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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改革赶考 金融改革 金融改革的动力来自于带动实体经济的更好发展，但改革原委须要在哪些方面加以调整？又能在多大程度上产生溢出效应？以“金融治理改革与实体经济发展”为主题的2012陆家嘴论坛于6月29日拉开大幕。金融业与实体经济盘根错节的关系再次让中心政府给予金融改革以重大的命题和意义阐释。近日，世界各大机构纷纷下调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平均分别下调了0.3%-0.4%，这将意味着今年中国GDP可能增长7.8%-8%，这种经济预期的下调，实际示意着对中国经济的上行压力增大的担忧。北京高校副校长、经济学教授海闻表示无需担忧，中国经济还将接着高速增长二十年，因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还将上演，中国特有的经济规模将接着推动经济发展。中国金融出版社社长魏革军并不认同以上的观点，增长二十年的论断缺少对自然环境、资源和人力的透支基础上。的确，对于缺乏前提约束的结论对现实并无太大意义。事实上，三大透支已经在将中国的经济前景带向“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在国家信息中心宏观季度沙龙上，北京高校中国金融探讨中心秘书长王曙光总结了中国经济接着增长的将面临的问题。一是，经济上行的压力，是跟中国最近这一段时间以来所面临的约束条件的加剧，这里面主要来自人力资源的约束、环境的约束以及制度的约束。二是，中国在国民收入安排当中差距渐渐拉大，这是影响中国下一步增长和发展乃至社会和谐的主要问题。中国的基尼系数起先接近0.5，当它达到0.5时就表明，中国将成为全世界收入差距最大、安排最不均衡的国家，甚至大过非洲。这个基尼系数的增加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我们的地区之间的收入差异在拉大，收入差距最大的，达8倍之多，比如上海，人均收入最高的上海，和人均收入最低的甘肃，大约相差8倍；其次个方面，行业收入差距拉大。行业收入差距主要体现在垄断行业收入居高不下，像金融业、电信业这些高度垄断的行业，它的收入特别高，但是有些行业，由于没有国家垄断，它收入比较低，这表明中国市场化改革还有待进一步推动；第三个问题，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在拉大。东部的城乡收入差距据测算，也许城市和乡村的人均收入差5-8倍，假如加上农村不享有的各种社会福利、社会保障，那么差距达到8倍左右，城乡收入差距拉大，也对中国的增长造成负面影响。三是，中国区域非均衡的发展特别突出。区域非均衡，一方面体现在人均收入差距的拉大，另一方面也体现在区域他们的制度支配的不同等，这都是中国早期制度改革的遗产。从1978年起先，所推动的改革是区域之间的梯级开发战略，这个开发战略逐步的从东部延长到西部。东部的开发和改革要比西部要早25年左右。早期它的确引起了巨大的增长效应、很强的溢出效应。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这种战略边际效益递减，而负面心情递增，渐渐固化地区之间的差距，给西部和东部的造成20-30年的差距，而这种区域差距对于中国经济增长乃至于政治稳定都造成了不利影响。其次个与第三个问题存在重合的含义，即区域与城乡差距成为中国下一步经济改革须要重点关注的问题和最可能出现的商业机会。国际与国内的产业转移，正在成为破除收入差距的重要措施。不过，正如三十年前对东部的制度倾斜，中西部须要东部的反哺和政策的惠及。王曙光并不认为目前的政策在主动变更现状。他说，为了克服经济上行的压力，要实行一些主动的政策，如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的刺激政策，但这些政策收效甚微，中心政府须要推动更大规模的改革。区域经济发展，将带动新的增长极。福建省西部有海西经济开发区；甘肃、陕西交接处，天竺宝鸡经济开发区；在广西，有北部湾经济开发区，环渤海区、新疆等地区力度在加大。在分块开发的思路指导下，中西部区域的经济增长与居民收入增长成为国家统计局表格上亮眼的明星。