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社会责任与高管薪酬关系研究---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本科论文(29页).doc

-企业社会责任与高管薪酬关系研究-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本科论文-第 27 页题目：企业社会责任与高管薪酬关系研究- 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目 录摘 要2ABSTRACT3一、导 论4（一）本文研究的背景和意义4（二）文献综述5（三）研究思路和结构8二、相关理论及背景分析和研究假设10（一）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历史沿革分析与现状10（二）研究假设11三、样本选取与变量设计14（一）数据来源与样本选取14（二）变量设计及其计量14（三）模型的构建17四、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18（一）描述性统计分析18（二）多元线性回归和检验结果分析20结 束 语24致 谢26参考文献：27摘 要 “企业的经济行为是嵌入于社会关系之中的”（Granovetter,1985）这一经济社会学命题的提出以后，人们越来越关注社会规范（价值观、道德、风俗、习惯、文化等社会因素）对企业经济活动的影响。国外的实证研究表明，在较为稳定成熟的经济以及社会环境中，不管是在经济运行的宏观层面还是企业活动的微观层面，社会规范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正处于转型过程的中国经济和社会环境下，人们对社会责任内涵的准确认识虽然还不是特别清晰，但对于“企业应当承担社会责任”的看法已经逐渐深入人心。本文正是从社会规范对企业的经济行为施加影响的角度，实证考察了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以企业对外捐赠进行衡量）对企业高管薪酬安排的影响。我们认为，由于上市公司高管层享受着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高薪酬，其面临来自社会规范的压力。为了缓解这种社会压力，上市公司的管理层并不是简单地降低其薪酬水平，而是通过驱动企业采取某种措施以显示出企业的“社会公民”身份、积极地承担了社会责任，从而为其高薪酬提供某种社会合理性支持。企业对外实施越多的捐赠，就越有利于其向高管提供较高的薪酬。因此，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水平与企业捐赠水平之间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本文以2003年至2010年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我们发现公司高管的薪酬水平确实与企业捐赠水平表现出正相关关系。关键词：社会规范；企业社会责任；高管薪酬；企业捐赠ABSTRACTAfter the proposition of “Corporate economic behavior is embedded in structures of social relations”（Granovetter, 1985）was present, this new economic sociologic notion attached peoples attention. People became interested in the influence on the corporate economic action caused by social norms which including social values, morals, custom, habit, and culture. Many empirical researches abroad suggest that in those mature economic and social environments, social norms do influence economic actions both in the macro level and micro level.China is under the process of transition both economically and socially. Though people is not clear the real meaning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they gradually become familiar with the view that “corporate should assume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influence on executive compensation caused by th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which is measured by corporate donation), from a perspective that social norms influence enterprise economic actions.We think that, executives from listed companies are confronted with social pressure because they enjoy preferentially compensation which is much higher than the average level of the society. In order to ease the pressure, executives would not choose to reduce their compensation, but choose to drive the enterprise to take some action to show its “social citizenship” and assum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ctively. In