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新史学(12页).doc

-梁启超的新史学-第 12 页 苦阳子：重读梁启超的新史学以史学借鉴导出政治变革的理由梁启超新史学的最突出特征就是批判与创新精神。他的新史学观是在对封建旧史学的反思与批判中形成的，也正是因此才展示了梁启超“新史学“的开创性功绩。当下，中国正是”爆炒国学“与“红色记忆”泛滥之时，重温梁启超的“新史学“和”史界革命观“颇有现实意义。晚清王朝时，面对外来侵略和内部腐败，其所代表的皇权专制政治也已走到了尽头。于是社会便开始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与”改革开放“的今日中国相比，晚清社会的转型是以政治转型领先，经济转型滞后为特征的。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晚清社会政治的变革成为决定和影响这一时期思想文化和学术发展的重要因素。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涌现了一大批具有救亡意识的进步知识分子，他们渴望了解西方和借鉴西方政治制度的因素，并由此产生了日益强烈的改革要求。从立宪到共和，从改良到革命，随着社会政治思潮一浪高过一浪的冲击，晚清传统政治文化处于不断瓦解中。这种政治形势，深刻地影响了晚清思想文化和学术，因而也就导致了中国传统史学与近代社会的不相适应更加明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学者深感无史之痛：“中国史界革命之风潮不起，则中国永无史矣，无史则无国矣。“所谓无史，并非中国没有历史，而是指中国没有与近代社会生活相适应的史学。在新史学的倡导者眼里，就是没有“民史“、”国史“和“信史”为中心的史书，没有能够与民族独立进步、国家富强发展相关的历史学。这意味着中国传统史学必须革新。而恰恰正是这个时候，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传入，极大地启迪了进步知识分子的思想，国家、民族、民权、平等等观念逐渐取代了朝廷、帝王、专制，以及封建等级制度的观念，为新史学提供了价值内容。于是，一批学者在批判旧史学之弊的同时，提出了创立中国新史学的问题。在这场中国史学界批评旧史学的主战场上，其旗手竟不是“激进革命派”，而是一度被认为“改良派”的梁启超等。梁启超在新史学的创建上，并非以“保守“姿态亮相，而是以革命的批判立场开局的。 早在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就已指出君主专制制度是中国致弱的总根源。他针对旧史学曾强调指出，“重在一朝一姓兴亡之所由”的传统“君史“，不能使人们对一国的”强弱之故“有所洞察，不能帮助解救近代的民族危机，“君史之敝极于今日“。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连载新史学，该长文分中国之旧史、史学之界说、历史与人种之关系、论正统、论书法、论纪年六节，以批判与创新的精神，激烈抨击了封建史学的通弊，阐明了大胆革新史学的基本宗旨。在此重要史学论着中，梁启超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史界革命“、”求史之公理公例“、”统在国非在君“等重要思想命题，集中反映了他的史学思想。1897年，梁启超就在续译列国岁计政要叙中明确区分了“君史“、”国史“和“民史”，提出“民史“、”国史“是西方近代史学的主要内容。他说：“民史之着盛于西国，而中土几绝”；“中土两千年来，若正史、若编年、若载记、若传记、若记事本末、若诏令奏议、强半皆君史也。若通典、通志、文献通考、唐会要、两汉会要诸书，于国史为近，而条理犹有所未尽”。他在新史学一文开卷明义：史学是“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可见他要以史学借鉴功能导出政治变革的理由。 梁启超基于他对欧洲各国史学促进民族主义发达和文明进步的了解，特别强调在民族危机之时应改革中国史学，使其功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他说：“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梁启超在倡导史学革命时，深切地融入了政治关怀的情结。史书编辑者曾鲲化1903年时也曾提出：“历史学者为学界最宏、富最远大、最切要之学科，社会上之龟鉴，文明开化之原理，国民爱国心之主动也。“历史为国魂之聚心点，国民爱国心之源泉。”很显然，梁启超倡导的新史学，是为了救亡的需要而被提到了关乎国家民族命运的高度的。 梁启超认为，传统史学服务对象极为落后，研究目的也很偏颇。他指出传统史学有“四弊”、“二病“和”三恶果“：“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故其“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因此传统的史书“难读”、“难别择“，令人”无感触“。