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作文庆祝建党100周年平凡英雄素材：让自己成为“有价值的人”.docx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平凡英雄素材-让自己成为“有价值的人”目录：01让自己成为“有价值的人”02以笑补缺03郭文安：一本教科书，一生教育情04中日友好医院林江涛-只想多挽救生命05冲在抗疫一线正文：01让自己成为“有价值的人”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1年08月24日 02 版）小时候，佟丽娅的理想是当一名舞蹈教师，更具体一点，是当她的母校新疆艺术学院的舞蹈教师，“我在新疆伊犁出生，那时候觉得到省会乌鲁木齐上学就已经走得很远了，坐车都要一天一夜。要能留在学校当教师，是一件多么幸福、多么让家人骄傲的事”。没想到，随着眼界一点点被打开，她的路越走越远，“一不小心”就走到了北京。舞者、演员是佟丽娅的两个身份，她曾在2020年央视春晚上第一次担任主持人，最近又成为一档综艺节目舞蹈生的导师。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独家专访时，佟丽娅说：“我们应该多去体验不同的生活，尽情地去尝试喜欢的事情，不要怕失败，因为每一次选择都会开启一段新的成长路程。”2004年，佟丽娅以优异的成绩被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本科录取。在此之前，她参加过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阅兵式的新疆彩车表演；入职中国歌舞团，参加了2004年文化部春晚的独舞表演。但她想有新的尝试。这一试，就诞生了演员佟丽娅。演员和舞者，对她来说分别意味着什么？她说：“舞蹈是我的初心，也是开启我演员生涯的一把钥匙，比如，它会让我有更多的感受力，更能用肢体语言将情感外化，甚至拍武戏都会更得心应手。”刚跨入演员这一行业时，佟丽娅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在舞台上跳舞，灯光一打，你看不到观众；拍戏不同，摄像机对着你，灯光老师拿大灯照着你，导演还在镜头后面盯着你，就会害羞、慌乱”。“但一切都会熟能生巧，我相信，只要努力去提高自己的专业素养，一定能够慢慢做好。”佟丽娅说。于是，就有了后来观众看到的母仪天下中的赵飞燕、超时空同居中的谷小焦、革命者中的赵纫兰“现在说到敬业，好像演员不用替身、不迟到、背得出台词就是敬业，我觉得这个理解太窄了。”在佟丽娅看来，“敬业，首先要有过硬的职业素养；然后，因为演员这个职业很特别，有很多喜欢我们的观众，所以我们必须传递正确的价值观。”尽管这些年一直在拍戏，但佟丽娅从来没有丢掉舞蹈。佟丽娅6岁学跳舞，每天一大早“出晨功”，压腿、压脚背、压膝盖的疼痛对她来说是家常便饭。“所有练舞的孩子都听过一句话：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两天不练，老师知道；三天不练，观众知道。从某种程度上说，跳舞这件事比较残酷。”回忆过往，佟丽娅说，“一切都像梦。当时希望在更大的舞台上跳舞，从来没想过会成为影视演员，甚至当我到了北京，我还是觉得将来会成为一名教师，希望有机会去教孩子们跳舞。”佟丽娅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能为更多人做更多事。2019年，佟丽娅开始做自己的舞蹈剧场在远方，在这里，融入维吾尔族、锡伯族、哈萨克族等新疆多民族的舞蹈，展现新疆多元的民族文化。其中40多名年轻演员，是她从新疆艺术学院带出来的。