this way, executives would receive some social rationality support for their high compensation. It is easier for the enterprise to provide executives with high compensation if it donates much to the society. Therefore, the executives compensation level is positively related to corporate donation.Based on the samples of Chinas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03 to 2010, we find that the executive compensation is indeed positively related to corporate donation level. In the expanding analysis, we further discuss the factors which would influence the sensitivity of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ecutive compensation and corporate donation. We investigate the companys ownership, the industrys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regions economic development, to demonstrate if they influence the sensitivity. Empirical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sensitivity is strong in those companies which are controlled by government, and are directly contacted with public consumers. However, the results is not significant for the region factor.Key words: Social Norm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Executive Compensation; Corporate Donation一、导 论（一）本文研究的背景和意义1.本文研究的背景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的经济和社会一直处于转型的过程中，但是现代意义上的价值观和社会规范已经初步形成。虽然对于社会责任内涵的准确认识还不是特别地清晰，然而企业“应当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的看法已经较为普及，不仅仅是政府、公开的媒体和相关的学者们在致力于推进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实施，而且企业和社会公众也逐渐将目光关注到其中。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社会规范（要求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规范）是否也开始影响着我国企业的经济活动呢？或者说，在我国目前的社会环境背景下，企业是否会通过一定的经济行为来对社会规范向其施加的压力做出反应？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企业是如何应对这种社会压力的？企业会通过采取哪些经济行为来做出反应？国内已经有些学者开始展开了相关领域的尝试性研究，他们的研究发现社会规范（或者说社会关系、社会资本等）对企业的融资方式、投资偏好等经济活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为我们进一步从社会经济学的角度深入研究我国企业的经济行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我国企业高管薪酬的安排制度经历了由计划向市场转变的过程，已有的研究表明在我国经济的转型期，有两种外部力量（即市场化力量和政府干预）对企业的高管人员的薪酬安排施加了关键性的影响（辛清泉，谭伟强，2009；刘凤委、孙铮和李增泉，2007）。作为企业的一项重要经济行为，高管人员的薪酬安排，不仅在微观的企业层面上具有重要的财务和公司治理意义，而且在宏观的社会层面上具有财富分配和社会公平的涵义。在现阶段的中国经济社会环境背景下，除了市场和行政力量的影响外，社会因素是否会对企业高管薪酬的安排施加了影响？如果这种影响的确是存在的，那么社会因素与高管薪酬安排之间的敏感度又会与哪些因素有关？本文在当前的社会经济环境下，带着这些问题，尝试着研究社会因素（要求企业承担社会则的角度）对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影响。2.本文研究的意义Granovetter（1985）提出了著名的“经济行为是嵌入于社会行为之中”这一经济社会学命题以来，社会规范（价值观、道德、文化、习俗、习惯等）对企业经济活动的影响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它为人们认识和理解企业的经济行为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本文在经济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启示下，从社会规范要求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角度，实证考察了社会规范对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安排的影响，这对于更清晰地理解我国企业高管薪酬安排等经济行为的认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理论上，从社会学视角来看待企业的经济行为，不仅丰富了经济学的相关理论，而且有助于新经济社会学在我国的发展和运用，从而为鼓励更多的学者就社会因素对企业经济行为的影响展开更深层次的研究。