，奔溅起一朵朵富有时代特征的“尚韵”、“尚意”、“尚趣”的书法浪花。晋代书风“尚韵”与当时盛嚣尘上的“玄学”有着怎样的关系呢？品鉴人物之风造就、培养了晋人审视与观照世间万物的一种特有审美眼光。这种审美眼光是整个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它的哲学基础就是玄学。这种特有的审美眼光于人物、于山水、于文学、于书法的品藻都抓神忘形，逐本舍末。在那种以风神仪容鉴赏为主要对象的人伦鉴赏氛围中，人们正是发现书法风神与人之风神的相关、相通之处，才进而视书法艺术之风神韵度为美的，才同时将鉴赏人的目光移向鉴赏书法艺术。总之人们不管鉴赏什么，都集中在神采风韵上说短道长，极尽其能。这种“以韵为美”，正是玄学大师们“以无为本”思想的承传和翻版。晋书的潇洒风流，同样是玄学扇荡着的自然无为之风长袖善舞。对于宋书“尚意”，这“意”指的应该就是以胸襟、怀抱、识见、学养、道义、风操为主体构架的书家那千汇万状、如面各异的心灵世界。而这一书学观的确立归根结底是宋代理学的身心修养观念的泛滥。宋代理学对儒家“内圣”学说的空前发扬与光大，使中国书法从此弱化了字内功夫，而让人品学养等字外功夫独占鳌头，理学的崛起导致了中国书法美学思想发生了一次深刻的变革，这是中国书法受时代文化思潮洗礼的又一次生动的历史见证。至于明代的心学昌炽与叛逆书风之间的联系虽然扑朔迷离，相距遥遥，但其影响同样是巨大的。明代心学思潮“以心为本”的观念，极大地强化了“心”的尊崇地位，“天理”不再是客观事物的属性，而是“人心”的属性。这就意味着人不再是“天理”的奴隶，而是“天理”的主宰，“人心”不再被孔孟学说的伦理纲常冻结、禁闭，而是扬眉吐气重新宣讲“我心”之“天理”。这是对儒家理学的彻底颠覆和背叛。心学对理学的叛逆，形之于书法则是对长期以来传统书学观念的反拨。宣泄狂放取之于含蓄蕴藉，粗头烂服取之于精工细作，变形夸张取之于齐整划一，墨韵淋漓取之于干净清洁。用传统的书法眼光看，明代中晚期这种“粗俗”“丑怪”的书风简直是离经叛道，而这叛逆书风正是无可阻挡的心学昌炽的时代洪流的缩影。对中国书法与传统文化关系的研究，使我们得以窥见中国书法形成其独特艺术面貌的深层原因。中国书法理应回归到传统文化的怀抱，汲取其纯香乳汁才能使自己不断地焕发生机与活力；传统文化同样应把书法作为自己的一面镜子，让更多的人从中国书法身上体味传统文化的无限神韵。无论从事理论研究还是创作实践，传统文化都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无论何时何地人们都可以在这里不断地获得思想的动力和理论的源泉。（作者单位：宁夏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