但事实上，经济的发展可能不须要搞特地的开发区，而须要创新和制度建设，须要普惠性的政策来推动各地区发展，为了开发给某些区域特别政策和尚方宝剑这样的做法已经是对三十年前经济改革方式的“缘木求鱼”式仿照，并无现实意义。策略第四次金融工作会议于年初召开，中国金融出版社社长魏革军总结此次会议的主题为金融业本质的复归，即回来到服务实体经济，助推经济转型发展上来。此前，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分别在1997年、2002年和2007年实行过三次，每次均涉及到金融体系的重大改革和部署，对我国金融业发展影响重大。魏革军认为，金融体系与一个国家经济转型的关系并无现成的模型理论，但事实上，金融在许多方面影响到经济转型。金融最基本的功能是融通资金，配置资源。从历史上看，每一次会议之后经济改革就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次金融改革的确是随历史潮流而动。过去一年里，各种民间资本转向现货炒卖，高利贷、洗钱的新闻不绝于耳，中国民间资本四处涌动、毫无规则，干扰市场信号和经济的健康发展，而这相当程度源自于民间资本没有出口。此外，民间资本的金融活动极为活跃，并且民间的金融风险频发，但相关的制度建设没有跟上。王曙光告知记者，更为重要的是，区域间金融诸侯割据的状况大量存在，还未建立市场要素充分流淌的机制，使得金融业不能跨区域经营，无法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大量农信社面临这个问题，广东的农信社运营实力再强，法律不允许去湖南的偏远县城开设分行。唐县位于河北省中西部，属于国家级贫困县。县长杨小宁告知本刊记者，全县居民存款总额达120亿元，但商业银行给唐县的授信额度仅为40亿元，多余的钱抽调到其他更发达的城市，严峻违反了市场规则。事实上，唐县的方方面面都亟需资金。不过，可喜的是，贷款公司与引进战略投资者已经在为唐县解决资金的难题。王曙光建议从三方面推动金融改革，一是，大力推动民间金融的合法化、阳光化和规范化，对于促进中小企业、民营经济的发展非常重要。事实上，5-6年前这样的提法就已经出现，却应者寥寥，缘由仅仅是当时的问题还不够尖锐和突出。二是，允许正规金融机构的跨区域经营，充分竞争。三是，金融机构的多元化发展，目前银行占金融机构数量的70%以上，其他金融服务发展还处在萌芽状态。因此，应当充分汲取民间资本，进入各种金融机构，比如担保业、典当业和贷款公司。典当公司办事快速、利率市场化，可以满意各种客户需求，但是现实状况是，行业的准入门槛太高，拿到运营牌照付出的游说成本太高，这限制了行业的正常发展。在金融自由化的初期，会导致贫富差距的拉大，但之后基尼系数变小，收入差距不断缩减，带来越来越强的正面促进效应。王曙光曾经在宁夏视察一家小额贷款公司长达4年。他告知记者，这家公司赢利状况特别好。但类似的事例并不多见，银监会在08年颁发法律推动农夫基金互助组织，全国行政村有65万个，但是至今银监会推动的村级互助组织总数不过50家。大力发展微型金融机构、农夫基金互助组织，农村信用合作社及村镇银行等，目前看来还刚刚从官方文件走向现实。中国下一个增长极在农村与西部。金融改革重心的适当下移，以及更多普惠性政策的出台，将为经济转型带来更多动力。温州金融改革试验的摸索信号非常主动，但毫无新意。世界银行官员惊异地看到了这次改革的前身，即上世纪80年头的温州金融改革试行方案。三十年前就已经有试验，到如今却还在试行。当时处在改革开放初期，阅历不足，先试验后推广已属志气可嘉，而今的试验却显得懦弱无力。魏革军认为，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总体方案有利于民间资金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有利于培育多层次的金融市场，完善金融服务体系；也有利于更好地限制风险。不过，这并不代表全部观点，中心财经高校中国银行业探讨中心主任郭田勇是看空温州改革的成员之一：可能雷声大、雨点小，甚至“流产”。金融改革被视为服务经济转型的排头兵，而温州金改则被视为金融改革的信号灯，如何在最大限度内突破体制的约束而又能维持金融秩序的稳定、活跃民营经济，成为此次金改的重要关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