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分析案例：长兴教育券(7页).doc

-公共政策分析案例：长兴教育券-第 7 页以下是两个关于我国教育券制度的两个新闻和评论材料，请阅读材料，然后围绕以下几个问题进行思考：第一，为什么一些地方政府对教育券制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第二，教育券制度的理想运行需要怎样的条件？第三，教育券制度的实行能否解决我国的基础教育资源分配不公问题？第四，你认为我国基础教育供给的主要问题何在？应该怎样解决？第五，我国各级、各地政府为解决基础教育问题做了种种尝试，你怎样评价鼓励社会力量办学等政策？思考问题时，可以广泛搜索相关材料，借助你所学习过的理论。上面的几个问题是为了防止过于“发散”而不是为了限制思维，您的发言可以是有重点的，或者将几个问题综合起来回答。如果您在思维得到任何有价值的“副产品”，发言时可以不受上面几个问题的限制。材料一：长兴试验：“异国种子”的新生存李梁（南方周末）三年来，一场即使在美国也充满了争议和“前卫”色彩的“教育券”试验，在长兴按照自己的轨迹迅速推进。经济大师弗里德曼播下的种子，飘洋过海，在中国的大地上生根发芽了。     的确，一颗“异国种子”，在新的土壤里，将会开出什么样的花，结出什么样的果？这无疑是值得探究的话题。     1月13日，浙北长兴县。     年关将近。街头行人稀疏，中小学校园大门紧闭，空荡荡的操场上看不到一个人影，寒风追逐着落叶在地面奔跑。     关于“教育券”的讨论也随春节假期的来临而暂时陷入沉寂。     尽管长兴综合实力位居全国百强县之列，它在经济发达的湖州市三区三县中名气并不算大。但是三年前，这个盛产白果、吊瓜子的县，意想不到地成为一场教育改革风潮的中心。美国经济学大师弗里德曼创立的名词“教育券”，成为改革的关键词。     三年来，这场即使在美国也充满了争议和“前卫”色彩的“教育券”试验，在长兴按照自己的轨迹迅速推进。媒体的报道均称，弗里德曼播下的种子，飘洋过海，在中国的大地上生根发芽了。     的确，一颗“异国种子”，在新的土壤里，将会开出什么样的花，结出什么样的果？这无疑是值得探究的话题。     而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这场改革在中国大地的演变和进化。和在这块饱经沧桑的土地上进行的其它改革一样，长兴的“教育券”改革将面临什么样的命运？     “异国种子”     关于长兴“教育券”改革，有一个广泛流传的故事。     2000年11月，正值美国加州大选前夕，长兴县教育局长熊全龙带队到美国加州考察，在洛杉矶市附近的罗斯密学区，了解到这里正在发起一项在全州实行“教育券”制度的全民公决提议。     教育券，来自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的理论，就是政府改变过去将教育经费直接拨给公立学校的方式，将经费直接分发到学生家长手中，由家长自由选择学校。     “我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长兴县的教育资源匮乏，怎样吸引民间资源投资办学？”熊全龙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听过介绍，我眼睛一亮，教育券说不定可以派上用场。”     另一个重要背景是，长兴2001年提出创造浙江省“教育强县”的目标，而义务教育的入学率、巩固率、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的比例（要达到11），都是教育强县的硬指标。     2001年3月，熊全龙提出“教育券”试行构想，向省教育厅和县委县政府进言并得到了支持。     改革推进之快出人意料。两个月后，长兴县教育局下发关于使用“教育券”办法的通知。2001年9月，长兴县就读于民办学校义务教育阶段的新生和职业类学校的初中毕业生，分别领到了面额为500元和300元的教育券。     靠这张券，学生可以免掉券上面额的学杂费。学校再拿着收上来的教育券，到教育主管部门兑现相应的钱。     统计显示，2001年长兴县总计向1800多名学生发放了约65万元教育券。     教育券推行效果如何？长兴县教育局介绍，民办学校生源明显增加，全县职业教育招生人数也从2000年的1403人猛增到2002年的3306人。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招生比例在2001年就达到了创教育强县的11的比例要求。     当年，长兴县在浙江省教育厅组织的评估验收中，顺利评上了全省第二批教育强县。     