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名词解释33414(28页).doc

-古代文学名词解释33414-第 - 26 - 页三古、七段三古之分，是中国文学史大的时代断限。在三古之内，又可以细分为七段。上古期：先秦两汉（公元3世纪以前） 第一段：先秦 第二段：秦汉中古期：魏晋至明中叶（公元3世纪至16世纪）第三段：魏晋至唐中叶（天宝末） 第四段：唐中叶至南宋末 第五段：元初至明中叶（正德末）近古期：明中叶至“五四”运动（公元16世纪至20世纪初期） 第六段：明嘉靖初至鸦片战争（1840） 第七段：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1919）三古七段说主要着眼于文学本身的发展变化，体现出它的阶段性，而将其他的条件如社会制度的变化、王朝的更替等视为文学发展变化的背景；将文学本身的发展变化视为断限的根据，而将其他的条件视为断限的参照。神话是“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以故事的形式表现了远古人民对自然、社会现象的认识和愿望。神话通常以神为主人公，包括各种自然神和神化了的英雄人物，情节一般表现为变化、神力和法术，其意义通常显示为对某种自然或社会现象的解释，有的表达了先民征服自然、变革社会的愿望。只有当人类可以凭借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感情，表达对自然和社会的领悟时，神话才有可能产生。神话在后世仍具有文学魅力，启发后世的文学创作。山海经是我国古代保存神话资料最多的著作，最具神话学价值。约成书于战国初到汉初之间，应是由不同时代的巫觋、方士根据当时流传的材料编选而成，实际上是一部具有民间原始宗教性质的书。全书共分山经五卷、海外经四卷、海内经五卷、大荒经四卷，内容极其驳杂，除神话传说、宗教祭仪外，还包括我国古代地理、历史、民族、生物、矿产、医药等方面的资料，其中海经、大荒经的神话色彩最浓。诸如鲧禹治水、刑天舞干戚等神话流传广远，对我国神话的传播和研究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神话历史化即把神话看成历史传说，通常的做法是把天神下降为人的祖神，并把神话故事当做史实看待，虚构出始祖及其发展谱系。这一文化现象在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史中或多或少都出现过。中国的神话历史化，是史学家、思想家们自觉或不自觉的行为。在正统的史家或儒家典籍中，难以纳入历史谱系中的半人半兽形的神性形象被抹杀殆尽，违背理性化原则的神话也都遭到削删。另一方面，对神话进行歪曲的解释，使其成为某种现实事件，从而成为构筑远古历史的一块基石。改造的结果是使神话大量消亡，历史向前延伸，各氏族的谱系更加严密。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原名诗，或称“诗三百”，共有305篇，另有6篇笙诗，有目无词。全书主要收集了周初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的作品，包括了公卿列士所献之诗、采集于各地的民间之诗以及周王朝乐官保存下来的宗教和宴飨中的乐歌等，产生于今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及湖北北部一带，约在公元前6世纪编定成书，作者包括了从贵族到平民的社会各个阶层人士，绝大部分已不可考。风、雅、颂风即音乐曲调，国风即各地区的乐调。国是地区、方域之意。十五国风160篇，即这些地区的地方土乐。国风中，豳风全部是西周作品，其他除少数产生于西周外，大部分是东周作品。雅即正，指朝廷正乐，西周王畿的乐调，分为大雅和小雅。大雅31篇是西周的作品，大部分作于西周初期，小部分作于西周末期。小雅共74篇，除少数篇目可能是东周作品外，其余都是西周晚期的作品。大雅的作者，主要是上层贵族；小雅的作者，既有上层贵族，也有下层贵族和地位低微者。颂是宗庙祭祀之乐，许多都是舞曲，音乐可能比较舒缓。周颂31篇，产生于西周初期，每篇只有一章。鲁颂4篇，产生于春秋中叶，都是颂美鲁僖公之作。商颂5篇，约为殷商中后期的作品。三家诗秦火以后，诗经以其口耳相传、易于记诵的特点，得以保存，在汉代流传甚广，出现了今文的鲁、齐、韩三家诗。它们在西汉被立为博士，成为官学。鲁诗出自鲁人申培，齐诗出自齐人辕固，韩诗出自燕人韩婴，三家诗兴盛一时。鲁人毛亨和赵人毛苌的古文“毛诗”晚出，在西汉虽未被立为学官，但在民间广泛传授，并最终压倒了三家诗，盛行于世。后来三家诗先后亡佚，今本诗经，就是“毛诗”。 七月是风诗中最长的一篇，共8章88句，380字，叙述了农夫一年间的艰苦劳动过程和他们的生活情况。