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实验研究强化问题分析论文.docx

公共管理实验研究强化问题分析论文公共管理实验研究强化问题分析论文实验研究作为较成熟的研究方法，能够引入公共管理学科;实验研究作为一种知识创造的方法，其本身也需要结合所应用的学科特征被研究而发展。基于这两个层面的考虑，借助于本期的两篇公共管理实验研究报告，这里对实验研究相关的几个问题进行概要性讨论，以图引起公共管理学者的深度关注。一、公共管理学科应加强的实验研究学术研究的基本任务是对自然、社会、人文、科学技术等现象进行描绘、解释及其应用。其中，关键和困难的环节是对所研究对象的内在机制的解析，而这，在当代科学研究范式意义上，体现为对其因果关系及其机理的分析与验证。由于自然，尤其是社会现象的复杂性，自然情形下的观察是被动的、外表的。因而，怎样主动地、深度地、操控性地进行因果关系机理研究，就成为当代科学研究的有效方法论的追求目的。基于西方基督教宗教信仰中的理性学派传统，萌芽于文艺复兴后期，成形于近代资本主义早期，完擅长科学理性兴盛的20世纪中期的实验研究方法，目前已成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研究方法，其影响力如此之强，以致如哲学这样高度抽象的学科，也出现了如“实验哲学这样的研究方式(Knobe，2012)。政治科学与公共管理的实验研究进展较为滞后。有人对（美国政治科学评论）(APS)所发论文的研究方法进行了评估，发现该刊所发表的真正实验研究论文出现于1992年以后。19501992年，美国政治科学三大主流刊物（美国政治科学评论）(APS)、（美国政治科学杂志）(AJPS)、（政治学杂志）(JOP)共发表实验方法类论文58篇，但之后的19931997年5年间，却发表了实验文章28篇，占到19501992年所发表的实验类论文的33%。21世纪头5年，政治学实验论文更是快速发展，三大刊物所发论文47篇，这还不包括14篇问卷实验(SurveyExperiments)论文。政治科学的实验研究已从偶然为之，发展成为被普遍接受的和有影响力的研究范式。实验研究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也有不少应用(Hyde，2015)。政治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LinOstrom)之所以能够获得200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与其实验方法的娴熟应用不无关联(MortonWilliams，2010)。至于公共管理学科，实验研究较为滞后，直到最近，才有意识地推进这方面的工作(Jilke，etal，2014)。由此可见，公共管理的实验研究，是值得大力推动的、有宏大学术潜力的研究方式和领域。基于实验研究的优势，（公共行政评论）本期推出以中国问题为研究对象，以实验方法为手段的专栏。之所以推出以实验研究方法为主题的专栏，旨在凸显本刊的学术意图推进实验研究方法在公共管理研究中的应用，尤其是推动具有中国学术气息的公共管理实验研究。二、实验研究方法的基本逻辑与问题如今，实验研究方法已成为成熟的学科，全面介绍其状况、学理是本导语不能胜任的，然而，为推动这方面的研究，提纲挈领式的核心思想介绍又是必要的。实验研究方法的含义有众多种界定，一般是指理论驱动(即理论判定验证为研究目的)下，在典型或人为特定的条件下，采用科学仪器、设备，主动干涉和控制研究对象，获取因果关系科学事实，验证理论假设的研究方式(WebsterSell，2007)。实验法的基本逻辑是:确定研究问题，构建理论框架;理论操作化，包括理论命题变量指标化，因果规律的自变量、因变量操作化，指标数据化，统计方法适应性选择等;实验操作与监控;分析、解释实验结果，构成理论结论。这是一个从理论意图到变量操作，因果关系解释，构成理论的多阶段经过。