更让长兴县教育局引以为豪的是招商引资的成果：引资4500万元的华盛虹溪中学已经建成开学，投资1.5亿元的长兴金陵高级中学将于2004年9月份开学，另一个投资1.3亿元的学校也在建设之中。     长兴处于经济强县林立的浙江杭嘉湖地区，招商引资始终是紧绷在全县干部脑中的一根弦。据记者了解，和许多县的做法一样，长兴县委、县政府曾专门发文，给各部门下达招商引资任务。     教育券初次“试水”成功，长兴县开始进一步开拓教育券的其他用途。     2002年，长兴县开始实施“贫困助学教育券”，对全县361名贫困学生每学期发放面值200元（小学）和300元（初中）的教育券，免掉贫困学生学杂费。     相对于前一年的教育券试验，“贫困助学教育券”效果更明显。长兴县教育局党委书记李荣华说：“过去，扶贫助学经费送到一些学生家长手中，转眼就被拿去买化肥、农药甚至赌钱。将这些钱转化成教育券，就能保证专款专用，贫困生不必担心失学了。”     “从更高的意义上说，用教育券保证贫困生接受义务教育，这也体现了社会公平。” 长兴的教育券试验引起了广泛关注，30多家国内外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长兴县教育界一位人士说，“教育券”现在是我们长兴的一张名片。推行这一改革的教育局原局长熊全龙最近已荣升长兴县副县长，主管全县的城建工作。     2003年9月，备尝甜头的长兴县教育局开始将教育券的发放扩展到两所高中，以扶持他们的发展。这一年，长兴县教育局共发放三类教育券5912张，总计金额151万元。     教育券之辩     长兴教育券发起人熊全龙在接受采访时多次表示，“教育券是我在美国考察时学来的。”     但记者在长兴县采访时，一些教育部门人士纷纷为他们的老领导“鸣不平”。教育局办公室任卫国认为，长兴教育券的内容完全不同于美国的教育券，其实是熊全龙的创造，“只能说他在访问美国时受到了启发。”     任卫国的说法似乎是有道理的，因为熊全龙自己也曾表示，在那次出国前，他从未听说过“教育券”；回国后，他们也没有通过其它渠道了解过任何关于“教育券”的消息。     细细考察，此教育券非彼教育券。     弗里德曼提出教育券理论时的现实是，美国政府每年要拿出庞大的财政经费补贴公立学校，但因为缺乏竞争，公立学校教育质量却不高。     弗里德曼的初衷是将竞争引入公立学校体系：家长手持教育券，自由选择学校。无论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哪个服务好，教学质量高，招收的学生就多，拿到的学券就多，获得政府的资助就多。     长兴的教育券一开始就不是为了导入“竞争”。熊全龙毫不避讳他搞教育券的初衷是：“扶持民办学校和职业学校的发展。”     “用教育券来促进教育竞争有一个前提，就是教育资源丰富，学生家长有很多学校可以选择。美国的教育资源很充足，可我们现在的教育资源连现有的需求都无法满足。”浙江省一位熟悉“教育券”理论的教育界人士说。     对于长兴县政府，面临的问题从大的方面说是民办教育和职业教育发展滞后、教育资源紧张，具体到眼前是创“教育强县”和招商引资。     这位教育界人士认为，长兴县的试验，严格来说不算是“引进”弗里德曼的理论，不过是将改革开放后消失多年的“代金券”重新用在了新时期的教育领域。     但事情的玄妙之处就在于，不完全了解教育券理论的长兴县教育部门从自己的现实出发，灵机一动地将其派上了完全不同的用途，并取得了成效。一位教师在闲聊中对本报记者作豪言：即便将弗里德曼请到长兴，他也未必能发现教育券的这一作用。     对长兴县教育局敢于“借别人的火来煮自己的肉”，知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周其仁大加赞赏，称为这场革新的发起者具备“制度创新所需要的英雄品格”。     但长兴县政府也有些人对此不以为然。一位干部说：“我看这是歪打正着。”     四两拨千斤？     1994年成立的湖州清泉武术学校是第一批享受教育券的民办、职业类学校。     “实施教育券后，到清泉学校上学的长兴籍学生明显增加了。”学校校长周清泉说，过去到学校上学的长兴籍学生一般为40人左右，发放教育券后，这个数字到2002年春季招生时已经增加到290人。学校总人数也从三年前的341人增加到今年的1600多人。     对于这一效果，记者在长兴县教育局采访时，多次听到这样的评价：“四两拨千斤”。     长兴县每年用于教育的财政经费将近一个亿，但用在教育券上的金额只有100多万。长兴县教育局一位姓罗的副局长解释说：“发给学校的钱虽然不多，但显示了政府对于民办、职业教育的重视和关心，对于他们来说是很好的激励。”     他的话在周清泉口中似乎得到了印证：“给我们发教育券，表明政府开始用平等的眼光来看待民办学校，换句话说就是承认我们了。”     