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难点及对策的再认识.docx

国资委：用两年时间压缩煤炭钢铁10%产能国资委副主任张喜武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表示，今年在原来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推进中央企业重组这项工作，成熟一户推进一户。据张喜武介绍，自去年8月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引发以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积极进展，13项改革文件已经出台，9项文件正在履行程序，现代企业制度进一步确立，85家中央企业建立了规范的董事会。此外，2015年完成了6对12户中央企业重组，推动了三家电信企业组建铁塔公司，企业的重组整合有序推进。谈及今年如何推进中央企业重组这项工作时，张喜武表示，要把握四个方面原则：一是从方向看，要坚持服务于国家的战略，更好的发挥中央企业服务国家战略的重要作用。二是从布局看，要立足于国有经济布局的结构调整大局，坚决落实国家产业政策与重点产业布局调整的总体思路。三是从效果看，要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中央企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四是从方式看，由企业为主，按照市场化方式规范，充分尊重企业的意愿，坚决杜绝搞“拉郎配”，成熟一户推进一户。李克强总理在5月18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表示，要以改革促发展，以“壮士断腕”的勇气与决心，坚决打好打赢中央企业“瘦身健体”提质增效的攻坚战。对此，张喜武认为，为中央企业“瘦体健身”可以从五方面进行。一是要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优化国有资本布局结构。二是压缩管理层级，精简机构人员。三是整合集中资源，做强做优主业。四是以创新促健体，发展新经济。五是推进降本增效，提高运营效率。而在谈及如何处置“僵尸企业”问题时，张喜武表示，初步考虑用三年时间完成处置345户“僵尸企业”的任务。煤炭与钢铁的产量也想用两年的时间压缩产能10%。华泰证券(16.520, 0.03, 0.18%)研究所分析师宋雪涛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来看，钢铁、煤炭、水泥等行业去产能已进入长周期拐点，需求量均已达到峰值水平。随着稳增长的刺激告一段落，预计在今年下半年，钢铁、煤炭行业产能将会大幅回落，去产能效果也将集中表达在今年下半年。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难点及对策的再认识近年来，国有企业对高管的监控不到位、高管薪酬过高、技术创新动力不足、运营效率仍有较大空间等现象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热议及广泛关注。为此，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15年发布了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力图将国有企业改革引向深水区。现实中，当前国有企业改革仍面临以下诸多难点，需要系统解决。新时期国有企业改革的难点1、有效管控与适度放权较难把控。国有企业是属于全民的，因此有出资人代表予以监管是必须的。而国有企业处于市场之中，又必须有一定灵活性。“管”与“放”之间本来就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如何做到管而有度与放而有序就是当前面临的难点问题。目前国有企业仍存在的高管行政化，高管贪腐频发，决策链条冗长，内部人一言堂等问题，这些皆源于“管”与“放”尚未达到最佳结合。2、行政化激励与物资激励较难结合。国有企业高管面临着行政化激励、物质激励等方式。行政化激励方式主要指通过套用政府行政机关级别，以级别的升迁与岗位重要程度的变动等来激励国有企业高管的方式。物资激励方式主要指通过年薪、股权等激励国有企业高管的方式。由于国有企业很多高管都是有身份与级别的官员，而这种通过行政级别升迁与岗位重要程度变动的激励方式具有一定刚性，以至于国有企业染上了行政化顽疾。目前来看，行政级别升迁与岗位重要程度变动激励导致的行为异化，以及物资激励颇为丰厚引起社会广泛诟病等现象并存。其中的原因就在于企业高管应是风险型职业，其收入较高是因为要承担较大的风险，而国有企业中的行政化高管享受了高薪，同时其级别却相对稳定。这就导致了国有企业高管的行为不能适应企业发展的要求。3、国有企业的赢利属性难以甄别。国有企业到底是赢利性的还是非赢利性其实有时难以区分，其原因就在于国有企业虽然定位在公益性、准公益性领域，但由于并未界定国有企业不能进入的领域，因此，国有企业进入了很多一般性的竞争性领域，如商业，房地产，酒店等。