这对于人们从不同的角度更加完整地对企业的经济行为的理解提供了理论基础，对于经济学的发展也是有积极意义的。本文的实践意义在于为企业管理层认识社会规范对其施加的社会压力提供了实证的依据，有助于企业管理层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从而为企业的生产和发展获取必要的社会资源，也有助于企业管理层的各项经济决策的实施。另外，由于我国企业高管薪酬的安排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转型期中主要受到来自市场和行政力量的干预，本文的研究为政府部门在制定相关的政策时提供了新的依据，即不仅需考虑市场和行政的力量来调节高端群体的收入分配问题，也要充分地发挥社会规范的影响作用，从“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两个角度促进社会目标的实现。（二）文献综述1.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关综述20世纪80年代，学者们不限于对CSR作为精确的定义，而是从实证研究的角度，拓宽了CSR的视角。Philip Cochran and Robert Wood（1984） 在一个实证研究中，考察了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的财务业绩表现之间的关系。Aupperle, Carroll, and Hatfield（1985）的一个实证研究中，考察了企业社会责任和盈利之间的关系。Carroll（2000）认为，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而且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方法上看，研究过程也很复杂。A. P. Stanwick 和 D. S.Stanwick（1998）对115户企业从1987年至1992 年的情况，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进行分析。他们用财富名誉调查排行作为对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的评价并依次作为回归方程中的因变量，用企业的销售利润、规模、以有毒废弃物排放报告为基础的环境绩效作为自变量，最后发现，企业的社会绩效与财务绩效有着积极的关系。国外学者对于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尚未达成一致的结论。Ingram和Fraiziner（1983）、Freeman和Jaggi（1982）研究发现企业社会绩效与财务绩效呈负相关。他们认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需要付出相应的成本，社会责任成本使企业在与不承担或者少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的竞争中处于不利的财务状况中（郭红玲，2006）。20世纪90年代，学者们从CSR引申到与其相关的话题的探讨，比如企业社会行为理论CSP（Corporate Social Performance），企业道德伦理，利益相关者理论等。对于CSR的研究是伴随着企业和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取得新的进展的，因为它实质上抓住了企业与社会之间联系的要害。国内学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关研究成果颇为丰富，而随着社会公众对企业的社会责任承担问题的关注度越来越高，社会环境的变迁，学者们不仅限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而是结合其他学科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沈艳和姚洋（2008）首次采用2006年12个城市共1268家企业的调查数据，全面考察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可持续性发展的关系，他们发现，目前我国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主要表现在提供慈善捐助并遵守法律。企业社会责任意识强的企业，在劳动保护、环境保护、质量控制、治理结构等方面的表现明显优于企业社会责任意识较弱的企业。他们的研究还发现，企业社会责任意识更强的企业拥有更大的市场份额，其员工的流动性更低；并且企业的劳工标准和环境标准的执行率与更高的利润率与劳动生产率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沈艳和蔡剑（2009）结合企业融资方面的问题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意识与融资之间的关系，其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越强的企业从正规金融机构融资的能力越强。该研究不仅丰富了企业社会责任理论，而且对于理解我国企业融资问题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颜剩勇和王小玉（2008）从社会责任的视角研究了上市公司投融资行为的可持续性，他们认为上市公司投融资行为的可持续性直接关系上市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而上市公司能否承担社会责任对其投融资行为可否持续性具有相关性，较好地承担社会责任的上市公司投融资行为具有好的可持续性。风险识别、风险测度、风险评价和风险响应是风险管理的基本过程，而风险监控是贯穿于整个风险管理过程，为确保风险管理活动顺利实施的支撑性体系。2.