“我真的喜欢在舞台上跳舞，就觉得自己有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我想把更多新疆的孩子带出来，给他们提供机会和平台，让他们看到更大的世界，就和当年的我一样。”佟丽娅说。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来源：中国青年报02以笑补缺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焦晶娴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1年09月01日 06 版）出生时大脑缺氧这件事，小佳在麦克风前重复讲了五六十次，每次他都能让观众笑出来。小佳本名张佳鑫，27岁，是脱口秀演员，平时走路摇摇晃晃，有几根手指总伸不直。讲段子时，他五官来回拉扯，语速比常人慢，好像每个字都得先在喉咙里滚上一圈才能吐出来。他抖包袱也像在撒娇，但台下观众都被“戳”到了，笑得东倒西歪。他说：“小时候大家都在笑我，但不好笑，才是脱口秀演员最大的缺陷。”在综艺节目脱口秀大会第四季里，小佳赢得评委的第一票，是通过调侃自己长短脚：“两三岁看到双脚走路的人，我都带着一种异样而又同情的眼神，心里想，他好可怜呐，竟然双脚，都在地上。”他还讲校园暴力，讲因为身体遭受的歧视，和观众一起毫不介意地咧着嘴大笑。节目嘉宾夸他“你把我笑死了”。脱口秀舞台上，评价演员的标准只有好不好笑。和小佳同台的演员里，有人调侃自己丑赢得喜爱，有人吐槽自己帅却惨遭淘汰。一位网友在看完节目后评论，“看了江梓浩和徐志胜，感觉长相还是有点优势的，只不过在脱口秀行业（美丑的优劣势）要反过来。”2018年，全北京的脱口秀表演一周不超过10场，如今北京公开售票的有十几家俱乐部，一家俱乐部一周就有10场演出。小佳所在的厦门“来疯喜剧俱乐部”舞台上，有高中生、60多岁的老人、孕妇、因斑秃剃光头的女孩，他们用脱口秀解读自己的生活。这种解读是双向疗愈的过程。小佳希望霸凌过他的人能坐在台下，在听到他的段子时放声大笑。“那是证明自己的机会。脱口秀演员就是要让观众笑，他们笑，说明我成功了。”在“灰暗的日子”里产生了求生欲开放麦舞台几乎是所有脱口秀爱好者的第一站，没有报酬，但谁都能上。去年5月，小佳第一次上开放麦，强光晃得他眼花，他只能看见第一排观众。台下有人低声交谈、有人刷手机，一开演，三四十双眼睛都盯着他。那是他在路上常会撞见的目光，但路人只是匆匆一瞥，观众则是长久注视。他感到恐惧。小佳从小不敢在公众面前讲话。第一次正式上台，是刚上大专，开学时在班里做自我介绍。他的身体和声音都在发抖，只讲了两句就匆忙下台。他小时候爱窝在家里看书、看综艺节目，“能躺着就不坐着”。远离热闹能帮他免去一些麻烦。比如，他记得上小学时，课间曾被一帮同学围住，他从下课被踢到上课，10分钟后，身上的衣服已经布满脚印。他习惯无声地表达细腻的情感。因为握不好笔，从中学开始，每次语文作文他都写不完。但他喜爱写作，高中校报每期都能看到他投稿的短文。他渴望有存在感，习惯于照顾朋友的感情、隐藏自己的感情，希望朋友“在难过时能想起我”。有收入后，他每年情人节都会给朋友们送花，第一年一朵、第二年两朵，逐年递增，“他们愿意跟我做朋友是我的福分，我愿意把我所有的东西给他们”。但他很少表露想被关注的渴望。2020年，他在一家厦门的民宿公司做新媒体运营，公司员工过生日时会在工作群里收到祝福语，但他被漏掉了。生日那天，他频繁查看手机消息，从白天等到晚上，没人记得，但他什么也没说。2020年年初，小佳为公司年会准备节目。他没什么才艺，只觉得脱口秀好像“会说话就能演”。他曾向厦门来疯喜剧俱乐部的主理人Lucy咨询建议，但没有深聊。年会上，他哆嗦着讲完，台下同事都在吃饭，没人仔细听。随着防疫政策调整，厦门的剧场解封，那家俱乐部缺人演出，就邀请小佳登上开放麦舞台。Lucy记得，小佳曾说自己讲话不清楚，就给他发去德鲁林奇的视频。这位美国脱口秀演员有口吃的问题，但那些结结巴巴的停顿增加了故事的悬念和紧张感。