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州三录》民俗多样性的叙事.docx

商州三录民俗多样性的叙事商州三录民俗多样性的叙事 摘要：商州三录是贾平凹的民俗散文走向成熟的标志，具有很高的文学史价值，值得我们深入研究。贾平凹从民俗学的特点出发，对商州三录其中所涉及的民俗文化和民俗事象进行探讨。本文分别从商州三录中商州各地民俗的共性、个性以及独特的“鬼神信仰”神秘文化进行分析，深入了解商州地区的民俗文化。 关键词：商州三录;商州;民俗特点;民俗文化 在贾平凹的文学创作中，不仅是小说，他的散文创作水平也是很高的。贾平凹的散文作品中，对于自己的故乡商州，描写最多最全面的应该是商州三录，即商州初录、商州又录、商州再录。商州三录既是这三种不同风格的散文集的合称，同时也是由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书（1）。这部作品是贾平凹文学创作的一个转折点，也是其“商州系列”的奠基之作，标志着贾平凹的散文语言走向成熟。 商州初录是商州变革之声的序曲，从1983年完稿的这十五篇散文中可以看出当时这里的世情民风还保留着较为典型的传统农业文明特征。作品交代了作者贾平凹从西安行至商州，从“黑龙口”开始体察商州的自然风貌、风土民情、历史沿革和社会现状。每一篇散文都有主人公、有地点、有故事的发展过程，既像小说又像记录笔记。 商州又录比初录篇幅少，结构行文均不同，十一篇季节鲜明的散文更像是十一幅写意的画卷。 商州再录从形式和语言上来看更像是初录的补充，写出了商州在时代变革中与往昔的变化，既有思想意识的冲突，也有人际关系的变化，更有传奇式的故事，给商州这篇土地增添了一份神秘感。 关于这部作品的体裁也有一些争议。有人认为这是部小说，也有人认为这是散文。有一些研究对这个问题专门进行了讨论，这类研究多从题目中就可以看出作者的立场，“散文派”认为因为它的人物和地点不是固定的，更像是作者的纪实报道，如张海兵的从静虚村到商州贾平凹散文的生态抒写等。“小说派”则认为这部作品是由一个个小故事组成，基本上所有篇章都有人物和情节，如朱映兰的试论的“小说的散文化”倾向。本文认为这是部散文集，因为“商州确有其地”1，其中所提及的地名与人情风俗均属实。虽然作品中每一篇散文都是独立成文，但是其中所提及的人和发生的事都在商州。并且商州初录最初是贾平凹在创作之余给钟山文学杂志写的系列散文，因商州初录内容饱满又色彩丰富，引起了强烈的关注，故作者得以继续商州三录的创作。在作品中，贾平凹向大家揭示了商州的过去和现在，以及商州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民俗民风，希望外界以公平而平静的眼光看待这个地方。写商州，必先要对商州有透彻的了解，“商州固然是贫困的，但随着时代的前进进行着它的变革。难能可贵的是，它的变革又不同于别的地方，而浓厚的带有它本身的特点和色彩我想着眼于考察和研究这里的地理、风情、民俗、历史、习俗，从民族学和民俗学方面入手”1。因此，散文中商州所表现出独特的民俗文化引起了人们对商州的关注和讨论。 俗话说，十里不同天，百里不同俗。我国幅员辽阔，受经济文化、地理位置、氣候等多方面的影响，不同的地方形成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商州地区也是如此，虽然各乡镇之间距离较近，但各地民俗也是各有特色，有优秀多彩的民俗文化，如棣花对传统节日独特的迎接方式，莽岭对客人热情大方的态度;也有落后和“迷信”思想的存留，如对鬼神的信仰以及“镇鬼”、“招魂”等行为的体现。 一、商州三录中民俗特点的共性表达 民俗是一种由少数人发起并经过集体的同意和反复履行，靠口头和行为的方式在时间和空间上传承与传播，一定程度上沟通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连接传统与现实的文化现象。 