梁启超在对封建旧史”四蔽二病三恶果“一一澄清的同时，痛斥封建史学为“帝王将相家谱“、”相斫书“、“墓志铭”、“蜡人院“，可谓入木三分，力透纸背，充分体现了梁启超早期史学思想中批判精神的精髓。 总之，梁启超认为传统史学是以帝王政治为中心，以朝廷、个人为服务的对象的，而与社会大众无关。因而，这样的史书只有使读者“虽尽读全史，而曾无有足以激厉其爱国之心，团结其合群之力，以应今日之时势而立于万国者。“梁启超提出：“统也，在国非在君也，在众人非在一人也，舍国而求诸君，舍众人而求诸一人，必无统之可言，更无正之可言“。只有国家才是正统，只有民众才是正统，如英、德、日诸国那样，只有经过宪法确定，并且得到人民承认的体制才是真正的正统。梁启超的论述虽不是专门讨论史学问题，却充分反映了西方民主思想赋予的崭新政治眼光和国民权利意识。梁启超在年发表的中国史叙论中就认为，“民族是历史的主脑“。他把整部中国史分为”中国之中国“时期（上世史，黄帝至秦之一统）、“亚洲之中国“时期（中世史，秦一统至乾隆末）和”世界之中国“时期（近世史，乾隆末至今），完全以中华民族之成立发展之迹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作为贯穿全史的主线。梁启超力主在近代世界，没有“民权“，就没有”国权“的观点；认为“彼一人私有之国家，终不可以主于优胜劣败之世界。然则今日而求国家意志之所在，舍国民奚属哉！“在传统观念中，”国“就是王朝、皇权，而在梁启超的史学视野中，特别是在他的”群“的思想中，”国“则被明确界定为一定的地理区域中全体民众的”集合体“。他在年发表的少年中国说一文中就表述了如下观点：“夫国也者，何物也？有土地，有人民，以居于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自守之；有主权，有服从，人人皆主权者，人人皆服从者。夫如是，斯谓之完全成立之国。我中国畴昔，岂尝有国家哉？不过有朝廷耳。“由此以来，就形成了梁启超的以国民为主体的近代国家观念。 梁启超在以国民为主体的近代国家观念指导下，认为历史活动的主体已不再是帝王将相了。相应地，历史研究和史学服务的主要对象也必须从帝王将相转移到国民本位上来。毫不夸张地说，这就是中国近代史学意识上的一场革命。梁启超早在二十年代初发表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就掷地有声地指出：“今日所需之史，则国民资治通鉴或人类资治通鉴而已。史之目的乃为社会一般人而作，非为某权力阶级或某智识阶级而作，昭昭然也”。此论颇有现实意义，仿佛就是针对今天遍及中国的“红色记忆”所宣扬政党与阶级史观的有力否定。史学家邓实也曾指出：“民史”就是“能叙述一群人所以触接、相交通、相竞争、相团结之道，一面以发明既往社会政治进化之原理，一面以启导未来人类光华美满之文明，使后人之食群之幸福，享群之公利“可见，”民史“也就是全体国民的历史，“民史”取代“君史“或”党史“，也就是以国民为研究对象的史学取代以统治者为中心的史学。 政治是梁启超重视治史、倡导新史学的出发点和归宿。梁启超虽注重”国民“、“民族“或”国家“，但其理想中的“国民”主要是指具有近代立宪政治能力或资格的政治公民，因而梁启超也并不否认英雄的历史作用。正因为有造时势的英雄，“社会所以活动，人生所以有意义”。救亡需要改革，改革立足整体；救亡需要政治导引，政治导引呼唤“英雄“的作用。 梁启超对旧史学的批判认为，旧史学是新史学的阻力与陷阱，对旧史学批判愈是彻底，新史学的前景愈益廓清与开阔。梁启超之所以提出了“新史学“、”史界革命“等史学上的主张，是建立在批判旧史学的基础上的，在当时的情况下，激烈批判旧史学，具有为社会革新解放思想，鸣锣开道的作用。同时，梁启超新史学的理论依据是进化论（尽管这种理论有争议），充满了挑战皇权的人权意识和社会演化的历史观，这对于中国史学的更新与社会的转型，具有十分明显的奠基意义。当下，中国正是国学爆炒与”红色记忆“泛滥之时，重温梁启超的“新史学“和”史界革命观“，颇有以史学借鉴功能导出政治变革理由的现实意义。今天，时代又在呼唤一场澄清”红色记忆“历史观的新史学革命。2、梁启超新史学的问题意识和时代背景(对杨念群的一个文本的部分释读)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史研究形成了很多诠释理路和即定命题。这就暗含了一个问题，这些各自诠释理路是如何选取的。诠释理路的选择，不是一个个人化的问题，而是个人与社会相互互动而形成。 即定命题的选择，固然有个人的视角，但更重要的，是社会自身所存在的并显现出来的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历史学与社会理论结合可以产生历史学本身的变革，从形式上来看，这是方法论意义上的。但是作为阐释方式的方法论本身却非中立的和去价值化的，而是与其所要阐释的对象即各种特殊问题也有着各种纠葛。