结合企业社会责任和高管薪酬的相关综述作为公司治理的一项重要的制度安排，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制度一直备受社会各界的关注，国内外学者对高管薪酬的研究视角十分广泛，对于高管薪酬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其中关于公司治理中的高管薪酬与企业的财务绩效之间的相关研究，国内外学者们对此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从对我国高管薪酬的研究来看，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高管薪酬与绩效的关系的研究，高管薪酬与企业规模之间关系的研究，对高管薪酬的影响因素的研究等。早期的国内研究（李增泉，2000； 魏刚，2000）的研究中并没有发现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显著相关，相反，高管薪酬更多地由公司规模以及所在地区所决定。而后来的研究中，包括张俊瑞（2003）、杜兴强、王丽华等（2007）却得出了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显著相关的发现。然而关于公司治理对企业的社会行为的影响，尤其是高管薪酬的安排与社会责任绩效之间的相关研究则颇为鲜见。股东大会通过高管薪酬的制度安排影响高管层的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的相关行为，从而可以反应出企业的社会责任态度。高管薪酬可能是影响企业实现其社会目标的一个重要机制。目前为数不多的关于高管薪酬与社会责任之间关系的研究，结论亦不尽相似。McGuire, J., S. Dow and K. Argheyd（2003）以美国公司为样本，检验了高管薪酬结构与社会责任绩效之间的关系，其研究结果表明高管薪酬激励与正向的社会绩效之间没有显著的联系，而高管工资、长期激励则与负向的社会绩效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McGuire et al（2003） 认为对管理层的不同激励会导致鼓励他们积极或消极采取社会行为，比如，享有高水平工资的高管们可能会更加关注企业短期的绩效，而忽视了那些会给企业带来长期效应的相关利益者的利益，进而避免企业采取有利于社会利益的行为。Lois Schafer Mahney and Linda Thorn（2006）在McGuire et al的研究后，以加拿大的77家公司为研究对象，将企业社会责任细分为总体社会责任表现（TOTAL CSR）、企业社会责任优势(CSR Strengths)和企业社会责任劣势(CSR Weaknesses)，从高管薪酬结构中的工资、奖金和股票期权三个方面来分别对企业的高管薪酬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他们研究发现，高管的工资收入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劣势之间、高管的奖金与社会责任的优势之间、高管的股票期权与总体社会责任表现之间均呈正相关的关系。国内关于高管薪酬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较少，彭俊杰（2012）通过选取2008-2010年披露过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1017家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对财务绩效和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和工资交互项、企业社会责任和高管持股的交互项、企业社会责任和股票期权的交互项进行回归检验。该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财务绩效与企业社会责任呈显著负相关关系，与社会责任和工资的交互项、社会责任和高管持股的交互项呈显著正向关系；研究结果说明，在我国可以通过采取增加高管的工资和持股比例来增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后对公司财务绩效的负效应。以往对高管薪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学范畴内，而从社会学的角度对高管薪酬进行分析的研究尚为鲜见，从而给高管薪酬的进一步深入研究留下了一定的空间。本文拟从社会学的角度剖析高管薪酬的一个影响方面。（三）研究思路和结构1.研究思路本文主要是从社会经济学的视角来考察社会因素对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安排的影响问题，我们研究的逻辑是：公司高管薪酬会受到社会规范的约束，由于高管层其享受着远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薪酬，上市公司高管层会面临着因贫富差距过大而导致的社会压力，从而迫使其做出相应的反应。然而我们认为，企业高管层所做出的反应并不是简单地直接降低自身的薪酬待遇，而是通过驱使企业积极地承担社会责任来间接地消除或减弱来自社会的压力。企业捐赠则是目前一种最主要的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方式，并且，一般而言，捐赠水平越高，就越是能够有效地消除社会压力，从而为高管享受高薪酬提供更好的社会支持。因此，如果公司高管层希望或者预计获取的薪酬水平越高，其便会提前做出反应，即驱使企业实施对外捐赠、或者提高捐赠的水平，以减轻社会压力。本文的研究思路是建立在在上述的逻辑基础上的。首先，通过相关的理论（即新经济社会学的“嵌入理论”、“体制理论”等）的分析来阐述社会因素对企业经济行为的影响，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社会规范要求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传导机制。其次，以企业对外捐赠来衡量其承担社会责任，并分析企业对外捐赠水平与企业高管薪酬水平之间的关系。2结构和研究框架全文的总体结构分为六章：第一章：导论。绪论部分主要从研究的背景、研究的意义、文献综述、研究思路和全文的结构对本文做出简单的介绍。第二章：相关理论及背景分析和研究假设的提出。在第三章中，本文主要借助于新经济社会学的“嵌入理论”、体制理论（Institutional Theory）两种理论，结合我国当前的社会经济背景来阐述社会规范压力对我国企业经济行为影响的传导机制（社会规范压力要求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并提出本文的核心假设和延伸假设。