商州三录中民俗事象的书写占了很大的比重，传统民俗的传承和民俗的变异在书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从民俗事象的内容、形式、传播方式和性质特征各方面来看，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认识角度，因此对民俗特征的认识也有一定的差异，在参阅其他资料的基础上，本文归纳出民俗学教材中普遍认同或相同的民俗特点：集体性、地域性、传承性、稳定性、变异性等。 （一）集体性。民俗的集体性是民俗的本质特征，与人类的群体活动密切相关。一种习俗可能是由一个或者好几个人共同创造或者倡导的，这种习俗必须得到集体的认同和响应才能成为普遍传承的民间群体的行为，否则这种习俗只能是个人行为，无法成为民俗。在商州三录中一个地方的人们共同参与的活动才形成民俗，如棣花的社火、龙驹寨的“时尚”。 （二）地域性。民俗的地域性即播布性，是民俗文化在空间范围内的传播。任何民俗事象都不可能脱离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自然环境的不同也导致了不同地区的文化差异。民俗事象的地域性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不同地域人们的生活习惯、处世态度甚至对社会生活事物的认同与分歧。在商州三录中自然环境的不同，作者主要着墨于山水，秦楚交界的地理位置导致这里的山水融南北风光为一体，很是独特。也正是由于自然山水的独特，才得以形成商州丰富多彩的民俗事象。 （三）传承性。民俗的传承性与播布性常常被混淆在一起，传承性被认为既包括时间，也包括空间。但事实上，民俗的传承仅指时间上的发展。在漫长的人类社会的发展中，民俗作为一种文化积累，是人们通过口头或者行为的方式一代一代延续和传播的，因此，很多传统民俗才能流传至今。商州三录中商州人民独特的饮食和思想意识的传承主要体现在时间方面的继承，这种时间的传承性是通过民俗发展的稳定性体现出来的。 （四）稳定性。民俗的稳定性是传承性的表现，民俗文化随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长期固定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社会等因素不发生剧烈的变革，民俗的稳定性就越强。即使经济基础发生变化，民俗在短时期内也不会变化或者消失，这就是民俗的稳定性。商州三录中当地饮食和质朴风气的传承就体现出了民俗发展的稳定性。 （五）变异性。民俗的变异性既存在于稳定性中，又与稳定性是相对的。在民俗事象的流传中，并不是所有民俗都是一成不变的，部分民俗变化会随着时代的进步或者生活方式的改变产生相应的变化，部分民俗故事会在口头传承的过程中对故事加工改造，也有部分民族会受到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对自己的民俗系统丰富补充，从而改变了本民族的原有民俗文化。商州三录中就体现了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改变，新一代人的思想产生了相应的变化，和老一辈人在思想意识方面有所冲突。 二、商州三录中各乡镇民俗特色的个性表达 商州三录中大小乡镇少说也有十几个，不同的乡镇有不同的民俗特色。民俗的本质特征是集体性，民俗活动的形成必须建立在多数人认同的基础上，并在日常生活中得到实践。不同的地方会有不同的风情民俗，这些风俗体现出了不同地方人们的生活状态。 说起穿戴，龙驹寨人是数一数二的“时尚”。毕竟曾经是商州七县货物的聚集转运地，即使衰落了，也仍是这方圆百里的“首府”。