全诗以时令为序，顺应农事活动的季节性，把风俗景物和农夫生活结合起来，全面深刻、生动逼真地反映了西周农人的生活状况。诗中客观反映出农夫生活和贵族生活的悬殊，在对当时农业生产、农夫生活的平铺直叙中抒发了哀怨和不满。赋比兴是诗经的主要创作手法，开启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基本手法。宋朱熹之说流传最广：“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简言之，赋就是铺陈直叙，即诗人把思想感情及其有关的事物平铺直叙地表达出来。比就是比方，以彼物比此物，诗人有本事或情感，借一个事物来作比喻。兴则是触物兴词，客观事物触发诗人情感，引起诗人歌唱，大多在诗歌的发端。这三种手法往往互相使用，共同创造诗歌的艺术形象，抒发诗人的情感。比兴诗经中作为诗歌起头协调音韵、唤起情绪的兴，以及大量存在的兼有比义的兴，为后代诗人广泛继承。比和兴都是以间接的形象表达感情的方式，后世往往比兴合称，用来指诗经中通过联想、想象寄寓思想感情于形象之中的创作手法。这种触物动情、运用形象思维的比兴，塑造鲜明的艺术形象，构成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甲骨卜辞殷人用龟甲、兽骨占卜，之后把占卜日期、占卜人、所占之事，有的还包括日后吉凶应验情况，刻在甲骨之卜兆旁，此即甲骨卜辞。清末发现于安阳，距今已三千多年。卜辞所记的内容相当丰富，包括祭祀、农业生产、田猎、风雨、战争、疾病等方面，真实朴素地反映了殷商时期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状况。甲骨卜辞记事比较简单，不成系统，保持了商代记事文字的原貌，短辄几字，长达百馀字。铜器铭文有长有短，广泛记述了社会生活。商代铭文记事简单，形式一律。周代铭文字数增加了，内容更加复杂，不仅有记事文字，还出现了与尚书诰命类似的记言文字。商周铜器铭文，反映了我国早期记事记言文字由简至繁的发展。尚书是商周记言史料的汇编，包括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虞书·尧典等为后人追述。商书·盘庚是我国记言文之祖，其训辞古朴艰涩，有一定的感情色彩和形象性。周书主要是诰与誓两种文体，记周公言论最多，反映了周公的心态、周人的政治思想和周初的社会关系。今本尚书，大约只有今文尚书28篇可信。尚书文字古奥典雅，有一定的语言技巧，且这些文诰都是单独成篇，有完整的结构，对先秦历史叙事散文的成熟有直接的影响。春秋本是周王朝和各诸侯国历史的通称，后特指经过孔子修订的鲁国的编年史。它记载了自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四年的历史，对这一时期的史事作了简洁的大纲式的叙述。春秋按时间顺序编排历史事件，记事方式是“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具备了明确的时间观念和自觉的记事意识、写作义例，记事系统而简略，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叙事散文。春秋是“礼义之大宗”，维护周礼，反对僭越违礼行为，贬斥邪说暴行。这种思想倾向在史事的简略记述排比中表现出来。春秋笔法是指在春秋中以一字寓褒贬、在谨严的措辞与修辞上的细微差别中表现作者爱憎的写法。如杀有罪为“诛”，杀无罪为“杀”，下杀上曰“弑”等。这种在史著中灌注强烈感情色彩的作法，为后代史传文学所继承。左传全称春秋左氏传，又名左氏春秋。作者左丘明，后人对此颇多疑义。记事起于鲁隐公元年，迄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基本与春秋重合，还有个别战国初年的史料。它以春秋的记事为纲，增加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和传说，叙述了丰富多彩的历史事件，描写了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以礼之规范为评判标准，表达了维护周礼、尊礼尚德、以民为本的思想。叙事手法高超巧妙，叙述语言简练含蕴，词约义丰，作为先秦散文的“叙事之最”，标志着我国叙事散文的成熟。春秋三传除左传外，还有公羊传和榖梁传。这两部书侧重阐发春秋经义，叙事较少，以议论为主。公羊传文风淳朴简劲，语言凝练准确，榖梁传亦文字简朴，议论精深。二书文学价值虽不能与左传并论，但在经学史、思想史、学术史上都有深远影响，尤其是公羊传，在汉代和晚清，都曾为显学。国语是一部国别史，全二十一卷，分别记载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事，是各国史料的汇编，成书约在战国初年。