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能力理论框架下的跨国并购动因：最新研究进展综述与分析.docx

企业能力理论框架下的跨国并购动因：最新研究进展综述与分析企业能力理论框架下的跨国并购动因：最新研究进展综述与分析 一、跨国并购理论的最新研究进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产业技术的迅速更新，跨国公司的经营也处于动态调整中。而且，跨国并购作为以企业微观产权市场交易为载体的国际资源配置现象，必然与国际市场价格机制和企业内在战略管理机制同时相关。近10年来以横向、善意、强强联合为主导的跨国并购表明，保持持久的核心竞争优势，是实施跨国并购的重要战略驱动力。因此，跨国并购的分析重点逐步向企业的国际化发展战略、人文和技术整合能力、国际经营经验、组织学习能力、资源禀赋特征等内生变量转移。这些企业能力变量与其国际竞争优势密切相关，并随着企业国际发展阶段的不同而不断内生变化，并与外部宏观和产业因素相互作用，对企业保持国际核心力发挥关键作用。就此角度而言，跨国并购便是在企业能力变量的动态调整过程中，有助于培育国际竞争优势的组织变革。下面将对国际上与企业能力理论相关的跨国并购研究最新进展、主要局限和发展方向进行综述评析。 1国际化战略与组织形态论。企业的国际化战略包括业务层和企业层两个方面。公司层国际化战略包括三个类型：国际本土化(multidomestic strateSie8)、全球化(global strateSies)和跨国战略(Transnational StrateSy)。国际本土化就是将战略和业务决策权分散到各个国家的战略业务单元，由这些单元向本地市场提供本土化的产品。国际本土化注重每个国家内的竞争，认为每个国家的市场需求、行业结构、政策法律和社会意识都不相同。实施国际本土化战略能够对每个市场的需求特性做出更准确的反应。全球化战略则认为不同国家市场的产品更趋于标准化，应采取由母国总部集中控制的国际化战略，即不同国家的业务单元互相依靠，由总部进行一体化管理。跨国战略是国际本土化和全球化的结合，试图实现全球化协调性和本土化的灵活性的统一。战略管理学认为企业层面国际战略的选择依据是目标战略资源的特性。Rug-mall和Verbeke定义了两种企业专属优势(FinnSpecificAd-vantages，FSA)。一种是地域限制性的(10cationbound)。顾名思义，这种资源优势局限于某一地区不可转移流动，如营销网络、品牌优势等；另一种是非地域限制性的(nonlocationbound)如技术知识、管理能力等。这些优势不受地域限制，但在不同企业之间可能难以整合，或本国企业为保持垄断优势不愿扩散给合作者。若企业国际化是为了寻求东道国某种地域限制性资源，则倾向于国际本土化战略，赋予国外子公司较大的独立性，使其能灵活适应东道国的市场环境，充分发挥该地域限制性优势资源。反之，若企业具有并想保持自身某种非地域限制性优势，则会实施全球化战略，以保证本国母公司对分公司的控制力度。 近期另一些研究将系统论和组织形态学的异质同形(i-somorphism)范畴运用到跨国公司的国际组织结构中，并以此为分析跨国并购成因的切入点。异质同形是指任何组织无论基本功能和行为目标如何，都必须不断变更自身结构，内化各种外部制度要求，藉此合法生存地位，因而形成不同组织与周围制度环境的同构化趋势，即“异质同形”。从系统论角度看，跨国公司母公司与国外子公司可视为相互关联的一系列组织的集合。Kostova和Zaheer，Rosenzweig和Singh，Davisetal等都指出，跨国公司子公司面临着内部与外部双重同形化的压力。前者是指要与其母公司的组织行为协调，后者则是指要与东道国相关利益群体相融，两种压力的重要性根源于企业选择的国际化战略。他们认为如果实施全球化战略，则主要受母公司的组织模式影响，如果是国际本土化，则与东道国制度的同形化更为重要。反之的相互作用将决定跨国企业的进入方式。更进一步，两种压力则会选择新建投资这种控股程度最高的方式；相反，如果满足外部同形化，则会通过并购发展海外分支。 Harzing将上述系统论和公司层国际化战略的观点融合起来，通过对22个国家122家跨国公司的调查发现，如果跨国公司各地区差异较大，则会偏重采取国际本土化战略，通常将以并购方式发展海外分支，以灵活地适应当地的市场环境。反之，如果强调企业全球经营的整体协调性，则会采取全球化战略，保持总部的权力集中度，此时采取新建的可能性更大。