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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中国商业银行竞争力评价报告（摘要）银行家研究中心 2019年，新中国迎来了七十华诞。七十年来，党和国家的事业取得了伟大成就，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现代开放型金融体制基本建立并不断完善。2019年初，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重要指示，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也成为金融部门行动的方向，相应的落实措施接连而出。商业银行作为金融体系的重要支柱，做好去杠杆、防范系统性风险等各项供给侧结构性调整工作责任重大。2020年，中国的银行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概括地说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迅速蔓延，世界贸易投资活动受到严重冲击，中美关系不断紧张升级，逆全球化浪潮来袭，外部环境不确定因素增多，全球经济陷入衰退，各国政策宽松力度持续加大。我国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了重大战略成果，但经济下行压力依然很大。同时，2020年也是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的收官之年，在此背景下，银行业把握好保增长与防风险的有效平衡，在加大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的同时，提前为未来可能的风险暴露做好准备，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尤为重要。基于2019年数据的2020中国商业银行竞争力评价报告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推出的。我们以整体行业为研究对象，采用科学的分析方法，在对以往评价模型不断改进的基础上，通过大量调研，对中国商业银行竞争力进行了新的分析，现将报告摘要刊登，以供参考。前言自2005年以来，银行家杂志已连续十五年开展中国商业银行竞争力的研究和评价活动，获得了业内的广泛关注。在此过程中，随着金融监管体系的变革和金融业的发展，竞争力评价体系也在不断进行微调。为了适应当前的金融监管要求和金融业发展新形势，2020年，我们对商业银行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适当调整，将原有的商业银行核心竞争力评价体系和财务评价体系合二为一，整合出了一套更全面评价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效果的指标体系。新的商业银行竞争力评价体系由8个一级指标、28个二级指标、71个三级指标构成。其中，一级指标包括公司治理、资本实力、盈利能力、风险管理、市场影响力、金融科技、人力资源和社会责任。公司治理指标主要考察银行的公司治理架构和运行机制的完善性;资本实力是对银行资本充足度的考察;盈利能力是对银行的盈利及收益情况的评价;风险管理是对银行资产质量、流动性和合规管理三个方面的综合考量;市场影响力是考察银行的业务覆盖率、资产规模以及主要业务的市场占有率;金融科技是对银行在金融科技应用和投入方面的考核;人力资源是银行员工素质、培训、薪酬及人均创收等指标的考察;社会责任是对银行在绿色金融、精准扶贫、志愿者服务等方面的贡献情况的考量。本报告将从以上八个方面对商业银行2019年的经营情况予以分析。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金融科技”与“社会责任”未纳入对城商行与农商行的竞争力评价指标，仅作为报告分析内容。除另有注明外，各项数据均来自监管部门及各银行年报等公开披露信息。公司治理良好的公司治理是保障银行稳健运行和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治理架构是由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组成的较完善的公司治理架构。与普通企业相比，商业银行尤其是上市商业银行的治理运行机制更加严苛，需要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商业银行法上市银行治理准则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商业银行监事会工作指引等法律法规以及上市交易所的规定。但不可否认的是，公司治理仍然是国内商业银行，尤其是中小银行发展的薄弱环节和内在隐患，股权管理失衡、高管履职有效性不强、内部人控制等问题已经引发了一些风险，如因公司治理问题引发破产的包商银行事件。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已迫在眉睫。