其不同阶段的详细方法、方式(如理论构建、实验设计和数据分析等)，构成了实验研究的方法论知识体系。随着自然和社会科学实验研究的发展，如今已成为包括众多实验方法和统计方法的庞大、复杂学科体系。实验法之所以被视为科学研究的经典方式，在于其人为性、随机性(andomization)和操控性(Manipulation)的特征。人为性指实验研究往往是通过人为设定环境或条件，构造“纯理想的事件环境，并在此环境下观察、测量被试的行为变量;操控性指对理论的变量关系进行呈现、控制、强化等，使所研究的因果关系得以重复展现，以发现其内在因果机制;随机性则是以随机原则控制被试、条件，保证因果关系不是偶尔的、内生的或外在系统误差带来的，保证因果变量的普遍性。正是运用这些方式的综合应用，使科学研究最为关注的因果关系能够从复杂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被抽离出来，以操控的方式进行验证，进而对不确定世界的内在机制给出确定的解释(Palfrey，2009)。实验研究最为人所诟病的问题是外部效度问题。外部效度指科学研究中的实验结果类推到真实社会情境中的其他母体或环境的有效性(WebsterSell，2007)。用更通俗的话讲，即人为实验条件下的研究发现推论到现实情境所产生的失效现象。对于实验研究的外部效度问题，学术界有不少争论或解释(WebsterSell，2007)。作者以为，应这样理解:一是，实验研究的优势是内部效度而非外部效度。应当成认，实验研究，尤其是社会科学的实验研究，外部效度窘境确实存在，但不能因而而对实验研究的价值完全否认。实验研究的根本特质是以操控的方式对所研究的理论问题进行因果关系呈现、验证，进而对事物的规律进行理论解释。所罗门阿希(SolomonEAsch)的从众实验情境在真实生活几乎不会发生，但恰恰是实验室的从众研究给出了如此令人震惊的从众现象(Asch，1955)。二是，实验研究的结论有特定的逻辑界线。每一种研究方法的结论在推论上均有其逻辑根据，假如讲问卷调查法的结果合适分布式推论，个案研究方法的结论合适构造式推论，实验研究方法的理论发现则只合适因果关系性推论。因而，实验方法做出的结论不应是分布式推论或构造式推论。而这一点，不要讲刚刚从事实验研究的学者，甚至是有经历的学者，可以能无意识地把因果推论逻辑转变为分布式推论逻辑，进而带来外在效度的严重误差。此外，实验研究还有一个经常为人批评的问题，即研究结果发现往往是“不过如此的常识验证。对此，人们可能会讲:“我感觉就是如此，还需要做实验吗?实验研究确实有这种现象，即通过细致、严格、大量的实验，证明了常识。对于这一似乎费时费力、似无必要的现象，学术的理解应这样:一是，生活常识的证明即是科学活动的一部分。人类是有智慧的动物，即便一个资质一般的人，通过对生活经历的深度反思，对某一现象的分析、解释可以能是对的，但在科学的因果关系验证标准看来，这是不可靠的，对其检验乃是人类理解本身的学术任务;二是，对于生活常识的判定，学术的研究往往能够给出常识之外的新理解。如在日常生活中大多数人都知道，人有服从性。这是对的。但斯坦利米尔格兰姆(StanleyMilgram)经典服从实验不仅证明了这个生活经历判定，还给出了令人震惊的新发现。在进行实验之前，米尔格兰姆曾就被试的服从比例对其心理学家同事进行了调查，他的同事判定，只要少数几个人，甚至只要1%的被试会完全服从实验指令，直到使用最大伏特电力进行惩罚。但结果却是，在第一次实验中，就有65%(40人中超过27人)被试完全服从惩罚指令，直到450伏特的最大惩罚度。尽管被试在服从命令的经过中，都表现出不太舒适，甚至讲想退回实验的报酬，但没有被试在到达使用300伏特电击之前拒绝服从指令(Milgram，1963)。该类实验的元分析(Metaanalysis)发现，被试愿意施加致命的伏特数的比例约在61%至66%之间(Blass，1999)。由此可见，实验研究能够对常识判定有深度的补充。三、公共管理的实验研究应有本人的学科特征如今，实验研究已成为成熟的研究方法，甚至不少学科已构成了有本人学科特色的实验方法体系。如心理学、经济学、社会性、政治科学等。