当然，这样的一种纠葛最后是通过阐释主体形成的。 社会史作为一门学科，有其阶段性发展。而每一发展阶段的标志是特定的阐释框架和问题意识。这也就意味着，判断一学科的现代性与否，看其是否具有现代性的阐释框架和问题意识。这也就是说，中国的社会史的现代性判断，显然是外在于中国社会史这门学科本身的。而中国整个现代性的判断标准，也是外在于中国本身的。那么问题就出来了，现代性的阐释框架和问题意识，是如何形成的，以什么为权威和标准？一个内在的回答，是要建构民族国家。民族国家的建构，是一个实质的社会问题，是问题意识，是社会本身所自存的，也是社会现代化的标志或者就是这个过程本身。这样，社会史学的现代化标志也就与社会存在本身联系起来，即这门学科引入了现代化的问题意识并有相应的阐释方式。推而广之，其他学科在这方面也有着相似性。 中国现代史学之父是梁启超。他首先澄清并否定了传统史学的问题意识及其弊病。传统史学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朝廷，因此历史成为帝王家谱。其弊病是民众不能合理地确定自己在社会结构中的空间位置，不知国，不知世界，只知家。旧史学遮蔽了民众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其实这不是遮蔽，而是一种如实地反映。因为旧史学所描述的社会里，民众的位置本就是局限于家族之中。这也说明，史学其问题意识是被决定的，被现实社会生活本身所决定。当然，这里的史学是一种反映主流社会生活的主流史学。这也就意味着，一门学科总是具有鲜明的时代属性。其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特定的问题意识。而从其发展的纵向来看，也就体现了这门学科发展的不同时期的面貌。所以，从一门学科本身来看，知识考古是有必要的。知识考古意味着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一门学科的问题意识是不同的，受限于其所存在时代的大历史环境。梁启超要和旧史学决裂，发展出一门新史学。而他能提出新史学，也和他所处的时代息息相关的。他的时代，就是一个旧时代向新时代转变的过程。 梁启超把新史学的问题定性为，对民众进行国家意识的启蒙与塑造。这与他所处时代所面临的民族国家的建构实践相契合。这样史学就是一种国民资治通鉴或更广阔意义上的人类资治通鉴。而新史学的读者，是普通民众。史学服务于以民治主义立国的现实需要。 而从史学内部来看，新史学的基点，是确立普通人民的国民身份意识。这是新旧史学的根本区别之所在。 从确立普通民众的国民身份意识出发，这也是理解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的钥匙。他首先寻找中华民族在世界历史中的确切位置。那么怎样确立位置感呢？通过勘定文明起源，辨别民族身份，关照阶级制度和经济基础的构成形式，以及和世界文化的沟通状况等从内到外的探究来实现。梁启超为什么会采取这样的方式和途径？这和他当时的政治鼓动家的角色有关系。作为一个具有浓厚实践色彩的政治鼓动家，他的政治目标是要实现民治。这就首先需要确定民众的国民意识，其次要确定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而后者的形成，必须放在整个世界的大背景下来实现。而民治，不是当时中国社会所固有的治理模式，要取得在中国实现民治的合理性，必须把中华民族和其他已经实现民治的国家做同等的处理和对待，这样民治在中国的引入才能让人接受并信服。所以，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其实是和世界主义连接在一起的。正是在世界主义的背景之下，才催生和引发了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可以理解为是特定民族在世界大环境中，确立自己身份并在和其他国家的联动中所形成的以民族利益为追求的一种存在方式。梁启超的时代，最大的民族利益，是保国保种。而这种愿望，在当时尤其强烈。这也是激励那个时代各种学术活动的基本动力。梁启超作为政治鼓动家的身份，尤其强化了他作为新史学掌门人强烈现实关怀的色彩。反观旧史学，不能承担起实现他现实关怀的重担。因为旧史学过于关注中枢系统，成为皇帝教科书。这是一种封闭的历史观念，缺乏中国在世界上的定位，因而不能建立起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关系框架。相应的，中国内部的民众国民主体身份，就难以建立，而民治难以实现。这里面蕴涵了一个逻辑，中国国家是和西方国家是同等的，这种同等表现为中国是一个独立的民族。这是外部的同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是实行民治的。因为中国与其他国家是同等的，独立的，故中国内部也是可以实行民治的。因此，在当时的人看来，建立起独立的民族国家理念，取得与他国的同等地位，是实现国家内部政治改革的前提和基本理由。