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节庆与歌谣 读后感(7页).doc

-“仪式技术”形成 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前言】 在现代人类学经典译丛这套书的总序中，王铭铭指出“现代人类学提出过一个负有良知的学术主张它要求我们从被近代化边缘化的文化中发掘出具有世界意义的哲学” 王铭铭，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总序，葛兰言著，赵丙祥 张宏明译，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总序第3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葛兰言的这部著作无疑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本书运用文献分析的方法，从中国古代的诗经中来分析当时的社会事实，提出了与以往的学者非常不同的观点。在本书结论部分，他提出了一个概念“仪式技术”，什么是仪式技术，它又是怎样形成的？【关键词】 诗经 歌谣 节庆 封建国家葛兰言的学术思想脉络有二：一个是沙畹，一个是涂尔干和莫斯。沙畹在中国实地研究的经验使葛兰言将中国文化当作“活的文化”而非“死的文化”来对待，涂尔干和莫斯则更多是对葛兰言方法论上的影响，即注重社会事实的研究，在研究社会时要注意社会学和历史学的结合。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算是葛兰言研究古代中国的一本比较成熟的著作，在这本书中，很明显地体现出了他的思想脉络。 这部分内容主要参考：赵丙祥，曾经沧海难为水重读杨堃<葛兰言研究导论>，载于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9月，第25卷第3期。在本书的结论部分，葛兰言提出了“仪式技术”（une technique rituelle）这一概念，葛兰言对这一概念并没有给出精确的定义，结合他的文本，大意就是在仪式发展的长期过程中，逐渐与时间要素和空间要素无关，脱离了集体的领域，归属专家集团管理，仪式中原本包含的经济事务和政治事务也就世俗化了，它们越来越不依赖于社会事实的机体，听任注释家分析，从而逐渐在特殊目的的要求下被加以改造葛兰言著，赵丙祥 张宏明译，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第207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也就是说，原本属于民间的节庆，却在专家的操作下，改头换面，有了另外的意义。下面笔者将结合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对这一概念做一个简单的分析。一、对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的分析诗经通常被认为是春秋战国时期流传下来的诗作，由诸侯定期收集，来了解侯国的风俗。其中的诗篇经过孔子的选择，可以起到教化人心的作用，官僚们所需要的治国知识也蕴含在这些诗篇中，此所谓“诗无邪”；中国人也只会从文学的角度来解读诗经，而很少有人考虑到这些诗歌最初是从哪里来的，为何产生，欠缺对文本以外的社会思考。而葛兰言通过对诗经的文本分析指出，诗经的这些教化作用只是后世注释家为了道德教化的目的而强加上去的，是出于象征主义的解释（需要说明的是葛兰言对此并不是持一个否定的态度，象征主义解释的出现有其历史原因，对葛兰言考察诗经和节庆也有一定的帮助作用）；而仅对诗经做文学分析则是大大低估了诗经的所蕴含的社会意义。通过对诗经的重新解读，葛兰言提出，要“超越简单的文学解释和象征主义的解释，去发现这些诗歌的原初含义”葛兰言著，赵丙祥 张宏明译，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第6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在解读诗经的方法上，他提出了16条原则，在这里不一一列举，简单地总结一下即：要避免犯以往的象征主义解释的错误，避开它们的影响，关注诗歌本身一些特点，例如韵律和词法的运用，同时对诗歌产生的环境等加以注意。在对节庆进行分析时，葛兰言使用了类似的分析理念。在节庆部分，葛兰言在分析诗经的基础上，从季节的节律、圣地、竞赛三个方面来说明中国古代节庆产生的社会条件和原因。通过对诗经和节庆两方面的综合考察，葛兰言得出了在封建国家阶段出现了“仪式技术”的结论。 从葛兰言的方法中可以看出，他反对去追寻历史的必然，而是要通过对事物本身的考察来解读当时的总体性的社会事实。我在读过全书后又再读了一遍看译序，其中有一句话非常恰当地概况了葛兰言本书所表达的思想，“在葛兰言的意义上，“自由”的近义词是“控制”，是社会以节庆为手段预先强加给这些主体的一整套控制机制。”赵丙祥，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译序，葛兰言著，赵丙祥 张宏明译，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译序第6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这套控制机制是如何形成的呢？二、诗歌与节庆（une technique rituelle） 葛兰言的这部著作分为两个部分：诗经中的情歌与古代的节庆。诗经中的情歌这一部分，葛兰言将情歌分为三部分分析：田园诗歌、乡村爱情和到山丘或河边为主题的情诗。在对诗经的分析中，葛兰言关注了以往人们很少注意的方面：农历时的运用、重叠的修辞手法和对歌的形式。