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质实用文档精选——中国艺术的基本精神.docx

中国艺术的基本精神中国艺术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和演变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族风格、传统和精神，成为世界艺术宝库中最珍贵的遗产之一。它从世界艺术中吸取有益的东西，同时又给世界艺术以影响，为西方艺术家所推崇。看一看世界上一些著名的艺术大师的作品，以及他们和探险家们的论述就十分清楚了。毕加索、马蒂斯从非洲的原始艺术中获得灵感，却从中国文人画中吸取了线条的营养。罗丹的大弟子普落特尔，他家的会客室里陈列着中国北魏时期的两个雕塑品。后期印象派大师高更说过，眼睛不要再往希腊看，应该向东方。这说明西方绘画大师十分推崇中国的绘画艺术和雕刻艺术。中世纪来中国旅行的摩洛尔旅行家伊本拔都塔在记叙自己经历三年的亚非各地旅行的见闻时，也对中国的绘画大加赞扬。他说：中国是全人类中手艺最高明的和最有鉴赏力的人民至于绘画，确实没有一个民族不管是基督徒或非基督徒能赶得上中国人。他们在美术上的才能是非凡的。马可波罗赞扬时说，金碧辉煌的中国宫庭，充满了珠光宝气，所绘壁画，龙翔凤舞，车骑百戏，珍禽异兽，战事耕作，无奇不有。中国的雕刻、园林艺术也受到人们的赞扬。秦兵马俑的发掘，轰动了世界，赢得了很高的评价，被称之为世界第八大奇迹，中国文明和人类智慧的奇迹。马可波罗和明清以来的西方传教士把中国园林风光介绍到欧洲以后，曾引起欧洲人的极大兴趣，很多人企图在欧洲仿造中国园林，但是都未成功。当今欧洲人对中国园林的了解和欣赏又进入一个更高层次，不少人在研究中国的园林。这一切说明，中国的艺术已经超越了东方的界限，而具有世界性的魅力。中国的艺术为甚么具有这种世界性永恒的魅力呢？这是因为中国艺术的魅力来自于它的传统和精神。这种传统和精神具有无限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使中国的艺术经久不衰，永放异彩。中国艺术精神渗透在艺术的各个领域，既涉及到古典哲学、美学和宗教，又涉及意境、气韵、神似等问题。只有在广阔的背景上来研究和探讨它，才能展示中国艺术精神之博大与精深，才能真正体现东方文化精神的特征。礼乐一体，诗画同源在中国，艺术传统早就受到重视。古代的艺术的艺有艺术和技艺两种涵义。诗人、艺术家和手工业者一样，都被称为操技艺的匠人。中国古代教育以六艺为主要内容。这六艺是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礼、乐居首位，两者并为一体。有礼必有乐，乐附于礼，而乐在诸多艺术种类中独居至尊地位，是各种类艺术的总称。这与儒学推崇乐有关系。历代儒学家都把乐看作是道德感化和政治教化的手段。乐在艺术领域和社会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当时的乐除了声乐、器乐外，还包括诗歌、舞蹈、传说和雏形戏剧。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法不中，则无所措手足。可见，孔子是十分重视音乐的，他把乐看作人们修身成仁和兴邦治国的根本。孟子、荀子也很重视乐的作用。荀子的乐论专门论述了音乐的审美、教育作用。认为乐可以善民心、移风易俗，可以使民和、民齐、兵劲城固。礼记中的乐记也专门论述了音乐的本质、音乐的美感、音乐的作用以及乐与礼的关系，是孔门有关音乐理论的总结。所以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乐，并把乐作为自己的统治工具。整个封建社会可以说是礼必有乐，无乐不成的社会。著名的诗经、楚辞、汉乐府原来都是乐的歌词，而不是文学作品。这种礼乐一体是中国艺术的一大特点。在西方，音乐既不从属于礼，更不从属于法，而是一门独立的艺术。中国艺术的各种门类是互相影响，融为一体的，艺术精神是相互渗透的。