在表演时，林奇不会被时不时的卡壳影响，金句频出，现场总响起欢呼声。小佳看完，第一次想“跳出自己的舒适圈”。真到了台上，小佳还是止不住地抖，大脑一片空白。他试探着抛出第一个梗，有人笑了，他接着讲下去，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掌声”。“你能感受到他们打心底喜欢你这个人。”小佳回忆道。那是笑声第一次给他带来安全感，“一下子上瘾了”。对王梓晗来说，脱口秀让她在“灰暗的日子”里产生了求生欲。2018年2月，她即将从北京大学毕业，在参加某喜剧产业公司的校园行项目时，她第一次接触到脱口秀。那时她还没有找到未来的方向，和家人争论是工作还是继续读书，陷入重度抑郁而不自知。她形容那时“怎么活着都不对”“只想和陌生人说些不用负责任的话”。她缩在位于一楼、光线暗淡的出租屋里，不想吃饭，不想说话，只保留着上台讲脱口秀的爱好。只有脱口秀能把她从床上拉起来，“只有站在台上那五六分钟是个人”。刚开始说脱口秀，王梓晗没有任何技巧，胡乱讲着生活里的孤独和迷茫。有次去讲开放麦的路上，她因为精神恍惚和公交车发生了小事故，两只脚都扭伤了。那一刻她想，“如果今天在这个地方死了，那还挺酷的。”她忍着痛去演出，讲了事故发生瞬间脑海里的各种想法，很丧，但观众都笑了。那些笑声就是她情绪的出口，“每个人都在很认真地听你讲话，但他们并不是真正在乎你，不会因为你讲这些话产生情绪负担。”她决定把脱口秀讲下去。一年后，王梓晗成了一名脱口秀演员、培训师。她见过抱着各种目的来尝试讲脱口秀的人，“很多人觉得脱口秀的成就感很易得，这个身份也很酷，但一发现没这么简单，冷场了，热情也会马上冷却。”多位业内人员表示，在脱口秀爱好者里，只有不到10%的人能从开放麦迈向商演舞台，把脱口秀作为获得收益的途径。王梓晗靠的是韧劲。“我做这个没什么天赋。”她自称，每一个梗都是一砖一瓦搭建的，“从来没有那种被雷劈似的灵感。”段子从构思到成型会不停地改，她半年能扔掉9000字的段子，有的段子要改两年以上。小佳则自认为是幸运的。他觉得观众看他说话不容易，对他的期待比较低，所以梗一出来就会感到惊喜。由于表演效果较好，他上了7次开放麦就得到了商演机会，更多人需要三四个月甚至更长时间。第一次商演前，他设计了印有自己表情包的T恤，连着3天睡不着，脑海里翻涌着讲过几十遍的段子，反复回想观众的现场反馈。小佳住在厦门最大的城中村前埔村。在18平方米的出租屋里，他用力量较强的左手慢慢敲打着键盘，养了3年的乌龟在一旁陪着他。他把生活中忽然出现的灵感记在手机里，看新闻也会代入当事人的处境，思考创作的可能。“故事里讲龟兔赛跑，乌龟胜利了，但现实里乌龟一动不动，你还要在后面说，快给老子爬。”他曾用段子嘲讽着“龟兔赛跑”在现实中的荒谬，习惯谨慎对待自己的幸运。刚录完节目，他来不及想自己会不会火，第一反应是赶紧写新作品、招呼俱乐部的老师帮他看新稿子，“原来的（段子）上节目演过，就不能再讲了”。观众看到了他的释然，笑声来得也更早剑桥大学古典学教授玛丽比尔德在笑的三大理论中总结，让人发笑一般有3种途径：预期违背、优越感、压力释放。真诚的表述能够增加意外性，来回撩拨观众的情绪，让突然出现的梗好笑性增加。王梓晗刚开始讲脱口秀，朋友形容她像“一台精密的钟表”，段子间连接顺滑，情绪努力撑得饱满，严格按照台本演出，“观众不笑也不影响我的表演”。同事建议她设计几处忘词，甚至不用把普通话讲得那么标准。她慢慢向观众打开自己，展示脆弱。“你是骗不了观众的，当他们感觉你是真诚的，你觉得好笑的地方他们也会笑，不小心演错了、话筒架倒了他们也不在乎，一切都是演出的一部分。”有次舞台太大，离观众太远，她尝试坐在舞台边，腿随意地耷拉着，观众的表情自然了许多。从业快10年的喜剧人李诞，在一次采访中说“玩笑九分真”“所谓脱口秀的技巧就是把真话包裹好了，不要伤害到自己，也不要伤害到别人。你自己就是那个剑，给它装上一个鞘，端出来给大家看。”