所以民族国家的建构，既是一种与其他国家边界意识形成的疏离，而更重要的，是实现一种与其他国家的同质。这样，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理念和模式的引介，才成为可能。这就是那个时代中华民族的知识和政治精英们的逻辑。 而从学术层面来看，边界建构的设计和民族自主意识是那个时代新史学的核心问题意识，其自身实质是晚清以来以民族国家建构为目标的社会政治运动一个组成部分，或者就是社会政治动员的另外一种舆论表达方式。因此无法超越其所处的政治语境从而在一个比较超脱的立场上去观察和评介其存在场域的历史渊源和特征，从而达到批判现代社会的效果。学术的功能和目的，是要评价和批判。这需要超越的立场。当然这对学术的定位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定位。而中国传统的学术旨趣，却是在了经世致用。这也反映出，当时的具有现代思想和价值立场的知识分子，骨子里仍然是传统的。因为支配他们学术创造的动力，仍然是改革社会。是基于实践目的的知识创造。 中国现代史学在中国从文化帝国向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产生，与各种社会问题发生错综复杂的纠葛，甚至还可能具有一种特定身份，即是某种政治话语的直接表现或代言形式。此时的新史学要解决的问题，一方面是来自于民族国家自身发展所急切需要的边界建构的确认，另一方面，也需要解决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扩张所导致的民族国家的边界被逐步消融的问题。也就是说，外来的冲击带来了一对现实的矛盾，即保国保种所需要的民族国家边界的确立，这是当时中国应对外来冲击的内在需要，另一方面，外来冲击的过程本身，也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全球化本身，带来的却是民族国家边界的模糊，而这模糊，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然延伸。这样，新史学的问题意识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变化。而这变化，显然也是当时现实时代背景的真实折射。与问题意识的变化相联系的，是解释模式的相应变化。3、 梁启超新史学简论摘要梁启超作为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的奠基者,在对封建主义旧史学批判和反思的基础上,在中国近代史上首先输入了西方新史学,构建了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理论体系,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梁启超,资产阶级思想家、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史学理论的奠基者,近代中国著名学者。年少时系统接受传统教育,国学根底深厚。17岁(1890年)时追随康有为,成为维新变法运动的中坚。戊戌政变后,流亡日本,直接接触并大力钻研日本文化和西方文化,初步创建了资产阶级史学理论体系,提出了“史学革命”的口号。代表作是1901年的中国史叙论和1902年的新史学。1920年以后,梁启超全身心投入教育事业,其史学理论体系臻于成熟、完善。新史学理论专著有1922年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和1926年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等。 梁启超思想敏捷、学识广博、学贯中西、不拘旧说、不守成见,极富开拓进取。其辛勤劳作,著作等身,在社会科学领域取得了优异成绩,堪称近代中国知识界的领袖。尤其在史学领域更有建树,开辟了史学领域的新时代。梁启超的史学理论体系要点略表如下: 一 抨击旧史学、倡导史界革命 1 批判了旧史学的循环史观和复古观 “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此误会历史真相之言也。苛治乱相嬗无已时,则历史之象当为循环,与天然等,而历史学将不能成立。孟子此言盖为螺线之状所迷,而误以为圆状。”梁启超认为,那种“一治一乱”的循环史观是对历史发展螺线型进程的误解。而“世界既进步之后则断无复行退步之理。即有时为外界别种阻力之所遏,亦不过停顿不进耳,更无复返其初”。这是对于循环史观一脉相承、出于同理的复古观的批驳。 2 对旧史学的历史功能、目的、范围、治史态度的解构 梁启超认为旧史学是以孝道为中心的封建正统史学,起着对民众进行“三纲五常”为主的封建道德说教和为统治阶级“资治通鉴”的作用,为专制帝王、官僚等少数统治阶级服务,目的是把广大民众驯服成奴性十足的“忠顺之臣民”,以保统治者万代基业、江山永固。 梁启超指出,旧史学范围狭窄,仅重视记载政治活动。“旧史因专供特殊阶级诵读,故目的偏重政治而政治又偏重中枢”。