对此，需要从规范股权管理、提高“三会一层”运行效率、持续优化激励约束机制等方面入手，提升银行公司治理水平，保持公司治理架构良性运转，严守不发生重大风险的底线。商业银行上市情况资本市场的开放，使得多家商业银行迈入上市公司的行列，为上市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的优化和治理效率的提高奠定了制度性基础。截至2019年末，全国共有53家商业银行完成上市，其中城商行29家，农商行9家（见表1，表2）。另有7家等待上市的城商行，按照申报稿最新报送日期排序，分别为重庆三峡银行、广州银行、湖州银行、齐鲁银行、东莞银行、重庆银行、兰州银行，其中两家位于广东省，两家位于重庆市，其余三家分别在浙江省、山东省以及甘肃省。股东会履职情况根据银监会印发的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以下简称指引），股东大会会议包括年度会议和临时会议。股东大会年会应当由董事会在每一会计年度结束后6个月内召集和召开。因特殊情况需延期召开的，应当向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报告，并说明延期召开的事由。从股东大会的召开情况来看，17家全国性商业银行（未含恒丰银行）除按要求召开了股东年会以外，召开的临时股东大会的次数为06次不等。从股东大会审议议案数来看，基本在1235项之间，其中，审议议案数最多的为邮储银行（35项），审议议案数最少的是广发银行（12项）。全国性商业银行股东大会听取汇报项的数量基本保持在5项之内（见表3）。与全国性商业银行股东大会的召开情况相同，2019年城商行除按要求召开了股东年会以外，召开的临时股东大会的次数也为06次不等，临时股东大会召开次数多的有阜新银行（6次）、台州银行（5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数方面，多数城商行的审议议案数在1030项之间，略低于全国性商业银行股东大会审议议案数分布区间。城商行股东大会听取汇报项的数量为150项不等。农商行方面，从股东大会的召开情况来看，除了和全国性商业银行、城商行一样按照要求召开了股东年会以外，其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次數也为14次不等。从股东大会审议议案数来看，农商行的审议议案数分布在232项之间。从股东大会听取汇报项的数量来看，农商行的听取汇报项为230次不等。董事会、监事会履职情况指引明确规定，董事会应当根据商业银行情况单独或合并设立其专门委员会，如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委员会等。在全国性商业银行中，多家银行增设了额外的委员会，如工商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增设了社会责任与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工商银行和农业银行增设了美国区域机构风险委员会;浙商银行增设了普惠金融发展委员会等。根据指引要求，董事会例会和监事会例会每季度均至少要召开一次。从全国性商业银行的董事会、监事会召开情况来看，各家银行（因恒丰银行未公布除审计报告外其他年报信息，此处未包含恒丰银行）都严格执行了这一规定。董事会召开情况方面，渤海银行召开的次数最多，为19次，其次是邮储银行和招商银行，均为17次。监事会召开情况方面，浦发银行以15次的召开次数位列第一，其次是中信银行（11次），邮储银行、招商银行、华夏银行以10次并列第三（见表4）。城商行的董事会、监事会召开情况也符合指引的要求。董事会方面，多数城商行的董事会召开次数在20次以内，但也存在个别召开次数较多的情况，如桂林银行开了37次、齐商银行开了31次、温州银行开了30次等。监事会方面，城商行的召开次数集中在10次以内，但同样存在个别召开次数较多的银行，如吉林银行召开了16次。与全国性商业银行和城商行一样，农商行也严格遵守了指引对董事会、监事会召开次数的要求。农商行的董事会召开次数均在25次以内，其中，召开次数最多的为海门农商行（24次）。多数农商行的监事会召开次数低于10次。根据证监会发布的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必须要聘任独立董事。从全国性商业银行的独立董事聘任情况来看，除了恒丰银行未披露这一数据以外，其他17家银行都符合证监会的要求，且各家银行的独立董事占比均为33%以上，未上市的广发银行独立董事占比达到了37.5%。监事方面，根据银监会的规定，外部监事的人数不得少于2人。在全国性商业银行中，除恒丰银行未披露这一数据以外，其他17家银行均符合银监会的要求（见表5）。信息披露情况信息公开、透明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兼具真实性、全面性、时效性的信息披露能增强银行业金融机构的透明度，消除信息不对称问题，保障投资者、社会公众的信息知情权，从而维护金融市场的公开、公平、有序竞争。从年报披露时间来看，根据银监会发布的商业银行信息披露办法第十八条规定：“商业银行应将信息披露的内容以中文编制成年度报告，于每个会计年度终了后的4个月内披露。