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塞尔协议3考点(6页).doc

-巴塞尔协议3考点-第 6 页一、巴塞尔协议的主要内容巴塞尔协议方案主要涉及最低资本水平要求和过渡期安排，包括将普通股最低要求从2%提升至4.5%，建立2.5%的资本保护缓冲和0%2.5%的逆周期资本缓冲。（一）资本有关要求1、提高最低资本要求 根据巴塞尔协议银行普通股最低要求，即资本结构中吸收损失的最高要素，将从当前的2%提升至4.5%。这一严格的资本要求将分阶段实施，从2013年1月1日开始，2015年1月1日之前实现。一级资本金比率将在同一时间从4%提升至6%。此外，巴塞尔委员会认为系统性重要的银行应适用更高的资本要求，并致力于和金融稳定理事会（FSB）一起制定具体的标准。2、资本留存缓冲 根据协议，银行在满足4.5%的普通股权益最低要求外，还应满足2.5%的资本留存缓冲，并且其必须全部用普通股权益来补充。这也使得在正常时期，银行普通股权益要求实际上提高至7%（4.5%+2.5%）。这一留存缓冲的目的在于确保银行持有缓冲资金用于在金融和经济危机时期“吸收”损失。3、反周期缓冲 巴塞尔协议还提出了“反周期缓冲”的资本要求，这一新的缓冲比率为普通股或其他能完全“吸收”亏损的资本的0-2.5%，将根据各国情况具体执行。“反周期缓冲”是基于一项更广泛的宏观审慎目标，要求银行在信贷过分充足的情况下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对一国而言，这一缓冲仅仅在“信贷增速过快并导致系统范围内风险积累”的情况下才会生效。一旦“反周期缓冲”生效，将作为留存缓冲范围的延伸。4、从严资本定义从严资本定义，主要体现为两方面：一是从严资本工具合格性标准。巴塞尔协议规定，一级资本的主要形式必须是普通股和留存收益，其它一级资本工具必须是次级的、对非累积的红利和息票支付拥有充分灵活性、没有到期日也没有赎回激励的机制。二级资本的基本标准为：受偿顺序次级于存款和一般债务，没有赎回激励，原始期限至少5年，在到期日前5年要按照直线“摊销”法计入监管资本。并且从2013年开始的10年内要分年度逐步淘汰不合格的非核心一级资本和二级资本工具。表1 巴塞尔协议的资本要求 普通股权益（%）一级资本（%）总资本（%）最低监管要求4.56.08.0保护缓冲2.5保护缓冲最低加总7.08.510.5逆周期缓冲范围0-2.5（二）杠杆率要求 金融危机前，一些国际银行高杠杆与高资本充足率并存，两者的背离使得人们开始怀疑巴塞尔银行监管体系的有效性。巴塞尔委员会吸收了这方面的建议，在巴塞尔协议中明确提出了将引入与风险不挂钩的杠杆比率，作为对与风险相挂钩的资本比率的重要补充。（三）系统重要性银行 对系统重要性银行提出1%的附加资本要求，降低“大而不能倒”带来的道德风险。同时，巴塞尔委员会与金融稳定局正在研究一项针对具有“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综合方案，可能包括资本附加费、或有资本、保释债)等。此外，有关清算制度的相关工作也将持续进行。（四）引入流动性监管指标 巴塞尔协议将引入流动性覆盖比率和净稳定融资比率对银行的流动性进行监管。流动性覆盖率定义为优质流动性资产储备与未来30日的资金净流出量的比值；净稳定资金比率是指“可用的稳定资金来源”与“业务所需的稳定资金来源”的比值。其中流动性覆盖比率用来确定在监管部门设定的短期严重压力情境下，银行所持有的无变现障碍的、优质的流动性资产的数量，以便应对此种情境下的资金净流出；而净稳定融资比例主要用于确保各项资产和业务融资，至少具有与它们流动性风险状况相匹配的满足最低限额的稳定资金来源。（五）过渡期安排巴塞尔委员会为了确保银行可以有充足的时间通过调节利润分配、资本筹集等手段，以达到更高的资本要求，当然也是为了使银行能够继续放贷以支持经济稳定发展，对实施巴塞尔协议安排了较长的过渡期。二、巴塞尔协议的特点：首先，巴塞尔协议一直是以资本监管框架为基础的风险监管体系，从1到3，监管范围越来越广，对监管当局提出的要求越来越高，但基本的监管理念没有变，核心思想就是基于风险的资本监管，金融机构的资本金决定着金融机构的安全。其次，努力寻求提高监管资本的敏感度，从信用风险到市场风险，再到操作风险，以及金融危机后加入系统性风险、交易对手风险等，银行机构面临的风险不断被识别、计量和覆盖。再次，从单一的资本监管走向资本监管和流动性监管并重的监管体系。最后，从单纯微观层面的审慎监管提升到微观和宏观审慎监管并重的监管理念。四、巴塞尔协议三的实施意义：1、资本监管框架不断完善：资本监管是巴塞尔协议始终如一的监管核心，巴塞尔协议三以提高银行资本水平和质量为目标，在“三大支柱”框架下构建包括逆周期缓冲资本、资本留存缓冲、系统性重要银行附加资本、杠杆率在内的多层次监管框架，进一步加强银行的风险防控能力。2、资本补充机制建设日益重要一方面，将监管资本简化为一级资本和二级资本两大类。一级资本包括普通股和留存收益，剔除原一级资本中包括的优先股和创新型股权等。二级资本仅能在清算条件下吸收损失，并且取消附属二级资本和用于吸收市场风险的三级资本。另一方面，提高了核心资本、总资本、资本留存超额资本、逆周期超额资本要求。3、银行经营模式转变步伐加快迫使银行对盈利模式和资产风险结构进行相应调整，寻求低杠杆、低资本损耗的创新型盈利模式成为决定银行生存与否的关键。