各国“语”在全书所占比例不一，每一国记述事迹各有侧重，主要反映了儒家崇礼重民等观念。周语侧重论政记言。鲁语主要针对一些小故事发议论。齐语主要记管仲和桓公的论政之语。晋语篇幅最长，共有九卷，侧重于记述晋文公的事迹。郑语主要记史伯论天下兴衰的言论。楚语主要记楚灵王、昭王时期的事迹。吴语独记夫差伐越和吴之灭亡。越语则仅记勾践灭吴之事。战国策凡三十三卷，由汉刘向整编。杂记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诸国军政大事。时代上接春秋，下迄秦并六国。主要记载了谋臣策士游说诸侯或进行谋议论辩时的政治主张和斗争策略，反映了战国时代“士”阶层的崛起。作者非一人，大多是战国后期纵横家，最后由西汉刘向编校整理成书，定名为战国策。书中表现了纵横家的思想与人生观：崇尚谋略，强调审时度势，肯定举贤任能；追求功名显达，富贵利禄。战国策以其辩丽横肆的文风，雄隽华赡的文采，标志着先秦叙事散文语言运用的新水平。论语记载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纂录，在战国初年编辑成书。论语每篇标题取自首章首句中的两个字，各篇之间没有时间的先后顺序，每篇内各章之间也没有共同的主题。论语表现了孔子及其弟子的形象、性格以及深刻平实、含蓄隽永的语言，表达出深刻的道理，充沛的情感和丰富的语气词，使其语言更为委婉。语录体是论语文体的基本特征，它或记录孔子的只言片语，或记录孔子与弟子及时人的对话，短小简约，没有构成单篇、形式完整的篇章。这种在对话中说理的形式，直接影响了先秦说理文的体制。老子由老子自撰，分“道”“德”上下两卷，故又被称为道德经。它集中反映了老子的哲学思想，探讨的是玄妙的形而上学问题，在探索宇宙原始、追寻万物本源时，并未忘怀现实人生，书中表现出作者强烈的自我意识和愤世嫉俗的情感。其文章犹如一组辞意洗炼的哲理诗，采用大量的韵语，排比、对偶句式，行文参差错落，犹如鱼龙曼衍，变化多端，常以比喻来表现深刻的哲理。老子以韵文为主、韵散结合的形式，成为先秦说理文的另一形态。庄子三言庄子的创作方法“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寓言即虚拟的寄寓于他人他物的言语。人们习惯于以“我”为是非标准，为避免主观片面，把道理讲清，取信于人，必须“藉外论之”。重言即借重长者、尊者、名人的言语，为使自己的道理为他人接受，托己说于长者、尊者之言以自重。卮言即出于无心、自然流露之语言，这种言语层出无穷，散漫流衍地把道理传播开来，并能穷年无尽，永远流传下去。楚辞本意是楚地的歌辞。这一词汇最早见于史记·酷吏列传。战国后期，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文人在诗经以及楚国民歌、巫歌的基础上，创造了一种具有楚国地方特色的乐调、语言、名物的诗赋，在形式上与北方诗歌有较明显的区别，故后世称之为“楚辞”。西汉末，刘向把屈原、宋玉和汉人的模拟之作，编成楚辞一书，“楚辞”又成了一部诗歌总集的名称。另外，由于楚辞和汉代赋作之间的渊源关系，屈原作品又有“屈赋”之称。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是带有自传性质的一首长篇抒情诗。全诗共三百七十多句，近二千五百字。“离骚”二字，司马迁认为是遭受忧患的意思（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离骚者，犹离忧也。”）。其写作年代一般认为是在屈原离开郢都往汉北之时。离骚反映了屈原对楚国黑暗腐朽政治的愤慨，和他热爱宗国愿为之效力而不可得的悲痛心情，也抒发了自己遭到不公平待遇的哀怨。其主旨是爱国和忠君，和宗族感情连在一起，关切楚国现实。九歌主要是南方巫祭文化的产物，共11篇。据闻一多观点，首尾两章（东皇太一和礼魂）分别为迎、送神曲，中间九章为娱神曲。东皇太一为至尊之天神，云中君祭云神丰隆（又名屏翳），湘君湘夫人皆祭湘水之神，大司命祭主寿命之神，少司命祭主子嗣之神，东君祭太阳神，河伯祭河神，山鬼祭山神，国殇祭阵亡将士之魂。九歌以描写爱情为主，也表达了对神灵的赞颂和祭者的虔敬之情，以及阵亡将士的勇烈悲壮。九歌是屈原长期放逐生活之心情的自然流露，表现出幽微绵缈的情致和缠绵哀婉的风格。天问是楚辞中一首奇特的诗歌。所谓“天问”，就是列举出历史和自然界一系列不可理解的现象，对天发问，探讨宇宙万事万物变化发展的道理。诗中一共提出了172个问题，大致次序是先问天地之形成，次问人事之兴衰，最后归结到楚国的现实政治。在一连串的问号后面，诗中表现出屈原焦虑而急切的情感状态和孜孜不倦的求索精神。九章是屈原所作的一组抒情诗歌的总称，包括橘颂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悲回风等9篇作品。“九章”之名大约是刘向编订屈原作品时所加上的，内容主要叙述身世和遭遇。