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方中国文化冲突的历史变迁(8页).doc

-南北方中国文化冲突的历史变迁早期中国有华夏和蛮夷之分。钱穆谓“所谓诸夏与戎狄，其实只是文化生活上的一种界限，乃耕稼城郭诸邦与游牧部落之不同。”“唯其为耕稼的社会，故有城郭、宫室、宗庙、社稷、衣冠、礼乐、车马、货贿，此则为诸夏。唯其为游牧的社会，故无上述的城郭、宫室诸文物，而饮食、衣服种种与诸夏异，而称其为蛮夷戎狄。耕稼与游牧，只是一种经济上、文化上之区别，故曰：诸夏用夷礼则夷之（如春秋僖二十七年杞恒公来朝，用夷礼，故曰“子”。杞乃禹后也），夷狄用诸夏礼则诸夏之（如楚自称“蛮夷”，其后与中原诸侯之会盟，盖不復有以蛮夷识楚者）。 自秦始皇帝开始至今；汉族与胡族分界与冲突不断交织，一方面农耕庄稼（耕稼）文化不断蚕食放牧畜牧（游牧）文化；另一方面游牧文化统治耕稼文化亦非常突出。同时，中国南方和北方之间，文化差异愈大和冲突愈深；游牧民族统治中国，将南北中国人以不同国家民族看待，北方称之为汉人，南方称之为南人。自宋伊始中国内部，南方人与北方人，文化差异和冲突已经明显；以此也深深影响着中国社会走向；时至今日，南北中国人文化上的冲突，仍然左右和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现实。 法人布罗代尔这样论述：“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南方一直是一个远西地区”。“南方的优先地位不久就反映在其人口规模上。到了13世纪，有十个南方人，才有一个北方人。男方在品质和效率上也享有优势，今天仍然如此。在以往的三个世纪中，中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来自江苏省和浙江省，而20世纪革命的多数领导人来自湖南省。这事实上是大约一千多年前中国的重心转移的结果。在11到13世纪之间，中国硕大的沙漏倒转了，给出产稻米的地区带来了长久的好处，而对出产小米和小麦的地区不利。但这一新的中国仍然是过去的中国，是过去的中国的延续和丰富发展。我们可以这样说，南方是中国的美洲正如满洲在相当晚的时间之后在20世纪时扮演的角色那样”。 法人谢和耐如此论述北宋的变法运动：“改革变法家们都出自中国的同一个地区，也就是东南沿海一带，那里的经济发展导致了财产和货币的大规模流通。范仲淹出生于苏州，王安石出生于江西的抚州。”“在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与由史学家司马光和数学家邵雍领导的守旧派发生冲突的激烈斗争中，所出现的远不只是一种简单的利益之争。人员、气质和教养的对立于其中似乎占有很大的比重”。 钱穆大篇幅论述中国南北经济文化之转移：“唐中叶以前，中国经济文化之支撑点，偏倚在北方（黄河流域）。唐中叶以后，中国经济文化的支撑点，偏倚在南方（长江流域）。”“换词言之，亦可说北方农人得聪明精力，及其品性习惯，似乎在各方面都渐渐地转变到不如南方。”“这一种趋势，反映在社会文化上，亦可见北方人物在逐渐减少，而南方则在逐渐增多（此只就数量上论之）。”“再就宰相籍贯言之，宋中叶以后，南方便多，北人便少。明宰辅一百八十九人，南方占了三分之二强。”“宋代北方户口，即远逊于南方。明代北方情形较佳，但依然赶不上南方。” 自秦始皇帝至今，中国历史长河中，汉民族多半处在被游牧民族统治之下；长期如此下来的结果，不能不影响到中国汉民族的卑屈文化性格，尤其在北方。秦汉是纯粹汉民族的主权时期。秦十五年，汉二百一十一年，东汉百九十六年（钱穆）。汉民族自始创建国家累计发展总计三百余年。此后中国长期分裂，魏晋南北朝五胡十六国北周南朝，北方几近完全游牧民族统治，南方汉族朝代完全消沉沦落；前后凡三百九十四年（钱穆）。