古代的乐，是音乐、舞蹈、诗歌的综合艺术。诗经三百篇可以朗诵，也可以弦弹、歌唱和舞蹈。其后历代诗词既可以配曲演唱，也可以翩翩起舞。同一时期，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的美学观念，在绘画、书法、音乐和雕塑中可以找到呼应，反之也是如此。晋朝以王羲之、王献之为代表的书法风格和陶渊明诗的风格、世说新语中的风格是一脉相通的。汉唐以后，诗画的艺术精神、美学观念也是相近的，两者结合得很紧密，在抒情、达意、畅神、求趣等方面都是一致的。东晋大画家顾恺之的名作洛神赋图，巧妙地把诗的幻想，在造型艺术上加以形象化，创造了诗、画结合的杰出范例。王维是唐代著名的山水画家，又是著名的大诗人。他对中国的山水画和诗歌的发展都作出过杰出的贡献。他的诗歌艺术成就同他在山水画方面的造诣是有着密切关系的，他是我国古代诗画结合的典型。苏轼在书摩诘蓝田烟雨阁中说道：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诗中有画，是指诗的意境鲜明如画；画中有诗，是说画中有诗一般的意境美。有人形容诗是无颜色的画，画是有颜色的诗，其道理都是一样的。无论是诗还是画，都描写一种意境，抒发一种感情，二者同属于艺术范畴，基本精神也有相通之处。中国把诗与画，直接融入于一个画面之内，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这也有别于西方艺术，因此，历史上曾出现过许多著名的题画诗。这些题画诗，也颇有特色。题画诗是咏叹画的意境，诗在画面中所占的位置，也构成画的一部份，这是诗画的融合。唐代的题画诗十分盛行。以诗咏画，以诗意发挥画意，进而以诗境开扩画境，诗画结合，画的意境可以直接来自诗人的想象和感情。杜甫的题画诗尤为精彩。王渔洋蚕尾集中说：六朝以来，题画诗绝罕见。盛唐如李白辈，间一为之，拙劣不工杜子美始创为画松、画马、画鹰、画山水诸大篇，搜奇抉奥，补笔造化子美创始之功伟矣。杜工部集中有题画诗十八首，这些题画诗很深刻地将绘画的艺术效果描述出来了，说明杜甫的诗心和画意是相映成趣的，是一致的。中国传统的绘画理论早就有书画同源，书与画一耳的观点。书法是以汉字为表现对象的，绘画是以自然客体为表现对象的，两者有着天然的联系。书法和绘画都是使用毛笔这一重要工具，进行线条造型创造的，讲究笔墨情趣，两者审美观点是一致的。中国的园林艺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它和诗文、绘画等文学艺术紧密结合，园林中有诗情画意，绘画中有园林佳景，诗文中也常常描写园林，杜甫的名园依绿水，野竹上青霄，两句诗所描绘的园林佳景，不可胜数。汉代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就是以皇家园林为题材的。赋中描绘了秦汉上林苑中宫殿廊轩的壮丽，刻画了山水川流的气势，记叙了苑中奇珍异兽、奇花名果以及宴乐狩猎等活动。根据园林的格局、山石水草的刻意点缀及其风格，人们把江南私家园林比做诗词，把皇家园林比做汉赋，是十分形象的比喻。中国园林中的迭石盆景的假山设计和构思，也是从山水画中受到启迪，在造园史上留下不少山水画家的迭石盆景作品。由此可见，中国的绘画、诗文、园林艺术三者是互相影响的，相得益彰。有人分析中国和西方文化的差异时说道，中国的文化讲合，西方的文化讲分，是不无道理的。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国文化中，礼乐一体，书画同源，诗画一家，文史哲自古难分，绘画、书法、雕刻、园林等艺术精神有相通的地方，互相影响；而在西方文化中，乐舞独立，诗画无关，文史哲各自为独立的学科，甚至歌剧和话剧也各自分野。为甚么中国艺术具有这种融合性和相通性呢？这是因为中国各类艺术精神基本上是一致的，都讲意境、情趣，而情趣来自艺术家和观赏者的内心，心只有一处，所以只能是合，不能分；而西方艺术精神讲理、讲形，而理与形这二者都属于物的范畴，物具万象，所以必然是分，互不联系。