小佳一直想把身体的缺陷写进段子，只是担心观众不愿意看。2020年年底，喜剧演员程璐对他说，如果不在开头把身体缺陷解释清楚，观众反而不敢笑。小佳开始尝试向观众说心里话，带观众回到自己经历过的场景。观众看到了他的释然，笑声来得也更早。参加完训练营后，小佳决定辞去新媒体运营的工作，全职进行脱口秀演出。在兼职商演的脱口秀演员中，只有20%-30%左右会成为全职脱口秀演员。刚开始，小佳收入不稳定，一个月光靠演出只赚1000多元，还要靠兼职俱乐部的新媒体运营维持生活。“精神上消耗也很大”，没时间健身，练出的腹肌也没了。但他从没后悔过，脱口秀让他接触到了“更广泛的世界”。在打磨段子、对观众倾诉中，他与身体缺陷不断和解。开始用个人经历写段子，他学会从旁观者的角度问当时的自己：“如果那一刻不受任何约束，我会做些什么？”有次他刚在公交车上坐下，身旁的人站起来，走到几个座位以外，但并不是为了下车。节目里，他用不够响亮的声音佯装凶狠，借段子对那些站起来的人，说出了想说但从没说过的话：“你给我坐下。”他从小不愿被贴上“不一样”的标签。他努力当个好学生，从不用父母监督写作业，老师的一次表扬就能治好他遭受校园霸凌的大部分伤痛。初中班主任在竞选班长时主动提名了他，到现在他还记得那种被器重的感觉，“她看到了我的能力”。高考时有人建议他去了解一下加分政策，他不愿意，觉得那是差别对待。结果语文和文综试卷他都没写完。更糟的是，他的字歪歪扭扭，估计“高考改卷老师不会像本校老师一样仔细辨认”。最后，他读了一所大专院校。创作时旁观者的视角也让小佳发现，有些时候，他身处这个社会，因为太敏感，放大了本没有特殊意义的细节。他自我剖析，公交车上别的乘客走开，可能并没有针对他，是他把自己放在“特殊”的位置，才会感到难过。王梓晗认为，用段子消化个人经历的过程，是一部分“上帝视角”加上一部分“心理活动”。创作者的注意力会集中到事情本身，思考更准确的表达和更荒诞的效果。她准备在专场里讲重度抑郁、原生家庭、从北大毕业之后的心理落差、性取向的变化，这些话题背后的真实都给她带来过伤痛。“最开始想讲的时候，其实是最有表达欲的时候，还没完全和解。你会在一遍遍讲、一遍遍试的过程中实现真正的和解，当这个段子的舞台呈现达到一个最好的状态时，你一定是完全和解了。”刚开始，她在段子里讲自己有次试图自杀，把所有安眠药都吃了，洗完胃，母亲担心的是她下次失眠吃什么。她想表现母亲极致的理性，但观众有些笑不出来。在王梓晗的记忆里，母亲的情绪总是克制的，孩子哭也不哄，等哭完再讲道理。一次她和母亲聊天，偶然发现母亲记得一件“伤害过我的小事”。“我妈说她一直心怀侥幸，希望我忘了。她觉得非常不应该，还给我道歉，但当时她正经历着很多别的事。”王梓晗才意识到，母亲不仅仅拥有母亲这一个身份，她背负着来自各方面的烦恼。确诊重度抑郁症后，王梓晗会定期接受心理咨询。心理咨询师曾告诉她，写段子的过程很像写心理学上的情绪日记，即患者把每天的情绪写下来，包括事件、感受、各种心理活动等，“写下来就是自我开解的第一步，我们在写段子的过程中也会不断地去追问自己当时到底在想什么，到底有什么样的感觉，虽然这些东西未必都会真实呈现在段子里，但是你在写的时候一定是绕不开的。”王梓晗在这种自我剖析中学着释放被压抑的情绪。原来她总觉得所有人都盯着她看，谈恋爱要保证分手时没有道德污点。讲脱口秀之后，她开始尊重情绪。有人质疑她凭什么能给大咖做开场秀，她直接说：“你看过我演出吗？没有就去看，如果看了还觉得我不配，你就当我们有点什么吧。”她把人际交往比作开放麦，“总要随心试一下，行就行，不行就算。”小佳虽然还是有“社交恐惧症”，会推掉陌生人居多的聚会，在外地商演时比起和陌生演员吃宵夜，情愿自己在酒店吃外卖。但在台上，他开始讲一直想说的话，和陌生同行在演出时做“一个半小时的朋友”。他也越来越自信，表演时摘下了压得很低的帽子，在和朋友们的群聊里也会偶尔“呛人”，而不是一味绕着朋友转。“因为这事儿不好笑，才需要喜剧演员”大一学生徐锦从高中开始看脱口秀大会。