隋三十九年，唐二百九十年；统一中国再临（钱穆语）。隋唐远非是汉族的中国，“隋唐时代的许多望族、公元600年左右和甚至是直到8世纪上半叶的那些皇族的最忠实支持者也都带有突厥或鲜卑血统的姓氏：宇文、慕容、令狐、独孤和尉迟但在许多情况下，他们的胡族血统却被以采用一个汉姓的办法掩盖起来了，就连享有完全是汉族之李姓的唐室也是半个突厥人”（谢和耐，同前168）。唐朝的国际化十分明显，不能说这与胡族血统有关系；同时也影响着中国文化的形成。“经南部海港和甘肃之路进入天朝的商人、官方使节、人质和布道祖师在中国社会史上的这个关键时代施加了一种决定性的影响”。 佛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其形成主要在北周和隋唐。“汉文佛经得最早译师并非印度人，而是安息人、栗米特人和印度斯基泰人，或者是由栗特或印度斯基泰血统的父母在中国中原或中原边陲分地区所生的人”。“当时从印度文译作汉文的最早译经师之一的康僧会于247年到达南京，他在越南诞生于一个定居在该地区的栗特血统的商人家庭中”。“公元最初几个世纪的多名译师均属于操两种语言和具有双重文化类别的人”。 “佛教在中国南方适应了一种以拥有庄园和食客的望族势力为特征的社会。寺院连同其庄园和寺户以世俗界为楷模。在中国北方，中央政权的力量相反却导致佛教去追求作为一种受宠之源的君主们的支持。这些社会和政治特征解释了为什么佛教大中心都分散在长江流域和中国南方（除了南京之外，便是江陵、襄阳、潘阳湖附近的庐山、苏州地区、浙江绍兴地区、最南端的广州地区、四川峨眉山）；在中国北方，其中心则相当于各京城。如果说南方的一位诸如慧远（334417）那样的高僧意图明确地肯定僧伽对于政权的独立性（他阐述“沙门不敬王者论”原因的著作被断代为404年），而北魏的僧统法果（圆寂于419年）则试图把皇帝比定为佛陀本人。那种把佛教僧伽纳入国家范畴的倾向曾清楚地和多次地于56世纪在中国北方表现出来。隋唐两代重新统一的中国，继承了望族和国家在宗教政策方面的双重传统，这就是严格地减少僧侣和对他们实施严密的控制。 自此，实际上；汉族中国；只是占据不到一半的历史时期。即便是隋唐之前的南方汉族国家，文化之不堪，其王室之荒诞；“前废帝，纵粪父陵；称叔父为猪王。后废帝，夜至新安寺偷狗。齐则如 林王，父病及死，为其妻报喜。东昏侯，尝夜捕鼠达旦。此等皆荒诞，疑非人情。然赋予一种可以穷情极意的环境，又习闻到一些一切不在乎的理论（即虚无放达的人生理论），而不加以一种相当的教育，其趋势自可至此。”.事实上，汉民族的文化和性格，后面还要提到，宋朝大臣是让座，明朝大臣是鞠躬，清朝大臣口称奴才，同时行三叩九拜之礼；其民族文化精神人格发展到后来之猥琐，现世人似乎并无所谓。实际上，今天中国社会习以为常之，沈阳代表之北方小品的精神自虐，长沙代表之南方超女的精神无妄；民间文化之恶俗庸俗之泛滥；部分官员人格之低级不堪之赌博算命，同时两面性精神生活之病态（南朝荒诞还在表面，不需要官方场合装扮另一面）；这些都可以在一千年以前汉民族的先人那里找到来源和传承。 “是晋石敬塘称臣契丹。自此下至元顺帝退出中国，其间凡四百二十四年，那一代土地（北方中国），可以说长受异族的统治。若严格言之，自安、史以来，早已不能直接沾受到中国传统政治与文化之培养。如是则先后几将及六百年之久”。这就是北方中国一直到明清之前之汉民族写照。 明清一统累计六百余年，游牧民族统治占据一半。如此看将起来，汉民族，尤其北方汉民族；自秦始皇帝之今之前一百年辛亥革命；游牧民族统治，其实占据主体和多数时期。这样的中国汉民族精神文化心灵，怎么可能没有留下更多阴影伤疤，怎么可能没有更多负面影响。 中国历史上国际化强烈色彩的首都，就是唐人的长安（西安）和蒙古人的元大都（汗八里，北京）。前者是半个突厥人的皇室，后者完全是游牧民族的统治。明朝虽然是汉族朝代，但建都北京，于中国汉民族文化影响，亦诸多恶劣之处。