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青史凭谁定是非--小议陈寅恪与梁启超的一场学术争论.docx

2022年青史凭谁定是非 -小议陈寅恪与梁启超的一场学术争论陶渊明是我国古代闻名诗人，也是一个出名的隐士。他的生平出处，在晋、宋易代之际，是否与当时政权不合作，即关系到所谓"名节"问题，长期引发争辩。 如闻名学者梁启超与陈寅恪，就曾发表迥然不同的见解。对这场学术争议进行深化 探讨，对我们的学术探讨工作，我认为会有所启迪。 这场学术争议是从宋书·隐逸传中一段话引起的。文中说到陶渊明"自以 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异代。自高祖(指刘裕)王业渐隆，不复肯仕。所著文章， 皆题其年月，义熙以前，则书晋氏年号，自永初以来，唯云甲子而已。与子书以言 其志，并为训戒，又为命子书以贻之。"其后萧统著陶渊明传及南史·隐逸 传均有类似的记述。 宋书这段记载，引起后人争议。梁启超在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行一文 中说：萧统作陶渊明传谓"自以高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异代，自宋高祖王业渐隆，复肯仕。"其实渊明只是看不过当日仕途的混浊，不屑与那些热官为伍，倒不在乎刘裕的王业隆与不隆。若说专对刘裕吗?渊明辞官那年，正是刘裕拨乱反正的其次 年，何以见得他不能学陶侃之功遂辞归，便料定他二十年后会篡位呢?本集(指陶渊明集)感士不遇赋的序文说道："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当时士大夫浮华奔竞，廉耻扫地，是渊明最痛心的事。他纵然没有力气移风易俗，至少也不愿同流合污，把自己的人格丧掉。这是渊明弃官最主要的动机，从他的诗文中到处都看得出来，若说他所争在什么姓司马姓刘的，未免把他看小了。 梁启超这段论述，引起陈寅恪的剧烈反对。他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一文中，除阐述自己的观点外，还对梁氏干脆提出指责。 取魏晋之际持自然说最著之嵇康及阮籍与渊明比较，则渊明之嗜酒禄仕，及与刘宋诸臣王弘、颜延之交际往来，得以考终牖下，固与嗣宗相像，然如咏荆轲诗之慷慨激扬及读山海经诗精卫刑天之句，情见乎词，则又颇近叔夜之元直矣。总之，渊明政治上之主见，沈约宋书·渊明传所谓"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异代，自宋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最为可信。与嵇康之为曹魏国姻，因而抗拒司马氏者，正复相同。此嵇、陶符同之点实与所主见之自然说互为因果，盖探讨当时士大夫之言行出处者，必以详知其家世之姻族连系及宗族信仰二事为先决条件，此为治史者之常识，无待赘论也。 近日梁启超氏于其所撰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行一文中谓"其实渊明只是看不过当日仕途的混浊，不屑与那些热官为伍，倒不在乎刘裕的王业隆与不隆。" "若说他所争在什么姓司马姓刘的，未免把他看小了。"及"宋以后指责陶诗的人最恭维他耻事二姓，这种论调是我们最不赞成的"。斯则任公先生取自身之思想经验，以说明古人之志尚行动，故按诸渊明所生之时代，所出之家世，所遗传之旧教，所独创之新说，皆所难通，自不足据以疑沈休文之实录也。 梁、陈对陶渊明思想的评述，可以说是针锋相对。唯陈氏指责任公取己身之思想经验以说明古人之志尚行动，这唯恐不是单指对陶渊明的评价问题，也是他对梁氏本人的看法。 1927年，王国维自沉于昆明湖，陈寅恪深表痛惜，他写了一篇王观堂先生挽词，其中有下面几句："清华学院多英杰，其间新会称耆哲。旧是龙髯六品臣，后跻马厂元勋列。"这几句诗明显是指责梁启超的。 陈寅恪对梁启超的指责，他们清华的学生周传儒有点不同看法。他在史学大师梁启超与王国维一文中，认为梁氏有"尊师重道"的美德。说在"1926年，康 为逝世，新会(指梁启超)于法源寺设祭坛开吊，率门弟子致祭。自己披麻戴孝来会吊者，叩头行礼，有如孝子。然而复辟之役，则义正辞严，加以讨伐，公私分明。" 从陈、周师生两代的不同评价中，可以看出时代的演化，以及道德观念的改变。寅恪先生终归是生于清末的人，对于"三纲六纪"的伦理，尤为重视。但他又是具有深邃的史学观念的人，已经懂得从社会经济制度的改变中来考察"纲纪之说，无所凭依"，明知其作为中国文化之抽象志向境界很难实现，只能坐视其销沉沦丧王国维的悲剧，也是他心头的隐痛，这应当是他在各种文字中常常流露出悲感惆怅的缘由。 我认为了解上述梁、陈二人的思想文化背景，对他们评论渊明不出仕当世问题 现分歧的缘由，就比较简单理解了。陈氏指责任公取己身之思想经验，以说明古人的志尚行动，这样分析是对的。梁氏说"宋以后指责陶诗最恭维他耻事二姓，这 论调我们是最不赞成"，无疑是"夫子自道"。梁氏本人无论从政还是从教，都不在乎在清朝还是在民国，都不存在什么"耻事二姓"问题。所以他认为争辩渊明是否出仕，要说争在什么姓司马的姓刘的，就未免把他小看了。同样对梁氏的出仕，要是争辩在清朝还是在民国，也未免把他小看了。 这里话也得说回来，陈寅恪这样指责梁启超，其实也应当反躬自问，自己是否也是这样。