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转向看文心雕龙中心的翻译.docx

从文化转向看文心雕龙中心的翻译从文化转向看文心雕龙中心的翻译 【摘 要】全球经济的迅速发展带动了世界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交流，翻译作为各国人民之间沟通的重要桥梁，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时代的变化以及翻译学本身的发展，人们认识到翻译不能仅仅停留在语言学的层面上，而应进一步深入了解，发掘隐藏在语言背后的文化因素，从而更加准确理解语言内涵。于是近年来，翻译学的重点逐渐转移到文化层面，关于翻译与文化关系的研究开始盛行，“文化转向”概念被广泛接受。“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孙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这句话的重点在一个“心”字。“心”在文心雕龙整部书中是个重要的概念, 心是美的,结合整部文心来说,心美哉何处呢?本文主要论述文心雕龙中“心”这一个带有浓厚中国色彩的字的翻译，从文化转向背景出发，分析了在各种语境下“心”的准确理解和翻译，强调了背景文化知识在翻译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文化转向 中国传统文化 心 在世界文化格局向多元化转变的进程中，作为文化交流与传播的必要手段，翻译不仅是语言转换方式，更是传递文化信息、推动社会进步和构建文化的方式。翻译工作者在促进不同文化交流方而起到了重要的纽带作用。因此，研究翻译作品在一定意义上即是研究不同文化的相互作用。 1990年，以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和勒弗维尔(Andre Lefevere)为代表的文化学派提出了“翻译的文化学转向”这一口号，对翻译和译者的地位与作 用做出新的认识，并将翻译研究的重点“从作者转向读者，从原语文化转向译入语文化”。本文从文化转向的析学基础、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等方而入手探讨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以及其重大意义。 一、文化转向的哲学基础 文化转向是备受广泛关注的国际性学术思潮，表现出巨大的活力和学术创造力，为我们提供了比传统研究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和新的研究模式。因此，各种学科的研究对此表现出了极大的偏爱和兴趣。其实，文化转向有其析学基础。 阐释学是20世纪60年代后盛行于西方的析学和文化思潮，是一种探求意义理解和解释的理论。它已成为当代最具生命力的析学思潮之一，其理论影响已渗透到几乎所有的人文学科，甚至自然科学。西方阐释析学发展到今天的最新阶段就是德里达的解构主义。解构主义使人们在翻译研究方而把眼光投向语言以外的东西，为一切学科的文化转向奠定了基础。 二、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 传统的文学研究流派对文学研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形式主义者借鉴索绪尔的语言学观点和研究方法，研究文学作品的语言、风格、结构等形式上的特点和功能;结构主义文论家更是把具体作品文本看成表面的文学“言语”，他们力图透过文本分析，揭示隐藏于深层的文学总体结构即“语言”或“普遍的语法”。新批评派集中研究作品的语言文字和修辞方法;现象学和存在主义也十分重视语言问题。 文学翻译研究更是文学研究的范畴，文化学派的文化转向使翻译研究范式从纯语言层而转向探讨文化层而各因素相互影响与制约的翻译活动，勾勒出了翻译学研究的框架，为翻译学提供新的研究范式。具体来说，文化翻译观包含以下四个方面:第一，翻译应以文化作为翻译的单位，而不应停留在以前的语篇之上;第二，翻译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译码组织过程，更重要的还是一个交流的行为;第三，翻译不应局限于对原语文本的描述，关键在于该文本在译语文化里功能的等值;第四，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翻译有不同的原则和规范。 三、“心”的翻译研究在“文”中映射“心” “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孙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这句话的重点在一个“心”字。“心”在文心雕龙整部书中是个重要的概念,是指与作者的主观意图密切相关的诸如:文人作文的动机、构思,文章的内容、风格、体裁、美学趣味等等。心是美的,结合整部文心来说,心美哉何处呢? 在刘舰的文心雕龙中，“心”具有四种相互联系的美学内涵:其一，“心”是美的内核;其二，“心”创造着美;其三，“心”是审美的中心;其四，心是“文”、“质”统一的纽带。 从文化翻译学的观点看，语言不能脱离社会文化而存在，语言、文化、认知与存在是翻译的本质属性。在文化翻译和传播的实践中，中国翻译界很早就关注到文化与文化语境问题。宋僧赞宁曾说:“译之言易也，谓以所有易所无也。譬诸积橘焉，由易土而殖，橘化为积。积橘之呼虽殊，而辛芳干叶无异。”这是中国传统译论对翻译的定义，即以“橘声淮北为积”来比喻翻译，说明不同文化语境中的跨文化交流的可能性及翻译的本质。从中国的翻译传统看，宗教翻译、科技翻译、西学翻译等不同翻译时期均折射出，译者重视根据文化语境而灵活地采用文化翻译策略开展中西文化间的交流。他们在实践中力图在中西文化中寻找文化交流的互文契合点，注重对“它者”文化的翻译，并顺应性地选择文化翻译策略。 宇文所安在其译著中国文沦:英译与评一论中指出，“心”首先可以指center,中心核心，这主要是从方位上面表示。其次，“心”还可以指示情感比如 “伤心”(sad),“开心”（happy）， “全心全意”(whole-heartedly),“忧心”(worry),“虚荣心”(vanity )。 The feeling of commiseration belongs to all men, so does that of shame and dislike; and that of reverence and respect; and that of approving and disapproving. The feeling of commiseration implies the principle of benevolence; that of shame and dislike, the principle of righteousness; that of reverence and respect, the principle of propriety; and that of approving and disapproving, the principle of knowledge. Benevolence, righteousness, propriety, and knowledge are inborn, not infused into us.