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适宜的治疗应该聚焦于建立解决方案,而非解决问题范本.doc

最适宜的治疗应该聚焦于建立解决方案，而非解决问题。 德容和博格锁和钥匙当你回家开门时，发现忘记了带钥匙，那你需要的是钥匙，而不是关于门锁结构的知识！假如这扇阻碍你回家的门是我们面对的问题，那么治疗的目的应该是帮助你寻找一把有效的钥匙，好让你尽快回家享受生活。问题好比一把“锁”，而“钥匙”是解决的办法，显然，治疗师B 对钥匙的知识的掌握比对锁的知识的掌握要重要。寻解聚焦治疗（Solution-focused TherapyC）的基础立论是治疗的理论和介入应聚焦于寻解而不是聚焦于问题，这样会更有效益，因为重点是“钥匙”不是“锁”。就如上文中的故事，南岳怀让禅师问道一：“假如驾着牛车，车不行，打车还是打牛呢？”寻解聚焦治疗寻解治疗主要是由史蒂夫德沙泽尔（Steve de Shazer,1940-2005）、茵素金博格（1934-2007）及其同事在美国威斯康星州苗洛基市于1978年创立的精要家庭治疗中心（Brief Family Therapy Centre）发展出来的一套治疗模式。他们主张治疗师应是开锁的专家而不应专注于研究锁的构造。沙泽尔和博格一生都专注于发展如何“开锁”的工作上，沙泽尔主要研究理论，而博格具体示范如何可以打开各种复杂的锁。寻解治疗是一套具有优势视角（ Strength Perspective）、务实且以目标为本、从行动为主的工作模式，其治疗过程一般比其他治疗模式见成效更快D。它的理论和技巧都非常精简，容易学习且实用性强。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和推广，寻解治疗现在已成为全世界使用最普及的治疗模式（Trepper，Dolan McCollum & Nelson，2006）。解决方案与问题并无必然关系沙译尔等认为“ 解决方案与问题并无必然关系（de Shazer & Dolan，2007）”。聚焦于问题模式对改变的思维是先理解问题后建立解决方案的逻辑。就好比因为先有锁，然后每一把独特的锁配制一把独特的钥匙，为了要开这把独特的锁，我们就要找到那把特配的钥匙。要是没有那独特的钥匙时，我们就要花大量时间去了解这个锁的结构，才能重新配对有效的钥匙了。这种思维是现代主义下强调外在客观现实的配对态度（Match），好像很合理。但在建构主义的思想中，适合（Fit）的概念更受重视，要开一把独特的锁，不一定要那一条特配的钥匙，而任何一把适合的钥匙都有可能成功开锁。引用凡葛雷谢尔斯的说法：“假如一把钥匙能打开一把锁。这种“适合”是有关这钥匙的能力，跟锁没有关系。我们要多谢那些专业的窃盗者让我们明白世上有许多的钥匙，虽然跟我们的钥匙不同，但同样能打开我们的大门。”世界上是有许多把钥匙的，这就是方法总比问题多的积极态度。寻解治疗对创造解决方案的方法是先鼓励案主叙述如果没有问题会有什么不同，然后一步一步从没有问题的未来返回现在，寻找已有的成功例子或资源去帮助案主建立解决方案。这种模式基本上不需要花时间去理解问题的本质、案主的历史、性格、家庭背景等传统治疗模式所强调的数据。对问题的理解，当然可能有价值，有时更是必要的，但这不是唯一的方法。寻解治疗差不多把所有的精力都放眼于现在和未来，脱离先理解问题后建立解决方案的思维。寻解为本对话以解决方案与问题并无必然关系的思想为基础，受建构主义和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的语言哲学所影响，沙泽尔等发展出寻解为本对话（Solution-talk）和问题为本对话（Problem-talk）的概念。用他的描述：“通常，问题为本对话是建基于传统西方对真理和现实的观念。对话好像一个“事实”和另一个跟随的事实，去寻找此等事实背后或其深层次下的原因和关系，我们会感受到压力。