商行改变高资本占用型的经营模式和过度依赖批发性信贷业务的状况，拓展资本消耗低的非利息业务，大力发展风险权重较低、资本占用较少、综合回报较高的零售业务、中间业务和表外业务。五、巴塞尔协议3对我国银行业监管的影响：1、积极影响：（1）可以有效预防金融风险，提升银行监管水平：总结金融危机暴露出的监管体系的不足，建立起更加全面的风险管理意识，完善风险管理体系，是金融体系抗风险能力更强。（2）对银行业务的影响是全方位、多角度的：强化资本监管思想，在多领域进行金融监管的完善、补充和创新。（3）对银行经营管理理念产生深远影响：流动性指标的确定使流动性监管可操作性大大增强，使银行在经营管理中更加重视流动性风险。此外，银行业倾向于转变融资方式和股利分配政策。（4）宏观金融审慎监管对央行、商业银行以及银监会产生影响。（5）更加促进银行在跨境经营等方面的水平。2、消极影响（1）海外拓展将面临资本障碍加强对外资银行分支机构尤其是资本监管将成为未来全球金融监管改革的议题之一。而随着全球对银行资本监管要求的提高，中资银行海外分行的海外发展模式或将改变，与西方同业的公平竞争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及经营管理。但未来业务拓展模式的改变以及当地监管要求的升级也将给这些分支机构带来严峻挑战，中资银行在海外的资本障碍变得更为迫切，不仅仅要满足资本充足率要求，还应实现资本来源的多样化。（2）将对我国银行业的发展方向产生长期影响尽管目前我国银行资本充足情况表现良好，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银行业的发展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如果我国银行业在短期内过快实施过于严格的监管准则，可能会限制中国银行业发展。新资本准则规定了8年的过渡期，该规定的逐步分阶段实施也减轻了其对经济复苏产生的负面影响，这有利于我国银行业的发展及经济的稳定增长。我国在执行新规定和制定新的监管政策时必须统筹兼顾，将巴塞尔协议与我国的国情相结合，切实有序地制定适用于中国的巴塞尔协议，逐渐推进改革进程。因此为满足监管要求，银行应该减少贸易融资类、承诺类等表外业务。然而，近些年，为了加快业务经营结构转变和规避银行同质化竞争的负面影响，我国很多商业银行，尤其是一部分股份制商业银行，均迫切地提出要加快贸易融资等业务的发展速度和结构转型步伐，但巴塞尔协议在中国的实施无疑会加大银行的经营转型困难压力。（3）盈利能力面临压力根据直接测算结果，虽然巴塞尔协议对目前银行业的盈利影响甚微，但考虑到实施所引起的间接影响，银行业的盈利实际上将面临压力，主要通过以下路径传导：一是资本充足率水平的提高将制约银行信贷等表内资产的过快增长，影响利息收入；二是杠杆率的引入将在一定程度上堵住银行将表内资产大量转向表外，制约银行表外资产的过快增长，影响非利息收入；三是为满足巴塞尔协议的流动性监管要求，银行将被迫持有更多的低收益的流动资产；四是二级资本工具合性标准的调整将限制“赎回激励”等条款，增加银行的筹资成本。六、监管层和银行业应对策略（一）加强对态势的跟踪和应对巴塞尔协议关于反周期资本缓冲以及流动性监管指标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的讨论和磋商，而且我国监管部门对相关指标的要求还在进一步的讨论和论证中。因此，应密切跟踪巴塞尔协议和我国监管部门关于银行业资本监管的最新动态，及时研究应对之策。（二）加强资本管理制定科学可行的资本管理规划，加强资本管理。针对巴塞尔协议所反映出的国际资本监管趋势，建议尽快着手制定科学可行的资本管理规划，通过规划引领银行资本管理的短期和长期机制。其一，加强资本规划体系的建设。应结合我国银行业的实际情况与特点，加快建立一个以资本规划、资本使用和分配、资本补充、资本使用评估、资本监控和考核、资本规划修订为循环的经济资本管理体系。其二，加快资产结构的调整。银行在表内外资产的分布上，要强调收益的比较与权衡，通过调整资产结构，加大高收益表内资产的占比。（三）大力完善银行业风险管理体系必须强化“全面风险管理”理念，具体措施包括：完善风险治理架构，整合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提高全面风险的识别能力；其次，夯实数据和信息系统基础，加强全面风险管理的物质保障；另外，加强风险管理人才培养可以为全面风险管理奠定充足的人力基础。（四）调整银行业务模式主动调整业务模式，建立风险和收益匹配的“轻资本”模式。国际银行业的发展趋势将逐步走向集约化经营，因此，从中长期看，我们应主动调整业务模式，通过精细化资本管理，准确、科学计量资本，提高风险定价水平，持续优化流程，加快资源整合等策略，努力提高资本使用效率，尽可能以最小的资本消耗获取最大的经营效益。（五）结合国情，合理安排过渡期限过于仓促地实施新协议将对中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带来负面影响，但太长的执行期间又会削弱新准则的政策效果，这就需要监管部门寻找一个时间上的制衡点，以合理的速度对我国金融系统进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