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商业性性服务者的组织特征流动规律及艾滋病防治对策研究.doc

女性商业性性服务者组织特征、流动规律及艾滋病防治对策研究以四川省Y县为例富晓星2012-9-17 15:00:41来源：人口研究(京)2006年6期第7481页【作者简介】富晓星，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人类学博士生。北京100872【内容提要】 我国艾滋病流行已进入快速增长期，经性途径传播比率逐年上升。女性商业性性服务者作为艾滋病易感人群，受到来自医学科学、社会科学与多方力量关注。本文把女性商业性性服务者作为文化组织进行研究，在成功掌握这一群体组织特征、流动规律基础上，给予艾滋病防治本土组织性应对策略，提供人类学在当今社会难题解决过程中应用实践。 【关 键 词】性服务者/艾滋病/人类学/文化/组织/流动1引言本文研究对象是艾滋病高危行为发生者之一，女性商业性性服务提供者（以下简称性服务者），就是我们俗称“小姐”、“妓女”。 近年来，这一群体艾滋病感染比率不断提高， 日益严峻现状促使政府将在性服务者等艾滋病高危行为人群中开展艾滋病预防与干预提上日程。本文关注就是如何从人类学角度设计有效文化及应用实践，为解决这一社会难题提供政策建议。在梳理文献过程中，我们发现疾病尤其是性病与性服务者生活是紧密相连。论及这个问题，建国前资料往往集中于“花柳病”类型、患者悲惨下场、控诉旧社会娼妓制度等，而性病流行状况、治疗过程、健康观念等观察则是缺乏（王书奴，1998；武舟，1990；孙国群，1998；李文海，2005）。建国后，禁娼政策有力实践曾一度杜绝了卖淫嫖娼现象，新政府把相当大精力投入到根除性病工作中，此时疾病治疗已经超越个人健康需要，强调为构建社会主义社会秩序与道德规范（一夫一妻制实行）政治话语服务（贺萧，2003；北京市公安局，1988；天津市公安局档案馆，1950；杨法曾、贺宛南，1988）。改革开放后，性交易活动再度兴起并迅猛增长，性传染病在根除近20年后再度出现。卖淫现象在中国重新得到重视，一方面旨在防止其危害既定社会秩序；另一方面缘于其对公众身体健康不利影响；恰逢其时流行于全球艾滋病作为社会控制与关注公众健康载体，在中国社会转型情境中发挥着作用。这表达在：性病与卖淫之间存在联系使政府把控制卖淫作为控制与减少性传染疾病与艾滋病传播重要手段（Evans,1997）；同时艾滋病“性传播”被利用为中国“性革命”出现以后“整肃性道德最后一线希望”（潘绥铭，2002）。然而，种种措施并没有阻挡艾滋病前行脚步。20世纪90年代，我国艾滋病流行进入快速增长期，经性途径传播比率逐年上升， 社会政策倾斜及大量国内外组织资金注入推动政府在高危行为人群中开展了一系列防艾干预实践。 进入21世纪，艾滋病不再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媒体建构“腐朽没落资本主义社会象征”，政府部门与各方力量采取更宽容、更人性化防治措施针对艾滋病“高危行为”而非“高危人群”进行干预。性服务者健康及疾病问题，终以前所未有重要姿态，在道德风化控制缝隙中呈现在公众视野中。诚然，艾滋病流行及传播无疑为性服务者健康保障搭建了政策语境下快捷平台，如今政府与民间组织可以公开地通过各种途径关怀这一群体；然而现实状况却不容乐观。首先，社会公众道德化歧视迫使性服务者转入地下，隐蔽性与流动性强，我们很难找到她们，毋须说有效地控制疾病；其次，政府在采取保护性（鼓励与帮助高危行为人群改变不安全行为）或惩罚性（对高危行为人群采取更加严厉打击）决策上陷入逻辑两难（夏国美、杨秀石，2005），一些初具规模干预模式与经验往往由于部门间职能冲突而遭中断。同时，医学科学一直主导着包括性服务者在内各类高危行为人群防艾实践话语权，其对致病原因及临床病症关注忽视了疾病产生与流行结构与文化等质性因素；上述诸种状况导致了性服务者防艾宣传与干预工作单一化、分割化现状，即生物医学思路不能随人群流动而及时调整与转换，从而无法有效与持续地开展工作。