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选官制度.doc

如有侵权，请联系网站删除，仅供学习与交流明朝的选官制度【精品文档】第 7 页明朝的选官制度编辑日期：2011-3-16  作者：民间历史爱好者协会  一， 选官制度的执行机构  首先，先讲讲明代选官制度的几大主要参与机构， (一) 皇帝，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皇权一直是至高无上，并且以各种形式渗透到社会和政府机构的方方面面，在明代也不例外，最典型的，就是选官制度中的一个名词，“特简”，或者“超擢” 。 a) 特简，意思就是皇帝直接任命某人担任某个官职，在明代中前期，内阁辅相以及吏兵户三个部的尚书，都是皇帝特简任命的。 b) 超擢，意思跟特简差不多，但是更偏重于一个“超”字，意思就是皇帝直接任命某人担任一个走正常途径不可能得到的职位。 (二) 外廷文官,明代政府的运作，是紧密团结在以万岁爷陛下为核心的朝廷周围，由文官集团推行各种政策。其中外廷文官里，对选官制度影响最大的主要是：内阁、吏部、言官三个部门。 1，先说吏部，吏部主掌选官事务（历史上有个专用名词叫做“铨政”），吏部尚书是正二品，在明代政府体系中，他是外廷文官之首。吏部尚书下面是侍郎二人，以及四个清吏司，四大清吏司分别是文选、验封、考功、稽勋，文选郎中主管官员进退赏罚，验封郎中主管爵位承袭奖励，考功郎中主管考核复查官员行政状况，稽勋郎中主管功勋褒赏官员籍贯等事务。侍郎名义上是吏部副手，但是在明代吏部里面他真正管事的时候并不多，侍郎下去是郎中，这个是真正管事的官，相关的官员进退升降，都需要由文选郎中拟定名单，提交吏部尚书批准，当文选郎中跟吏部尚书讨论官员名单时，哪怕是侍郎，也不能前去打扰，完全是两个人之间的机密对话。郎中下去有员外郎、主事、司务、照磨等等属官，这个是吏部的大致结构。吏部之所以对明代选官制度有着重要的作用，主要是因为两点：1，吏部本身职责所在；2，吏部尚书本身职位极重。具体情况，我在下一节里会具体分析。 2，接下来讲内阁。内阁辅相，本来只是五品官，是明太祖的秘书，不能直接干预朝政，到了他儿子朱老四，也就是明太宗时代，因为皇帝的器重，所以内阁逐渐重要起来。到了明太宗的儿子大胖子仁宗，以及孙子宣宗的时代，由于杨士奇等内阁辅相是数朝老臣，所以先后加了三孤和尚书衔，地位越发崇高。再往后，由于形成了一个叫“票拟”的惯例，以及内阁首辅往往利用本身崇高的威望干预部务，所以内阁逐渐开始宰相化，变为外廷文官之首。 3，再下来说言官。分为御史和给事中。御史的职责在于替皇帝监督百官和人民，纠察弹劾官员的不法行为；给事中的职责在于监督行政事务，皇帝有什么事情要六部办的，必须先经过六科给事中的允许，给事中觉得这份诏书有问题的，就封驳：封，就是封还，也就是把皇帝的诏书送回去；驳，就是驳正，就是改正其中错误之处。 外廷文官中对选官制度影响力最大的，主要是这三个部门。 (三) 内廷，说到宦官，要纠正一个常见的错误，清宫戏中称呼所有的宦官都是“太监”，实际上明代只有地位比较崇高的宦官才能称为“太监”。宦官中最重要的，是司礼监掌印太监和司礼监秉笔太监。司礼监秉笔太监和他下属的文书房宦官们，每天的职责就是替皇帝批红，法理上，他们只能“照阁票批红”，也就是说用红笔把内阁票拟好的意见写到黄纸上，如果发现有什么偏旁错误的，就改正一下，但是当他们受到皇帝完全的宠信，并且在外廷文官中有足够的支持者时，他们就会胆子大到随便改动内阁的票拟，甚至假传皇帝中旨（中旨就是不经过内阁票拟以及六部审议，直接从宫里发出来的诏书，按明代惯例六部接到中旨之后覆奏确认，而后照办） 。司礼监掌印太监，顾名思义，就是代皇帝敲图章的。此外，还有东厂、西厂、内行厂这几个特务机构，他们的头头也是宦官。  好了，介绍完了这些，现在开始讲具体的选官制度。 二，明朝的选官制度 a) 明代选拔官员，一共有：科举、荐举、吏士三个途径。不过一般来说，明朝最重视的是科举这一途，而其中最重视的则是进士科。通过官员选拔，获得官员候选人身份之后，就要面对铨选制度了。 c) 选官制度的演变，自嘉靖以后，上自内阁辅臣和吏部尚书，下自地方大员，大部高级官员，都由廷推出身.有个官员曾经说过，“我朝大臣多出廷推，其不由廷推出身者多被论去”，原文大意如此，也就是说明代中后期形成的惯例，就是高级官员必须由大家推选产生，你皇帝可以特简官员，但是往往会被言官以及同僚弹劾下台.