不论逢集与否，龙驹寨也总是热闹的，不论白天黑夜，龙驹寨总是人多。这里不是离西安城最近的乡镇，却是最跟得上西安城潮流的乡镇，西安街头出现的流行衣物，在这里也能看到。但他们也恨西安人潮流更替的速度，西安兴起窄裤腿的时候，他们就穿窄裤腿，还没穿多久，西安人却又喜欢上了阔腿裤，这也使得他们讨厌县城人的变化无常。可见，对“时尚”的追求不仅存在于大都市，任何地方的人们都会追求穿戴的潮流和美感，只是龙驹寨表现的更为明显，他们努力追随潮流，但却力不从心。 娱乐方面，最热闹的就是棣花了。棣花是贾平凹的故乡，贾平凹写商州必定离不开棣花，其著名小说秦腔的故事背景就是棣花。棣花现在已经是著名的旅游景区，这和贾平凹的声望是分不开的。但是在贾平凹写商州初录的时候棣花只是个大队，下辖十六个小队。棣花最有看头的时候就是春节，各类娱乐活动接二连三，小年里唱戏，正月初一扮社火，好不热闹。社火，“社为土地之神，火即火祖，是传说中的火神。能驱邪避难。崇拜社神，歌舞祭祀，意在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泰民安，万事如意。”2过年前十六个小队便早已着手准备，每队扮二至三台社火，全都是秘密进行的，却又都截然不同。时间一到，锣鼓响起，村村应和，大如蒲篮的锣鼓需要两人合力才能抬起，三尺长的社火号杆一村只有一两人能吹响。午时一过，社火在正街集中，然后在村中走上一圈，又回到正街，十六个小队的社火这时便会一较高低。东街村与西街村的社火轮番上阵，西街村的社火年年夺魁，东街村只能甘拜下风。贾平凹对棣花春节活动的描写不仅体现了棣花人民对传统民俗节日的重视，更体现了此地深厚的文化积淀。 商州人在待客方面，既有“古怪”，又有让人惊叹的大方。若要在黑龙口的农家过夜，客人与男女主人是睡在同一张炕上的，男主人睡在中间做界墙。若睡下之后又有通知，叫男主人去开会，也定不会让客人起身，只说：“你是学过习的”3。回来后，男主人便会端一碗凉水给客人，客人若喝了水，他才对你放心，若不喝水，便认为客人做了对不起人的事，打出门去，且行李也拿不到。在莽岭地区，莽岭主峰左四十里的地方有一条连接两县的沟，這条沟相当隐秘，只有莽岭两边的农民在此走动。山路难走，但毕竟是洛南和丹凤之间的捷径，有贪图近路的人，过往便会通过这条沟。但凡在这条沟上行走，不论是什么身份，这条沟里的人都会将其视为高一等的人物，礼让来人。不受外界干扰的深山居民还保留着善良和淳朴，山路上只能穿草鞋，时间长了便形成了习惯：若有人半路上草鞋破了，换新草鞋的时候，旧草鞋一定会好好地放在路边，供后边的人挑一只较好的穿上，或者抽草绳来修补，因此，每走十里或二十里路，都会看到路边有一批旧草鞋。两种截然不同的待客方式，第一种让人难以理解，第二种善良淳朴。贾平凹对这方面的描写，体现出了商州不同地方的人们浓重的日常生活气息。 贾平凹的笔触延伸到白浪街，这便是商州最具特色的地方。一条街上三省相交陕西、河南、湖北，三省人的容貌、语言、商店皆是各自省的特点。三省人虽同在一条街上，但又各有各省份的特点：湖北人机灵和气，河南人狡黠能干，陕西人勤劳保守。虽然所属省份不同，但邻里之间仍相处和睦。比邻而居，三省人又精通别省的方言和饮食，大事小事都聚在一起，既保持着本省的尊严，又团结友爱。这独特的白浪街不仅体现出了不同省份人们的特点，也体现了他们对幸福和谐的生活的追求，和而不同，求同存异。 不论是待客娱乐还是穿衣戴帽，商州这些特别的民俗和民风都有自己的风格，丰富多彩的民俗事象给商州人民的生活带来了无穷的乐趣，也让远来的客人认识商州，感叹于这里的淳朴。有的引领时代潮流，有的继承传统风俗，有的淳朴中育美德。可以说既有原汁原味的传统，还有朴素简单中的美德，民风民俗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在贾平凹的散文中重现，与此同时，在丰富淳朴的民俗中也有对鬼神的信仰与“迷信”的思想。 