其中橘颂全篇比兴，四言体，借咏物述志，以砥励自己的品质和情操。抽思是屈原在汉北所作，其余各篇皆是流放江南时所作，抒写自己忧国伤时的情怀。哀郢记述了流亡江南的路线，亦情亦景，忧思绵绵，其中多有身世之感；后半段情绪转为激烈，声调慷慨，尽情倾诉自己的悲愤。涉江突出抒写了自己义行高洁，而不为世人所理解的悲哀，并表达了终不变心从俗的决心。诗中以奇异的服饰象征品格的清高脱俗，文气从容淡雅，舒畅跌宕。此外，怀沙、惜往日流露死志，大约作于赴渊前不久，也很感人。总之，九章具有更多的纪实性，艺术上主要采取直接铺叙、反复抒写的手法，情感直接、奔放，浪漫色彩则略逊于离骚。毛诗序又称诗大序。汉代解说诗经有齐、鲁、韩、毛四家，后来前三家失传，仅存毛诗。毛诗在诗经各篇名下都有解释诗义的序言。首篇关雎下有一篇总纲式的序论，比较全面地阐述了诗歌的性质、作用、体裁和表现方法，主张诗歌要“发乎情，止乎礼义”，用儒家的伦理道德来规范情感的表现。它强调诗歌的讽谏教化作用，将其功能归结为“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有很浓的“工具论”色彩。汉代文学批评主要是以毛诗序的上述观点为尺度，对各种文学现象作出判断，成为汉代文学思潮的灵魂和主调。汉赋是汉代赋体文学的总称，包括骚体赋、汉大赋和抒情小赋，其中大赋是汉代文学最具有代表性的样式，它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韵散兼行，可以说是诗的散文化、散文的诗化。汉赋对诸种文体兼收并蓄，形成新的体制。它借鉴楚辞、战国纵横之文主客问答的形式、铺张恣肆的文风，又吸取先秦史传文学的叙事手法，并往往将诗歌融入其中。赋既有诗歌讲求押韵和形式整饬的特点，又有散文句型自由、无严格的格律限制的特点，兼具诗歌与散文的表现功能，是两者的综合性文体。枚乘的七发标志着新体赋的正式形成，司马相如的作品代表新体赋的最高成就。西汉后期新体赋的主要作家是扬雄。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是东汉新体赋的两篇力作。同时，张衡的归田赋突破旧的传统，开创了抒情小赋的先河。吕氏春秋秦相吕不韦招集门客辑合百家九流之说编写而成，成书约在公元前239年，出于众人之手，内容不免驳杂，风格不完全统一，因此汉书·艺文志将之列为“杂家”。全书分十二纪，每纪5篇；八览，每览8篇；六论，每论6篇；再加一篇序文，共161篇（今存160篇）。全书条分理顺，篇章划分十分整齐，从结构上组成了一个“法天地”的完整体系。书中有些文章精练短小，文风平实畅达，用事说理颇为生动；创作了丰富多彩的寓言，生动简练，中心突出，结尾处往往点明寓意，一语破的。吕氏春秋预示了在秦汉大一统王朝即将出现之际，诸子百家思想逐渐从分到合，朝着为封建大一统建构理论的方向演变。淮南子由淮南王刘安招致门客编成，共21篇，十几万字，是西汉的一部大著述。原称淮南鸿烈，作者自认为此书包含广大光明的道理，可为汉代治国法典，实以道家思想为主而杂以孔、墨、申、韩之说。作为一部理论著作，其论说博奥深宏，无所不包，有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1多引用历史、神话、传说，带有鲜明的浪漫色彩；2采用辞赋写法，广征博引，反复论证，以描写和叙述的方式来明事说理；3以多样化的排比句式，形成铺张扬厉的风格，造成波澜壮阔的气势。九体在贾谊吊屈原赋之后，出现了一系列以悼念屈原为主题的骚体赋，诸如王褒的九怀、刘向的九叹、王逸的九思等，这些作品一脉相承，九章成篇，体制固定，主题相类，作为骚体赋的一种体制，虽然规模未大，却具备了独有的格局，与大赋中的“七体”互相辉映，是为“九体”。梁园文人群体西汉初，各路诸侯聚揽宾客，大兴养士之风，将注意力集中在文学创作上，形成了多个以诸侯王为中心的文学群体，其中以梁孝王的梁园声名最盛。当时的俊逸之士如枚乘、庄忌、邹阳、公孙诡、羊胜等从孝王游于梁园，形成“彬彬之盛”，其良好氛围激发了这些人的文学才能，对汉代文学的发展具有一定推进作用。七体始于枚乘的七发，因其赋写七事的铺排体制和卓越的文学成就而为后世文人仿作。其中不乏名篇，如傅毅的七激、刘广世的七兴、崔骃的七依、李尤的七款、张衡的七辩、马融的七厉等等，如此等等，数量众多。因此，萧统文选和刘勰文心雕龙·杂文于赋体之外别立“七体”。扬雄“四大赋”扬雄作有蜀都赋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扬赋等作品。蜀都赋作于居蜀期间，为后世京都大赋之先声。余下四赋是扬雄大赋的代表作，史称“四大赋”。这四篇作品模仿司马相的飞痕迹非常明显，尤其是后两篇，从形式到内容都与子虚赋上林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极力夸张渲染，铺张扬厉，词采纷披，语言奢丽。