现在有个时髦说法，即认为明代具有民主风气，我不能完全附和这一观点，但是也不全盘否认，比如在选官制度上，皇帝就明显收到大臣们的约束.首先，形成廷推和部推的惯例之后，皇帝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随便任命官员。  比如明英宗曾经想给皇亲徐世英挂一个尚书衔，结果被言官们骂得焦头烂额，最后一面训斥言官们“有在来说的，打光牙齿”，一面给徐同学随便安排了一个中书舍人的小小小官.又比如明宪宗一度想废除部推，把地方官的任命权揽到自己手里，当时的御史刘璧就上书讥讽他说：您这么一个九五至尊的皇上，却来管部里的事，也不累得慌。下面的官员们按照惯例推选出官员，如果有了问题，那么自然有人负责，但如果是您自己选官，选错了人谁来负责？而且您是皇上，成天呆在宫里，怎么可能知道谁是贤人，谁又是蠢材呢?其次，虽然部推和廷推的名单需要由皇帝画圈，而且皇帝可以推翻之前的候选人名单要求重新推选，但是不管怎么说除非个个皇帝都学晚年的万历那样躺倒装死，否则他就必须在大臣们提出的名单里面选人，这样一来皇权行使的范围就受到了制约.最后，由于选官级别越高参与者越多，所以皇帝在高级官员的任免上受到的压力就越大，试想一下，外廷十几几十个年纪可以当你老爹甚至爷爷的官儿们推选出的名单，你翻脸不认一次也就算了，难道能次次都翻脸？当然，这也是玩笑话，但是明朝皇帝在高级官员任免上往往受到巨大的压力，这个是事实。 d) 内阁和吏部在选官制度上的竞争可以用这样两个词语来形容吏部和内阁,吏部：自命宰相；内阁：事实宰相。   吏部由于在封建社会最重要的选官制度上发挥极其巨大的作用，再加其在法理上是六部之首，所以往往自命为古代的宰相内阁辅相替皇帝处理政务，而且往往由翰林院中最NB的人物来出任，是外廷文官中最接近皇帝的人，而且又是文官中的精华。  在明代中前期，内阁在选官制度上能对吏部施加的最大压力，就是本身崇高的威望，以及由此带来的在推荐官员方面的优先权.而吏部则始终牢牢地把部推和领衔廷推权握在自己手里。到了弘治朝，孝宗皇帝大小事务都由内阁票拟，而内阁中又出现了丘浚这样又是大学士又在礼部里管实事（之前的大学士只是挂尚书衔，并不管事）的人物，所以内阁对吏部的压力进一步加大。至正德末年，杨廷和这个天才在内阁里管事，吏部说话的份越来越小，比如在嘉靖继位的问题上，吏部尚书王琼根本没有发言权，以至于他跑去跟杨廷和发飙说“我冢宰也，外廷我为大，何事我不得预”，但是杨廷和此时是托孤重臣，历事二朝，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王冢宰也只能吃瘪。嘉靖一朝，几个内阁首辅都是有大才却无私德之辈，张璁、方献夫、夏言、严嵩、徐阶，一个个气焰嚣张，吏部尚书在他们面前抬不起头，就像跟班一样，明人沈德符评论说，张璁夏言的时代，吏部尚书“旋进旋夺”，而严嵩的时代，吏部尚书完全就是他私人拎包的。  到了隆庆朝，出现了一个非常非常NB的人物，我个人认为，他代表了内阁辅臣权力的最高点。 他就是高拱。隆庆四年，高拱以内阁首辅身份，兼管吏部事务，也就是说，他一个人把持了替皇帝处理政务和替皇帝选拔人才两项大权，他之前虽然有严嵩这样管了一两个月吏部事务的首辅，但是像他这样身兼二职两年多的，明朝267年间，还真是独一无二。之所以说他是内阁辅臣权力的最高点，是因为他完全是在合法框架下行使权力，而之后的张居正则实行“宫府一体”，跟冯保联手控制朝政，正如张居正所说，“我行摄事，非相事”，他更像一个摄政王，而不是宰相。到了高拱这个份上，吏部连尚书都被内阁做去了，那么还有什么可留下的 。高拱、张居正两代内阁首辅手里，吏部完全要仰内阁鼻息而活，在选拔官员上根本没有自己的独立性可言。张居正之后，首辅们鉴于他身死家破的先例，都主动放权不揽事，一时之间号称“阁部相安无事”。    到了万历末年，福清人叶向高担任内阁首辅，此时的吏部尚书是赵南星，两人都属于广义上的东林，而叶向高一人在阁三年，威望崇高，内阁跟吏部在此时形成了一种领导而又合作的关系。天启、崇祯二朝，国事糜烂，但是内阁辅臣依然凌驾于吏部之上，只是有的时候，主要是当辅臣们不想管事的时候，他们就搬出祖例来，给自己推卸责任，说什么我们只是参谋秘书，从来没有管六部的权力，BLA BLA BLA. 这些话，有时会被历史学家引用来证明明代内阁权力的软弱，事实上说这话的人根本就不是这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