通过对这几个方面的具体分析，葛兰言得出了在其他学者看来颇具“浪漫主义”色彩的结论：1、歌谣起源于青年男女间的轮流合唱。2、合唱随即兴歌谣的改变而改变，男女青年以之相互挑战或表达爱情。3、赛歌与其他的竞争方式一道出现在大规模的季节节庆场合中。这些节庆包括性的礼仪，被认为是约婚或结婚节庆。4、赛歌在不同村落的男女两性间进行。葛兰言著，赵丙祥 张宏明译，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第129-133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因此，诗经中的诗歌绝不是“大抵圣贤发奋所做”，而是古代人民在节庆中所必须重复使用的某种仪式，在这种仪式背后具有某种神圣性。由此，葛兰言得出了他在这部分的研究结论：这些诗歌的价值绝不仅仅限制在文学的价值上。这些歌谣让我们确实能够确定农业节庆的意义，确定季节仪式的功能，并由此理解社会实在本身是如何向前发展的。葛兰言著，赵丙祥 张宏明译，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第135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在古代的节庆中，葛兰言向我们展示了四种不同的仪式，比较分析这四种节庆，可以明显看出官方仪式是由民间节庆中生长出来的。葛兰言在此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使官方仪式是由民间节庆中生长出来的，能否说官方仪式和民间仪式的目的是一样的呢？同对诗经的传统结论的质疑一样，葛兰言同样也质疑官方仪式与民间节庆有着同样的目的说法。在葛兰言看来，手段与目的直接是一种非常模糊的关系，仅凭借一些表面现象是无法确立它们之间的关系的，他从三个方面入手，来讨论官方仪式与民间节庆的关系：季节的节律、圣地和竞赛。从这三个方面的分析，大致可以勾勒出官方仪式与民间节庆的一些关系。首先从节庆的起源看，节庆的举行并不与日期相关联，而是与农民的生活节律有着密切关系，中国古代的农业生产形式决定农民在冬季幽居在家，社会群体之间也处于一种隔阂状态。而作为冬季的结束的春季和冬季开始的秋季，则有一种非同寻常的意义，它是中国农民有节律的生活的转折时刻，在这个时刻，人们应该走出自己所属的社会群体，共同参与到节庆中去。因此节庆既标志这农民生活的一个转折点，也是维系人们关系的黏合剂。在信仰上，农民相信这种有节律的生活可以确保人与物的繁荣，同时保障自然界的正常运行。再来看节庆进行的场地和形式。举行节庆的地方多为山川与河流，由于举行节庆山川和河流也就具有了神圣性，但山川和河流的神圣性并不是由它们本身所赋予的，而是由于它们处在神圣场景中，并且是神圣场景中比较突出的要素。在举行节庆时，竞赛是人们使用的主要手段，它是在不同社会群体中的人由陌生到熟悉的一个必要手段，在竞赛中，男女代表各自的家族对歌，达成同盟间的婚姻，以维护社会的整合。总的来说，“诗经所记载的上古节庆是作为结合的节庆出现的，在中国农民有条不紊的生活中，它们标志着地方集团和性别集团的集会时期它们的秩序实际上正好与自然的季节秩序相吻合，人们也由此相信它们拥有保障万物的正常过程和自然的安宁状态。”葛兰言著，赵丙祥 张宏明译，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第181-182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那么这种节庆是如何与官方仪式联系起来的？封建王朝的建立是民间节庆向官方仪式转化的根本原因，用葛兰言的话来说“生活呈现出一种新的持久性特征它的全部制度都被修正了。”葛兰言著，赵丙祥 张宏明译，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第203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在封建王朝建立的情况下，社会已不像过去那样分散，社会活动成为日常生活的特征，虽然在大的间隔时段内举行的节庆能够更新人们对社会组织的恩泽观念，但它们已不足以维持社会秩序了。这时，直接的控制就是有必要的了。葛兰言著，赵丙祥 张宏明译，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第203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由此，君主的通知被赋予了威严性，君主统治成为社会秩序的原则，君主被赋予的调整力量就像节庆曾有的特征一样，会延伸到人类及万物。君主的神圣特质延伸到居住地，他的居住地就成了圣地，与以往节庆不同，君主还会修建庙宇和集市，人为地再造一个圣地出来。在这个过程中，贵族阶级形成的，成为永久性的政府首领，需要一种更直接的崇拜，他们周围的一批专家专门负责宗教事务，扫清了终结原始崇拜的道路。他们的目的是为了政治，而不是社会整合，节庆的职能转向由政府控制，逐渐减少了与民众的联系，而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因此，专家而不是拥有节庆的解释权。由此，民间节庆渐渐演化成为官方礼仪，“仪式技术”就形成了。三、总结行文至此，已经大致回答了我对“仪式技术”的理解。下面我想谈一下读这本书的感受。葛兰言这篇文章注重社会事实的分析，根据诗经，用“用社会事实来解释社会事实”的方法来分析中国古代的歌谣和节庆，对这种研究方法，众学者有褒有贬。在我看来，葛兰言所用的方法对人类学还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沉溺于故纸堆而不关心社会事实，是做不好人类学的。同时，对于前人的研究要有一种批评继承的精神。-第 7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