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汉学的源流与衍变.docx

晚清汉学的源流与衍变汉学一词至迟在南宋已较常见，所指为两汉时期的学术思想。清代的汉学是一个变化、发展的概念，其外延往往因时代和士人的思想、学术差异而有所不同。清中期以后，重实证的乾嘉学风渐兴，学者治经多尊信、归依汉儒经讲，贬抑宋学，构成家家许、郑，人人贾、马的乾嘉汉学。道咸以降，随着今文经学的兴起，清代汉学的概念又为之一变。清末民初，学者多把今、古文经学都纳入汉学范畴。清代汉学的这种流变，正好反映了清代学术主流的时代特征，也为中国当代学术的萌生、发展打开了一道闸门。清代以来，汉学一词使用很广而语义不同。一为彰显于清中期的传统汉学(HanStudies)，相对于宋学而言，侧重考据研究，近代学者多沿用此意；一为18世纪以后产生于欧洲的西方汉学，即Sinology，本意为中国学，中译时借用了汉学一词，内容包括有关中国的历史、学术、文化和社会等所有研究，不限于考据。清末学者已注意到两者的差异，经学家皮锡瑞指出：日本所谓汉学重兴者，乃其国人以中国之学为汉学，非中国之所谓汉学，且亦冀幸之词耳，未知将来怎样？（师伏堂未刊日记），（湖南历史资料）1959年第1期其后，两者在观念、方法上有所借鉴和汲取，但并未浑然一体。事实上，传统汉学也是一个变化、发展的概念。汉代经学与宋明理学曾为儒学发展的两个高峰，也是中国传统学术的两大范式。清中期以后的学术主流是汉学，士人治经多归依于汉儒经讲，在研究方法和价值取向方面也呈现出异于前代的学术风气。关于汉学一词的出现，目前学术界的讲法有二：多数论著以为汉学一词最早见于惠栋的（易汉学）；此外，刘师培曾讲，康熙年间的臧琳树汉学以为帜，陈义渊雅（清儒得失论）。有的论著因而以为臧琳最先把经学研究称作汉学。实际上，臧琳和惠栋只是加强了经学领域唯汉是好的趋向。汉学一词至迟在南宋已较常见，而且均指两汉时期的学术思想。南宋刘克庄评论汉、魏学术云：（易）学有二：数也，理也。汉儒如京房、费直诸人，皆舍章句而谈阴阳灾异，往往揆之前圣而不合，推之当世而少验。至王辅嗣出，始研寻经旨，一扫汉学。（季父易稿），（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五他所谓汉学既指西汉之学，又包括东汉郑玄之学，以为郑司农区区训诂，不离汉学（恕斋读易诗），（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百十一。宋人所谓汉学多侧重于两汉（易）学。一些学者贬评汉儒以象、数释（易），而重视王弼以理求（易），这与宋代理学背景密切相关。元、明时期，汉学不再囿于两汉（易）学，而涉及众多经学领域。宋末元初的戴表元提到：秦祸息，汉学兴，传言者杂（天原发微序），（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七他推重西汉之学，以为儒者欲求汉学，惟齐鲁诸生训注犹近古哉！（急就篇注释补遗自序），（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七元、明士人的著述中，汉学一词流传不绝。清代学者逐步尊信和归依于汉儒经讲，汉学的价值评判也在实证学风的辉映下发生了根本变化。康熙年间，士人多以汉人之讲、两汉之学指称汉学，这与当时治经不分汉、宋的气氛相关。不过，少数学者已明确崇信两汉经学，而排挤宋儒经解，进而推动了清代汉学的兴起。武进臧琳为诸生30年，生前默默无闻，读经不辍，将心得辑为（经义杂记）30卷。该书无汉学之名，却有鲜明的尊汉抑宋倾向，故有汉学之实。他自称讲究诸经，深有取于汉人之讲，以为去古未远也（经义杂记）题记，卷一。臧琳的书未刊行，即遭到阎若璩的赞誉，称其深明两汉之学，既通声音训诂，又雅擅二刘、杨子云之长（序），（经义杂记）叙录。康熙年间，汉学在江南学术圈中不再含有宋儒那样的贬义。乾隆九年，惠栋著成（易汉学）8卷，仍着眼于（易）学而论汉学，与宋儒的概念不无类似，但（易汉学）既揭橥汉学的旗帜，又明确排挤宋儒经讲，彰显了尊崇汉学的色彩。惠栋为首的吴派学者归依汉儒经讲，汉学成为其经学体现。稍后，戴震为首的皖派兴起，不单纯唯汉是好，而强调求是，但吴、皖学者均重视音韵训诂，由考据以求义理。他们解经、注经多归依于东汉经学，一时构成所谓家家许、郑，人人贾、马的局面。乾嘉汉学源出于经学，但不限于经学，还包括子、史、文辞方面的考据研究。清末刘师培云：或以笃信好古，该汉学之范围。然治汉学者，未必尽用汉儒之讲；即用汉儒之讲，亦未必用以治汉儒所治之书。是则所谓汉学者，不过用汉儒训故以讲经，及用汉儒注书之条例，以治群书耳。（近代汉学变迁论），（刘申叔先生遗书），第49册这基本揭示了清代汉学的考据学本质，即以汉儒训诂方法、注书条例以研究群书。梁启超称以吴、皖为中心的乾嘉汉学为正统派，其研究范围以经学为中心，而衍及小学、音韵、史学、天算、水地、典章、制度、金石、校勘、辑逸等等，而引证取材，多极于两汉，故亦有汉学之目（清代学术概论）。