陈氏引王国维为同调，但两人际遇本不相同。王氏曾受清室知遇之恩，而陈氏13岁起即往外国留学，从未在清政府中任职受禄，他所以有怀旧之情，可能 他家世有关。他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父亲陈三立，曾授吏部主事。父子二人均参加变法维新活动，也是洋务派中的重要人物。戊戌变法失败，陈家曾受到清廷的处分，但他们恪守封建社会中臣子的道德规范，清室易代后，不再出仕新朝，陈寅恪也许受到他先世家风的影响。 关于"耻事二姓"问题，陈寅恪是通过王国维的例子，并提高到理论上说明。他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说到"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志向最高之境"。他认为王国维"其所殉之道，与所成之仁，均为抽象志向之通性，而非详细之一人一事。"这里是说，王氏殉道成仁，并不是为某一个人或一件事，他要遵守的是所谓"三纲六纪"的封建纲常原则，并被升华为中国传统精神文化的一种表现。但当时忠君的纲常原则已走向没落，陈氏亦承认已销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所以他最终说："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合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 陈寅恪所痛惜王国维的死因，对封建文化中纲常伦理精神的没落，确是有点"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感慨，但是对于"气节"他始终还要坚持。从中国历史上看，宋代积贫积弱，比汉、唐全盛时期的文治武功，相差甚远。但崇尚忠君气节，确为宋明时期的特色。由于陈氏以这样的指导思想来评价古人，所以对渊明"不复肯仕" 问题，认为沈约在宋书中的记载"最为可信"，这是投入他的思想感情所得出的结论。与梁启超的"最不赞成"说，恰成显明的比照。青史凭谁定是非，不是使人徒增迷惘吗? 上面对渊明思想的争议，主要围围着他的出仕问题。从沈约、陶澍到陈寅恪，都是把渊明"不复肯仕"的缘由，归结为晋宋易代。陈氏还把名教与自然的关系联系起来：他认为魏末晋初名士嵇康、阮籍叔侄是自然而非名教，何曾之流是名教而非自然，山涛、王戎兄弟以自然名教为两是。是自然者或避世，或禄仕，对于当时政权皆持抗拒或不合作之看法。是名教者则干世求进，对于当时政权持主动赞助之看法。自然名教两是之徒，则前日退隐为高士，晚节急仕至达官，名利双收，实最无耻之巧宦。与此对比，陈氏说东晋之末叶犹如曹魏之季年，故说陶潜生值其时，既不尽同嵇康之自然，更有异何曾之名教，且不主名教自然相同之说如山、王辈之所为。盖其自身之创解乃一种新自然说，与嵇、阮之旧自然说殊异，惟其仍是自然，故消极不与新朝合作，虽篇篇有酒，而无沈湎任诞之行及服食求长生之志。 陈寅恪的论述是有它合理的一面，渊明确是不与刘裕新朝合作，但这里有个漏洞，对名教的理解亦不全面，因而仍引起争议。我这里所说的漏洞是指，渊明不是在刘宋新朝代晋后才避世不仕的，他是早在20年前从彭泽令辞归后就终身不仕了。假如再追溯他这方面的思想，那就更早了。他29岁时初次入仕，任江州祭酒，就感到"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州召主簿。"他自己在诗中也说："畴昔苦长饥，投来去学仕"，"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遂尽介然分，终死归田里。"可见他很早就有不仕归田的思想，很难说是由于"耻事二姓"才引起的。梁启超就是抓住这一思想，不承认他由于"耻事二姓"才隐居不仕，这是对的。不过话也得说回来，渊明入宋以后，"不复肯仕"，这里也有"耻事二姓"的思想因素，沈约的记述亦非完全没有依据。渊明前期几次辞官，说是"不堪吏职"，"不为五斗米折腰"，正如梁启超所说："只是看不过当日仕途的混浊，不屑与那些热官为伍，"并非所争在什么姓司马还是姓刘的问题。那些说渊明对刘裕必定篡位，十年前已有"逆知"，当然难有劝服力。但是刘裕位后，渊明后期的思想对新朝不满，对晋室有怀旧心情。如在他写的诗歌中，就有"饥食首阳薇"、"忽值山河改。""天人革命，绝景穷居，采薇高歌，慨想黄、虞。""矧伊代谢，触物皆非"、"狡童之歌，凄矣其悲"等诗句，就是例证。特殊是刘裕篡位的次年，杀害已逊位的晋恭帝司马德文，引起渊明的义愤。他的述酒诗中有"山阳归下国"之句，是用曹丕篡汉故事，为晋逊帝致哀。在此时期，明是属意姓司马还是姓刘的朝廷，倒是会有点计较了。 因此我认为，一个人的思想感情是会受到社会环境-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外部条件的制约和影响的。就以渊明不仕当世的缘由，其前后期的思想感情就不一样，梁启超和陈寅恪各执一端，以一个片面来反对另一个片面，这样的笔墨官司是恒久打不完的。 我还觉得不同观点的双方，简单将自己的思想经验、思想感情带到古人身上，梁启超是这样，陈寅恪也是这样。当前在历史相识论探讨方面，有学者认为，历史相识不行避开地带有非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