在长兴，民办学校普遍收费较高。清泉武术学校实行寄宿制，小学和初中生一个学期的费用是5200元，高中生要3600元一个学期。     清泉学校高三年级学生施月丽说，她所在的班上学生家庭状况都属于中上等，靠这张券免掉的钱，学生家长并不在乎。但是因为这张券，他们心里更加认可民办学校“政府都认可了，我们就读呗”。     用长兴县教育局副局长刘月琴的话来说，“三五百元的教育券，实际上是个形象工程。”     但是，一张教育券能够让民办、职业类学校如此兴奋，其背后的原因令人深思。     “为什么四两能够拨千斤，说明我们平时给民办教育的太少了。从制度安排上，民办、职业教育和公办普通教育处于不平等的地位。”浙江大学一位教育学者说。     “四两能不能真正拨动千斤？我认为肯定是拨不动的。它只是给了民办和职业教育一个享受国民待遇的希望。”     周清泉校长对本报记者打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如果公办学校是亲生子，民办学校就是养子。亲生子长得白胖胖的，养子从小营养不良。你给了养子一颗糖，虽然吃不饱，但多少让他心里平衡些。”     在教育券的实际发放上，长兴县教育部门面临一些无法回避的悖论。例如，长兴县向民办学校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发放教育券，以保证学生“接受义务教育的公平”。但发放范围仅是“长兴籍学生”。而清泉武校招收的小学、初中学生，大多来自外地甚至外省。     此外，这两类教育券的发放也是一次性的，学生刚入学时有，以后就没有了。     有教育人士指出，教育券只是一种形式的创新，而非制度的创新，它能缓解不合理的制度带来的问题，但无法替代制度的革新。它的成功，更加提醒我们从制度上改变当前对民办教育诸多政策性歧视的紧迫性。     “经验推广”模式的沿用     领导关注、专家赞扬、媒体热捧长兴的教育券试验享受了一项成功的改革所能拥有的大部分待遇。     2001年下半年，浙江省教育厅专门抽调干部赴长兴实地调研，浙江省政府研究室也派出干部到长兴蹲点调查。     2002年，浙江省教育厅在长兴专门召开教育券专题研讨会，多位经济、教育理论界专家，60多位市县教育局长和多家新闻单位记者济济一堂。与会人士对教育券“充分肯定”，并呼吁“大范围推广”。     更有一些专家和媒体记者大胆预测，“教育券可能会在两三年内迅速在全国推广，从而掀起新一轮教育改革的浪潮。”     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周其仁专程到长兴进行数天的调研，提出教育券“在农村大有用武之地”。     从2002年起，浙江湖州、温州等地已有近10个县开始效仿长兴推行教育券，杭州市一个区还将教育券引入教育培训领域。     2003年4月11日到13日，由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和中国教育学会等单位在杭州专门举办“全国教育券、教育选择与教育公平高级研讨会”，长兴的教育券改革再次成为瞩目焦点。     就连长兴教育券的发起者、今天的副县长熊全龙，也对本报记者表示：“没想到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     无可争议，长兴已经成为浙江省教育改革的一个先进典型。     “从中央到地方都对我们的尝试表示肯定。”长兴县教育局一位领导欣喜地告诉本报记者。     和过去所有的先进典型的待遇一样，长兴的教育券试验，顺理成章地进入了“经验推广”的阶段。在市场经济推行多年的今天，传统的“经验推广”模式仍然一以贯之地发挥着作用。     其实，长兴经验能在多大程度上“推广”仍是疑问。在两次研讨会上，已有专家指出，现在“推广”尚为时过早。长兴县综合实力居全国百强，财力雄厚，而中西部地区多数县都是吃饭财政，一些地方连教师的工资都无法做到正常发放，更不用说拿钱来搞“教育券”改革了。     在长兴县，相关的改革仍在继续推进。长兴县教育局副局长刘月琴介绍，2003年9月到2005年7月为试行阶段，主要补助和扶持薄弱学校；2005年9月起，在学校发展趋于均衡的条件下，实施教育经费拨款机制的重大改革，对高中学生发放教育券，让学生自由选择学校。     “到那时，长兴的教育券改革将从强调公平转移到促进学校竞争上，这将更为切近弗里德曼教育券理论的本义。”     但他们同时也提到的一点是，高中录取中，分数线作为一个关键选择机制，至少在目前是无法废除的。     在熊全龙继任者的眼中，教育券显然还有更为广泛的用途。教育局的罗局长和计科长向记者介绍，局里准备继续开拓教育券的其他用途，如教师教育培训、吸引社会资金投入扶贫助学（将捐助者的名字印在教育券上）等。     