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史料-会通理论.docx

立足史料会通理论立足史料会通理论 摘 要：文章从“近现代中日文学关系”“十七年中外文学关系”和“新诗的传播与接受”三个研究领域展开讨论，研究分析了方长安教授在长期学术研究中所形成的“立足史料，会通理论”的治学风格。 关键词：方长安;学术研究;史料;中外文学关系;新诗 在文学实践活动中，“任何艺术家都面临一个接受他人影响并影响他人的问题”，研究文学之间相互联系的事实以及相互影响的实例就构成了影响研究的重要内容，影响研究也成为比较文学得以存在的主要理论基石。但随着全球化语境的来临，有研究者对影响研究无法应对当下文学关系的现状表现出担忧，将影响研究重新定位成文学关系学的研究，并指出它是“强调文学关系史的研究”和“继续追求一种实证性的文学关系研究。”从文学关系的角度研究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重要的领域，而从传播接受的角度研究中国文学的内在发展则是对文学关系研究方法的进一步深化。在这一发展进程中，武汉大学的方长安教授长期关注20世纪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以及中国新诗的内在生成和发展的关系，他的学术研究与理论实践，值得关注与重视。 方长安教授于1994至20XX年在武汉大学中文系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博士学位，师从著名学者龙泉明教授，毕业后留在武大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与研究。多年来，他凭着赤诚之心和勤勉、严谨的学术精神，扎实钻研、勇于探索，在中国近现代文学生成流变与日本文学关系研究和1949至1966年间中西文学相互解读研究等学术前沿领域取得重要成就，尤其在他把研究眼光投向中国新诗领域后，自觉突破了傳统的新诗研究视域，将以往学界对新诗内部的关注引向对新诗外部的影响研究，推出了一批有分量的学术研究成果，获得了学术界广泛的好评，成为知名的新诗研究专家。方长安教授始终秉承武大注重实证的学术研究传统，以扎实的史料为基础，灵活运用相关理论进行综合研究，研究成果具有学术价值和理论价值。本文拟从“近现代中日文学关系”“十七年中外文学关系”和“新诗的传播与接受”这三个研究领域展开讨论，以窥测方长安教授在长期学术研究中所形成的“立足史料，会通理论”的治学风格。 一、探索近现代中日文学关系研究中的新视野 方长安教授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便对文学研究产生兴趣，但真正开启学术生涯是他在武汉大学求学期间。他的硕士论文对中国20世纪30年代现代派小说进行深入研究，从现代派小说的发生、形式和特征等方面做详细的分析和论述，见解新颖独到。他以此为基础撰写的论三十年代现代派小说一文发表在文学评论上，受到学界的好评。后来他又对中国20世纪文学现代性问题展开探讨，发表了多篇有见地的论文，并以现代性与20世纪中国文学结集出版。攻读博士期间，他将学术研究的关注点放在了中外文学的比较上，尤其是对近现代中日文学的关系研究用力最勤，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之上发现新的问题，提出了新的思考，并以此为课题完成了博士论文选择·接受·转化晚清至20 世纪30 年代初中国文学流变与日本文学关系。答辩专家对这篇论文一致给予高度评价，郭志刚先生称其是他所看过的“最扎实、最厚重、最具学术功力”的博士论文中的一篇。20XX年，方长安的博士论文被评为湖北省优秀博士论文，次年列入“武汉大学学术丛书”出版。 中日文学关系是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重要领域，属于影响研究的范畴，也是探究中国现代文学发生与发展的必要视角。近代以前，日本文学的生成和发展深受中国古典文学的滋润和影响，中日文学的关系是中国输出日本接受的单向形式。但到了近现代，随着日本现代化取得了成功，中日文学的关系发生了逆转，中国文学开始向日本文学学习，从晚清至20 世纪30 年代正是日本文学影响中国文学的时代。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选择·接受·转化立足于中国文学的自身建设，对近现代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的逆转关系进行深入探讨和阐发，通过对大量史料的梳理和分析，提出了许多创新性的见解。