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音乐文化理论思考.docx

传统音乐文化理论思考对于多数青年学者而言，要实现这个跨越并非易事，它不仅需要有跳 出音乐小文化圈进入国家历史大文化的宏观学术视野，更要有扎实的 文献功底和不畏艰苦深入实地考察的学术勇气。项先生呈现给我们的, 其实就是历史的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和理念，由此产生的学术意义 异常深远。首先，它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客观地看待历史或当下的各种音乐事 像，去外表化和片面化，防止人云亦云、拾人牙慧。在专著山西乐 户研究中，项先生给学界提供了一种在宏观把握下的微观研究，历 时性与共时性相结合的研究，跨学科研究与集体性协同攻关研究等几 种方法相联合的研究模式。这些全新的研究理念和方法为中国传统音 乐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一条更加有效的途径，给后学以较大的开示。乐 籍制度肇始于北魏，至清雍正元年解体，历时一千数百年，其间必然 形成体系化，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影响也必然是深远的。但遗憾的 是，以往乃至当代的史家对其的研究少之又少。山西乐户研究通 过对乐户的源流、历史分布、组织形式和文化形态、音乐文化特征以 及乐户对音乐文化传统的贡献等几个方面的考证，揭示出中国传统音 乐文化在大一统的封建乐籍制度背景下有序传承的历史脉络。作者找 到了这种制度化传承的有效方式一一轮值轮训1制，并对它进行了详细的阐述。2而作者的独到之处就在于综合运用了社会学、民族音乐学、民俗学、历史学、考古学等多学科方法进行全方位的解读与剖析。项先生曾屡次在各种学术场合倡导，要高度重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传 承中这种严密的制度化的传播方式。我们过去想当然地认为民间音乐 是由劳动人民世世代代口传心授传承下来的，并且这种方式是自然的、 无序的。其实不然，一千数百年的乐籍制度所形成的固定的传承方式， 例如宫廷教坊、府县教坊、府州散乐、衙前乐营等等，才是我国传统 音乐传承之主脉。这种传承方式在清雍正元年被官方瓦解后，并没有 真正消失，又被民间音乐悄然接衍，在民间音乐文化中存活。因此， 乐籍制度下的传统音乐文化传承，好比浩瀚无际的民间音乐大海深处 一股宏大的“暗流”。3沿着这一理念，项先生继续深凿下去，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大 量的研究论文，如轮值轮训制一一中国传统音乐主脉传承之所在（中国音乐学2001年第2期第11-20页）、论制度与传统音乐文 化的关系一一兼论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音乐研究2004年第1 期第18-29页）、北周灭佛'后遗症'一一再论音声供养与音声法事 的合一（文艺研究2007年第10期第72-83页）、从朝天子管 窥礼乐传统的一致性存在（中国音乐2008年第1期第33-42页）、关注明代王府的音乐文化（音乐研究2008年第2期第40-52 页）、传统音乐的个案调查与宏观把握一一关于历史的民族音乐学'（中国音乐2008年第4期第1-7页）、小祀乐用教坊一一明代吉 礼用乐新类型（上、下）（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第25-35 页、第4期第55-76页）等等，都属于这方面的研究。然而，纵观整 个音乐学界，对于乐籍制度与传统音乐文化传承的研究仍刚刚起步, 有待于更多学者参与进来，做更深入、系统的研究。其次，有助于我们科学把握音乐小文化与中国传统大文化之间相辅相 成的血肉联系，防止割裂事物的内在逻辑而孤立地看问题。例如，在 中国传统礼乐文化的研究中，既往的音乐史学家们往往多注重“乐” 之形态一一音乐本体，而忽略乐与礼之间的对应关系和功能作用。回 过头来，文史学者在谈及传统礼乐文化时又往往只关注“礼”的含义 与范畴，而对于与“礼”相辅相成、相须为用的“乐”却浅尝辄止或 干脆避而不谈。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除了双方学者的知识背景使然, 还有一个深层次的缘由就是学者们的专业本位观的影响。基于此，项 先生提出一种从“制度、乐人与音乐本体相结合”的新的研究视角, 使人们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有了全新的认识和理解。“以乐观礼”，就是在这种学术理念下导引出来的次生概念。项先生 认为，必须将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国家礼制（三礼五礼）与乐的对应、 演化与等级关系搞清楚，研究才有意义。只有将国家典章制度下的礼 乐乐队组合、不同场合与不同礼制的关系搞清楚，才能够真正理解礼 乐文化的功能性内涵；只有将雅与俗、雅乐与礼乐的关系加以辨析,并明确各类礼乐的使用范围，才不至于人云亦云地把礼乐笼统论之。“以乐观礼”，只有对礼中用乐的等级观念有深层把握，明了同一种 礼制，哪些等级能够用乐？明了礼制本身的差异性，才能够看清楚乐 之于礼的严肃性和丰富性；只有对国家礼乐如何转化为民间礼俗用乐 的过程作出梳理，并对当下民间礼俗如何承载、接衍传统意义上的国 家礼乐作出合理判断，才能够对当下全国各地广泛存在的传统用乐形 式、不同乐队组合的内在联系以及相当数量乐曲的属性作出合理的解 释。