另如Brouthers和Brouthem通过考察136家进入欧洲的日资企业发现，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开辟欧洲市场时主要采取国际本土化战略。由于与当地文化差异较大，日资企业更青睐于收购，以便比新建投资更容易取得东道国合法地位。 2企业组织能力论(Organizatioaal Capability，OC)。组织能力论沿用了行为经济学的有限理性和演化理论的基本逻辑。与交易成本理论不同，组织能力论把企业视为一系列内嵌知识型资源的集合体，并通过企业的动态和复杂交错的组织过程转化为企业的特有技能。该理论认为市场失灵不是来自外部合作者的机会主义行为，而是在传递和吸收隐形资源时各个企业内生的组织能力差异。组织能力论将判断企业内部化可行性的视角放在价值创造上，而不局限于节省交易费用，强调与其他企业合作即使会产生较高的交易成本，但如果能从中拓宽企业的能力边界，依然可能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Madhok沿用了组织能力论的“价值创造观”，并结合所有权优势资源特性，提出进入模式选择的新命题。他认为，是否通过并购实现市场内部化的决策及效果，既与并购双方优势资源的互补性和可吸收性等产业技术因素相关，也决定于收购企业吸收和利用各种隐性知识的组织能力。企业知识的隐含性越高，或者在国外要从事的业务的技术特性、市场环境极大地超出现有经验，则组织各种隐形知识的成本和风险都十分可观，此时通过合资模式获取这些外部资源比建立并购或新建子公司更合理，这不仅可以减少因组织能力缺陷造成的内部化成本，还可以避免新建投资因运作上的路径依赖导致的吸收新资源的刚性。 同样基于组织能力论，Hennart、Park和Morosini等人分别考察日本和意大利跨国公司在合资新建与并购之间的选择，都发现如果投资者研发越密集，对企业的组织能力要求越高，则合资比并购更受青睐，因为这样更容易在新企业中整体移植自己设计的管理系统；Brouthers和Brouthels对多地区样本的研究进一步表明，发达国家高技术产业通常采取新建投资的方式进入发展中国家，因为企业的技术、管理、人力等隐性资源的优势并购后很难有效整合或扩散到其他合作者。他们还指出如果投资者对目标企业的部分互补性资源感兴趣，则只有这部分有价值的资源易于消化，即能够较容易地被剥离提取出来时才会采取收购行为，否则采取合资可能是更理想的选择。 3动态能力与组织学习论(Dynamic Capabilities)。 Teece、Pissano、Shuen和Winter把企业动态能力定义为企业在复杂多变的经营环境中，能够迅速适应制度惯例的变革、灵活调整经营模式、及时整合和重组内外部资源、补充资产技能，从而自我更新竞争优势的能力。自我更新的主要途径是企业组织不断学习知识和诀窍、适应制度惯例变革。本质上讲，组织学习能力反映了企业为适应外部社会生态环境变化，周而复始地积极积累经验所形成的长期生存方式。 并购与新建投资的基本差异是，企业通过购买其他企业的股权将其纳入自己的经营体系，因此比新建企业增加了双方在经营思想、管理模式和员工协作等方面的企业文化方面的整合风险。整合风险的重要来源之一是出资国和东道国之间的社会文化差距。不少研究者发现社会文化差距对进入模式的选择有显著影响。鉴于此，近年一些学者试图将组织学习能力与国际经验积累结合起来，分析与进入模式的内在联系。这一视角的研究刚刚兴起，尚未形成统一的研究结论。早期观点认为，考虑到潜在整合难度，文化差异越大，实施合资或新建企业的可能性就比收购更高，而文化具有相似性的国家之间的收购会更为频繁。 然而Hamel、Vermeulen和Barkema；Beckman和Haun·sehild将动态能力与组织学习论引入进入方式的决策分析，得出了不同结论。他们认为，并购可以促进跨国企业向东道国合作者吸取和补充经营经验，还有助于获取竞争对手的更多信息；而新建投资只是在利用企业既有的知识和经营模式，比并购更容易形成认知学习惰性和日常运作的路径依赖，因此不利于企业增强动态能力。这一假说与不少对发达国家的实证研究结果是吻合的。如Morosini等人对52家实施跨国并购的意大利的MNC发现并购双方所在地的文化和社会制度差异与并购后的绩效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他们认为具有学习性组织特征和动态能力的企业，可以通过与文化差异较大的东道国企业合作，及时适应具有比较优势的新制度规范，拓宽企业的管理经验、丰富经营模式、激发创新思维，挖掘出更高的潜在价值。 