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法基本原则的案例.docx

1、最大诚信原则的案例：某煤矿作为投保人为其所有的工人集体投保，与某保险公司签订了保险合同，并交纳了相应的保费，但作为被保险人的工人没有在保险合同上签字。在保险合同约定的期间，该煤矿发生矿难，导致两名矿工死亡，矿工家属索赔时，保险公司以保险合同未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保险合同无效为由拒绝赔付。人身保险合同是以人的寿命与身体作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合同，保险合同由于带有射幸性质与容易诱发赌博危险与道德危险，为确保被保险人的生命不致在其毫不知情的状况下被他人置于危险状态，因此，保险法第五十六条规定：“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未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的，合同无效。”按照该条款规定，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不为同一人时，投保人与保险人签订以被保险人的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必须遵循特殊有效要件，即被保险人书面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意在防止此类保险合同签订后，投保人为图谋高额保险金而诱发对被保险人生命不利的危险。上述案例中，保险公司便是以保险法的该规定，而主张作为被保险人的工人没有签字，保险合同应属无效。但保险人在保险合同的法律业务方面较投保人更为熟悉，具有明显的专业优势地位。按照最大诚信原则，保险合同的当事人在订约时负有告知等一系列义务，上述案例中，保险公司明知以死亡为给付条件的人身保险合同未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的合同无效，应明确告知投保人或催促被保险人以书面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以使保险合同有效。如未能获得被保险人的书面同意，也应该通知投保人并将保费退还。但保险人在明知未取得被保险人书面同意的情况下，仍照常收取保费，在发生保险事故时以此理由拒绝赔付，因此，保险公司的行为明显违背最大诚信原则。案例中，投保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交纳了保费，保险公司予以收取，投保人、被保险人有理由相信保险合同成立，并信赖投保的目的已经达到，认为发生保险事故时能够得到补偿。在发生保险事故后，被保险人的损失已实际发生，且损失数额确定。如果保险合同无效后，保险公司只返还保费及利息，则会造成保险人违背最大诚信原则却无需承担相应的责任，而守法、守约的投保人与被保险人的受益人却得不到理赔。这样既不符合最大诚信原则的立法本意，也不符合公平与正义的原则。会造成保险人一直在收保费，发生保险事故后却以保险合同无效而不用赔付的现象，这种违背最大诚信原则的现象，势必会给我国保险市场带来负面影响。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合同无效后，有过错的一方应赔偿对方因此受到的损失。即使认为被保险人未书面同意导致保险合同无效的，也是因保险公司未履行告知义务造成，即过错在于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应赔偿被保险人的受益人所受到的损失，而不是仅仅退还保费。2、保险利益原则案例：江苏省青年甲男与乙女在上海市打工时相恋并同居多年，虽多次商议回家办理结婚登记但因种种原因终未成行。某日，甲为自己与乙各办理了一份保险金额为10万元的人寿保险合同，受益人各为甲乙二人，但甲并未将投保事宜告知乙。后来，乙在一次车祸中身亡。甲向保险公司索赔，遭拒赔，甲遂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并未支持其诉讼请求。 请问法院判决正确与否？【评析】      本案主要涉及保险法中的保险利益原则。      保险利益原则是指在订立与履行保险合同的过程中，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应具有保险利益；否则，该保险合同无效。保险利益原则是保险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在法律中对这一原则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它的存在，对于限制损害补偿的额度、防止道德风险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      保险利益是构成保险法律关系的一个重要条件，具体是指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所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经济利益。可见，构成保险利益应具备三个条件：1、可保利益必须是合法利益；2、可保利益必须具有经济价值；3、可保利益必须是可以确定的与能够实现的利益。对于财产保险而言，保险利益一般包括财产权利、合同权利及法律责任三类，该利益在合同订立时一般并不要求必然拥有，但事故发生时则必须存在；而在人身保险中，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生命或身体所具有的利害关系，它在合同订立时必须同时存在，而事故发生时是否依然具有则并不一定。而且，基于人身保险合同的特殊性，我国保险法第五十三条对投保人具有保险利益的范围做出了严格限定，仅包括以下三种人员：（一）本人；（二）配偶、子女、父母；（三）前项以外与投保人有抚养、赡养或者扶养关系的家庭其他成员、近亲属。当然，这一限定也不是绝对的，该条最后一款又规定：“除前款规定外，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为其订立合同的，视为投保人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      在本案中，甲男与乙女为同居关系，这种关系并非为我国现行法律认可与保护的一种关系，双方之间没有法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对于甲男而言，乙女并非保险法规定的三类人员中的任何一类，他对乙女并没有法定的保险利益；而且，自始至终甲男都未将投保一事告知乙女，可见也不存在经被保险人同意赋予其保险利益的情形，所以，甲男对乙女没有保险利益，他为乙女办理的保险合同无效，保险公司拒赔也是合法的，法院判决正确。