因特殊原因不能按时披露的，应至少提前15日向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延迟。”以全国性商业银行为例，各银行2019年年报均符合上述规定，其中，平安银行早在2020年2月14日就披露了2019年年报，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等11家银行在3月份披露了2019年年报，兴业银行、浦发银行、华夏银行、广发银行、渤海银行、恒丰银行等6家银行在4月份披露了年报（见表6）。从信息披露评价等级来看，根据上交所和深交所2019年的信息披露评价等级，除了恒丰银行（未上市）、广发银行（未上市）、渤海银行（2020年在港交所上市），其他15家银行的信息披露评价等级均较高。其中，邮储银行、华夏银行、浙商银行的信息披露评价等级为B，其余13家银行的信息披露等级均为A。资本实力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整体稳步提升，但各类型银行资本充足率变化趋势明显不同。整体来看，中国商业银行2019年的资本充足率较高、资本质量较好。截至2019年末，商业银行（不含外国银行分行）资本充足率为14.64%，较2018年增加0.44个百分点;一级资本充足率为11.95%，较2018年增加0.37个百分点;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10.92%，较2018年下降0.11个百分点。从横向和纵向比较来看，中小银行资本补充压力相对其他类型银行更大。国有大型银行（包括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邮储6家银行）资本充足率显著高于其他类型银行，且呈上升态势，从2014年3月的12.56%增长至2020年6月的15.92%，提升了3.36个百分点。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包括招商、中信、浦发、民生、光大、兴业、华夏、广发、平安、浙商、恒丰、渤海12家银行）资本充足率由2014年3月的10.55%逐步提升至2020年6月的12.92%，6年内增长了2.37个百分点。在2019年之前，股份制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一直低于其他类型银行，但随着经营绩效的提升和资本补充工具的应用，在2019年股份制商业银行逐步超过了城商行与农商行。城商行资本充足率在2014年3月至2020年6月间增长了0.66个百分点，增幅较小;农商行资本充足率较为稳定，但近期有所下降，2020年6月更是跌至6年来最低值（12.23%）（见图1）。全国性商业银行资本状况2019年，全国性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均值为14.19%。其中，6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均值为15.90%，各家银行资本充足率水平均高于11.5%的系统重要性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其余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均值为13.42%，各家银行资本充足率水平均高于10.5%的非系统重要性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整体而言，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整体优于股份制银行，但部分股份制银行表现优异。在一级资本充足率方面，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均值为13.03%，高于股份制银行（10.88%）。在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方面，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均值（11.90%）较股份制银行均值（9.37%）高出2.53个百分点（见图2）。杠杆率方面，可获得数据的16家银行均达到了银保监会4%的监管要求。其中，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杠杆率均值为7.23%，股份制银行杠桿率均值为6.67%。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杠杆率排名第一的是工商银行（杠杆率为8.31%），华夏银行的杠杆率在股份制银行中排名最高，达到7.68%（见图3）。城商行资本状况根据城商行年报数据，2019年城商行资本充足率平均值为13.41%，较2018年上升0.1个百分点，一级资本充足率平均值为10.75%，较2018年上升0.05个百分点，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平均值为10.55%，较2018年下降0.21个百分点。