三、商州三录中“鬼神信仰”的神秘文化表达 在贾平凹的作品中，鬼神信仰存在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并严重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死者带来的福祉更增添了人们对鬼神的信仰，不论是生前有功还是死后造福人民，商州人民都会将他们当作神明供奉起来。 在一个死了才走运的老头中，下山改造的延老头不会种地也没有架子、身体也不好，因此村民们都瞧不起他甚至嫌弃他，但是他对庄稼种植的了解让村民们刮目相看。公社修凿涵洞，但他认为涵洞太小，以后会出事，没想到真的应验了;他敲脸盆叫醒全村的人，救了大家，但是却连尸体都没留下。后来城里来了人专门找老头回去，大家才知道这个老头原来是个很大的官，便为他修建了陵园，将老头视为英雄，“没有一家不感激那死去的老头”3。老头死后已经不只是村民们的英雄，甚至在村民的心中将他视作神明，保佑他们的生意和生活。这种对死者的敬畏上升为对鬼神的信仰。 在贾平凹的很多作品中，狼往往与这种鬼神信仰相伴而生。通过贾平凹的作品怀念狼可知，商州人一出生便与狼相抗争。商州山里人家的猪圈上会画上白圈，狼便不敢来叼猪。很多时候，狼与人是相互敌对的状态，狼在商州人的心中是凶残与噩运的象征。在金洞中，被狼叼去的小孩在狼洞中生活了数年，身上长出了黄白的汗毛，眼睛也变红了，俨然是一个“狼孩”。当这个孩子逃出狼洞，凭着记忆找到自己的母亲后，不仅村人视之为怪物，自己的母亲也怀疑起了儿子。而在孩子回家的当天夜里，狼群便对村子发动了疯狂的袭击。第三天，村中的全部男女和猎枪都集合起来，打死打散了狼群。在大学毕业的公社文书的解释下，所有人都相信了孩子是人，但此时孩子却死在了母亲的怀中。从这个故事中可以看出，狼群和人类是相互仇恨的，但是狼也被赋予了“人性”，被狼叼走的孩子受狼群的保护，狼群将其视如己出。故事的最后，村人发现狼洞其实是一孔金矿，于是纷纷前来开采，“狼孩”也被他们供为保佑得金的“神”。孩子回村后，村民的态度体现了他们的愚昧无知，而发现金洞之后，他们的态度大变，又将孩子奉为神明，体现了商州地区人们对神明的信仰和民俗思想的落后。 贾平凹写作商州三录时，商州还相对落后，受传统思想影响太深，有些民俗便显得“迷信”。例如，怀孕的女人如若出现腹痛的症状，家人首先想到的不是找医生，而是削桃木橛子钉在别人的坟头以“镇鬼”，防止“鬼”勾了自己的儿子;母亲怕儿子的魂被鬼带走，便在门前燃豆秆火，手拿筛子，叫儿子：“路路！回来哟，回来！”，在外玩耍的孩子应到：“回来了！回来了！”3以此招魂。 可见，贾平凹的散文也不避讳这些存在于民间的落后风俗，无论是对死者的敬畏、对狼的鬼神化、还是所谓的“招魂”，都跃然纸上，与商州地区流传的巫楚文化脱不开关系。这种巫楚文化所造成的“迷信”、鬼神信仰的产生也对商州地区人们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影响。笔者认为，贾平凹在写作商州三录的时候没有刻意避讳这种落后的风俗，而是将其放在商州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加以体现，不仅增加了内容的真实性，也反映出作者对待民俗文化客观的态度。 民俗事象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成为人们都能够认同的民俗文化，不仅是通过空间的播布使得某种民俗事象具有集体性，更是因为民俗事象的传承，民俗随着时间的变化或稳定地继承，或与时代同进步而发生变化。民俗在稳定的传承中发生变异，也在变异中继续传承。 注释： 商州三录，陕西旅游出版社，20XX年1月版，包括商州初录、商州又录、商州再录三部分。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