相比之下，扬雄赋更显理性特征，并体现出一定的民本思想，非常鲜明地反对扰民、虐民行为。“发愤著书”说主要见于屈原列传太史公自序报任安书，司马迁继承屈原的“发愤以抒情”而提出了著述创作与作家情志之间关系的著名观点。他把文学创作视为抒发抑郁之情的一种方式，是遭受压抑以后的情感爆发。这种文学理论在汉代难以发展，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经学思想的超越和冲击。史记“三家注”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引、张守节正义等史记三家注释，北宋以后合刊，多有删节，合称史记“三家注”。乐府诗 是指两汉时期由朝廷乐府系统或相当于乐府职能的音乐管理机关搜集、保存而流传下来的诗歌。作者涵盖了从帝王到平民各阶层，上作于庙堂，下采自民间，文人也曾参与创作。1西汉的音乐管理部门有太乐令和乐府。太乐主管郊庙之乐，乐府执掌天子及朝廷平时所用的乐章，以楚声为主。最初用楚声演唱的乐府诗是安世房中歌17章。2武帝时期，乐府的职能进一步强化，除了组织文人创作朝廷所用的歌诗外，还广泛搜集各地歌谣。3东汉管理音乐的机关改为太予乐署和黄门鼓吹署，后者实际发挥着西汉乐府的作用，搜集、演唱乐府诗歌并得以保存。4魏晋至隋唐，乐府的含义发生了变化，它不仅是音乐官署的名称，人们把这种音乐官署所采集的诗篇汉人原来叫“歌诗”的，以及后世文人的模仿之作也称作“乐府”，以和未曾合乐的“徒诗”相区别。于是“乐府”一词又引申为一种诗体名称。乐府诗集宋郭茂倩编。诗集收录了两汉至唐五代的乐府诗，也兼及先秦歌谣，全书共一百卷，是保存乐府诗歌最完备的总集。郭茂倩把汉至唐的乐府诗搜集在一起，共分为12类：郊庙歌辞、燕射歌辞、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近代曲辞、杂歌谣辞、新乐府辞。两汉乐府诗主要保存在郊庙歌辞、鼓吹曲辞、相和歌辞和杂歌谣辞中，而以相和歌辞数量最多。述行赋出现于西汉后期，主要叙写作者的游历与感慨。汉代纪实性述行赋在融会古今、抒发历史沧桑感方面有许多新的开拓。赋中出现的地域连贯密集，思想感情相对集中，每篇作品各有投射的焦点。各有基调和主题，治世之作叹存没，衰世之作叹治乱。刘歆的遂初赋是开山之作，具有明显的借古讽今的性质，是衰世文人的慨叹，关注社会治乱问题。班彪的北征赋是乱世叹兴亡之作，所述行程由近及远，追溯历史则由远及近，时空顺序交错，两条线索非常清楚，又相互缠绕。班昭的东征赋沟通古今，强调人生价值的实现，追念先贤的感情波动由强到弱，呈递减趋势，和行程的时空推移相呼应。吴越春秋是成书于东汉的一部历史散文，赵晔撰。其书今存十卷，主要叙述吴越争霸的故事，前五卷以吴为主，后五卷以越为主。该书所叙重要事件都明确标示年代，但多有讹误，在体例上兼有编年体和纪传体史书的特点，是历史演义小说的雏形。1叙事完整。各章有其重点，保持相对独立性；各章之间前后贯通，一脉相承，讲述的故事具有连续性。2故事情节曲折多变，多通过移植联缀把本来互不相关的故事糅合在一起，给人以真实感，产生震撼人心的力量。3许多情节吸收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荒幻离奇，具有浓郁的浪漫色彩，开志怪小说的先河。4注重人物形象刻画，特别注重人物形象的外貌描写，以此突出人物的个性特征，对后代小说的人物形象刻画有很大影响。论衡是东汉的一部政论散文集，作者王充。全书85篇，从逢遇篇到物势篇共14篇，选材角度较新，作者阐述人的遭遇、命运、天性、才气、骨相等颇有深度的议题，体现了他对现实的积极参与和对人类的终极关怀。最能代表王充疾虚妄宗旨的是“九虚”“三增”论死订鬼诸篇，王充不仅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世俗的虚妄之说，而且对圣贤之言、经典之文也多有辩驳，指出其夸大失实、不尽可信之处。作者用事实说话，援引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事例批驳各种虚妄之论。在此过程中，或同类相证，或巧用比喻，或从生活经验出发，或进行逻辑推理，从必然性、偶然性、可然性等多方面展开论述，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为了论证得透彻充分，每篇都反复诘难，多方发挥，文风雄辩。文字接近汉代口语，用词朴实无华，不重雕琢，既准确精练，又通俗易懂。古诗十九首出自汉代文人之手，非一时一地所作，其基本内容主要抒发游子的羁旅情怀和思妇闺愁，以及失意之士的不平之鸣和忧生之嗟。漂泊不定的生活使诗人们在诸多方面产生痛苦的体验和独特的感受，诗中透彻地揭示出许多具有深邃意蕴的人生哲理，诗意盎然而又不乏思辨色彩。诗品评曰：“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它代表了汉代文人五言诗的最高成就。