分规模来看，与2018年相比，規模在10000亿元以上以及2000亿3000亿元的城商行资本充足率均值增幅较大;2019年规模在4000亿10000亿元的城商行资本充足率在各组别中最低（12.85%），且均值略有下降;规模在1000亿元以下的城商行资本充足率虽然在各组别中最高（13.79%），但其均值降幅最大，为0.43%（见图4）。一级资本充足率方面，从可获得数据来看，13家城商行2019年一级资本充足率高于商业银行平均水平，其余88家城商行均低于商业银行平均水平。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方面，41家城商行2019年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高于商业银行平均水平，77家城商行2019年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低于商业银行平均水平。杠杆率方面，可获得数据的城商行均达到了银保监会4%的监管要求。2019年资本充足率超过15%的城商行共15家，排名前四位的西藏银行、曲靖商行、乌鲁木齐银行、云南红塔银行资本充足率均超过18%。同时，2019年有4家城商行资本充足率跌破11%，分别是葫芦岛银行、营口沿海银行、平顶山银行和锦州银行，其中锦州银行资本充足率为8.09%，更是低于10.5%的非系统重要性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从同比变化情况来看，在120家公布2019年年报数据的城商行中，10家城商行资本充足率同比增长超过2个百分点。同时， 55家城商行资本充足率同比减少，下降幅度超过1个百分点的城商行共17家。农商行资本状况根据农商行年报数据，2019年农商行资本充足率平均值为14.91%，一级资本充足率平均值为12.87%，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平均值为10.55%。分规模来看，2019年规模在500亿1000亿元的农商行资本充足率均值在各组别中最高（15.62%），且较2018年增幅最大（0.56%）;规模在200亿元以下的农商行均值最低（14.07%），且较2018年有所下降，降幅为0.13%（见图5）。从可获得数据来看，69家农商行2019年一级资本充足率高于商业银行平均水平，其余39家农商行均低于商业银行平均水平。91家农商行2019年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高于商业银行平均水平，25家农商行低于商业银行平均水平。杠杆率方面，可获得数据的农商行均达到了银保监会4%的监管要求。2019年资本充足率超过18%的农商行共10家，排名前四位的马鞍山农商行、路桥农商行、姜堰农商行、镇江农商行资本充足率均超过19%。同时，2019年有3家农商行资本充足率跌破10%，分别是铜陵农商行、山东寿光农商行、沈阳农商行，低于10.5%的非系统重要性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从同比变化情况来看，在121家公布2019年年报数据的农商行中，10家农商行资本充足率同比增长超过1.75个百分点。同时，45家农商行资本充足率同比减少，下降幅度超过1个百分点的农商行共7家。44家银行一级资本充足率同比减少。商业银行资本补充情况目前，我国商业银行补充资本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内源性的，如依靠留存收益;另一种是通过外源性方式补充资本，如普通股、优先股、可转债、定向增发、永续债、二级资本债等。商业银行使用留存收益补充资本是最经济的资本补充方式，但其受经济周期及银行经营状况影响较大，通常难以满足银行资本补充需求。在所有商业银行中，我国上市银行主要采用配股、定向增发以及发行优先股的方式来补充资本，而非上市银行的资本补充工具主要包括永续债以及二级资本债，但发行金额占比较低，多数未上市银行资本补充渠道受限。商业银行永续债发行情况2019年，商业银行共发行永续债16只，发行总额合计5696亿元，平均利率为4.60%，期限均为5年，发行时主体评级最低为AA+级。全国性商业银行共发行永续债13只，发行金额合计5550亿元，占全国性商业银行的97.44%，平均利率为4.46%。其中，国有大行合计发行永续债规模达3200亿元;股份制银行合计发行规模达2350亿元（见表7）。城商行发行永续债3只，发行金额合计146亿元，占商业银行发行永续债的2.56%，平均利率为5.23%;农商行2019年未发行永续债（见表8）。进入2020年，中小银行发行永续债的步伐明显提速。2020年5月27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出台中小银行深化改革和补充资本工作方案，中小银行资本补充迎来新的政策支持，而永续债依然是广受中小银行青睐的“补血”工具。2020年17月，商业银行共发行永续债19只，累计发行永续债金额为3396亿元，平均利率为4.32%，期限均为5年，发行时主体评级最低为AA级。