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俅与苏东坡的渊源.doc

高俅与苏东坡的渊源高俅与苏东坡的渊源水浒传中把林冲逼上梁山的高俅高太尉，是苏轼苏东坡的书童。据说他后来一直对苏知恩图报，对于南宋后苏家的兴旺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高俅被“小苏学士”苏轼推荐给驸马都太尉王诜，后因为善于踢球，被端王看中。不久端王当了皇帝（宋徽宗），高俅跟着发迹。但是这么一个重要人物，宋史中居然没有传。根据史料的零星记载，知道他确实是宋徽宗的“幸臣”，罪名主要是“败坏军政”因为他主管军事，却没能阻止金兵入侵。但他没有被列入“宣和六贼”中，可能与蔡京、童贯等相比还不算大奸大恶。并且史书上并没说高俅善于踢球。因善于踢球而受宋徽宗知遇的是李邦彦。把高俅说成“善踢球”，有可能是沾了他名字中“俅”的光，经过联想，就把李邦彦的本事移植到他身上了。按三苏排名，“小苏学士”应该指苏轼的弟弟苏辙，但是据南宋人王明清挥麈后录卷七“高俅本东坡小史”的记载看，这个“小苏学士”却是苏轼。挥麈后录中说：元祐八年(1093 年)，苏轼从翰林侍读学士“出帅”实际上是被贬到中山府，曾把高俅推荐给曾布。据学者考证，王明清的外祖父是曾纡，而曾纡就是曾布的儿子。王明清记载外公家的事情，应该比较可信。不过曾布可能知道高俅的人品，“以使令已多辞之”，谢绝了苏轼的好意。于是苏轼才把高俅推荐给了他的朋友小王都太尉王诜。据王明清说：高俅在苏东坡那里当的是“小史”，也就是仆役的意思。据我看，既然说高俅“笔札颇工”，那就绝不是只管伺候笔墨纸砚的“书童”，很可能是个“书记”，也就是秘书的身份。像苏东坡那样的文豪，即便用不着高俅帮他“起草文书”，大概用他抄抄写写总是免不了的。他推荐高俅也是临走前帮他找个糊口的差事。如此看来，历史上宋徽宗宠信高俅，导致误国，和苏轼一点儿关系也没有。王诜是宋神宗的妹夫，端王（徽宗）的姑夫，宋史中说，王诜虽然是堂堂驸马，但却是一个招蜂引蝶之辈，冷落蜀国长公主。公主后来郁郁而死，气得神宗在公主葬后立刻将王诜贬谪。不过王诜却是一个丹青书法的好手，徽宗在潜邸时，就常与之切磋，关系很好。元符三年（1100 年），高俅的人生因为一次偶然事件而发生了重大转折，这就是与端王赵佶的相识。挥麈后录中说，王诜与赵佶在等候上朝时期相遇，赵佶忘了带篦子刀，于是向王诜借了一个，修理了一下鬓角。赵佶用后对王诜说：“这篦子刀的样式非常新颖可爱”。王诜回道：“我最近做了两个，还有一个没用过，稍后就派人给你送去。”晚上，王诜就派高俅到端王府去送篦子刀。碰巧，赵佶正在园中踢毬，高俅便站在一旁看，露出不以为然之色。或许是赵佶注意到了这个小厮的神情，便问道：“你也会踢吗？”高俅倒也年轻气盛，回答说能。于是二人对踢，高俅拿出全身本领，将毬踢得如鳔胶粘在身上一般，甚合赵佶的口味。赵佶大喜，当即派人传话给王诜：“谢谢你给的蓖刀，连同派来的人，我一起收下了。”,高俅于是变成了端王赵佶的亲信。更为凑巧的是，不久皇帝宋哲宗驾崩，端王幸运地被太后选中继位，成了大宋皇帝。而高俅这个搭上末班车的潜邸“旧臣”，也鸿运当头，一下子从一个闲散王爷的玩伴儿，一跃进入了大宋王朝的官场。并且在官场中青云直上。宋王朝在仕进制度上采用“扬文抑武”的政策，不过这是针对权力和威望而言的，武臣的俸禄和品级实际并不低。但既然文臣的地位占先，对其的要求也就比武臣高得多。有宋一朝，担任县令以上的文官基本上都具有三考出身的进士资格，对于像高俅这般的闲杂人等，要想要挤入文官圈子是不现实的。而武臣体系相对望低权小但用人的资格方面比较低，升迁的伸缩性也大。对于高俅这类人物来说，显然是步入仕途的捷径。不过宋朝的武官任用也有制度，没有边功，就不得为三衙的长官。徽宗为提拔高俅可谓煞费苦心，先让高俅下放到基层，托给守卫边境的大将刘仲武，以此来“镀金”，为以后升迁打下基础。宋南渡十将传卷一“刘錡传”中说：先是高俅尝为端王邸官属，上即位，欲显擢之。旧法，非有边功，不得为三衙。时（刘）仲武为边帅，上以俅属之，俅竞以边功至殿帅。”高俅立过何种边功？史无记载，但是刘仲武在崇宁三年（1104 年）约十月，吐蕃赵怀德等叛宋的事变中，指挥得当获得大胜而使赵怀德等复降。有学者认为可能当时高俅也参加了以上战役。挥麈后录说高俅“数年间建节，循至使相，遍历三衙者二十年。”高俅升迁的资本很可能出于在刘仲武军中的经历。高俅不是寻常之辈，在为官弄权上还是有些手段的，所以能居高位数十年而不倒。首先他乖巧善佞，对上司尤其是皇帝徽宗百般讨好，迎合徽宗志大才疏，好名贪功的心理。同时这个人还有一个好处，对有恩于他的故人不忘报答。除了他与刘仲武家保持密切关系外，对他原来的主人苏轼一家也颇为照顾。一些野史上记载他“不忘苏氏，每其子弟入都，则给养恤甚勤。”因此他的这些作为也获得朝中一些人的好评。高俅贪欲很重，有学者指出，靖康年间，政治风云变向，有大臣上书揭露了高俅恃宠营私的罪行。高俅将军营的地皮建成私宅，这还不算，而且把禁军当作私役，不管训练，专管为他营私出力。于是军队“纪律废弛”、“军政不修”，成为“人不知兵，无一可用”的无用摆设，以至当国家危急，面临虎狼之师金军的进攻，开封城内几十万的禁军很快瓦解，其罪是难容的。靖康元年徽宗得知金军渡过黄河后，便连夜仓皇逃往东南避难。靖康要录记载徽宗南逃到了泗州，童贯、高俅各带领若干胜捷兵和禁军也赶到与之汇合，一时间又组成了一个徽宗的亲信小班子。但是徽宗的宠臣们却为了邀宠而争风吃醋，勾心斗角，相互倾轧。在到达泗州后不久，童贯便与高俅发生冲突。童贯扈从徽宗等人继续南下，而把高俅留在了泗州，名为“控扼淮津”，高俅于是以生病为由，回到了开封。史书上说，当时随从皇帝的童贯、梁师成一伙人都被连坐杀死，童贯被处死并枭首于开封，蔡攸也被钦宗下旨处死。恰恰是因为高俅提前离开了江南，没有参与当时徽宗集团与钦宗集团的斗争，反而使他得到了一个比童贯、蔡攸等人幸运得多的下场。恶人未必全有恶报，这也能算是历史留下的遗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