3、损失补偿原则案例：孟某驾驶机动车将学生常某撞伤。经交警大队认定，孟某负全部责任。常某住院治疗后，因孟某拒不支付医疗费，常某向法院提起诉讼，孟某赔偿医疗费、护理费等经济损失2.55万元。因常某所在学校为其向丰县财产保险公司办理了“团体学生健康综合保险”，常某得到孟某的赔偿后，又起诉保险公司。保险公司认为人身保险适用损失补偿原则，肇事方既已赔偿，公司就不再负赔偿义务。法院经审理后，依法判决保险公司给付常某保险金。评析 本案的焦点是人身保险合同是否适用损失补偿原则。所谓损失补偿原则，是指被保险人所获得的赔偿不得超过其所受到的损失，被保险人不能因保险关系而获得额外利益。定额给付原则，是指当保险合同约定的情况发生时，保险公司按合同约定的金额给付被保险人保险金。它的特点在于：如果合同约定的情况发生，则保险公司必须给付保险金，它只适用于人身保险合同之中。人身保险之所以不实行损失补偿原则，其主要理由在于人与财产的区别。人与财产最本质的区别在于人具有感觉、思维与精神，被保险人因保险事故的发生而造成的医疗、误工、营养等物质损失当然是可以计算的，但因事故而造成的生理与心理痛苦却是无法估算的。人身保险的标的是人的生命与身体(健康与劳动能力)，人身保险的目的是在被保险人的生命、身体的完整性受到侵害或损失时，对其损失以金钱方式予以弥补。基于生命、身体的经济价值无法用金钱来衡量，人身保险合同的当事人可自由约定保险金额。人身保险合同只有保险金额的约定,而不是保险利益的价值确定，它是当被保险人遭受人身的伤害、残疾或者死亡情况时，才由保险人按保险合同事先双方的约定给付保险金。因此，人身保险的保障是给付性的定额保险。人身保险合同又被称为“定额保险合同”或“定额给付性保险合同”。既然法律规定对人身保险可以重复投保，也就意味着允许权利人得到多份保险金，而且如果被保险人因他人过错遭到损失，在获得保险公司的赔偿后，并不影响其再向第三者行使索赔的权利，反之亦是如此。本案中，常某与保险公司之间并未约定常某如受第三人侵权而得到第三人赔偿的、保险公司可以对第三人已经赔偿的部分不支付保险金的免责条款。因此从保险合同的文义来讲，保险公司的抗辩缺乏合同依据。常某依据人身保险合同，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向保险公司主张保险金给付责任并无不当。因此，常某在从侵权人处获得损害赔偿后，还有权再依保险合同要求保险公司支付保险金，保险公司拒绝支付保险金有悖法律规定。4、近因原则案例：王某于 2001 年 10 月向某保险公司投保了一份生死两全保险，被保险人为本人，受益人为其妻李某。    2003 年 1 月，王某经医院诊断为突发性精神分裂症。治疗期间，王某病情进一步恶化，终日意识模糊，狂躁不止，最终自杀身亡。事发之后，妻子李某以保险合同中列明 “ 被保险人因疾病而身故，保险人给付死亡保险金 ” 为由向保险公司提出给付死亡保险金的索赔要求，而保险公司则依据保险法第六十六条的规定，以死者系自杀身亡，且自杀行为发生在订立合同之后的两年之内为由，拒绝了周某的索赔要求，只同意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分析：    本案不应适用保险法第六十六条的规定。第六十六条规定： “ 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被保险人自杀的，除本条第二款规定外，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对投保人已支付的保险费，保险人应按照保险单退还其现金价值。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自成立之日起满两年后，如果被保险人自杀的，保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给付保险金。 ” 从字面上理解，似乎对于所有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成立之日起两年内的自杀身亡行为，保险人均可引用此条拒赔。然而，本案应从立法目的上来理解与适用此条规定。    表面看保险公司似乎拒赔有理，但仔细分析王某死因与保险法第六十六条的立法初衷，保险公司则应承担给付死亡保险金的责任。    王某死亡的近因应为突发性精神分裂症，而非自杀行为。近因原则是保险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其含义为只有在导致保险事故的近因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内时，保险人才应承担保险责任。也就是说，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的范围应限于以承保风险为近因造成的损失。我国现行保险法虽未直接规定近因原则，但在司法实践中，近因原则已成为判断保险人是否应承担保险责任的一个重要标准。对于单一原因造成的损失，单一原因即为近因；对于多种原因造成的损失，持续地起决定或有效作用的原因为近因。如果该近因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内，保险人就应当承担保险责任。    本案王某的死亡与两个原因有关，突发性精神分裂症与自杀行为。据王某的邻居与同事反映，王某生前性格开朗，乐观豁达，家庭与睦，从未流露过悲观情绪。王某的医生介绍，王某所患的这种精神分裂症比较特殊，患者极易产生臆想，导致自残行为。由此可以判断，突发性精神分裂症才是持续起决定作用的、有效的原因，即近因。因此，本案中保险公司应当承担给付死亡保险金的义务。    保险法设置上述条款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预防人身保险中有可能出现的道德风险，防止一些保险诈骗分子为骗取保险金而故意实施自杀行为。但王某生前从未有轻生之念，皆因患病后意识模糊不能自控而自杀，本意上并非利用保险骗取保险金，应当不属于道德风险之列。因此，对于此条规定应当作目的性缩限解释，即只有当被保险人在意识清楚的情形下，明知或应当知道自己的死亡可能导致保险人给付保险金而实施自杀行为的，才属于本条规制的范围。 第 6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