在对中日文学关系研究中，很多人将日本文学视为中国文学接受欧美文学影响的桥梁和中介，忽略了日本现代文学的独立品格和鲜明的民族特性。方长安教授在著作中突破了传统的“中介说”，认为日本文学在学习西方文学的过程中，发生着双向交流和同化的创造性转换，日本近现代文学依然流淌着许多民族传统文化的血液，它不是西方文学的翻版，而是体现着独创性和主体性的民族文学。如果把眼光停留在日本文学是中西文学的中介这种认识上，那么就无法深入到中日文学关系的实质，也就无法真正揭示出两者之间的影响关系。因此，方长安教授是立在一个新的高度突破了对中日文学关系的传统认知，为中日文学关系研究确立了可靠的前提和基础。 方长安教授采用影响研究的方法，以事实为依据，将局部透视与宏观把握统一起来，“深入地考察、揭示晚清至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文学流变与日本文学的深层联系，即日本文学的哪些因素被中国作家所择取，如何择取、变异，化为自己的血肉的，它们在中国新文学流变发展过程中起了怎样特殊的作用，意义何在。”在具体研究中，他注重对中国作家接受日本文学因素过程中主体意识和接受心理的考察，强调中国作家在接受中进行创造性改写的现象，“有意识地将中日文学关系的探讨与新文学传统之形成结合起来考察，辨析出了中国现代文学某些新传统之原型及其最初的积极意义和负面作用”，中国作家在接受日本文学影响方面的得失就与中国作家根据对中国现实的需要而进行的选择有关。因此，对日本文学的选择和学习促进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生成，这也是对中国文学现代性问题作出的新的阐释。同时，方长安教授没有采用中外文学比较研究中普遍存在的空泛的平行比较方法，而是通过对实证材料的梳理和分析，同中求异、细中有辨地发掘中国文学对日本文学影响的转化和中国作家在接受日本文学影响时的相互影响与差别以及矛盾对立的特点，既有史实的依据，也有细致的考辩，有效地拓展了中日比较文学研究的空间，也深化了对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认识。 选择·接受·转化在对近现代中日文学关系研究的创新上，还体现在对一些学界忽视的课题进行开拓性研究，提出新的观点和论题。他发现前期创造社与日本自然主义文学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性，但这却是未被深入研究的课题，究其原因是前期创造社主要成员在一些场合表示过对自然主义的不满。他延续了日本研究者对前期创造社与日本自然主义有传承关系的判断，进而对这种传承关系作了详尽地分析和论证：先是厘清了日本化的自然主义与西方自然主义的区别，说清了前期创造社反对的是西方的纯客观写实的自然主义，以前期创造社自我小说受日本私小说影响为实例，具体分析了两者之间的传承表现，即在题材的自我经验性、自我告白的行文方式和暴露现实的悲哀上。同时也指出，前期创造社对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传承是一种背离式的，这是中国作家对日本文学借鉴时所进行的自我转换，符合中国五四文学的现实语境，体现出建构五四文学的努力。此外，方长安教授在研究中注重从发展的角度分析日本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表现出清晰的历史意识和眼光。他认为，周作人倡导的“人的文学”观的形成来自于日本崇尚自然的文化观的影响，周作人是在对厨川白村灵肉调和论、新村主义和小说神髓的认同中，形成了“人的文学”观。“但五四后，他自觉告别新村，对人的文学观内在结构进行某种调整，但他未意识到，他是以更地道的新村方式告别新村，于是调整后的文学观着上了更深的新村主义色素。他以调整后的文学观，整合夏目漱石、有岛武郎的文学论及俳句、川柳等，致使人的文学观发生质变。”方长安教授在探讨文学个案的时候，不是在孤立的论述和单调的比较，而是以宏观发展的视野，把文学观念的变化置于整个现代文学发展的宏大叙事之中，展示出文学史流变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揭示出中国近现代文学转型的历史过程。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