第三章：样本选取与变量设计。本章主要是介绍了本研究所需样本数据的来源与选取，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为本文的研究设计了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然后介绍了研究的多元回归模型，为后文的实证分析作铺垫。第四章：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在本章中，我们对所选的样本（2003年至201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共11490个样本）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在对相关变量进行了相关性分析和多重共线性问题诊断后，利用多元回归分析的方法，在回归结果的基础了实证分析了各个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以及检验了前文提出的研究假设。第五章：研究结论及其启示。本章在前文的分析基础上总结了本文的主要结论，并对其进行简单的评述。二、相关理论及背景分析和研究假设（一）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历史沿革分析与现状我国企业高管薪酬激励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以下阶段：第一阶段为1978年以前，全国实行中央高度集中统一的工资管理制度，国有企业所有的利润都上交国家，对企业管理者不存在激励机制，管理者也不能分享企业利润。第二阶段为1978年至1984年，国家在完成补偿性的工资调整升级的同时，恢复了奖励工资和计件工资制度，开始试行“浮动工资”。第三阶段为1985年至1992年，国有大中型企业逐步试点并推广了职工工资总额同企业经济效益挂钩的做法，经营者收入方式开始多元化。在实践中，承包制、资产经营责任制、租赁制以及委托代理制等系列改革措施开始推出。第四阶段为1992年至今，企业经营者收入分配开始遵循市场调节的原则，1992年年薪制开始在无锡、深圳、上海等地试行。2002年1月7日证监会颁布了中国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对上市公司建立健全管理人员绩效评价与激励约束机制提出了具体要求，上市公司董事或其下设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复杂组织董事和经理人员的绩效评价，上市公司开始建立了经理人员的薪酬与公司绩效和个人业绩相联系的激励机制。我国大部分上市公司都是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对上市公司高管的激励也是伴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入而进行的。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上市公司的高管人员绝大多数都是由上级主管部门直接委任，工资和行政级别挂钩而与企业业绩没有太大的关系，高管关心自己的政治前途甚于企业的长远发展。自1998年后，我国高管薪酬制度有了明显的改善，突出表现为上市改善开始逐步批量高管薪酬数据，高管薪酬水平有了较大幅度地增长，对高管的激励也普遍采用年薪制的形式。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的经济、社会的发展一直处于转型的过程当中。以经济效率为导向的发展模式和在相关政策的支持下，我国的经济发展在初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环境污染、资源枯竭以及社会不公等诸多问题开始显示并日益严重。社会公众对企业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社会公平”的理念逐渐得到加强。当人们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社会公众对于分配领域过分依赖市场机制导致的巨大的贫富差距等社会问题给予了高度的关注。而对企业高管，尤其是高管薪酬的合理性受到了来自社会各界的质疑。这些占据财富分配高端地位的人群（高管群体），面临着来自社会规范的巨大压力。由于按证监会的制度要求上市公司必须公开其高管薪酬，这无疑给以社会公众提供了一个监督与评价的良好契机。相对于企业其他的人群，高管群体可能便成为了承担此社会压力最大的群体之一。（二）研究假设 1企业社会责任包含的内容“企业应该承担社会责任”这一主张已经得到发达国家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广泛认同（Carroll,1979,1991;Andriof and Marsden,1998;MORI,2002;杨团，葛道顺，2003；赵琼，张应祥，2007），那么对于正在处于不断变革之中的中国社会，是不是也具有这样的社会特征呢？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以经济效率为唯一导向的发展模式，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与此同时，环境污染、资源枯竭以及社会不公等诸多问题亦开始显现并且日益严重化。在这种背景下，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人们对企业的认识也发生了改变，不再认为企业只是个只须为自己负责的纯粹经济机器，而是一个既追求经济利益、同时也应当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公民。20世纪90年代中期企业社会责任观开始进入中国社会，在经过初期的缓慢发展后，从2004年开始，企业社会责任观开始逐渐得到政府、媒体、学者、社会公众以及企业自身的广泛认同。不仅媒体和学者大力倡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而且政府有关部门也着手制定中国的社会责任标准，一些企业也定期发布他们的企业责任报告，甚至将社会责任纳入其总体商业策略。