其中，全国性商业银行发行永续债5只，发行金额合计2850亿元，占商业银行发行永续债的83.92%，平均利率为3.67%;城商行发行永续债12只，发行金额合计496亿元，占商业银行发行永续债的14.61%，平均利率为4.58%;农商行发行永续债1只，发行总额合计25亿元，占商业银行发行永续债的0.74%，利率为4.20%。从2019年至2020年7月永续债的发行情况来看，中小银行永续债发行仍存在金额占比较低、融资成本高、投资准入限制严格、流动性不足等一系列难题。商业银行二级资本债发行情况在发行二级资本债的过程中，中小银行同样面临金额占比低、融资成本相对较高等问题。2019年，商业银行共发行二级资本债72只，发行金额合计5955亿元，平均利率为4.98%，包含10年期债券66只、15年期债券6只。其中，全国性商业银行发行二级资本债17只，发行金额合计4600亿元，占发行总额的77.25%，平均利率为4.34%;城商行发行二级资本债26只，发行金额合计1096亿元，占发行总额的18.4%，平均利率为4.99%;农商行发行二级资本债25只，发行金额194亿元，占发行总额的3.26%，平均利率为5.38%。中小银行发行二级资本债的合计占比仅为21.66%。2020年17月，中小银行发行二级资本债的金额占比进一步下降，仅16.15%。2020年17月，商业银行共发行二级资本债22只，发行金额合计1550.3亿元，平均利率为4.67%，期限均为10年。其中，全国性商业银行发行二级资本债3只，发行金额合计1300亿元，占发行总额的83.85%，平均利率为3.36%;城商行发行二级资本债8只，发行金额合计182亿元，占发行总额的11.74%，平均利率为4.66%;农商行发行二级资本债11只，发行金额68.3亿元，占发行总额的4.41%，平均利率为5.04%。盈利能力净资产收益率（ROE）和总资产收益率（ROA）将各行的盈利规模绝对数与银行净资产和总资产结合起来，较好地展现了各行单位净资产或总资产的盈利水平，有利于客观比较各行的盈利能力。根据中国银保监会商业银行风险监管核心指标的要求，净资产收益率不应低于11%，总资产收益率不应低于0.6%。净资产收益率2019年，除广发银行（7.42%）和华夏银行（10.61%）外，其余15家全国性商业银行的净资产收益率均超过11%的达标线（恒丰银行未公布该数据）。国有大型银行净资产收益率水平集中于11%14%;股份制银行情况则稍微分散，招商（16.84%）、兴业（14.02%）和渤海（13.93%）的净资产收益率水平都在13%以上，在17家全国性商业银行中排名前三（见图6）。在70家公布2019年净资产收益率数据的城商行中，多数城商行净资产收益率高于2018年，有42家城商行净资产收益率同比增长，28家城商行同比下降。分组方面，2019年末有3个组别城商行的净资产收益率均值高于2018年末，其中，1000亿元以下组别的城商行增幅最大，同比增加1.06%。2019年末有3个组别城商行的净资产收益率均值低于2018年末，其中，4000亿10000亿元组别的城商行降幅最大，同比降低1.11%。在70家公布2019年净资产收益率数据的农商行中，有33家农商行净资产收益率同比增长，37家农商行同比下降。分组方面，2019年有4个组别的农商行净资产收益率同比增加，2个组别同比降低。其中，规模在300亿400亿元的农商行增幅最大，达到0.96%，规模在200亿300亿元的农商行降幅最大，为0.19%。2019年，净资产收益率超过14%的城商行共10家，排名前三位的台州银行、浙江泰隆商业银行、湖州银行净资产收益率均超过19%。农商行中净资产收益率超过14%的共10家，东海农商行（20.61%）高居农商行榜首。2019年有39家城商行以及28家农商行净资产收益率低于11%的监管要求。其中，有5家城商行净资产收益率低于3%，分别是富滇银行、衡水银行、平顶山银行、甘肃银行、曲靖银行，有2家农商行净资产收益率低于3%，分别是淮海农商行和镇江农商行。从同比变化情况来看，在2019年公布该数据的城商行中，10家城商行净资产收益率同比增长超过1%，其中衡水银行同比增幅最大，达到13.74%，湖州银行、承德银行均超过3%。在2019年公布该数据的农商行中，10家农商行的净资产收益率同比增长超过1%，其中丹阳农商行同比增幅最大，达到6.09%。资产收益率2019年，除广发银行（0.50%）外，其余16家全国性商业银行总资产收益率均显著高于0.6%的及格线（恒丰银行未公布该数据）。整体而言，国有大型银行的总资产收益率略高于股份制商业银行，工行和建行的资产收益率分别为1.08%和1.11%，都超过了1%的水平，邮储银行（0.62%）位列末位。股份制银行中，招商银行以1.32%的资产收益率在全国性商业银行中排名第一，其他银行多数在0.7%1.0%的区间（见图7）。在68家公布2019年资产收益率数据的城商行中，有41家城商行资产收益率同比增长，27家城商行同比下降。分组方面，3个规模区间分组的城商行2019年底资产收益率均值都低于2018年。其中，10000亿元以上规模的资产收益率均值在所有組别中最高，为0.86%;3000亿4000亿元规模的资产收益率均值最低，为0.63%，且其降幅最大，同比降低了0.15个百分点。在71家公布2019年资产收益率数据的农商行中，有49家农商行的资产收益率同比增长，22家农商行同比下降。分组方面，2019年有6个组别的农商行资产收益率同比增加，1个组别同比降低。