Barkemaetal等人、Vermeulen和Barkema延续这一思路，比较考察了跨国并购与新建投资在企业的绩效表现和存活率，证实当两地的文化意识差异大、并购后企业需要双重文化适应的情形下，由于新建投资企业存在组织惰性，灵活适应外部制度惯例的动态能力较差，因而生存持久性明显低于跨国并购的海外分支，从另一角度验证了基于拓宽知识边界、提高企业动态能力的跨国并购内在动机。 4国际经营阶段论(Organizational Learning theory)。交易费用论认为，由于收购比新建企业简单，投资成本和风险也较小，故缺少跨国经营管理经验的企业更偏向于从购并方式开始拓展国际市场，而丰富的国际经营经验有助于高控制度的进入方式(独资新建)的成功实施。Brouthers和Brouthers、Barkema和Vermeulen均发现区域多样性，海外投资历史、母国出口所占营业额比重等国际经营经验指标，与实施新建投资的可能性显著正相关。 Johanson和Vahlne也发现，跨国公司是否对外并购往往受制于与目标企业之间的“心理距离”。如果母国与东道国文化背景越大，两国的“心理距离”也越远，这会严重阻隔跨国公司与东道国市场的信息交流，直接增大并购后企业的整合风险。因此，跨国公司通常会选择人文环境相似的国家为并购东道国，或先通过合资和新建子公司积累经验，再以渐进方式，进入文化背景较生疏的地区。 Huber、Cavusgil、Bambergel和Cui等学者将组织学习能力范畴引入交易费用的研究框架，发展出国际经营的动态阶段论。他们认为，管理者要善于洞察国际市场环境、把握时机，通过不断进行组织变革和经营创新，分阶段地推进国际化进程。随着自身经验和资源禀赋的积累，逐渐提高进入方式的控制程度。具体而言，企业在国际化起步阶段，应先全面搜集海外市场信息；在此基础上，如果观测到海外投资潜在收益可能性，可从出口和技术许可证等非股权模式开辟东道国市场；在对东道国有较深了解并有足够的市场基础上，再拓展并购、合资、战略联盟等形式的合作，最后通过独资兴建企业，将东道国的优势资源合理整合到跨国企业内部。 同样根据组织学习论，Kogut和Singh、Hennart和Park等人的研究却未发现国际经验与进入方式存在显著联系。这说明，文化差异的实际影响效果还需综合考虑母国市场降低文化不确定性的能力和母国企业的文化风险偏好程度及长期国际化路径选择。 Barkema和Vermeulen还发现产品多元化与新建投资的可能性呈非线性关系。他们认为尽管国际经验积累有助于产品多元化，但是过度分散的产品类型也有害于企业整体的信息管理。因此，产品极度多元化反而说明企业的经营认知能力较低，此时企业更倾向于采取并购投资的方式。 5资源基础理论(resourcebasedperspective)。资源基础理论以Madhok提出的“价值创造观”为出发点，认为选择何种进入方式取决于本国企业核心资源与东道国目标资源的产业特征和相互关系。是否采取并购在于双方企业的资源整合能否提高企业核心能力和创造更大价值。 Anand和Delios首先将企业的优势资源按照地域流动性进行分类，把知识技术诀窍、研发能力等无形资产视为上游资本，把产品营销网络、品牌优势等与市场竞争相关的资源视为下游资本。前者比较容易在国际上扩散，即不受地域限制被替代，而后者则流动性差即难以随投资的地域变化而转移。因此，他们支持Mitchell的观点，认为如果东道国在技术和R&D方面有相对优势，则跨国公司会倾向于收购当地企业以提高技术优势，相反，如果跨国公司在东道国下游资本方面处于劣势，需要在当地补充时，收购拥有这些下游资源的东道国企业将是明智的选择。Anand和Delios结合OIL的分析范式进一步指出，投资者是否通过跨国并购所要获取的东道国战略资源的性质不同，对自身核心资源的优势水平要求也不尽相同。如果目标资源是品牌、营销能力等下游资源，则只有其核心的技术知识等上游资源在行业内具有绝对优势，采取并购比新建企业更加便捷；如果跨国并购的动机在于拓展技术密集型等上游资源的垄断地域，则只要其核心资源在东道国具有相对优势，就可以通过并购实现。类似地，冯春丽和刘海云的模型分析也指出，对于东道国在技术上处于国际劣势地位的产业，跨国公司倾向于合资或独资，而在较高技术产业，跨国公司更倾向于股权合并。 另一些基于交易费用理论的分析从内部化的可行性角度分析了资源特性与选择进入模式的关系。如Kim和Hwang，Delios和Beamish，陈浪南等，以及Brouthers和Brouthers等的研究发现，企业核心资源(主要是无形和知识性资产)的垄断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