2008年举世震惊的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社会公众和企业在捐赠、义工等慈善活动的互动中，表明了企业应当承担社会责任的价值观已经成为了现阶段我国社会规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另外，人们对“效率”和“公平”的认识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生相应的变化。如果说在过去“效率”被放在绝对首位，是因为人们认识到只有“把蛋糕做大”，社会的发展才有足够的底气；那么当温饱以及小康生活水平基本实现后，在社会分配领域过分地依靠市场机制而导致的巨大贫富差距越来越受到政府、舆论以及社会公众的强烈关注。按照目前主流的社会价值观来看，个人获取的财富多少，已经不再是一个纯粹的“效率”范围的问题了，而是关系到社会公平（罗诗钿，2011）。因而那些占据财富分配高端地位的人群，往往面临着来自社会规范的巨大压力。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压力有时甚至会表现出一种非理性的极端“仇富”的社会大众心态（张庆宇，2011）。上市公司的高管群体，由于其享受着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薪酬，并且按国家相关部分的规定高管薪酬信息又是公开的，更是一览无遗地呈现在社会公众面前，因此可能成为承担社会压力最大的一个群体之一。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继续“合理”地享有高水平的薪酬，高管群体不得不采取某些措施来缓解来自社会规范的压力，而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便是一种较为有效的方式。2选取捐赠作为企业社会责任参考指标的依据捐赠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一项重要表现（Steiner，1971；Edwin and Dow，1978；Brown and Dacin,1997）。国家统计局对我国企业的一项调查表明，目前我国企业对社会责任认知的最普遍看法是环境保护和主要基于捐赠的公众服务利益（沈艳、蔡剑，2009）。换言之，虽然我国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逐渐增强，但目前还介于企业社会责任发展的第一代与第二代中，积极地参与环境保护和进行慈善活动是主要的承担社会责任的方式。由于环境保护并不是所有行业的企业都面临的问3企业高管薪酬初步分析表2-1 表中资料来源：由CSMAR提供的数据手工整理而得 03-10年间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人均水平与全国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水平金额最高的前三名高管的人均薪酬（元）全国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元）前者是后者的倍数2003年166366.716315.0110.22004年198066.718432.1810.72005年21830020990.3710.42006年261033.3324024.4810.92007年362566.728458.3212.72008年39040032959.0211.82009年40600036498.1311.12010年446233.341604.3510.7题，因此捐赠在所有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为中可能最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性。因此，我们认为，捐赠是现阶段我国企业得到社会规范认同，从而获得社会合理性的主要手段。关于我国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我们收集了从2003年到2010年的相关数据，经整理后得出表3-1。从表3-1中可以看出：2003-2010年间，上市公司金额最高的前三名高管的人均薪酬为同期全国的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十倍以上。高管薪酬水平越高，面临的社会压力就会越大，此时企业只有实施较多的捐赠才能符合社会的预期，从而真正发挥为高管减压的作用。上市公司的高管对此也会产生“理性”预期，即公司高管希望获取或者将要实现的薪酬水平越高，就会预期到其面临的社会压力很大。而为了缓解这种压力，高管会提前做出反应，预先驱动企业实施捐赠、及提高捐赠的水平，从而为其高薪酬提供充分的“社会合理性”。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将高管薪酬水平与企业捐赠水平之间的逻辑关系简要地概况如下：高薪酬将使公司高管面临社会压力，当薪酬水平越高时这种社会压力将会越大。高管对此会做出理性预期和提前反应，驱使企业实施捐赠来化解社会压力，为其高薪酬提供社会合理性支持。因此，我们提出本文的核心假设（H1）: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水平与企业捐赠水平正相关。三、样本选取与变量设计（一）数据来源与样本选取1数据来源本文使用中国沪深股票市场2003年至2010年共八年的所有A股上市公司为检验样本（其中包括同时含有B股或H上市的A股上市公司）。由于本论文研究的主要问题是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水平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企业捐赠）之间的关系，自2004年我国政府提出“建设和谐社会”以后，社会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关注度日益显著，为了检验2004年前后以及今后的一段时间来我国上市公司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反应，我们选取了2003年至2010年这八年的数据进行检验。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中，“上市公司最终控制人数据”、“地区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等数据来自CCER数据库，“上市公司是否同时在B股或H股上市”的数据是在RESSET数据库提供的原始数据进行手工整理而得，其余的数据均来自CSMAR数据库。