今年，她看到小佳的表演，想起遭受校园霸凌的经历。徐锦上初中时，曾有七八个女生把她堵进厕所，往她身上倒水。小佳的段子在她心上开了个口，积压的愤怒和恐惧泄出去一部分，但情绪留下的印记永远会在。“小佳很明显一笑而过了，但我做不到。”她希望更多正在经历着校园霸凌的人能看到，“你们不是一个人，你们可以换种方式让自己强大。”小佳认为观众的共鸣来自“对生活B面的共识”，他的负面情绪用玩笑包装，在触到观众的负面情绪时，痛苦一起消解。28岁的教师林夕在负面情绪无从倾诉时，会坐在阳台上吹着风用手机看脱口秀。朋友们很少有人回应她的抱怨，有人回复“你习惯就好”。她开始习惯独自消化情绪，“把外放调成静音”。脱口秀演员输出的某个观点，会让她看到解决问题的另一种角度。她曾在某段恋爱关系中付出较多，看到杨笠在表演中说，“男的无理取闹时和女的一样”，她联想到自己，“女生有时在恋爱中确实会患得患失，其实也没必要为了别人放低姿态”。后来，情绪不好的时候，她几乎都会先看脱口秀，冷静下来再去自我反思。和朋友倾诉恋爱烦恼，她也学会了开自己玩笑。看她没有那么郑重其事，朋友安慰的话反而多了。徐锦则觉得，“脱口秀算不上很高雅的艺术，就是图一乐”，更多时候，观众渴望的是大笑瞬间的情绪发泄。她坦言自己看表演时“不带脑子”，就想跟着演员的情绪走。开始看脱口秀，是因为听同学说有个叫庞博的演员长得挺帅。王梓晗在演出时发现，这些年来，大部分国内观众仍喜欢“喂到嘴边的梗”，看节目不愿意投入过高的注意力或者记忆力成本。王梓晗根据经验总结：“很多时候讲稍微深一点或者稍微绕一点的东西，大家就有点不愿意去跟了，尤其线下还没有字幕。”比如参加脱口秀大会节目的选手鸟鸟，擅长设计需要观众琢磨的段子。她在讲容貌焦虑时说，“什么时候能晒点既彰显个性、又不涉及美丑的东西，比如指纹”。王梓晗记得，鸟鸟在线下表演时说这个梗，很多观众都没反应过来。在豆瓣网站“脱口秀的独特魅力”话题下，网友想看的主题大多数和日常生活相关，包括地域、职场、婚恋等。脱口秀大会第四季中，选手也更多围绕“外貌焦虑”“男女关系”“城市生活”等常见且“安全”的话题，大众化、理解门槛低的梗是第一选择，因为一句稍显“出格”的梗，可能带来微妙的个体感受差异。徐锦作为观众，无法接受鸟鸟调侃外向者，说“快乐的人也是要死的”。因为小时候她经常生病去医院，这个梗会让她联想到急救室里被推往手术室的病人。“观众看这个就是为了开心，这种事拿到台上说，是对认真生活的人的冒犯。”更沉重的话题则更考验演员和观众对幽默的理解。在一场脱口秀主题赛“没关系，我也有病”中，选手Rock调侃自己的抑郁症：“有时候只能躺着，什么都不想做，所以看起来我这人很懒，但懒人躺着的时候脸上有笑容。”台下的笑声很稀疏，等了一会儿才有人鼓掌。徐志胜讲了红绿色盲，鸟鸟讲了容貌焦虑，Rock被二人淘汰。有网友评价Rock，“他分享了自己还没消化、带着血的事情”。今年年初，陪伴小佳3年的乌龟死了。他想起2019年突发心梗去世的父亲，想用脱口秀纪念他。父亲是个严肃又内敛的人，“很难沟通，小时候还会打我”。但小佳被同学欺负，父亲会跑到学校为儿子讨回公道。朋友来家里玩，他会给小佳塞钱，让儿子带朋友去吃牛排。小佳离开漳州去厦门工作后，父亲变成了老小孩，需要时常哄着，在去世前几个月总发消息问小佳，“儿子在干吗啊”“没事没事，就是想你啦”。小佳把琐碎的思念揉进段子，花两个晚上写出来，想象着父亲如何在另一个世界接收家人的思念。今年清明节，他把现场表演的视频发在微博和B站上，把父亲去世的事实轻松地讲出来。“我妈给我打电话说我爸不行了，我说，我爸哪里不行了？”有弹幕飘过“笑不出来”，有人私信他说，这是对死者的冒犯。王梓晗深知国内观众对此类话题的接受度不高，同样是讲自己的抑郁症，她会先点出眼下抑郁症发病率高的现状，放松观众的警惕，然后绕开最沉重的部分，加入点一听就是虚构的内容，让观众难以分辨痛苦的真实性。而在讲亲子关系时，她会增加母亲的视角，“也能让大家看到一点希望，不要太早画上一个句号”。