社会科学力量参及有助于此类问题解决。人类学经验研究对于艾滋病防治事业贡献及创新之处在于，其对世界观（某一人群共同信念与价值观）及社会现实敏锐观察对于理解艾滋病危险性以及设计干预方案起着重要作用（Michael Duke、李江虹，2006）。同时，其一贯倡导对弱势群体人文关怀有助于及性服务者接近与交流。本研究田野工作表明，掌握性服务者组织与流动特征是找到目标人群并有效控制疾病方式之一。这是基于人类学对于社会组织文化观察得出本土应用性策略，也为更好地贯彻相关政策提供重要社会科学理论依据。本文采用数据资料是在20042006年于四川省Y县及周边地区进行项目调查中获得，研究方法采用人类学参及观察、深入访谈等定性研究方法。2性服务者作为文化组织从早年致力于研究部落社会学院派角色，至参及并指导当代社会发展政策顾问甚至决策者，人类学家需要从田野体验以及书面与口传陈述中寻求社区人们是如何组织起来信息（庄孔韶，2004）。大致有严格家礼、续谱、乡约制度严密宗族家族组织，小至进城务工松散小保姆群体，各类组织都在人类学研究视野与理论涵摄中。在“体面社会”及它非正常社团连接处，妓女是所有那些所谓边缘群体中最接近这个连接点人。她们始终处在这样一条不断移动着分界线上：一边是被社会抛弃人群；另一边是拒绝她们或被她们拒绝社会（安克强，2004）。即便不是在艾滋病防治背景下，单单理清性服务者在时空变换场景中，在主流社会及其边缘“游走”行为及特征，就是一个观察社会绝妙视角。人类学所关注正是非公娼制下，性服务者在主流社会及其边缘“游走”过程，即这一群体组织与流动动态过程。性服务者与一般流动人口不同“游走”私密性决定了对这一人群关注，不可能是制度化静态实体或者说是正式组织“入行”方式亲缘、地缘文化特征笔者调查显示，Y县性服务者大都是从其周边农村社区流入县城区从事性服务行业。目前Y县约有性服务者1000余人，相对固定约有310人（中英项目，2005）。性服务者“入行”方式有明显熟人帮带特点，亲缘地缘特征明显，以这种方式入行比例占我们样本量58.33（有效样本量64人）。细说其中关系，又可分出同乡、近亲与远亲，还有熟人、同学、朋友等。可以说，性服务者外出流动及普通农村人口依靠同族同宗同乡地方关系等向城镇流动具备一定相似性，因为性服务者本身就是流动人口一部分。从19802000年，Y县所在X市农村劳动力从180.2万人增至231.5万人，可耕地面积却从33.4万公顷减少至27.9万公顷， 人多地少困境造成大批农村青年外出务工。同时20世纪80年代以来，城乡二元结构已经有所松动，城市中出现了一个具有相当规模可以允许农民进入“自由活动空间”（李强，2004）。农村“推力”（收入低、无好发展机会等）与城市“拉力”（见世面、收入高等）整合促使农村人口希望找到合适渠道进入城镇工作；这时建立在熟人社会基础上初级社会关系及其互动网络扮演了重要角色。布尔迪厄习性论主张，社会行动者是历史产物，是整个社会场历史产物。习性是用它所孕育有关习性整个历史来选择与扩充刺激（布尔迪厄，1997）。人们在交往互动中产生了适应性社会规范与习俗，并通过文化濡化内化于心成为成长基础，因此习性是时空产物并在时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历史上，Y县宗族组织发达，“无论大族小族，兴衰及否，都立有族规，以规诫子孙从善去恶”。 通过对性服务者小朱访谈，我们了解到她来自一个有几个大姓组成村庄，她就是由一个同姓姐姐带出村庄；至今她仍旧清晰地记得家乡祠堂模样。人们对于往昔过去记忆成为“深具意义历史”，因此宗族亲属关系、传统地缘关系在当代乡村社会结构与生活运转中作用不可小觑，人们行动依然会直觉性、惯例性地依赖传统与家庭。日常惯例是本体安全感与本体意义上信任赖以形成基础。而这种本体安全感及信任又是日后种种信任赖以发育基础（郑也夫，2001）。因此在Y县甚至是整个中国乡村社会，那些很早离乡并“小有成就”乡村社会“熟人”“家长”权威Y县性服务场所根据卫生状况、格局陈设、小姐外形等指标分为高、中、低三个档次，其中高档场所5家，中、低档场所39家。 场所内部分层一个重要指标是性服务者出台价格。