“太监们的势力使皇家官吏们增加了面对他们依附的专制权力时的不安全感，它促使他们腐化并加深了他们对於中央政府的疏远感。最清廉和最忠于皇帝本人的官吏们都被搁置于了悲剧性的矛盾中。在他们仇视太监的政治因素中，又增加了由血统和教育的差异造成的对立。大部分太监们都是北方人并出生于平民家庭，而官吏们则大多是出自长江下游和浙江北部的文人家庭”。“即北京地区对於控制东蒙古人和控制东北领土都具有战略意义。事实上，正是永乐统治时代，帝国的边境再次向前推进到了遥远的阿穆尔河流域。因此，迁都表现了一种向草原地区和满洲发展的意图，反映了在亚洲恢复元帝国于13世纪末和14世纪中叶之间在亚洲所占的主宰地位的远大抱负。但是，帝国政权在建都于北京时，却远离了中国长江下游和浙江北部的那片人口最稠密、最富有活力、贸易最活跃和文化最发达的地区，而这必然更易于脱离与这些地区的精英们的接触” 今日共和国的伟大成就，可以从明朝的迁都北京找到历史相似性和渊源关系；今日许多不可救药的弊端，也仍然可以从明朝的汉民族文化，南北文化冲突当中找到历史相似性和渊源关系。不同于中华民国的建国是南方军人的北伐；共和国的建国，是北方军事力量南下攻伐。共和国建国伊始的保守性，因此有其必然性。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国家主体，这时东南的知识精英开始登上国家领导舞台，因此也又有了今天巨大的成就。 北京作为首都，给中国文化留下了两方面深刻的印记。北京作为首都，在明朝之前；都是游牧民族统治北方的都城；北京作为首都对於游牧民族的汉化，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因为“如果说北京是一座对草原影响广泛的开放城市，那末它仍然和首先是一座汉族城市”。但这只是对於游牧民族的影响。北京作为游牧民族统治的首都，对于汉民族的精神压迫和泯灭，也是同样沉重的。“他们在北京和其他大城市均实行民族隔离政策的法规，把京城划分成北部的满洲城（所有的旧居民都被从这里驱逐了出去）和南部的汉族城。”“如果说满族人没有反对派，那并不完全是由于中国社会在其整体上并以全面的方式满足了这种社会制度及其生活条件，也是由于反对派受到了无情的追捕”。“这些令人厌恶的专制行为（归化了的满族王公在雍正期间也成了类似的受害者）是一种政治制度的显示器：如果说大清政权最经常地是表现的充满温良，那是因为它坚持传播一种服从和归附的思想。其所以如此，是由于它使伦理道德秩序变成了其势力和稳定的基础了。”。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北京共和国；对於服从和归附问题上的满族的遗风。 辛亥革命是一场南方中国人，于中国告别与重建之思想革命社会革命政治革命；这场革命孕育于1895年甲午日清海战的迅即惨败；因此中国抛弃了社会改良，走向了政治革命。辛亥革命诞生了新中国，这是南方中国人的成就和建设；南方革命军人北伐，建立了南京中华民国，新中国由此开始了生长；此后北京共和国土地改革和平等国民权力，新中国因此高速成长。新中国一百年以来，既以其告别与重建，既以其南方人文光辉；一路走过新生，生长，成长；同时，也由于历史文化局限，我们仍在很多旧中国的影子里徘徊。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统治者的主旨是复兴与光大；这与辛亥革命的宗旨正相违背；辛亥革命的目标，是告别与重建；而且，正是告别与重建，才有了新中国的诞生，辛亥革命因此取得成功；正是告别与重建，中华民国才取得了北伐胜利因此建国；正是告别与重建，北京共和国得以取得政权得以今天发展取得巨大成就。只有走向未来，只有继续告别与重建；才是新中国二十一世纪的出路；也唯有如此，新中国才能解决成长中的各种困境。-第 8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