这些阐述揭示了汉学蕴含的本质属性。当然，清代汉学的外延也并非一成不变。乾嘉时期，汉学是指以古文经学为中心的考据研究，其典型体现是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道光以降，随着今文经学的兴起，清代士人的汉学概念有所扩展，今文家与古文家的看法不尽一致。一些今文家以为，西汉今文经学才是真汉学。常州庄氏今文学被乾嘉学者视为乾隆间经学之别流，世之语汉学者鲜称道之。而魏源以为，庄氏所为真汉学者，庶其在是，所异于世之汉学者，庶其在是（武进庄少宗伯遗书序），（魏源集）上册。清末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更是以汉学专指今文经学，攻击古文经学为新学，进而为维新变法张目。另一方面，清末一些古文家批评道咸以后的今文经学，而视古文经学为汉学正统。但有的古文家如章太炎虽指斥龚自珍、魏源、邵懿辰等今文家，却以为今文经学更接近汉学本意：大抵清世经儒，自今文而外，大体与汉儒绝异。不以经术明治乱，故短于风议；不以阴阳断人事，故长于求是。短长虽异，要之皆征其文明。章氏对汉学之名颇持疑议，而将他贬抑的今文学视为汉学。清末民初，一些学者把今、古文经学纳入汉学范畴。今文家皮锡瑞以为，嘉、道年间西汉今文之学兴起后，义愈推而愈高；屡迁而返其初，一变而至于道。学者不特知汉、宋之别，且皆知今、古之分。门径大开，榛芜尽辟（经学历史），中华书局版。他推崇今文学派，视之为汉学正统。其后，经学史家周予同也以为汉学应包括西汉今文学和东汉古文学。他讲，纪昀、江藩、阮元等人所谓汉学是专指东汉古文经学，并不包括西汉今文学。这样，不正是截去经学史的首尾吗？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前序讲：凡后世所指目为汉学者，皆贾、马、许、郑之学，乃新学，非汉学也。这种讥评的话也确有一部分理由。（序言），皮锡瑞（经学历史）这种看法带有今文家的倾向，但在清末民初的论著中并不罕见。钱穆曾评论陈澧、康有为所谓孔门四科之讲：东塾不言经世，又以郑、朱并举，不数西汉，仍不脱乾嘉诸儒牢笼，故不免以劝人读注疏终。康讲微近东塾，然舍郑玄而取董仲舒，以西汉议政易东汉之讲经，以经世、义理为孔学两干，局度恢张，意趣宏括，实较东塾为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册实际上，陈澧虽重视古文经学注疏，但也兼顾义理和经世，只是不像清末今文家那样明显。钱穆代表了当代新儒学的一家之言，在民国学术界有一定的社会基础。综上可见，清代的汉学是一个变化、发展的概念，其外延往往因时代和士人的思想、学术差异而有所不同。就语源来看，宋元时期的汉学一词本来涵盖两汉经学，清末很多学者包括一些古文家也将今文学归诸汉学。再则，嘉庆以后的今文经学丰富了汉学传统的思想内涵，其中虽有偏差，但程度不同地传承实证学风。故考察清代汉学既涵盖乾嘉古文经学及其流风余韵，又应包括嘉庆以降的今文经学。清代汉学反映了一代学术主流和趋向，符合清学的基本情形。乾嘉时期，经学盛极，考据子、史书籍固然也有成就，但总体上不能与经学比肩，而且一些论著带有以子证经或以史证经的色彩，诸子学、史学考据多少有点经学附庸的意味。至道咸以后，考据子书、史地的成就和地位更为凸显。假使从广泛的汉学范畴来讲，则包括考据子、史在内的汉学至清末仍显勃勃生机，并无衰退之象。即便在经学领域，晚清汉学仍然是值得重视的。大致讲来，乾隆年间的重要学者惠栋、戴震、钱大昕、江声、卢文弨等人都崇尚考据，多注重开宗立派，建立学术壁垒。今文家庄存与、孔广森等人也侧重考据和专精。嘉庆初年以后，新一代汉学家如凌廷堪、焦循、阮元、王引之等人反思汉学积弊，治学领域有所扩展，大多趋于博通。其次，嘉道年间，汉学群体兼采宋学或讲求义理的倾向有所发展，逐步成为学术主流，焦循、阮元尤为其中代表。再则，自嘉庆初年以后，士人的经世意识迅速传播，在学术上兼顾或讲求经世致用的汉学家有所增加，汉学逐步走向经世致用。这些均为清代学术的重要转变，也是清末学术巨变的基础。道光以后，汉学既承续乾嘉学派，又独具特色，其学术内容、价值取向及学术格局都较之以前有所变化，构成了具有时代特征且影响后世的学术精神。它们成为清季多数汉学家或考据家的学术共性，其主要内容是：一、经乾嘉学者弘扬的以求真为基础的实证学风；二、嘉庆以后不悖求真而又注重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三、以调和汉宋、融合中西为标志的调适精神；四、以清末学术多元化为标志的民主性。这些传统在乾嘉之际已露端倪，至清末而更趋成熟和彰显。五四之后，这些传统因时发展，成为构建中国当代学术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