物我一体，崇尚自然中国古典的哲学精神强调天人合一、天人感应，追求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人们顺应自然，崇尚自然。孔子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家所谓的道即指艺术精神，艺术精神来自自然。庄子认为道是美，天地是美的，并明确指出天地有大美，美的效果必然是乐。山大美、至美产生的乐为至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至乐、天乐的主要内容是使人的精神得到自由解放，建立自由的精神王国，是艺术精神的最高体现，而这种精神来自自然。他是十分推崇无为自然美的。老庄这种思想到了魏晋时期，形成玄学，就更为发展了，并开始与儒家思想相结合。玄学家提出名教本于自然的看法，认为道合自然，名教本于自然。除了使人的自身成为美的对象以外，更使山水竹等自然景物，都成为美的对象，这样就把人类社会的美与自然的美统一了起来。中国山水画到宋元时期已发展到高峰，十分注意人和自然的和谐统一，感情上也相互交流。北宋山水画以客观地整体地描绘自然为特色，使山水画富有深厚的意味。著名山水画家郭熙的代表作奚山秋霁表现秋雨晴后的自然景色，创造出一种优美壮阔的意境，把美丽的自然景色和画家对自然景色的深刻感受融为一体，和谐而又统一，给人以美的感受。中国古代园林艺术风格颇为独特。它既收入了自然山水美的千姿百态，又凝集了社会艺术美的精华。当我们漫步于园林，眼前展现的是美丽的天然图画，所感受到的是活的艺术形象，是大自然美的缩影。园林中的借山借景的艺术手法，可以使观赏者产生一种辽阔的视野，这种辽阔也包含人和自然的和谐而又统一。绘画是画家对客观景物的描绘，有一个物与我的关系问题。最早提到绘画中的这个问题是东晋画家顾恺之。他在画论中说：凡画人最难，次山水，次狗马。台榭一定器耳，难成而写好，不待迁想妙得也。这里的迁想，即想象力，指画家在构思的时候，必须迁移自己的思想，深刻地认识世界，进行选择，才能有所妙得，从而创造出生动的艺术形象，捕捉对象的本质及对象之神。中国第一个论述山水画的宗炳说得更为清楚。他说：夫以应目会心为理者，类之成巧，则目亦应同，心亦俱会。应会感神，神超理得。这里的应目会心，即要把握住神。唐代张璪把这种思想具体化为外师造化，中得心源。造化指大自然，心源是指画家的内心活动以及思想感情的表达，即绘画艺术创作要以自然为对象，通过作品的创作，产生一种动人的境界，表现到画面上来，把客观世界的物与画家主观精神的心有机地统一起来。清代著名画家石涛在画语录山川章中说：山川使予代山川而言也，山川脱胎于予也，予脱胎于山川也，搜尽奇峰打草稿也，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也，所以终归之于大涤也。他以此来说明，画家在认识自然山水美的过程中主观与客观关系的变化。当画家直面客观的山川景物时，通过主观情思的感受、理解，典型、集中地再现自然山水之美，即达到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的物我同化，才能创造出感人的生动的艺术象形。注重意境，追求情趣中国艺术十分重视意境，追求情趣。不论绘画、书法，还是雕刻、建筑、园林都是如此。意境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范畴，是指艺术家从对客观事物的观察、认识、体验感受中，产生了某种思想感情，通过特殊的艺术构思和形象塑造，把这种思想感情充份表现出来，于是在画面上产生一种动人境界，这是艺术家主观情感与客观物境互相交融而形成的艺术境界，也是艺术家与自然相近而又相融的精神感受。作为艺术的绘画、书法、雕刻、建筑、园林等都是艺术家表现这一感受的依托，也具有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美学意蕴。