公共管理科学开展实验研究，固然存在汲取与追赶这些学科的任务，但也要注意构成本人的实验研究特色:首先，应根据公共管理的学科特征使用实验方法。实验研究固然涉及大量的技术甚至技巧问题，但根本看，是以理论构建为驱动的，而理论构建，不同学科的逻辑基础是不同的。就公共管理而言，即便从最直接、简单的定义理解，公共管理的特征是政治文化社会性的。显然，这不同于个体性的心理学研究，也不同于效用最大化的经济学研究。由此，简单借用心理学或经济学的实验理论或方法就可能出现底层的的不契合问题。那么，该怎样以公共管理的学科特征进行理论构建?不同学者会有本人不同的选择。假如要在这里给出详细的建议，笔者的建议是，采用“问题中心，公共管理思维方式的研究策略，即从公共管理的真实社会情境中，发现研究问题，以其总体性状态和内在逻辑为基础，以公共管理学科的思维方式来构建理论框架。当代学科有分别和界线，但“问题总是在“那里，“问题是不分学科的，故而，若简单地以某一学科或某种理论为解释框架，有可能肢解“问题，使研究“问题失真。但是，当代学科毕竟有本人学科立场，而学科立场突出体如今学科的思维方式上。如心理学的思维方式突出表如今以复原分析的方式研究心理活动的因素及其机制。公共管理学科的思维方式固然有不同理解，但大概能够理解为，以合法性和有效性检视公共管理活动与政策的恰当性，以此为内在根据，构成公共管理研究的“问题框架。至于详细的构建方式，因素构造功能的此为策略是可资借鉴的方式(景怀斌，2011)，即从公共管理的视野看，所研究对象的构成要素是什么?要素间的构造是什么?构造具有什么样的功能?其功能在合法性与有效性方面的表现怎样?等等。进而，采用实验方法验证理论判定。其次，公共管理也应注意构成本人学科特有的实验方法。不少社会科学在发展中构成了本人的实验方法。如，心理学实验方法的成熟，与其早期心理物理学的实验研究历程分不开。而且，心理学不断汲取新的技术方法扩大实验方式，如心理学汲取了脑神经研究手段，构成了脑认知研究实验技术。类似地，公共管理能否结合本人的学科特征构成本人的实验方法?理论上是完全可能的。当然，这需要艰辛的学术努力才能实现。第三，同任何方法都有局限一样，实验研究有本人的适应范围。实验研究固然需要大力推进，但它不是“包打天下的唯一“法宝，应根据研究任务与问题“采用，而不是为显示“高大上而不分青红皂白地“套用。本期的两篇实验报告是这方面的尝试。其中，（观念形态激活对公共问题决策的影响与机制）即体现了“问题中心，公共管理思维方式的研究策略。所谓“问题中心，既是以中国社会出现的观念形态争论为研究对象试图回答“人们为何以把握真理的感觉有偏见地认知社会现象的理论机理，构成了观念形态怎样扭曲公共问题决策的研究议题，“公共管理思维方式即以把此问题置于合法性与有效性检视来设计详细研究问题，而不是借用已有的心理学理论来研究。在这一思维方式下，采用3(“左“中“右观念形态)×2(激活、未激活)被试间实验设计，通过观念形态激活控制，验证了观念形态激活后对公共问题决策的扭曲现象，进而分析了其机制，为公共问题决策提供了若干建议。另一篇实验论文（怎样有效征税:来自纳税遵从实验的启发）则从实验经济学的角度，考察税率对人们纳税遵从以及国家税收收入的影响。实验分析，在其他情况不变时，法定税率越高，纳税人逃税越多，但纳税额却越高的结论。作者针对AS模型或者道德契约模型的解释局限，以“前景理论来解释这一发现，将纳税决策经过看成纳税者遭到“逃税利益和“心理机制双重影响的结果，纳税人会以“法定税负为其决策参考点，逃税能够带来额外心理收益，纳税人又对这部分收益表现出敏感递减的趋势。这就讲明其为何在较高税率时，即使逃税更多、自愿纳税却也更多，进而为怎样有效征税提供了实验理论根据。总之，公共管理的实验研究已成趋势，需要跟进，但公共管理又怎样在此趋势中构成本人的方法论特征，更是学科任务之一。在这个意义上，公共管理的实验研究面临着引进与创新的双重挑战，需要更多的关注和投入。【公共管理实验研究强化问题分析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