一般来说，高档场所性服务者出台费平均为130150元，老板从中扣取3040元；中档场所出台费平均为5080元，老板扣取1020元；低档场所出台费2030元，老板扣取510元不等。大部分性服务者工作场所与住宿场所在空间上是合二为一或是相邻，因此场所老板对该部分人群有很强操控能力，这尤其表达在中、高档场所管理之中。首先是严格上班时间规定，天冷时晚67点上班，天热时晚8点上班。其次是老板负责安排性服务者食宿。她们一般吃中餐与晚餐，老板会自己做饭或由自己家属或雇熟人来做饭。性服务者多称呼老板为“哥”、“姐”。这种时间、空间紧密联系与情感上营造亲密关系，好似一个临时组建“家庭”。在这个“家庭”中，老板具有绝对“家长权威”。Y县城区娱乐场所当地客人较多，与老板又很熟悉，如有性服务者“不听话”，老板会在安排客人方面给予性服务者惩罚，将熟客安排给“听话”性服务者，而这直接影响到性服务者经济收益。而当性服务者及客人发生种种身体与心理上冲突时，老板往往会由于熟人关系出面进行调解。Y县部分娱乐场所有相对密切联系。有“邻里场所”（地缘临近）与“熟人场所”（甲老板是乙老板朋友）之分。老板在生意繁忙季节，也可通过人际网络组织各自人力进行“串场”姐妹圈带入性服务者由于各种原因，也会在各娱乐场所之间流动，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1）客人追求新鲜感，促使老板不断更新场所性服务者，以增加其经济收入。2005年末在对Y县一个娱乐场所老板访谈中，他提到大多数场所性服务者每隔34个月就会发生大换血。（2）性服务者在主观愿望上总是为寻找条件更好、收入更高场所而努力，并尽力通过各种关系与机会向更高档场所流动。这里就存在根据场所分层而进行由高至低或由低至高垂直流动。由低至高情况比较少见，这个过程牵涉到人情等复杂因素。常见是由高至低流动，不难理解当性服务者年龄渐增，容颜渐老，如继续留在高档场所，就无法及其他年轻貌美性服务者竞争，因此她们会选择向中、低档场所流动。（3）除却老板安排“串场”，性服务者自身也在场所之间进行平行流动。同一地点或场所性服务者间交往较多，在第二次乃至接续流动过程中，她们往往选择从业姐妹结伴同行。或者有一两个“急先锋”先到别地方去，如果感觉好就相继介绍其他姐妹过来。性服务者流动频率高，从一个月到几个月不等，也有个别人呆得时间较长，在同一个场所会停留一年以上。性服务者小胖给笔者印象就是不安定。笔者3月份与她联系时候，她与同行3个姐妹已经从Y县流动到了成都，五一黄金周她们又跑到内江“淘金”，黄金周后她们又返回Y县。此外，广东、云南县市地区，也是Y县性服务者偏爱流入地。从上述垂直流动与平行流动中，我们看到性服务者仍旧采用姐妹圈（亲缘地缘业缘）带入新从业地点惯常流动方式。从性服务者入行日常生活流动循环往复过程中，姐妹圈贯穿并嵌入在性服务者生活中，并随人群流动而流动。在跨场所、跨地区流动过程中，基于亲缘、地缘与业缘建立起姐妹圈信任网络，使她们在生活上彼此照顾，精神上互相关爱；如生意不好时互相借助金钱，生病时一起买药看病等。家族主义与人伦关系持续性在动态文化过程中得以表达，在农民社区我们有可能在一个社会及人事过程中获得一组亲属“身份”性本分行为（庄孔韶，2004），如将这种理念与行为移植到流动性服务者群体中仍然奏效。2.4家乡与场所循环流动笔者调查显示，性服务者具有季节性流动特点。过年一般返乡（占89.58，有效采计量64人），农忙时节也有部分返乡。如果春节期间娱乐场所生意较好，近距离性服务者有回流现象。由于这个行业需求量大，特别是对新鲜面孔偏好，老板也会在性服务者回乡之前叮嘱她们带新人出来，于是随着新年开始，新一批性服务者从农村又开始流入城区。很多性服务者按月或每隔几个月就给家庭汇款，而上述特点也及前面所述流动人口尤其是农民工总体特征是相符。正如大多数农民工在城市挣够了钱，最终要回到家乡一样，性服务者梦想一般都是积累一定资金，回家开个小店或做点小生意。做出这样选择，一方面缘于城乡地位、身份、生活方式上差异以及叶落归根等传统观念影响；另一方面缘于性交易高回报率使得性服务者不太接受其他回报率较低职业，因此在走出这个行业后，她们倾向于做小本买卖。