文心雕龙南朝梁代刘勰著，共50篇，包括总论5篇，文体论20篇，创作论19篇，批评论5篇，最后一篇序志是全书的自序。它的内容博大精深，主要的贡献有二：1论述了文学发展的外部原因和内部规律。它认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将文学的变化与社会风俗、政治兴衰联系起来，并认为文学发展的内部规律在于继承和创新的交互作用；2总结了许多宝贵的文学创作经验，揭示了创作活动的奥秘，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创作论，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文心雕龙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建立了完整的体系。文选是现存最早的文学总集，南朝梁代萧统编撰，李善注文选60卷，选录了先秦到梁代共130人的作品，另有古乐府三首和古诗十九首，共七百馀篇。编排方法是先将文体分为赋、诗、骚、七、诏、册、令、教、文等37大类，然后在一些大类下按题材分为若干小类，其中诗占近13卷，共334首，是各类中数量最多的。文选自唐代以来赢得文人的广泛重视，并逐渐形成“文选学”，在文学史和文献学上的地位是值得重视的。魏晋玄学是魏晋正始时期形成的一种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理论形态。它是一种思辨的哲学，对宇宙、人生和人的思维都进行了纯哲学的思考，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经籍的方法，对打破汉代繁琐经学的统治起了积极的作用。玄学有几个重要的论题：崇有与贵无、名教与自然、言意之辨、形神之辨、名理之辨等。对文学和艺术有直接影响的是崇尚自然的一派、言不尽意的一派和得意忘言的一派。玄言诗作为魏晋玄学的载体，百年来沉淀出了理趣，被宋代诗人发挥到极致。从文学发展的角度看来，玄言诗自有其不可完全抹杀的历史地位。魏晋风流是魏晋时期士大夫在当时特定的社会政治背景下，所追求的一种具有魅力和影响力的人格美，否定汉儒为人准则，破执除障，打开人生的新的窗户，还自我以本来的面目。构成魏晋风流的条件是玄心、洞见、妙赏、深情，表现在外的特点是颖悟、旷达、真率，追求艺术化的人生和个人本性的自然流露。一些著名的文学家同时也是魏晋风流的代表人物，对中国古代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建安文学是指东汉末年汉献帝建安年间和魏朝前期的文学，文坛以曹氏父子为中心，在他们周围集中了王粲、刘桢等一批文学家，其创作反映了动乱的时代，为中国诗歌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并确立了“建安风骨”这一清峻慷慨、刚健有力的文风。曹操古直悲凉，曹丕便娟婉约，曹植文采气骨兼备，“七子”竞逞才藻，各造新诗，都有鲜明的文学个性。曹氏父子的创作，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徒诗的转变，为五言诗的发展开辟了道路。邺下文人集团建安九年，曹操攻占邺城，招纳天下文人学士，彬彬之盛，极于一时，史称“邺下时期”。邺下文学以曹丕、曹植兄弟为中心，以王粲、刘桢、徐幹等人为骨干，开展多种形式的文学活动，对文人五言诗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这些文人诗酒唱和，开创了文人雅集的先河，已具备了文人集团的性质。建安七子曹丕典论·论文称孔融、陈琳、王粲、徐幹、阮瑀、应玚、刘桢为“七子”。 其中王粲、刘桢的成就最突出，钟荣诗品列之于上品。（与邺下文学有关）王粲的诗作多纪汉末战乱，写其羁旅之情和壮志难酬的感慨，感情深沉，慷慨悲壮，刘勰许为“七子之冠冕”。刘桢的诗作多为赠答诗和游乐诗，风格“壮而不密”，俊逸奇丽，纯以气势取胜，显示出目无千古、踔厉奋发、慷慨磊落的气概。阮籍的咏怀诗八十二首非一时一地所作，抒感慨，发议论，写理想，内容或借古讽今，或借游仙讽刺世俗，或借写美人香草寓写怀抱。诗中迁逝之悲、祸福无常之感触目皆是，体现了作者孤独苦闷、忧愤深广的情怀。诗中多用悲哀、凄怆、涕下、咨嗟等词语，诗风隐约曲折，“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常借比兴、象征手法来表达感情、寄托怀抱。这些诗作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政治抒情组诗的先河，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太康诗风是指以陆机、潘岳为代表的西晋诗风。