（侧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侧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烁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宇文所安同时也强调，“心”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从自然之“文”到人之“文”的蜕变过程。“天文”(即天文学) 中“文”与孔子谈论教化和传统彬彬有礼之风所使用的“文”以及“书面语言”和“文学”之“文”，包括后来的“文采”之“文”它们是有共同起源的，这些含义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由于中国文学是自然统一体的结果，文学文本也就不是对自然的摹仿或对自然的再现，这与西方文论有着很大的区别。既然人的本质特性是“心”，与人相应的“文”就通过“心”表现出来，它认识世界，对世界作出回应，然后再让这个中介在“文”即写作中显现给“心”。 宇文所安教授进一步指出，用以显示世界某一方面与人类某一意识结合的书写语言本身就是自然天成的，日月、山河、天地都有其“文”，即自然之“文”，而人类作为万物之灵，借助于“心”可以通过语言对思想感情加以表述，而且人的语言还可以显示出“文采”。 “心”在自然过程中使天地日月自然之“文”与人之“文”的区别得以显现，语言是“心”得以外在表现唯一和特有的形式，这就是所谓的人之“文”。中国之“心”作为反映内心情感意志的自然符号与西方文学作为对自然的摹仿之间的二元对立。所以，我们应该格外注意，不能割裂自然之“文”与人之“文”之间的关系，自然现象之“文”属于自然美，社会现象之“心”，属于艺术美。 （一）“心”是“为文”的核心要素 原道篇探讨文的本源,认为文本于道,这种道包括自然之道和圣人之道即儒家之道。再综合序志篇所说的“盖文心之作,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可知文之心就是“本乎道”等五个方面的内容,“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原道)可见文章的写作是根源于道的。 文源于道,文反映的是意识化的道志。而心是产生志的器官。在原道篇中刘勰概括指出了一条美的表现规律:“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这种“心言文”的表现方式以“心”为内核,外壳是语言,表达形式就是“文”, 这说明了“心”与“文”的一致性。“文”是外在的形体美,它的内核“心”,就是产生形体美的内在依据。这种表现方式带有明显的儒家色彩。“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毛诗序),“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 左传襄公二十年),既然心是思维的工具,是“志”产生的器官,那么它也必然是言情道志的文的核心。 当然,原道所说的文有自然之文也有人之文,“傍及万品,动植皆文”,“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软?”关于人之言所形成的文,刘勰得出结论:“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 （二）心在文的写作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神思篇是文心雕龙创作论的第一篇,是创作论的总论。对于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阶段构思,刘勰在神思篇中作了论述: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捷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在这一论述中,刘勰提出了“神与物游”的文学创作的心理过程,即作家将自己的心理活动完全融入物象之中,运用物象进行思维。 综上,心关系到作文的全过程,所以“心哉美矣”,根基于心的文也自然“为德也大”,得以与天地并生。 四、文学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意义 文化研究作为全球普遍关注的国际性学术思潮，游走于各种学科之间，表现出巨大的活力和学术创造力，为我们提供了比传统研究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和新的研究模式。翻译是介于我者文化和它者文化之间的媒介，并受到后者(译语文化)语言或文化契约的影响。面对语篇文本上的文化距离以及存在的多种互文性，译者应将意识突显焦点在文化的层面上，也就是说，文化层面的互文性应优先于语言层面的互文性。 然而就中国而言，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政治经济地位给中西互译一度带来诸多困难，作为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和帝国史的国家，中国始终倾向于将自己视为文化中心，在翻译外来作品时不自觉地用本上价值观、伦理观和审美取向解读和改写原作;另一方面，在后殖民时代，中国同样面临霸权文化的渗透与侵蚀， 相对薄弱的政治经济地位以及特殊的语言体系使译文研究作品的力度和质量不尽如人意，中国的文学翻译研究滞后于文化研究。二者相对孤立，大部分研究仍是从作者和原语文化出发，将译本视为从属于原文的复制品，翻译研究和批评始终徘徊在译文对原文“忠实与否”的微观层而，不能以宽容的态度分析“叛逆”背后的文化因素。这种沉溺于字而形式转换的研究缺少理论指导的前瞻性与宏观性，无法认识文学翻译的真正功能。由于存在不同的文化规约和语言规约，要完全消除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之间的认同距离是比较困难的，但是，译者应最大限度地在不同文化语境之间构建最佳的文化互文性。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消解文化距离和心理距离，有效实现“和谐”文化交往。为了使译品具有相应的文化可读性和认知效果，译者应努力寻求适当的文化移植策略去跨越文化交流的屏障。这种文化移植是一种积极的顺应或妥协的文化翻译策略，目的是调和各民族语言和文化的差异，使译语达到最佳的语境效果。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