这样生存方式更加自由、轻松、在收益上也相对较好。但是，她们设计未来职业并未考虑到小本买卖风险性，如果生意蚀本，就很可能导致她们重新进入性服务行业。这是一个怪圈，一旦被卷入，在这个圈中进进出出多少回合也是有；这同时是一个围城，她们在城里城外来来回回地游走，在自我道德许可及传统乡规民约矛盾及隐瞒中挣扎，何时能给自己找到一个宁静栖息之地？3性服务者艾滋病易感因素及防治对策研究性服务者工作生活种种细节中都可能存在传播HIV危险，而这些传递危险行为细节与微观层面上行为动力可通过人类学田野来观察获得。通过我们研究发现，性服务者艾滋病易感因素如下：（1）相当一部分性服务者年纪较轻，她们性器官发育不完全且性生活史较短，因此性器官在较频繁性活动时更容易擦伤，并导致炎症与性病。而当炎症与性病处于长期“治而不愈”状况时，性器官就等于向体液开放，这就大大增加了感染艾滋病机会。调查表明，低龄性服务者已经染上轻、中度性病人数占80左右，这些人都是潜在可能感染HIV易感群体。（2）性服务者及客人协商安全性行为时处于劣势，如果客人执意坚持或态度粗暴，往往很难达到使用安全套目；性服务者甚至遭受生理与心理双重重创。（3）社会公众道德化歧视迫使性服务者转入地下，隐蔽性与流动性强；此外，她们缺乏预防性病、艾滋病知识，往往是出现症状也不知治疗而继续无保护性服务活动，从而成为艾滋病传播桥梁人群。（4）误诊与用药不当也是一个比较突出问题。在Y县疾控中心就医性服务者中，大约有2030人属于用药错误而使性病久治不愈甚至加重。对疾病与药理完全不了解与羞于就诊都是导致这种情况发生原因。比如淋病、梅毒与霉菌感染，患者本应使用不同药物治疗，但是很多时候性服务者则是根据想当然或无根据地模仿其他姐妹用药状况照方买药（非处方药），因不能对症下药，常常贻误治病良机。还有一种常见情形是，既然不懂药，于是干脆采取简单用清水冲洗性器处理方法，这也属不当处置。目前，疾控系统采用国际通行行为改变策略与实践，在性服务者群体中开展艾滋病预防与干预工作。如通过外展与同伴教育等方式，开展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促进安全套使用与鼓励接受性病诊疗及生殖健康服务等综合干预措施（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04）。在汲取国际社会行为干预成功经验与知识同时，人类学家认为应把问题“从对行为本身关注转向行为发生文化情境以及组织这些行为文化象征、意义与规则上”（Parker,2001）。笔者在Y县田野工作表明，人类学应在知晓特定社会结构与文化规则基础上对性服务者组织及流动理论研究在先，将降低危害知识与信息在原有意义系统中进行阐释“经验远离”至“经验接近”，并通过文化转换及调适，将更新了信息及策略整合到区域性活动中去一一寻求对应性组织应对策略，这是人类学导入应用性工作重要前提。基于人类学理论诠释，我们针对性服务者群体提出具体艾滋病防治建议如下：首先，根据Y县性服务者同宗同乡组织特点，在性服务者流出地进行艾滋病预防知识宣教。如前所述，这一特定人群入行往往是通过亲缘、地缘关系或女性姐妹圈带入方式进入性服务行业。由此可见，亲属关系、朋友关系、熟人间亲与及互利在传统文化结构中相当稳固，并在当下时空场景中维持其持续性与韧性。农人记忆中宗族戒约至今影响着他们对于某些职业态度，同时传统宗族中诸多族规名目，如孝父母、睦宗族、规范夫妻关系、族内互助等对其内部成员具体行为具有规约、监督作用，这也是社会控制有效资源。最为有效社会控制来源于人内心，它是及文化“濡化”相配合过程（庄孔韶，2002）。因此在流动人口来源地，有效地利用宗族亲属关系网络时，需将社会文化资本运行引向积极方向，避免有组织违法行为与“杀熟” 现象出现；注意整合宗族亲属系统及地方乡村行政系统资源，对外出务工人员（不仅仅是性服务者，因为她们往往隐瞒工作实况）开展包括道德教育、健康教育、职业教育在内综合宣教活动。这就从性服务者输出地源头上能进行有效地、有组织地干预。