钟嵘在诗品序中举张协、张载、张亢兄弟，陆机、陆云兄弟，潘岳、潘尼叔侄以及左思为其代表人物。潘、陆诸人在诗歌创作上的努力：1拟古，摹拟诗经、汉乐府和古诗；2追求形式技巧的进步和繁缛的诗风，描写繁复详尽，色彩华丽；3大量运用排偶。他们的诗作促进了南朝山水诗的发展及声律、对仗技巧的成熟。左思咏史诗内容主要是寒士之不平及对士族的蔑视与抗争。诗作多引史实，借古讽今，对现实政治持批评态度，颇为精切，得讽谕之致；造语奇伟，创格新特，错综震荡，逸气干云。这些诗开创了咏史诗借咏史以咏怀的新路，成为后世诗人效法的范例。游仙诗诗歌以“游仙”名篇始于曹植，但以游仙为题材则可上溯到战国时期。屈原的远游，借游仙抒发抑郁不得志，曹植的远游篇仙人篇等继承之；秦代的仙真人诗，内容当为求仙访药、追求长生之类，汉乐府董逃行长歌行等继承之。郭璞的游仙诗，今存19首，有9首为残篇。主要写隐居高蹈，寄托其仕宦失意、壮志难酬，以抒发苦闷情怀。诗作文采富丽，辞多慷慨，坎宕咏怀，寄托高远，继承了诗骚的比兴寄托传统。兰亭集东晋永和九年，王羲之与诸名士文人会于兰亭，欣赏山水，流觞赋诗。王羲之、谢安、孙绰等人皆有所作，共成诗37首，编为兰亭集。诗中或抒写山水游赏之乐，表现山水审美的情趣；或由山水直接抒发玄理。诗作艺术水平都不高，但标志着诗人已开始留意山水审美，并从中体悟玄理，预示着山水诗的兴起。兰亭雅集对中国文人生活情趣有重大影响，同时对诗歌流派的形成也有推动作用。东晋玄言诗兴盛于东晋，一方面是魏晋玄学及清谈之风兴盛与山水之美相混合的产物，另一方面也与东晋政局及由此而形成的士人心态有关。代表人物是孙绰和许询。玄言诗将玄释合流，崇尚心隐与适意，即因循自然和阐发玄理，但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缺乏形象。艺术价值虽不高，但它对后世的影响却相当深远，尤其在诗歌说理所积累的正反面经验方面。颜谢钟嵘诗品序：“谢客为元嘉之雄，颜延之为辅。”颜延之的成就远不及谢灵运，“尚巧似”是他与谢灵运诗的共同特征，然而比谢诗更加锤炼雕饰，凝练规整，且喜搬弄典故，堆砌辞藻，而缺乏情致。其诗被鲍照称为“若铺锦列绣，亦雕缋满眼”。永明体南朝齐永明年间，周颙发现汉语的四声，沈约将四声的知识运用到诗律上，并与谢朓、王融共同创立了“永明体”，试图建立比较严格的、声调和谐的诗律，并在词藻、用事、对偶等方面做了许多新的探索。其诗体特征为：句式渐趋于定型，以五言四句、八句为多，律句大量涌现，用韵严密，平仄相对的观念比较明确，但还没形成“粘”的概念。“永明体”的产生，使得诗歌在完善艺术形式美的进程中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为后来律诗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八病在南朝齐永明年间，沈约等人将四声的区辨同传统的诗赋音韵知识相结合，研究诗句中声、韵、调的配合，并规定了一套五言诗应避免的声律上的毛病，即“病犯”，也就是后人所记述的“八病”：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竟陵八友是指竟陵王萧子良文学集团的八位文人，即：萧衍、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该集团经常集体赋诗，同题共咏，有时带有竞赛的意味，场面十分热烈。宫体诗梁陈时期，南朝民歌进入宫廷，经统治者及宫廷文人的润色修改，宫廷艳情诗达到了高潮。其内容主要以宫廷生活为描写对象，具体的题材不外乎咏物与描写女性，大多将目光停留在女性的生活圈内，包括她们的容貌、体态、服饰及器物等方面。咏物之作亦占很大比重，内容贫乏，单纯咏物而毫无寄托，只讲究词藻与对偶。发展了吴歌西曲的艺术形式，并继续了永明体的艺术探索而更趋格律化。情调上伤于轻艳，风格上比较柔靡缓弱，注重词藻、对偶与声律，语言风华流丽，对后来律诗的形成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为唐代诗人提供了足资借鉴的艺术经验。徐庾体是指梁朝徐摛、徐陵父子和庾肩吾、庾信父子，置身东宫时所作的风格绮艳流丽的诗文，就其文学渊源而言，是沿着永明体讲究声律、词藻的方向，进一步“转拘声韵，弥尚丽靡”。骈文发端于先秦，形成于魏晋，至南北朝大盛，此后一直延续不衰。重视对偶、声律、用典和辞采的美感。它的出现突破了早期散文过于古朴简单的格局而向形式美方向发展，且日益精致华美。但是发展到后来，弊端也随之而生：对偶惟求其工，四六句型限制了内容的充分表达；用典惟求其繁，不少篇章晦涩难懂；一意追求华丽辞藻，内容空虚浮泛。华美的形式往往成了表达思想、反映现实的障碍。元嘉三大家谢灵运的赋作多以山水为题材，诸如岭表赋长溪赋山居赋等，状物写景的巧似，选字修辞的清新，与其山水诗的成就互为呼应。