礼记乐记讲到音乐时说：凡音之起，由心动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这里涉及到物境，但只到感动物心为止，至于人心与物境相互交融的关系尚未加以论述，后来的艺术家多有论及。北宋末年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所创造的意境和艺术构思是令人叹为观止的。卷首是宁静乡村，渐近城市，趋于热闹，到达虹桥时，万头攒动，掀起了第一个高潮。然后画城外，略为松缓。待进入城门后，万商云集，百业兴旺，出现了第二个高潮。整个画面有弛有张，有疏有密，既有对比，也有节奏，它宛如一支无声的交响曲，婉转和谐而又气势磅礡，颇具艺术感染力。中国书法讲究线条的运行和变化。线是中国书法创作抒写情思，塑造物象，创造意境，酿成气韵的最基本要素和手段。任何艺术作品总是要表达一定的意境和情趣，在书法艺术中表现得更为抽象，这是因为书法的表现形式并不是再现客观世界的客观形象，而是线条造型。在创作过程中，书法家善于观察自然界和社会生活美好的事物，抒发自己的感情。传说怀素正是看到了夏日的云峰，才启发了他的创作灵感的。中国的建筑艺术也追求情趣，具有鲜明的特色。天坛的建筑及色彩的运用，使这座建筑具有严肃、神圣和崇高的意境。苍天是圆的蓝色的，大地是方的，土地是黄的。天坛的建筑大量用了圆形和方形。圜丘、祈年殿、皇穹宇都是圆的。圜丘四周的矮墙，皇穹宇、祈年殿的屋顶都用蓝色的琉璃瓦。圆形之外又用了方形的围墙。天坛还种有大片松柏，绿色的环境，蓝色白色的建筑交相辉映，突出了整个意境。中国的建筑善于将建筑的各种构件进行加工而成为有特色的装饰，大到一座建筑的整体外形，小到梁头、瓦当。中国建筑多采用庞大的出檐屋顶，有的屋顶作成曲面形，屋檐到四个角都微微向上翘起，看上去屋顶面、屋脊、屋檐都是弯的。后来又创造了悬山、硬山、庑殿、歇山、卷棚、攒尖六种形式，还把屋脊上的构件加工成各种有趣的小禽兽，房屋木结构的梁、枋的出头也做成了各种有趣的形式，连屋檐上的瓦头也都雕刻上形形色色的花卉、草木、禽兽，增加了建筑物的情趣。中国的园林艺术，既收入了自然山水美的千姿百态，又凝集了社会美的精华，融我国建筑艺术、花树栽培、迭山环水及文学绘画于一体，体现了自然美和艺术美的统一。自魏晋以后，强调把客观的自然之景与造园家主观的情结合起来，把自我摆到自然环境中去，既摹仿自然，又追求曲折变化的诗情画意，这是因为中国园林的营造者大多是诗人、文学家、画家，他们通过工匠之手把自己的美妙构思塑造成自成天然之趣的山水园林，具有自然情趣的境界。中国的园林，它不是画，但有着画一般的风景形象；它不是诗，但有着诗一般迷人的意境。这种诗情画意的意境，是中国园林的精髓。注重神似，讲究气韵中国艺术注重神似，注重表现物的神态，抒发艺术家所获得的意趣，托物寄意，寓情于景，以形写神，提倡神形兼备。绘画、雕刻、书法、园林、建筑尤为如此。绘画方面，画人物，着力表现人物的精神和个性；画草木、花鸟，着力表现它们的意趣和形态特点；画山水着重表现山水风景美的境界和季节气候变化的特征。因此把气韵生动列为绘画六法的第一位。汉代人物画，是由画的故事来表现其意义和价值的，求意义、价值于绘画自身之外。魏晋及其后的人物画，主要是由通过形来表现被画的人物之神，来决定其意义、价值。魏晋时代绘画的大进步，正在于此。顾恺之在画论中明确提出以形写神的主张，他把传神写照作为人物画的最高境界，写照即艺术家所观察到的客观形象，传神即通过形象表现出画中人物蕴藏的精神，写照是为了传神。他还提出传神阿堵等写神的方法。这些传神的主张，成为中国人物画、山水画的传统。后来到了宋代的欧阳修、沈括、苏轼，又使这些主张见解发挥得更为精深。欧阳修提出古画画意不画形，并认为萧条淡泊的意境远比飞走迅速的禽兽更难表现。沈括从艺术欣赏角度，阐明了书画贵在神韵的道理，他说：书画之妙，当以神会，难可以形器求也。世之观画者，多能指责其间形象位置，彩色瑕疪而已；至于奥理冥造者，罕见其人。他对王维的画评论道：如彦远画评言王维画物多不问四时，如画花往往以桃杏芙蓉莲花同画一景。予家所藏摩诘画袁安卧雪图，有雪中芭蕉，此乃得心应手，意到便成，故造理入神，迥得天意。王维绘画的特点是有强烈的主观抒情性，画中融入了他的思想和性格。因此他的画纵笔潜思，参与造化，画思入神。