其次，在性服务者平行流动与垂直流动中，更大范围内同乡、同村、同学、同业联络组织与结伴流动方式是性服务者经常采用；所以通过她们姐妹圈进行姐妹之间防艾知识交流是相当必要且有效。目前公共卫生界偏爱在流出地与流入地进行分割式单一宣教，这是一个无法控制目标人群流动、事倍功半静态举措；而姐妹圈带动性服务者流动是一个动态文化过程，是可以掌握性服务者流动发源地与目地之间关联性及其自组织文化特点并有效切入。就“干预”本身而言，是外在力量介入特定文化组织一个过程（李楯，2004），而最为有效方式是让组织内部成员，即性服务者自己来防病。因此我们要发动性服务者自己去体会，自己去参及，自己教育自己，才能达到有效干预目。我们应该致力于在性服务者中发展“骨干小姐”（圈内人际网络广，威信高），对她们先期进行防艾知识尤其是性病诊疗知识培训多数性服务者罹患性病，并且部分人错误地模仿其他姐妹用药买药，常常贻误治疗性病良机。“骨干小姐”使用姐妹们熟悉语言与方式，灵活开展姐妹圈同伴教育，这样在流动过程中进行性健康及艾滋病知识普及才是卓有成效。第三，调查发现，娱乐场所老板对性服务者有很强操控能力，所以要重视老板在防艾工作环节中重要性。建议疾控部门可及娱乐场所老板签订艾滋病防治项目责任合同书；发展娱乐场所老板为同伴教育员，负责对场所内性服务者进行性病、艾滋病预防知识宣传培训。鉴于性服务者流动性大特点，应对场所新来者及时进行培训。通过建立奖惩制度（可依据中华人民共与国传染病防治法、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将艾滋病防治业绩同娱乐场所经营利益挂钩。同时由于性服务者在及客人协商使用安全套时处于被动地位，老板可利用其及熟客之间穿梭能力，出面解释劝说，从而提高性服务活动中安全套使用率。第四，农忙时期与春节期间是性服务者流动一个高峰期，绝大多数性服务者要返乡过年与从事农业劳动。因此，在农村社区开展针对流动人口培训工作要充分抓住这两个黄金时期。同时，在返乡期间，该人群可能再次通过亲缘、地缘关系与姐妹圈关系发生新二次流动，因此在这两个返乡流动高峰期前，要加大力度开展性服务场所防艾知识宣传与同伴教育工作。第五，利用妇联组织对应性地进行细致艾滋病预防干预工作，形成“组织”对“组织”对应模式。妇联名义上是非政府组织，但在行政隶属上又属于政府机关，其政府NGO性质有利于推进与强化政府及相关部门对于性服务者干预活动。其次，妇联组织具有遍及城乡网络，可以利用其网络影响、动员、培训与吸引妇女干部参及到艾滋病防治工作中，全面进行市县乡村各级性服务者干预活动。再次，妇联作为妇女“娘家”组织，容易赢得性服务者信任，而且妇联将性别视角及性别意识作为项目活动原则，将会充分考虑到女性在社会生活中弱势情况。因此建议妇联组织在性服务者流动各个环节进行干预，如一方面确定对回乡性服务者开展宣教与帮扶；另一方面按照Y县及周边诸县性服务者跨省流动到广东、云南各地聚居规律，让两省地方妇联联手利用同乡关系开展艾滋病防治宣传。第六，中国城乡分割二元分层体系长期存在，致使农村社会与经济发展严重滞后。同时滞后还有中国农民子女教育问题。很多农民无力供子女上学，同时由于儒家传统“香火”观念，以及农村养老保障体系不健全，导致农村普遍存在重男轻女观念，因此女性在受教育权利上处于弱势，早年辍学可能性较大。中国官方学校系统青少年性健康教育及艾滋病知识教育相当薄弱，也比较迟，这从前述性服务者艾滋病易感因素就可见一斑。因此建议适当提前农村青少年性健康教育与艾滋病知识教育，并编写适合这一年龄阶段心理特征相应教材或读本。4结语改革开放后，禁娼及驱娼存在悖论使性服务者生存于权利控制及满足社会需求双重真空。在这样一种状态下，关注这一特殊人群健康与相应医疗保障是失语。艾滋病流行使性服务者备受重视，然而其双刃剑性质，以及疾病及性服务者角力成为社会文化建构过程。在目前中国，“性产业”虽然仍旧是非法、地下，但是它已经形成了自己系统与运行机制（潘绥铭，1999）。如何在社会变迁过程中了解这一组织系统与运行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全面考察健康、疾病、治疗及文化联系成为人类学观察焦点与应用意义所在。