在采访结束时，记者路过长兴县文联，无意中在墙上看到一张略显发黄的报纸，上面是第三届长兴县“新概念”大奖赛的获奖名单。     几年来，“新概念”作文的遭遇颇有意味。最早举行“新概念”作文竞赛的目的是打破中小学模式化的作文方式。但是，“新概念”在全国大出风头后，也在各地成为一种被效仿的新模式。 但愿长兴县的“教育券”改革，不要成为教育改革领域的“新概念”作文。 材料之二：教育改革关键不在推行“教育券”制度顾一冰（中青报）媒体报道：今年秋季以前，湖北监利县近700所中小学将以对外出售或出租的形式，实现市场化运作。在这次改革中，最大的变化是教师将打破身份终身制，并实行待遇岗位化；县财政将不再按照老师人数给学校拨款，拨款最终直接按学生人数划拨，学生可自主择校；由出资方、学校校长、教师代表、家长代表组成的学校民主管理委员会将成为校内新的决策机构（1月2日武汉晨报）。监利的教育改革焦点是应用了“教育券”制度。其实，此前媒体曾经也报道过浙江省长兴县为了发展义务教育、促进社会力量办学，推行由政府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发放“教育券”的办法，认为这一做法是改革教育投资体制的尝试，从而引起各方关注。“教育券”的发明者是经济学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弗里德曼，为了解决公立学校的低效率与政府必须为平民提供免费教育之间的矛盾，建议以教育券取代公立学校。教育券制度曾经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阿乐姆洛克小区做过试点，但最后由于各方面的阻力，这一被新自由主义者视为“最完备的想法”不了了之。公立学校目前仍然是西方社会试图解决由于先天差别而导致贫富悬殊的一个重要途径。按照只要有利于改革和发展的办法都可以“摸着石头过河”的原则，浙江长兴县和湖北监利县的试验无可厚非，但有一个背景必须说明，长兴县是一个“小康县”和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有相应的经济和财政作为后盾；而湖北监利县的情况，通过中央台对其实行农村税费改革情况的报道，我也有所了解，它是财政弱县、一个教育投入不足的县。因此，希望教育和经济专家在叫好的同时，要充分考虑全国各地的具体国情再谈大力推广的问题，因为经济工作最重实证。由于手头资料有限，我只能提供1998年的相关资料：我国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近二十年来一直徘徊在225之间，远低于1990年36的世界平均水平。而这点教育经费的大部分又没有投入到义务教育中。1998年，我国义务教育学生超过19亿，但当年全国预算内教育经费中用于义务教育的只占499。农村义务教育的学生为123亿，占当年全国义务教育学生的23，而教育经费拨款只占全国整个教育经费拨款的275（资料来源：半月谈内部版2002年9月：教育公正问题不容回避）。我算得具体一点，那年农村义务教育学生每人摊到的拨款是44378元，如果按照长兴县每个学生发放500元的做法，从市场角度分析是货币供应过量，教育市场无法提供相应的教育服务，也就形成局部的“通货膨胀”，湖北监利县就可能会产生如此后果。更何况我国地区经济差异悬殊，在经济落后地区如果推行“教育券”制度，绝不是现实可行的办法。既然我们希望借鉴诸如“教育券”这样的国外经验，日本的做法倒是值得我们效仿。以教育促进经济，以教育增强国力是日本的重要经验之一。二战后初期，日本在财政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保证教育经费。1945年的教育经费已占政府预算总支出的301，占地方政府总支出的2529，全国学龄儿童的就学率保持在999以上。1947年，日本通过教育基本法和学校教育法，制定了“六、三、三、四”的单轨性新学制，把义务教育期限由6年延长为9年，从而普遍提高了国民的受教育水平。19551974年的19年间，高中升学率由515提高到908，教育基本上普及到高中。日本对国民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视，优化了劳动力素质，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因此，我以为我们现阶段发展义务教育的关键还不在于推行“教育券”等西方也还在试行的做法，而是要加大政府和社会对教育的经费投入，通过政府手段解决教育经费向高等教育过度倾斜、城乡及地区教学条件差别悬殊等问题，使教育真正成为培养人才、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