绘画能入神，得神似，也就有了诗的情韵和意趣，画中自然有诗了。苏轼也十分强调神似。他认为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还说：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这里用相马来比喻观赏画的道理，我们评一匹马是不是好马，首先要看这匹马是否有神骏之气；同样，我们评一幅画的优劣，也要看这幅画有没有神韵和意趣。苏轼画的朱竹，风致潇洒，别有情趣，是因为他画出了竹子的精神。据说有人为此责难道：竹子有红色的呢？苏轼回答：难道竹子有墨色的吗？可见画竹用红色还是用墨色，那是无关紧要的，关键是要能体现竹子的精神，反映出画家善美人性的哲思。元代倪云林说：仆之所谓画者，不过逸笔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明代画家徐渭主张不求形似求生韵，而且创大写意画法。明末八大山人朱耷，他画的飞禽走兽，往往寥寥数笔，初看不知画的是甚么东西，细细一看，才知道意趣无穷。在中国古代画论中出现的所谓神、心、意、韵、气以及气韵、神韵、神气、生气、生韵、意趣等等实际上都已成为神似的同义词。中国艺术对气韵、神韵的追求，不仅表现在绘画，而且也渗透于书法、雕刻艺术之中。中国书法讲究气韵，即把追求意境的美放在形体表现之上。苏轼在论书中说过：书必有神、气、骨、肉、血，五者阙一，不成为书也。他把神放在第一位，神就是作品的神韵。人们把书法视为心画，说明书法和绘画的审美观是一致的，都要求神似。中国的雕刻也十分强调表现对象物的神韵。我们可以把中国的雕刻比做立体的人物画，它的最高美学追求就是传神，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和刻划人物的神情形态。就以佛教雕塑来说，它虽然受外来宗教的影响，但它仍然保存了中国自己的特色，既非希腊式，也非印度式。也就是说，中国佛教雕塑既不像古希腊雕塑那样充满了对哲学的思辨，也不像印度雕塑那样对肉体的喜悦，而是保持中国雕塑的传统，追求的是一种抽象的、精神的东西，即追求神韵。如西方的安琪儿，是用肉翅膀飞起来的，而中国敦煌的飞天，是用飘带飞起来的，因此，四肢舒展，表现一种冉冉上升或缓缓下降的动势，栩栩如生，给人一种如鱼得水，俯仰自由的感觉，富于动心的艺术效果。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国艺术中所谓的神，既指客观事物的精神，又指艺术家的主观精神。客观的事物纷繁复杂，既有有生命的，也有无生命的；有生命的固然各有各的神，没有生命的，如山河云海，艺术家也能从中看到它们的精神。艺术家力求通过客观的艺术形象、作品，表达自己主观的精神和情趣，使主观客观的精神相契合。所谓神似，就是两者交融又契合的具体体现。这样的艺术形象，就比对形貌简单直接的模仿更能打动人的心，更具艺术感染力。中国艺术十分强调神似，注重表现物的神态，这是中国艺术的本质特征。但是，这不能理解为不要形似。我们强调的只是除了形似之外，神似更为重要。如果没有一定的形态，神态也是无法表现的。形神关系，明代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做了很好的总结。他说：人物以形模为先，气韵超乎其表；山水以气韵为主，形寓乎其中，乃为合作。若形似无生气，神似至脱格，则病也。这里既讲了人物画，又讲了山水画。人物画首先要达到形似，在形似中体现人物的气韵。山水画应以气韵为主，在充份表现气韵的同时，兼顾经营位置。形似要有生气，神采要不离规矩。这对绘画的形神问题阐述得十分清楚了。因此，真正的完美的艺术形象，应该是神形兼备。中国神秘而又多彩的艺术，植根于中华民族生活的土壤里，不仅表现了本民族人民的思想、感情、意志、理想和要求，而且必然具有本民族的文化精神及风格特征，并在特定的民族生活土壤上开出绚烂的花朵。第 14 页 共 14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