对四川Y县性服务者群体描述显示，四川性服务者组织与流动不仅追随着中国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巨大潮流，而且有其秘密流动特点；其中同宗、同乡、同学、同伴等组织特征，既有血缘、地缘，又有业缘联系。这种非公娼制大背景下，地方自组织及流动方式为艾滋病防治带来相当大困难。人类学贡献在于完成对地方性服务者组织与相应人群文化观察，从而提供政策回应知识基础；以及推动政府与相应机构完成艾滋病防治有效策略设计与社会实践，并在更大地理范围内（及Y县相似社区）进行推广。同时在从文化、社会与行为角度理解流行病复杂性过程中，一些延伸性问题又进入我们思考范围。人类学所关注组织与流动文化特征在跨文化情境中又呈现何种对应性图景？非公娼制下种种政策及现实脱节及矛盾将把社会控制手段引向何方？社区结构激烈变迁各个方面（如经济、政治、心态、信仰）如何影响性服务者职业选择，而这种道德观与价值观不完全重合取向又将如何影响着未来社会变迁？注释： 目前中国大陆对性服务者比较通行说法有三种：“暗娼”、“小姐”与“性工作者”。“暗娼”是带有制度特征命名。建国后，尽管“卖淫”作为一种现象并未消灭，但娼妓制度至今仍是不存在。“小姐”被普遍认为是对年轻女子一种礼节性称呼，将性服务者称为“小姐”，会导致社会性失语，造成心理不适。“性工作者”，即sex worker，通行于西方娼妓合法化国家及一些国际项目中，我国政府从未认可性服务是一种职业。因此本文对研究对象称呼，采取没有道德批判描绘性“商业性性服务者”。具体可参见王金玲：商业性性服务消费者：一种新命名，载浙江学刊，2004年第4期，第202211页。 我国性服务者群体HIV感染率从1996年0.02上升到2004年0.9。其中云南、重庆、湖南、广东、广西及四川等省（区、市）部分地区暗娼人群感染率超过1，已经超过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界定高流行水平。参见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中国2005艾滋病承诺宣言报告，2005年12月，第1013页。 国家艾滋病疫情评估报告显示，截至2005年底，中国累计HIV阳性报告病例中，通过异性性行为传播比例为8.9，而2005年当年数据该比例就为11.2。 一些国际项目如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英国海外发展部下属项目、全球基金、澳大利亚援助项目、美国克林顿基金会等资助相关单位与个人开展高危行为人群干预模式研究，并提供政策建议。 正式组织概念，包括学校、机关、医院、工会等，但家庭、社区、友好团体、市场等就不属于正式组织范畴。组织是通过正式制定程序，而不是仅通过自然形成力量而产生社会制度。详见于显洋著：组织社会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314页。 来源于Y县统计局统计资料。 来源于Y县县志。 Y县高、中档场所集中于保健场所、夜总会、休闲城，低档场所主要是发廊、浴室、茶馆等。 数据来源：访谈Y县所属Z市疾病控制中心医生。 “杀熟”是今天中国社会生活中出现新语汇，意思是欺诈熟人。参见郑也夫著：信任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第222页。【参考文献】 1 （法）安克强著，袁燮铭，夏俊霞译上海妓女1920世纪中国卖淫及性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2 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封闭妓院纪实中国与平出版社，19883 （法）布尔迪厄著，包亚明译文化资本及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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