其中，规模在300亿400亿元的农商行增幅最大，达到0.12%，规模在200亿300亿元的农商行降幅最大，为0.32%。2019年，4家城商行以及8家农商行的资产收益率高于1.2%。城商行中，台州银行在2019年的资产收益率最高（1.90%），其次是浙江泰隆商业银行、湖州银行和保定银行，分别达到1.69%、1.23%和1.22%;农商行中，南海农商行（1.67%）最高，苍南农商行（1.59%）次之。从同比变化情况来看，在2019年公布该数据的城商行中，10家城商行资产收益率同比增长超过0.1%，其中衡水银行同比增幅最大，达到1.1%，湖州银行、承德银行、保定银行、重庆三峡银行均超过0.15%。在2019年公布该数据的农商行中，10家农商行资产收益率同比增长超过0.15%，其中丹阳农商行同比增幅最大，达到0.61%。成本控制水平影响商业银行净利润水平的因素除了收入，就是相应的成本。成本收入比反映了取得单位收入所耗费的成本，在数值上等于营业费用与营业收入之比。成本收入比是银保监会风险监管核心指标中的风险抵补类指标之一，按照监管要求，该指标不应高于35%。2011年以来，商业银行的成本收入比波动较大，但基本维持在30%33.5%。2019年末，我国商业银行成本收入比均值为31.68%，同比增长0.84%。2019年，除恒丰（56.80%）、邮储（56.57%）成本收入比较高外，其他16家全国性商业银行成本收入比均保持在35%以内。国有大型银行中，工行最低（23.28%），农行以及交行成本收入比在30%以上，中行、建行均在28%以下;股份制银行中，浦发仅有22.58%，成本控制情况最佳，招行与恒丰成本收入比高于32%，其他9家银行均在25%31%之间（见图8）。从分组情况看，有3组城商行的成本收入比均值较2018年有所上升。2019年，成本收入比均值最低的分组是资产规模大于10000亿元的城商行，最高的分组是资产规模低于1000亿元的城商行。整体来看，城商行的成本收入比与资产规模成反比，资产规模越大，成本收入比越低。与之相比，2019年不同组别的农商行成本收入比却并未随资产规模增加而减小，除3000亿元以上规模的农商行外，其余规模农商行的成本收入比均在34%左右。资产规模在1000亿3000亿元的农商行成本收入比同比变化最大，降幅达到16.36%。过半数城商行的成本收入比高于商业银行的平均水平。从可获得数据来看，65家城商行2019年成本收入比高于商业银行的平均水平，48家城商行成本收入比低于商业银行的平均水平。同时，过半数的农商行成本收入比高于商业银行平均水平。其中，70家农商行2019年成本收入比高于商业银行平均水平，48家农商行成本收入比低于商业银行平均水平。此外，多家城商行、农商行的成本收入比高于监管要求（35%），城商行中鞍山银行的成本收入比最高，达到71.14%，阜新银行（54.72%）、内蒙古银行（51.00%）等紧随其后;农商行中，沈阳农商行的成本收入比最高，达到56.98%，其次为天津滨海农商行（51.78%）、江苏射阳农商行（40.34%）加强成本管理是银行业应对盈利能力下降的一项重要措施，但成本收入比并非越低越好，一味地压缩开支可能会对长期可持续发展能力带来不利影响。特别是对于资产规模、业务量、客户数量均较小的中小银行来讲，在科技系统、互联网金融等具有显著规模经济效应领域的投入难以在更大的规模、更大的业务量、更大的客户基础上进行分摊，这些投入所具有的规模经济效应无法得到充分发挥。中小银行需要建立比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及互联网金融企业更富竞争力的薪酬体系，在业务创新、业务资质的获取方面需要更多的投入。这些能够带来长期效益的工作不能因为短期的成本削减而遭受抑制。在困难时期，确实需要“勒紧腰带过日子”，但更需要为发展形势好转时的长远发展做准备、打基础、拓空间。中间业务收入水平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占营业收入之比是衡量中间业务发展水平及商业银行收入结构的重要指标。由于利息净收入与中间业务净收入合计占我国商业银行营业收入的70%以上，因此中间业务占比与利息收入比的变化趋势整体上是相反的。2014年以来，我国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变化呈波动态势，但整体在21%27%区间内浮动。2019年，我国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占比为21.93%。同比降低0.18%（见图9）。图10列示了20182019年各家全国性商业银行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占比情况，股份制银行的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占比已经远高于国有大型银行。五大行中，建行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占比达到19.46%，在国有大型银行中居于首位;邮储银行的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占比最小（6.17%）。