这就使得诸多国有企业在赢利性与非赢利性之间跨界经营，两者相互交融，难以分割。4、国有企业决策机制尚待完善。一方面，国有企业决策存在效率不高的现象。一些大的、有风险的决策，需要层层上报，决策时间冗长，有的甚至要各级政府办公会通过。另一方面，由于治理结构缺陷，董事会常常出现一言堂局面，独立董事往往沦为“花瓶”，内部人控制现象较为严重。5、国有企业的监管难度较大。由于国有及其控股企业数量较多且资产量庞大，监管跨度大及监管链条长的局面就此形成，因此监管起来就十分困难。再加之，国企监管更多依赖于政府机构，由于人员编制限制及监督成本高昂，监督难以到位。此情之下，一些国有企业出现了“跑冒滴漏”现象。6、绩效考核不明确。由于国有企业经营领域分布繁杂，既涉及公益性、准公益性领域，也有经营性领域，跨越范围较大，以至于考核指标流于大而化之的东西，难以量化。7、行政化思维制约了创新性发展的空间。由于国有企业有行政级别的高管占比较大且处于绝对支配地位，其既有的观念与工作方式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管理团队敢冒风险且承担责任的程度，这也会桎梏国有企业创新性发展。8、国有企业的退出机制尚待完善。20世纪末，中国进行了国有经济“有进有退”的改革，赢来后来的良好发展局面。国有企业作为市场经济主体，有其生命周期，当一些国有企业历史使命完结或经营中落败，应使其有效退出。目前，有些国资管理机构控制的国有企业，由于诸多原因即便负债严重仍在苦苦支撑，难以有效退出。新时期国有企业改革攻坚的对策上述难点分析表明，国有企业改革进入了新的阶段，即由做大做强向追求卓越转变。因此，这就对国有企业的机制设计与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下面对新时期国有企业改革做如下建议。1、逐步减少董事会中有行政级别的董事的比重，增大外部董事的比重。同时，提升董事进入的门槛，硬化董事的责任。总经理及以下的管理人员逐步实行市场化的聘用机制，使其逐步放弃行政级别。上述举措有利于完善董事会决策机制，使决策更透明，并形成制衡机制。而且，这也将有利于进一步理清国有企业的决策权与执行权的边界，力争做到权责明确。2、组织部门与国资管理部门应协同选任董事会与监事会关键岗位的人员，对这些人员可考虑给与相应行政级别。这些政府选派的人员代表国资终极所有权主体行使出资人职权。同时，强化对有行政级别董事与监事的考核。只有管住关键的少数，才能使国有企业的发展符合社会发展的内在需要。3、采取行政化激励与物质激励相结合的原则。对于有行政级别的官员给予级别提升与物资两方面的激励，但物质激励不宜太多。国有企业有行政级别的官员应坚持少而精的原则，应选择具备一定素养与能力的精兵强将来担当，并让其有晋升的可能，以免出现“39岁”或“59岁”现象。其他高管采取年薪与期权激励，按市场化标准予以激励。4、对董事会的权、责、利应予以明确，大部分决策权应下放董事会，由各级政府来进行国有企业决策的事项应少之又少。同时，对这些事关重大的事项，要限定各级政府做出判断的时间，以提升决策效率。各级政府相关管理部门应强化对董事长及有关董事的考核，明确其相应责任。5、总经理的选聘应由董事会来主导，总经理对董事会负责。董事会负责遴选总经理，并制定考核方案对其进行考核。总经理负责选定副总及其他管理人员，并对其进行管理。此举既有利于理顺董事会与经理层之间的关系，也有利于理顺总经理与其副职之间的关系。6、对肩负公益性、准公益性职能的国有企业，应限定其进入其他一般性竞争性领域，如进入房地产开发、饭店、酒店等领域。这有利于对国有企业进行分类管理，避免出现企业的商业性还是公益性属性难以鉴定的局面，降低考核的难度。同时，也避免了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在一般性竞争领域的不必要竞争。7、对于已存在的多重属性的国有企业，应进行分层差异化管理。在母公司层面应主要负责资本运营，集合多元考核目标。在子公司层面应严格分类，公益性、准公益子公司不得进入一般性竞争领域。一般性竞争性领域的子公司进行多元化股权改造，逐步退出控股地位。8、对于不同属性的国有企业，应分类考核。对公益性、准公益性的国有企业，应加强目标成本管理，狠抓“跑冒滴漏”。对商业性领域的国有企业，应加大企业价值最大化考核的力度，力促与市场接轨。9、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是公众性企业，因此要加大监管的力度。应将社会审计与政府审计结合起来，每年由社会审计机构出具审计报告，并对社会公开，同时政府审计也要2至3年进行一次。要提升社会审计机构的门槛，社会审计机构必须是有一定规模的合伙制企业，承担连带无限责任，放大其风险。10、激励国有企业创新性发展。目前中国处于经济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即由速度规模型向质量效益型转进，其间必然少不了创新的作用，作为“共与国长子”的国有企业责无旁贷。因此，要加大国有企业创新指标的考核，鼓励国有企业进行机制创新、技术创新等。11、应根据国家与地方经济结构调整及产业规划的指引，各级政府应建立国有企业退出援助基金，帮助那些应该退出且有退出障碍的国有企业顺利退出，避免出现较多的“僵尸企业”。