对历史上国家礼乐承载群体的整体把握是认知“以乐观礼”的关 键之一，南北朝以降乐籍制度的存在对于国家礼乐实施的作用是绝对 不可以忽略的。对上述问题均需钩沉稽微、一一廓清，否那么，这种论 礼乐而混沌的状况将永远无法得到彻底的改观。换言之，只有对封建礼制的功能与本质，礼与乐对应的内在意涵和互 文关系有正确的把握，才有可能建立起普遍联系的理念，全面客观 地认知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真面目，才能防止孤立地看待传统音乐文 化事像中的某一个案和音乐品种。此外，在论及古代礼乐制度与各音乐形态的意涵与互通方面，项先生 论述颇多，如当下传统音乐与民间礼俗的依附与共生现象（音乐 研究2005年第4期第5-11页）、礼乐雅乐鼓吹乐之辨析（中 央音乐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第3-12页）、中国音乐文化的大 传统'与小传统'（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第3-10 页）、以太常续考为个案的吉礼雅乐解读（黄钟2010年第3 期第99-112页）等，皆属于这一学术论域中具有代表性意义的学术 成果。再次，有利于拓宽本学科的研究领域，夯实本学科的研究基础，推动 本学科的健康开展。一门学科欲获得全面开展，需要有一个艰难的历 时性过程，需要几代甚至几十代学者的共同努力方能完成，期间肯定 会面临新旧观念、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的抉择与扬弃。音乐学学科的 开展，必须引入他学科的研究理念和方法论，以更新和壮大自己的学 术生命。以音乐史学为例，杨荫浏先生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稿距今已逾半个 多世纪了，近三十年来，我国音乐史学界无论在研究理念还是具体的 方法论上都实现了根本性的更新，并取得了丰厚的研究成果。但是, 问题随之而来：当“传统遭遇现代”，当原有的研究结论与新生的研 究理念和成果PK,当传统的研究理念和方法已经无法把握愈来愈多 的学术事像，无法对新生的学术难题作出合理的阐释时，我们该如 何抉择？正如项先生在由音乐历史分期引发的相关思考一文（音 乐研究2009年第4期第15-18页）中指出的那样，音乐史学在20 世纪80年代之后多学科视角的理念增强，从而导致了对本学科开展 的重新审视，特别是考古学、文献学、地理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学、 民族学、民俗学等学科对音乐史学开展的贡献尤甚。接着，作者谈到 关于“重写音乐史”的话题，认为既有的音乐史学论域只是将音乐作 为审美、欣赏的意义，而弱化了中国历史上音乐既有的社会功能性和 实用功能性的丰富内涵。如此那么很难反映中国音乐在历史语境下的整 体样貌，诸如音乐的存在方式、国家礼乐的上下贯通、民间对于国家 礼制中吉礼理念与国家礼乐中礼仪用乐的重新组合与拼装、在“为神 奏乐”理念下相当古老的音乐形态可能近乎原样承继于当下。项先生 建议从社会整体把握的视角，以国家礼制下的多功能性用乐为主线写 出一部中国音乐文化史一一国家乐籍制度背景下的封建礼乐文化史。 认为对乐籍制度和制度下群体承载的探研，应该成为一个相对长历史 时期音乐史学把握的重点。在此理念下，才能够认知传统社会中主导层面制度下创乐和用乐的整 体一致性和体系化，继而看到在这种一致性前提下所具有的动态延展 性和差异性。项先生指出，目前这项工作已经展开，并呼吁广大有志 之士 “群起而攻之”。此外，项先生的乐籍制度的畸变期考述（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01 年第4期第35-43页）、音乐史学与民族音乐学论域的交叉（新疆 艺术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第64-69页）、功能性制度礼俗两 条脉一一对于中国音乐文化史的认知（中国音乐2007年第2期 第25-34页）、传统音乐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沟通问题（人民音乐2010年第3期第74-77页）等论文都对音乐史学学科建设的诸多新问 题进行了深度的思考与论述。与项先生稍熟识的学者都知道，这几年，他的学术理念在不断地更新 拓宽，研究厚度亦在不断地凿深。究竟是什么力量给了他持续激活学 术火花的源动力呢？那就是与人类学、社会学、史学等大学术界的接 通，正如项先生那句振聋发耳贵般的倡导和呼吁:“音乐史学走出书斋， 传统音乐接通历史，加强与大学术界的沟通与合作！ ”这就是所谓“接 通”的意义，至今，已没有任何一门学科可以拒绝多学科交叉互融的 选择。唯有不断更新自己的研究理念和思维框式，以宽容的学术胸怀 接引最新的学科理念和研究方法，学术研究才能长久常新。“问泉哪 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项先生正是以开放的学术视野吸纳多 学科的源头活水，终汇成一股清新的浪潮，时时保持鲜活的研究理念 和旺盛的开拓态势。作为在学术上刚刚起步的青年学人，更应该谨记 这一点，需时时检验自己在研究工作中的理念和方法论是否已经陈旧 或南辕北辙，不得要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