股份制银行中，广发银行以46.05%的水平在所有全国性商业银行中居于首位，浙商银行占比最低，为9.88%，其余股份制银行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占比均在10%30%，明显超过国有大型银行。分组别来看，2019年规模在4000亿10000亿元组别的城商行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占比最高，达到22.01%，其同比增幅也最高，达到11.35%;1000亿2000亿元规模组别的城商行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占比有所提升，同比增幅为2.91%;其他组别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占比有所下降。农商行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占比均呈下降态势，降幅最大的为1000亿3000亿元组别，达到1.10%。从可获得数据来看，2019年，宁波银行及晋城银行的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占比较高，分别为22.19%、17.66%，其中宁波银行、龙江银行的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占比同比增加;农商行中，上海农商行这一占比最高，达到12.99%，东莞农商行（11.57%）、江南农商行（11.21%）、顺德农商行（9.33%）等紧随其后。从同比变化情况来看，在2019年公布该数据的城商行中，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占比同比增幅最大的是江苏长江商业银行，达到12.4%，乌海银行、上饶银行同比增幅均超过了5%。在2019年公布该数据的农商行中，10家农商行的资产收益率同比增长超过0.7%，其中鹿城农商行同比增幅最大，達到2.01%，瓯海农商行、句容农商行、苏州农商行、阜宁农商行的同比增幅均超过1%。风险管理资产质量资产质量是衡量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重要指标，而贷款在银行资产端占据绝对比重，因此本报告用不良贷款率与逾期贷款率来衡量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不良贷款率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整体呈上升趋势。2014年3月至2015年末，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大幅上升;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从2016年初至2018年初基本持平，2018年后波动上升。2019年末，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86%，较2018年增加0.03个百分点。截至2020年6月，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创下新高，达到1.94%，较2019年增加0.08个百分点。全国性银行不良贷款率呈现较大浮动，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国有大型银行不良贷款率在2014年3月至2015年末大幅增长，但在2016年初至2019年上半年波动下降，此后又呈上升态势。2019年末国有大型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38%，较2018年下降0.03个百分点。截至2020年6月，国有大型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45%，较2019年增加0.07个百分点。此外，我国股份制银行不良贷款率呈现先增后降趋势，除2017年9月外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股份制银行不良贷款率在2014年初至2017年末波动上升，2018年后逐步下降。2019年，股份制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64%，较2018年下降0.07个百分点。截至2020年6月末，我国股份制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63%，较2019年降低0.01个百分点。2019年，除邮储银行外，我国全国性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均突破1%，多数银行超过1.4%。浦发银行不良贷款率居17家全国性商业银行之首（恒丰银行未公布该项数据），较2018年上升0.13个百分点，高达2.05%，其次是华夏银行（1.83%）、渤海银行（1.78%）、中信银行（1.65%）、平安银行（1.65%），最低的是邮储银行（0.86%）（见图11）。