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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的“作”文人的“作” 狄青 唐朝多数时候，文人活得都比较自在。所以李白才会让高力士给他脱靴子，且能“天子呼来不上船”;白居易才会调侃“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段成式才放着闲官不做，回家写那些盛世背后奇奇怪怪的人与事;高适也才能想归隐了不打招呼就走，想做事了马上出来当官这一切仰仗的都是彼时大唐高度的物质文明与文化自信，所以才会以博大的胸怀包容天下知识精英。而且这种包容往往还是全方位的，因此，大唐的历史天空才出现了群星璀璨的辉煌景象。 能与唐相提并论的唯有宋。两宋同样是大家辈出，文化、艺术极为繁荣鼎盛的时代。宋是奉行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赵匡胤兵变篡位起家，依后周柴氏的视角和尺度，他乃败坏政治伦理之乱臣贼子，老赵深知给他黄袍加身的那些武将随时也能把黄袍披在他人身上，于是他首先做的便是“杯酒释兵权”，摆明了抑武扬文的立场。两宋于不同时期推出了一系列优待文人的措施，包括大量增加科举考试登科名额及提高文人待遇。当时的太学，每位太学生都有餐补，且每有新君登基，餐补标准都会提升一截。 叶梦得于两宋四朝为官，见多识广，学识渊博，其避暑录话记载，赵匡胤曾立碑于太庙密室，后世君主祭祀及新皇即位，均须恭读碑文：一、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内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二、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三、对文人不加田赋之税。当年，范仲淹就曾多次赞叹，大宋开国以来就没有杀过大臣，是史上从未有过的盛德。 然自唐宋后，文人的好日子就基本过完了，接踵而来的多是坏日子。元明清三朝，文人要么脑袋搬家，要么脊梁打断，剩下的只能做个犬儒苟活着，依靠写点颂圣诗文来讨赏过日子 其实，“犬儒”这词儿就是于唐宋后流行开的。读书人蜕变成只为功名利禄光宗耀祖而读书，成为依附于皇权的寄生阶层。结党营私，奢靡腐败，权谋术、厚黑术渐至高峰。如明万历前十年，首辅张居正独揽大权。万历十年二月张居正病重，消息一经传开，从官府到民间立馬掀起为他祈福的高潮，官衙工作瘫痪，官员支出公款，争着跑到道观寺庙为张居正做法事，祈祷他老人家健康长寿。除此之外，官员还用公款雇文人写贺词。彼时，汤显祖就曾在文章中提到，张居正病重期间，有京城文人靠代笔写贺词，仅月余，竟赚白银三千两，令人瞠目结舌。 在张居正失势被清算期间，大量原依附张的人反咬一口，安在张居正身上的罪名更荒唐可笑。御史杨四知指责张居正欲趁皇长子诞生之机加九锡，仿效曹操篡权。他还说张骄奢淫逸，家里有银盆三百多个，每次吃饭，都要不停地听着打碎玉碗的声音才能下咽。他的奏折连皇帝朱翊钧都看不下去，下诏说：你们这些言官，张居正活着的时候，你们一句话都不敢说，现在他倒了，一个个却胡说八道。而这些所谓的“言官”，哪一个不是文人出身？就说杨四知吧，于彼时文人中也曾被冠以“著名”二字。 明清萨尔浒大战，努尔哈赤崛起，明朝局势岌岌可危，而有能力力挽狂澜的，非辽东经略熊廷弼莫属。萨尔浒战后，熊临危受命，严惩败兵，整顿军备，又选拔精锐组建兵团，对努尔哈赤进行反击。万历四十八年，他更亲自率兵击退努尔哈赤进犯，辽东战局转危为安。但熊廷弼千不该万不该得罪了文人团体“东林党”。随着万历皇帝驾崩，东林党遂成为揭批熊廷弼的急先锋，先弹劾熊廷弼，后捧上东林党人袁应泰接班，哪怕袁丢了沈阳，被迫令熊廷弼复出，仍不依不饶，扶持王化贞，继续与熊对着干，直到辽阳沦陷，宁远以东国土尽丧。 天启年，阉党魏忠贤当权，清算东林党，一批被东林党排斥的文人马上依附过来。整东林党人最起劲的，就属阮大铖等几个文人。那时，于不少文人而言，即使国亡了，也得把与己对立的文人踩于脚下。以至于清兵围南京城，城内弘光朝廷的两拨文人还在为某个名分高低争得你死我活。如此斗来斗去，明不亡已无天理。 所以说，文人有没有好日子过，固然有明君暴君、盛世乱世的外部因素，但文人的坏日子里，却难说就没有自己“作”出来的成分。 （选自今晚报20XX年4月17日）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