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代帝王之家谱,记载的多是“有权者兴亡隆替之事”。还有“本记列传一篇一篇,如海岸之石,乱堆错落,质而言之,则合无数之墓志铭而成者耳!”旧史“费天地间无限缣素,乃为千百年前已朽之骨较短量长”。这又是对旧史学迷恋古事的嘲讽。 梁启超尤其指出了旧史学治史态度存在“四蔽”。即:“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这样使旧史学治史往往主观色彩太浓,以帝王的是非为是非,秉承和屈服统治者的意志,随意歪曲史实,愚弄民众,从而发出了“中国无史”的感叹。 3 对旧历史编纂学的抨击 梁启超认为,旧史所记史迹之间“不生联络”,像是凝固的电影蒙太奇,“木形只影”,显不出丝毫的活态与动相,是僵化腐朽的死人的历史。尤有两大弊病:“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对此,梁启超发出了“史界革命”的呼声:“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 二 构建资产阶级新史学 1 宣扬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 梁启超讲“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所贵乎史者贵期能叙一群人相交涉、相竞争、相团结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休养生息同体进化之状,使后之读者爱其群、善其群之心油然生焉”。总之,坚持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是梁启超新史学的立场和方向,是其新史学的主线和总目标。 2 务实创新,重视今世 梁启超说,“今日所需之史,则国民资治通鉴或人类资治通鉴而已。史家的目的在使国民察知现代之生活与过去、未来之生活息息相关,而因以增加生活之兴味;赌遗产之丰厚,则欢喜而自壮;念先民辛勤未竟之业,则瞿然思所以继志述事而不敢自暇逸;观其成败之迹与夫恶因恶果之递嬗,则知耻知惧、察吾遗性之缺憾而思所以匡矫之也。夫如此,然后能将历史纳入现在生活界使生密切之连锁。”“在今日惟个性圆满发达之民,自进而为种族上、地域上、职业上之团结互助,夫然后可生存于世界而求有所贡献。而历史其物,即以养成人类此种性习为职志”。另外,梁启超在新史学中还写道:新史学以“伟大高尚之理想,褒贬一民族全体之性质,若者为优、若者为劣,某时代以何原因而获强盛,某时代以何原因而至衰亡,使后起之民族读焉而因以自鉴曰:吾侪宜尔,吾侪宜毋尔”。新史学“以悲壮淋漓之笔写古人之性行事业使百世之下,闻其风者,赞叹舞蹈顽廉懦立,刺激其精神血泪,以养成活气之人物”。 上所引几段原文,能够说明梁启超新史学的治史目的和社会功用观:新史学就是要帮助人们了解过去、知道祖辈们的历史,就是要把过去真实的事实活生生呈现给人们,并赋予新意义、新价值,就是要服务于今人、服务于现代生活,就是要人们继承和发扬古代优良的传统和作风,吸取历史教训,为振兴祖国、为社会进步、为全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贡献。这是务实创新、重视今世的资产阶级史学功用观的体现。 3 扩大历史研究范围 “历史所当注意者,惟人群之事,苟其事不关系人群者,虽奇严异行,而必不足以入历史之范围”。“我们认为,欲知历史真相,决不能单看台面上几个大人物几桩大事件便算完结,重要的看见全个社会的活动变化”。“统也者,在国非在君也,在众人非在一人也。舍国而求诸君,舍众人而求诸一人,必无统之可言,更无正之可言”。“夫欲求人群进化之现象,必当合人类全体而比较之,通古今文野之界而观察之。内自乡邑之法团,外到五洲之全局,上自穹古之古史,下至昨今之新闻”。总之,梁启超新史学主张历史研究,包含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社会、生活、国内、国外等方方面面,不同于旧史学仅重视“君史”和政治史的研究。 4 重视历史事件的因果,探寻进化和发展的规律 “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历史学者“必寻出其因果关系,然后活动之继续性,可得而悬解也”。“不谈因果,则无量数繁赜自变幻之史迹不能寻出一系统,而整理之术穷;不谈因果,则无以为鉴往知来之资,而史学的目的消灭。故吾侪常须以炯眼观察因果关系,但其所适用之因果律与自然科学之因果律不能同视耳”。“而最奇异者,合无量数互相矛盾的个性,互相分歧或反对的愿望与努力,而在若有意若无意之间,乃各率其职以共赴一鹄,以组成此极广大极复杂极致密之史网。人类之不可思议,莫过是矣。史家之职责,则在此种极散漫、极复杂的个性中而觑见其实体,描出其总相,然后因果之推验乃可得施”。 上文说的“赓续活动”,指“累代人相继”的进化活动,即人类社会呈螺线上升和曲折前进的以往的运动发展过程。