从不同规模分组来看，在所有公布2019年报数据的城商行中，各规模区间城商行拨备覆盖率均高于120%150%的监管要求。此外，所有规模的城商行拨备覆盖率均小幅上涨。在公布2019年报数据的农商行中，规模在3000亿元以上的农商行2019年的拨备覆盖率同比降幅最大，达到43.04%;规模在200亿元以下的农商行拨备覆盖率同比增幅最大，达到68.55%。此外，所有公布年报的各组别农商行拨备覆盖率均高于250%。贷款拨备率2014年以来，我国商业银行贷款拨备率呈持续上涨态势。2019年末，我国商业银行贷款拨备率达到3.46%，2020年这一数值进一步提升，截至2020年6月已达到3.54%。2018年3月，银监会印发了关于调整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监管要求的通知（银监发20187号），明确将贷款拨备率监管要求由2.5%调整到1.5%2.5%。2019年，所有全国性商业银行贷款拨备率均超过监管及格线（1.5%）。6家国有大型银行中，贷款拨备率最高的是农业银行（4.06%），最低的是中国银行（2.50%）;股份制银行中，贷款拨备率最高的是招商银行（4.96%），最低的是民生银行（2.36%）（见图15）。从可获得数据来看，截至2019年底，50家城商行的贷款拨备率以及91家农商行的贷款拨备率高于商业银行平均水平（3.46%）。2019年城商行中，锦州银行、西藏银行、宁夏银行等6家银行贷款拨备率在5%以上，锦州银行贷款拨备率为8.86%，呆坏账准备金的提取比率较高。在农商行中，天台农商行、新沂农商行、沭阳农商行等9家农商行贷款拨备率超过7%，天台农商行的贷款拨备率达到11.40%，呆坏账准备金的提取比率在中小银行中最高（见图16）。从不同规模分组来看，在公布2019年报数据的城商行中，规模在3000亿4000亿元的城商行贷款拨备率最低，为3.16%;规模在4000亿10000亿元的城商行贷款拨备率最高，达到3.90%，且其同比增速最快（0.64%）;其余组别数值与2018年相比变化较小。在农商行中，2019年贷款拨备率最高的是200亿元以下组别，达到5.77%;贷款拨备率最低的是3000亿元以上组别，为3.82%;各组别农商行贷款拨备率同比变化幅度均较小。流动性分析流动性比例流动性比例为流动性资产余额与流动性负债余额之比，衡量商业银行流动性的总体水平，监管要求不应低于25%。近年来，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流动性比例总体上保持了稳步上升的态势，但国有大型银行流动性比例整体低于行业平均水平，股份制银行除2018年二季度、三季度以外，其他时间的表现均优于行业均值。2019年末，我国商业银行总体流动性比例为58.46%，同比增长1.44个百分点，国有大型银行流动性比例为54.97%，同比增长0.37%，股份制银行流动性比例为61.63%，同比增长2.85%。2019年末，全国性商业银行流动性比例均明显高于25%的监管要求。其中，國有大型银行流动性比例最高的是交行（72.92%），其次是邮储（67.96%）、农行（57.74%）、中行（54.60%）、建行（51.87%）和工行（43.00%），这几家银行的流动性比例均在40%以上。在股份制银行中，广发（79.28%）、兴业（75.07%）和光大（72.63%）流动性比例均超过了70%，最低的招商也有51.18%（见图17）。自2017年第一季度开始，银保监会开始单独发布中小银行流动性比例的数据。中小银行与所有商业银行流动性比例整体走势大致相同，整体呈上升态势。其中，城商行流动性比例在2018年9月12月大幅跃升，由52.02%提升至60.14%，其后，城商行流动性比例一路攀升，远超商业银行均值，2019年末这一比例达到63.51%，同比增长3.37%，2020年6月末这一数值创下新高，达到67.43%;农商行流动性比例自2017年起稳步提升，2019年末达到63.15%，同比增长4.38%，2020年6月其流动性比例攀升至65.70%（见图18）。从可获得数据来看，67家城商行流动性比例均大幅高于25%的监管标准，且高于商业银行平均水平（58.46%），28家城商行流动性比例低于商业银行平均水平。从分组情况看，所有分组城商行2019年流动性比例均值都比2018年有所提高。其中，1000亿2000亿元组别的增幅最大，2019年末为83.63%，同比增加13.45%，其余组别增幅较小。在农商行方面，50家农商行流动性比例均大幅高于25%的监管标准，且高于商业银行平均水平（58.46%），37家农商行流动性比例低于商业银行平均水平。从分组情况看，2019年农商行流动性比例均呈上升态势。与2018年相比，200亿元以下规模的农商行增幅最大，达到14.91%，其次是1000亿3000亿元组别的农商行（13.93%）。500亿1000亿元组别的农商行2019年流动性比例最高（80.70%），200亿元以下组别的农商行流动性比例最低（58.58%）。流动性覆盖率流动性覆盖率是合格优质流动性资产与未来30天现金净流出量之比，旨在确保商业银行在设定的严重流动性压力情景下，能够保持充足的、无变现障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