颜延之的骈文以典丽缜密见长，用典繁博，修辞巧丽，代表作有赭白马赋三月三日曲水诗序陶征士诔宋文元皇后哀策文等。鲍照以奇峭之风运妍丽之辞，芜城赋与登大雷岸与妹书是这种奇丽风格的代表。水经注约成书于北魏延昌、正光年间，郦道元撰。这是我国古代较完整的一部以记载河道水系为主的综合性地理著作，三十万多字，详细介绍了我国一千多条河流以及与其相关的郡县、城市、物产、风俗、传说、历史等。书中不以南北为鸿沟，并表现出对东晋以后南方地志的广泛参考和吸取，寄寓着作者希望祖国大一统的理念。作者对“山水之美”作亲切生动的描述，并从山水之美中得到“畅清”、“游神”的体验，文笔雄健俊美，清朗疏朴，对唐以后古文家的游记文影响极大。笔记体小说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言小说，篇幅短小，记叙社会上流传的奇异故事、人物的逸闻轶事或其只言片语。在故事情节的叙述、人物性格的描写等方面都已初具规模，作品的数量也已相当可观。但就作者的主观意图而言，只是当成真实的事情来写，缺少艺术虚构，不是中国小说的成熟形态。志怪志人小说志怪小说记述神仙方术、鬼魅妖怪、殊方异物、佛法灵异，许多作品表现了宗教迷信思想，但也保存了一些具有积极意义的民间故事和传说。志人小说记述人物的逸闻轶事、言谈举止，展现了当时社会生活的一些面貌。世说新语又称世说、世说新书，刘义庆编撰，刘孝标为之作注，补充了不少史料。卷帙门类有所不同，共36门。其上卷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门，是为孔门四科，说明此书的思想倾向有崇儒的一面。书中主要记录了魏晋名士的逸闻轶事和玄虚清淡，是一部魏晋风流的故事集，其中品题人物最常见的审美概念为真、深、朗三者，多有谈玄论佛以及蔑视礼教的内容，其思想倾向较为博杂。1“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2语言简约含蓄，隽永传神，透出种种机智和幽默。3对后世文学影响深刻，不仅模仿它的小说不断出现，而且不少戏剧、小说也都从中取材。贞观诗风是指初唐的诗歌创作风气，主要以唐太宗及其群臣为中心展开。一开始多述怀言志或咏史之作，刚健质朴；而后起于对六朝声律辞采的模仿和拾掇。唐太宗的诗里常常壮大怀抱与华采并存，杨师道、李百药等人多奉和应制之作，在声律辞藻方面日趋精妙，而其风格趣味已日益贵族化和宫廷化。上官体指唐贞观、龙朔年间，以上官仪为代表的宫廷诗风。题材以奉和、应制、咏物为主，内容空泛；重视诗的形式技巧，对景物细致观察，自铸新词以状物色，追求绮错婉媚之美，将五言诗的写景状物技巧大大推进了一步。上官仪以高度纯熟的技巧，冲淡了齐梁诗风的浮艳雕琢；但诗的题材内容还局限于宫廷文学应制咏物的范围之内，缺乏慷慨激情和雄杰之气。初唐四杰指唐高宗至武后初年间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四人，其中卢、骆长于歌行，王、杨长于五律。他们有明确的审美追求：反对纤巧绮靡，提倡刚健骨气。他们努力摆脱齐梁诗风的影响，突破宫体诗的狭小范围，积极开拓诗歌的思想题材，对诗歌的格律形式也有所探索，诗中出现了壮大的气势和慷慨悲凉的感人力量。一些作品讲究声律，追求词采的工丽和韵调的流转，促进了五言律诗的定型。文章四友指初唐诗人杜审言、李峤、苏味道、崔融。他们基本上是武后时期的宫廷诗人，专力写律诗，内容贫乏，文辞浮艳，对律诗的形成有一定作用。其中杜审言成就最高。沈宋指初唐诗人沈佺期、宋之问，是武后时期有代表性的台阁诗人。他们的诗歌创作多限于应制酬唱和咏物、赠别，点缀升平，标榜风雅，难免有词藻文饰、内容贫乏之弊。但他们在诗律方面精益求精，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声律准确，主对工整，推动了律诗的发展，五律至此定型，对唐代律诗做出了突出贡献。唐诗风骨陈子昂的诗歌创作和理论主张。他对风骨的追求及其诗美理想，对于唐诗的变革具有关键性的意义。1诗歌中的昂扬情调：蕴涵着壮伟情怀与豪侠之气，展现出不甘平庸、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2 对六朝以来特别是齐梁时期的诗歌进行批评，指出它们的弊病在于“彩丽竞繁，兴寄都绝”，将汉魏风骨和风雅兴寄联系起来。3提出了“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的诗美理想，要求将壮大昂扬的情思与声律、词采的美结合起来，创造健康而瑰丽的文学。吴中四士指初唐时期的贺知章、张旭、张若虚和包融。他都是江浙一带人，这一带古属吴郡，也叫吴中，因此人们称他们为吴中四士。七言歌行是七言古诗与骈赋相互渗透和融合而产生的一种诗体，为南朝宋鲍照所创，在发展过程中吸收了南朝乐府和近体诗的一些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