这样产生的隐蔽的基本问题必须先被解决，才能有效地处理其他表面的问题。”寻解为本对话的特点是虽然治疗师还是被建构成拥有专业知识 （如问题是怎样被保持的），案主却拥有所有必需的足以解决其问题的信息和知识。治疗师只是被建构为一个紧紧跟随案主所提供的线索的侦探而已 （de Shazer，1995）。寻解治疗团队发现寻解为本对话的治疗效果明显比问题为本对话的好（Gingerich，de Shazer & Weiner-Davis，1988）。他们当时的研究问题是“治疗师怎样做或怎样谈论改变会促使案主改变”，因此寻解治疗主张治疗过程应注重谈论如何解决问题和寻找出路，而非沉溺于追查问题的成因和过分分析其负面影响的对话。沙泽尔等对心理治疗的观点是“我们只要寻解为本对话就足够了”。寻解治疗其后亦发展出其独特的询问技巧和治疗流程，具体演绎如何进行寻解为本对话。解决方案和未来是可以透过语言和案主共同建构的在寻解为本对话的基础上，沙泽尔等更提出“解决方案和未来是可以透过语言和案主共同建构的”，一般我们会假设问题和解决方案都是客观存在于案主和其身处的外在世界中的。问题不是在谈话中产生的，语言也是客观的媒体而不是游戏，解决方案是要和现实相符合的，不会是无中生有地创造出来的。传统的治疗模式对“问题”的定义，往往是由于个人或其家庭在行为、情绪、思想或沟通等模式上出现偏离“正常”的现象，需要治疗师协助案主“更正”。早期的心理治疗发展倾向于病态模式或欠缺模式，认为“问题”是个人在某方面有缺陷或不足，故发挥不了它的“正常”功能。相反，社会建构主义则认为“问题”并不来自于个人及其经验，而是他身处环境中用以描述经验的语言所建构出来的。在各文化中，往往有不少主流价值鼓吹某些标准或规范以维护某些团体的利益，并将这些价值观念强加于社会中的其他人身上。当这些“主流”价值观念形成后，便广泛地出现于日常生活的言谈中，经过漫长的潜移默化的过程，这些带有价值的语言被视为唯一合理的。当案主本人发觉自身的经验与语言所传递的价值不符合主流时，他的经验或自身往往会被自己或其他“权威”人士定义为有“问题”，而深受影响的自我就会出现“问题”，渐渐对个人造成损害。假如治疗师对语言的运用不小心，如太多的专业术语、权威性的标签等，治疗本身极有可能对案主带来伤害A。寻解治疗相信，由于世界是多元的，价值取向也是多种多样，所以治疗师要引导对话向多种可能的方向发展，要打开和拓展对话的空间，创造条件使新的描述能得以出现。寻解治疗也相信，一旦个人意识到语言传递的价值和信念不是个人固有的，而是被强加的，那么自我就会从环境的控制中解放出来。因此，在进行治疗时，治疗师要小心，不要胡乱套用任何理论或专家言说去把案主的生活经验定义为“问题”。反而在对话的过程中，解决方案的一种可能就是协助他们为这些被定义为有“问题”的经验找寻新的诠释。一旦案主对“问题”有新的理解，他的“问题”便会渐渐被瓦解。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影响，治疗过程甚至被视作为一种“语言活动”，治疗系统只是一个谈话系统，它让有关的人能联系到一起去建构谈话的议题、目的及对问题进行定性等。曾经人们对语言的理解是表情达意的工具，但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我们对语言的理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语言不单是传达讯息的工具，更渗透于人的一切思想，因为所有经验 （被说出的或未被说出的）必须借助语言来表达，不能被叙述的经验不能呈现在自我与自我或与其他人的关系中，不能呈现在任何关系中的经验也就没法产生具体的社交意义。在社会结构理论下，任何意义都是在社交过程中产生的，没有具体的社交意义就等同没有意义，所以语言便是创造意义的最基本元素。