“体相”指的是把历史真实地、活生生地再现给人们。“总成绩”则是指史家对历史进行宏观、整体、全面性总结和梳理。“因果关系”、“因果律”指人类社会历史现象之间、历史现象内部、历史事件之间、历史事件内部的必然性。 总之,梁启超运用进化论观点认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积极考察和探索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规律性,让历史与现实紧密联系,教人们把握历史、运用历史、促进社会更加进步和更加发展。这也体现了资产阶级要求务实创新和争取社会进步发展的功用观和目的性。 5 史家应具备的史学修养“四长”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有史家的四长一章。“四长”指史德、史学、史识、史才。这是梁启超对刘知几、章学诚治史思想的继承和变革。 “史德”指史家要心术端正。应务实、公正、客观,杜绝主观色彩的夸张、附会、武断。要能做到“鉴空衡平”,即对于所叙述的史迹,采用客观的态度,像镜子和天平一样,照出事物本来的模样,称出事物本身的重量。 “史学”主张治史者“贵专精而不贵杂博”。先集中精力,钻研一个问题,弄透后再旁及其他,所谓兼顾涉精。 “史识”指史家的观察能力,要敏锐,“旁人所不能观察的,我可以观察得出来”,这是史家治史的基本条件。另外,史家不能为传统的思想及个人的成见所蔽。 “史才”指史家著史的技能。包括如何剪裁史料,组合内容,使文章更简洁、生动,富于文采。 另外,梁启超史学理论体系中还包含有关治史方法的专门论述。如关于史料的搜集与鉴别。在史料鉴别中就提出了鉴别伪书的12条标准、鉴别真书的6条标准和鉴别伪事的7条标准等。此不再赘述。 6 进化论基本贯穿了梁启超史学理论始终 进化论观点也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派和资产阶级改良派从事政治革命、社会改良、文化革命和改良的最有力武器。梁启超史学理论中的进化论是其吸纳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赫胥黎的进化论和斯宾塞的社会学而成,而不是“公羊三世说”的进化论思想。有些史家认为,梁启超的史学思想在其史学理论中不断变异、修改,渐成衰退、落后之势。比如梁启超新史学一书中认为“善于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现象者何,事物之变化也”。梁启超在这里宣扬进化论史观,提出了“公理公例”。1922年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梁启超提出了“赓续”和“因果关系”。但在1923年的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中,梁启超说:“孟子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这一句话可以说是代表旧史家之共同观念。我一向来最不喜欢听这句话,因为和我所信的进化主义不相容。但近来我也不敢十分坚持了。我们平心一看,几千年来中国历史,是不是一治一乱的在那里循环?何止中国,全世界恐怕也是如此。”。梁启超又赞成“一治一乱”的循环史观。于是有些史家认为“赓续活动”和“因果联系”同“进化论”和“公理公例”相比是个退步,到后来,梁启超又干脆放弃了进化论而改奉守旧的循环史观了。 其实并非如此。相反其都体现了进化论思想。“公理公例”就是规律性、事物的内部联系。“因果联系”也完全反映了进化论史观(前文已述)。还有梁启超提到不敢坚持进化主义而赞成“一治一乱”的循环史观,实际上仅是表面现象而已,其进化论史观并没有变。梁启超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其一生都在为改变落后、愚昧的社会现状,为发展经济,为祖国的富强到处呼喊和全身心地投入,反对乱世、反对革命手段造成的破坏。循环史观在一定程度上潜在地反映了梁启超结束乱世、迎来治世、实现改良社会的政治抱负的美好愿望和心声。另外,梁启超重提循环史观,也明确表达了他对现实乱世局面的不满和无奈忧郁的心情。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讲了上文所引的循环史观之后,接着就有“我现在并不肯撤销我多年来历史的进化的主张”的话。并强调从以下两点去考察历史,完全能说明历史及人类社会是进化的、发展的、进步的:“一、人类平等及人类一体的观念,的确一天比一天认的真切,而且事实上也显著向上进行。二、世界各部分人类心能所开拓出来的文化共业永远不会失掉。所以我们积储的遗产的确一天比一天扩大”。 总之,梁启超新史学理论博大精深,结构宏伟,对它的深刻内涵、深远脂义的阐述,远非拙文所能承载。谨以拙识就教于大家,以期抛砖引玉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