如何才能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有选择性地开放存款市场，完善银行业法律体系，让多种信用工具与信用中介都能通过正常渠道参与信贷市场的发展与竞争，有助于形成对称性、多层次的信贷市场体系，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从而促进经济稳健发展。中小企业融资难，除了中小企业自身可能存在的财务不健全、经营不稳定、管理不规范等原因，一个重要原因是多层次银行业体系与与之相配套的多层次信贷市场尚未建立起来。目前，国内存款市场只向商业银行开放，这既加大了商业银行的压力，也抑制了其他金融机构的发展，难以满足社会多样化融资服务需求。商业银行体系支撑的信贷市场与市场对信贷服务需求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匹配，这集中表现为商业银行存在信贷配给问题，会影响市场上信贷的可得性。主要是：利率型信贷配给问题，由于担心提高利率时风险小的借款人会退出市场，剩下的都是高风险借款人，因而商业银行往往会设定一个合意的利率区间，从而挤出愿意以更高利率获得贷款的高风险借款群体；规模型信贷配给问题，银行贷款具有一定的规模经济效应，即信贷决策的相关成本不因贷款规模大小而变动，因此当信贷低于一定规模时，贷款收益甚至不能覆盖信贷决策成本，商业银行对发放小额贷款的积极性不高；在以抵押为基础的信贷配给文化下，小微企业由于缺乏合格抵押品而难以获得贷款；等等。信贷配给问题导致价格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失灵，从而使单一的商业银行信贷市场不能出清整个社会的信贷需求。在以间接融资为主体的融资格局短期内难以改观的现实背景下，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应该从商业银行的资产方做文章，还是从整个银行业体系的负债方或者说从完善银行业体系的多层次性来做文章呢？显然二者都很重要，但一个时期以来，从后者即开放与完善存款市场并据此构建有层次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体系、建立多层次的信贷市场方面考虑得比较少。商业银行吸收公众存款的社会外部性很强，面临最严格的监管，因而很难灵活满足不同方面的信贷需求。如果能开放存款市场、引入更多存款工具，改变目前银行业体系过于单一的状况，支持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发展，就可以更好地满足社会信贷需求。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由商业银行主导的传统信贷市场就发生过这种转型。随着信贷市场引入众多具有融资功能的机构，商业银行在信贷市场中的业务份额虽然逐步下降，但金融体系对社会信贷需求起到了更好的支撑作用。个人认为，有选择性地开放存款市场，完善银行业法律体系，让多种信用工具与信用中介都能通过正常渠道参与信贷市场的发展与竞争，有助于形成对称性、多层次的信贷市场体系，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从而促进经济稳健发展。具体而言，可以考虑在以下三方面作出尝试。开放大额存款市场，支持多层次银行业金融机构发展。当前，我国具备了开放大额存款市场的条件。一是构建了存款保险制度，50万元以下的小额存款获得了兑付保证。二是存款利率上限已经放开，对大额存款可以支付更高的利率。三是我国民众有保本保息产品的投资偏好，大额存款可以对接一部分市场需求与投资者偏好。开放大额存款市场，可以丰富存款市场工具，支持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汽车金融公司与消费金融公司等信贷需求旺盛但资金来源有限的存款类金融公司发展，满足多方面的社会信贷需求。加快包容性法律制度供给，加强银行业立法相关问题研究，在法律层面推动多层次银行业体系的构建。长期以来，我们只有一部商业银行法，对于其他存款类机构则没有完善的立法。从单一的商业银行为主的体系发展成为多层次的银行业体系，需要对银行业进行立法层面的界定与分类。可借鉴国际上对不同类型银行分类监管的思路，明确对非商业银行存款类金融公司的立法与监管。如果开放大额存款市场，就可以把大量想做、也有能力做信贷业务的机构规范到“有限牌照银行”监管的旗下。以负债业务特点规范银行业各类机构名称与市场准入管理，按照行为立法的思路统一银行业监管标准。银行业负债业务可根据存款市场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不吸收公众存款的市场，第二个层次是有限定接受存款的市场，第三个层次是吸收公众存款的市场。存款市场的多层次性对应着信贷市场的多层次性，从而形成三类金融机构，即非存款类贷款机构、（接受限定）存款类金融公司与商业银行。由于三类金融机构的外部性不同，可根据负债业务的涉众性程度，分别规范其名称与市场准入管理，设置不同的机构审慎监管标准。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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