因此，治疗过程被看成一个语言活动，治疗者与案主在治疗这个对话过程中建构新的意义，使参与对话者对何谓问题、谁构成问题、谁要负责任、谁要作出什么样的改变及解决问题的出路等一连串相关的问题有不同的理解 （即运用不同的语言去描述问题），而这些理解能令参与者在对话后有更大的空间选择不同的行为、情绪或思想模式来响应围绕或盛托着“问题”的大量社交关系，如家庭、工作、朋友及自身等，便算是成功的治疗了。假如现实是语言活动所建构的，那问题和解决方案都应该是在心理治疗过程中的语言活动的结果，那么，寻解治疗师应该聚焦于解决方案的建构而不是去强化问题的负面影响。沙泽尔认为：“治疗时，治疗师不只看到案主说什么、干什么，以及什么影响着这情况；同时，治疗师也会通过询问与评估来协助案主寻求他应该说什么和干什么。实实在在地说，治疗师与案主是一同合作建构各种治疗境况的。从根本上看，治疗体系是要治疗和案主重新建构这个治疗境况，直至案主再不觉得它们是麻烦的。”哈克斯、马什和威尔什戈尝试描述了这种情况：“寻解治疗的使用者基本上对任何有关因果（最低限度面见案主时如是）的思考都是不感兴趣的，他会把全副心神放在共同建构各种可能的解决方案上，而这些方案未必与问题有任何关联。由于我们相信现实只不过是一种建构而且案主是同等参与的，我们便进入以语言来建构较佳境况的对话里。我们便展开与改变有关的对话，尤其涉及案主何时和以怎样的信心把个人的强项带进处理问题以及他如何得知怎样做才有效。我们越多讨论与这些相关的事情，对案主来说改变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初学者往往不能体会语言的力量，以至于不能理解治疗就是语言活动的概念。美国认知心理学家伊丽莎白罗芙托斯（Elizabeth Loftus）的著名研究，可以让读者了解语言暗示的强大影响力。罗芙托斯做了一连串的实验来说明目击者证词的问题。其中一个关键就在于问题是怎么问的。以罗芙托斯在研究的受试者看完一部车祸影片之后所问的两个不同的问题为例。A. 你有没有看到那个破掉的车灯？B. 你有没有看到一个破掉的车灯？研究结果是 A 问句比较容易使受试者说有看到车灯破碎。这就是引导式问句的暗示影响。因为“那个”暗示“有一个”，而“一个”是中性的。在另外的一个研究中，受试者看完一部车祸影片之后，罗芙托斯要一半的受试者回答一个问题。A. 看到小孩登上那辆校车吗？一个星期之后，再让全部的受试者回答另一个问题。B. 你看到一辆校车吗？事实上影片中没有校车，但是前面曾被问 A 问题的人回答B 问题时说有看到校车的比率比没有被问 A 问题的人高出三到四倍。罗芙托斯指出，在语言对记忆的影响中，证人的证言受提问者措辞的影响很大，而且发生指认错误亦十分常见。在进一步的研究中，罗芙托斯又给学生们放映了一部记录一次交通事故的短片。随后，罗芙托斯对一部分学生问道：“当轿车碰撞的时候，其车速有多高？”对其他学生提问时，碰撞一词则被换成了撞毁、互撞、冲撞、触碰等词。结果显示，目击者的估算受提问者措辞的影响很大。以触碰这个词被提问的一组估算的车速为平均每小时31.8 公里，而以撞毁这个词被提问的一组估算的车速为平均每小时40.8 公里。一周以后，罗芙托斯将这些学生重新带到实验室，向他们提出更多的问题。其中一个苛刻的问题是“是否看到了破碎的玻璃”。尽管实际上在影片中并没有这样的镜头，但罗芙托斯估计，那些认为车祸的情况比实际更严重的学生，可能也会“记得”与高速驾车形成的事故相匹配的细节。果然不出所料，30% 以上的早先被以撞毁这个词提问的学生声称自己看到了实际并不存在的碎玻璃。与之相比，在被以碰撞这个词提问的学生中只有16% 声称自己看到了碎玻璃（Loftus & Palmer，1974）。罗芙托斯的研究让我们明白提问者的询问方式对目击者的记忆是有强大暗示力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