另外，本文在检验中使用的“公司是否属于直接与公众消费者接触的行业”系在CSMAR提供的证监会行业分类原始数据基础上进行手工整理而成。2样本选取本文在收集所有2003年至2010年的数据之后，对样本进行了如下的筛选：1.剔除了数据项有残缺的公司；2剔除了每年捐赠金额最多的前十家公司；3.剔除了财务数据异常的公司：如年营业收入不足一百万元、或者是资产负债率在100%以上的公司；最后我们得到11490家样本公司。其中，2003-2010年每年的样本公司数分别为：1201家、1285家、1271家、1303家、1451家、1513家、1557家以及1909家。（二）变量设计及其计量1被解释变量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因变量）是企业的高管薪酬水平。由于本文主要研究当企业受到来自社会规范压力下承担社会责任与企业高管薪酬之间的关系，在参考已有的研究成果（王克敏、王志超，2007；辛清泉、谭伟强，2009；方军雄，2009）后，我们以“金额最高的前三名高级管理人员的报酬总额”作为高管薪酬的代理变量，记为COMP,在实际使用时取自然对数，即LN(COMP)。2解释变量本文的主要解释变量是企业捐赠。我们认为企业对外捐赠，从企业的角度看，企业将其利润中的一部分贡献于社会，并不单纯是一种经济行为，而更是一种社会行为，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一种体现。因而，我们将企业对外捐赠作为一个衡量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指标，是否捐赠以及捐赠水平的高低，将意味着企业对社会的贡献的大小，从而可以直接理解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大小。在实证的过程中，我们具体设定了以下几个代理变量来表示捐赠水平（JUANZH）：(1)公司是否实施了捐赠（记为DON）。在某个特定的会计期间，如果公司实施了捐赠，则DON=1，否则等于0。(2)绝对捐赠水平（JDON）。绝对捐赠水平等于捐赠金额的自然对数，具体计算公式为：JDON = LN (1+捐赠金额)。其中，括号内加1是为了防止当捐赠金额为0时无法取对数。(3)相对捐赠水平（XDON）。相对捐赠水平等于LN(1+捐赠金额与营业总收入的比例*1000000)。其中，括号内加1是为了当捐赠金额为0时无法取对数，另外，由于捐赠金额占营业收入的比例通常都非常小，所以乘以一个尽量大的数（1000000），以消除加1的影响。3控制变量从设计、生产、销售一条龙运作，甚至还有自己的面料厂，战线拉得太长而顾此失彼，发挥不出自身优势。例如一些原来以外销加工见长的服装企业，在尝试做内销品牌时，由于对服装设计和国内销售不熟悉，导致失败。这种情况的产生与目前的零售体制有很大的关系。目前我国的百货公司服装销售部门，普遍采用“引厂进店”(或称为“联销”)的运作模式，百货公司根据品牌在店里的销售业绩提取一定的销售扣率，迫使服装公司不得不向“小而全”的方向发展。在参考了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后（李增泉，2000；刘凤委、孙铮和李增泉，2007；方军雄，2009；辛清泉、谭伟强，2009；Kostiuk，1989），我们引入以下本论文模型的控制变量：(1)财务特征变量：企业规模（取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资产负债率、资产报酬率。(2)股权特征以及治理变量：直接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实际控制人控制权与所有权的差额（两权分离度）、是否同时在B股或H股上市。(3)薪酬的地区收入差异：企业所在地区（注册地）平均收入水平（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自然对数）。(4)考虑到高管年龄可能对薪酬水平产生影响，我们引入了管理层的平均年龄的自然对数加以控制。(5)最后，我们还控制了年度因素和行业因素的影响。表4-1给出了上述变量的定义和说明。表3-1 表中资料来源：由CSMAR提供的数据手工整理而得 变量定义表变 量变量符号变量描述因变量薪酬水平LN（COMP）上市公司高管前三名薪酬总和的自然对数解释变量是否捐赠DON企业实施捐赠，DON等于1，否则等于0绝对捐赠水平JDONLn（捐赠金额+1）相对捐赠水平XDONLN(1+捐赠金额占营业总收入比例*1000000)控制变量公司规模LN（SIZE）公司期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资产负债率DEBT总负债/总资产资产报酬率REW（利润总额+财务费用）/ 平均资产总额直接控股股东持股比例CONT直接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两权分离度SEP实际控制人控制权与所有权的差额交叉上市BH是否同时有B或H股上市高管平均年龄AGE上市公司高管平均年龄的自然对数公司所在地平均工资水平SAL公司注册地（以省为单位）在岗职工人均工资的自然对数（三）模型的构建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我们以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水平（LN(COMP)）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反映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指标企业捐赠水平（DON、JDON、XDON）作为解释变量，以反映公司财务状况的资产负债率和资产报酬率、股权特征、治理因素、地区收入水平、高管平均年龄等作为控制变量，对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水平进行了回归分析。本文采用如下三个基本模型来检验企业高管薪酬水平与捐赠水平之间的关系：上述三个方程以高管薪酬作为被解释变量，以捐赠作为解释变量，以财务特征、股权特征等作为控制变量来进行多元线性回归，从而得出高管薪酬与捐赠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