小佳在节目中说“没有什么不能开玩笑”，但他解释这种开玩笑是基于能给出一个解决方案。有些话题他并没有很好的处理方案，“比如癌症，我没有这个话语权，调侃起来就会显得很没品”。“有了技巧和人格魅力，任何事都能讲得好笑。”王梓晗把段子里的故事、观点比作显影剂，重要的是显出讲段子的人，“这些展现的都是你看世界的方式”。小佳的偶像、美国脱口秀演员琼里弗斯生前，一度负债千万美元、丈夫自杀，但她依然能在70多岁时，在台上调侃人生。琼里弗斯曾被一位观众提问，有什么事是她笑不出来的。她说，丈夫自杀身03郭文安：一本教科书，一生教育情郝日虹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1年08月23日 08 版）1952年，郭文安成为华中高等师范学校（华中师范大学前身）教育系第一届学生，与华师结缘。从1956年毕业留校任教到2021年在桂子山上迎来他九十华诞，屈指算来，老人已经在这里工作生活了69年。69年间，他甘为人梯，辛勤培育学生；他脚踏实地，认真做好科研；他笔耕不辍，一生精心编撰教育学教材。一部优秀的教材就是一座学术的丰碑。由王道俊领衔主编的教育学持续畅销近40年、共编印了7版、累计发行近800万册，是新中国改革开放后编写最早、发行量最大、读者最多、覆盖面最广、影响力最为深远、堪称经典的教育学教材。该教材先后荣获过第二届吴玉章奖金优秀奖、全国普通高校优秀教材二等奖、国家级优秀教材奖、第四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等多个奖项。也许很少人知道，从上世纪60年代起，郭文安就开始参与教育学教材的编写与统稿工作。1956年，郭文安毕业留校，成为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系的一名教师，主要从事教育学、教育学原理方面的研究。教育学作为师范院校、尤其是教育系的一门专业基础课，重要性不言而喻。上世纪50年代末，在时任学校副教务长、教育系主任邵达成的发动与组织下，教育系成立了教育学教材编写组，开始推进编写工作。编写组克服了诸多困难，人员与分工也几经变动，最终在新任教育系主任常春元的领导下，于1962年出版。彼时还是青年教师的郭文安撰写了该书总论部分的两章内容。“据说那个时候，我国有五所师范院校同时编写教育学教材，号称五朵金花。不过，这五朵金花只开了两朵。一朵我们学校的，一朵是华东师大主编的。”郭文安回忆道，“如今看来，尽管这本教材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却为我校教育系今后编写教育学相关教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培养并锻炼了编写人才。”1978年，郭文安与王道俊、董祥智一起，参与编写由河南师范学院（河南师范大学前身）、甘肃师范学院（西北师范大学前身）、华中师范学院（华中师范大学前身）等五所院校合编的教育学教材，俗称五院校教育学。“我开始的分工是撰写德育这一章。后来，王道俊老师还专门叫我到北京参加该书的统稿工作。”1980年，五院校教育学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反响良好，几经修改，数次再版。彼时，我国教育学开始在反思基础上进行恢复与建设，大量有关教育的著作被翻译介绍到国内，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先进经验和教育科研成果纷呈，关于教育学的探索与思考日渐丰盈。郭文安记得，在五院校教育学出版后不久，大约是1982年下半年，学校又启动了教育学教材的新的编写工作。此次编写不是“小修小补”，而是随着教育学科的与时俱进，力争在教材质量上有显著提高。谈起这次编写，即便时隔多年，郭文安依然如数家珍。“刚开始要求我写德育（上、下）与班主任，共三章，大约一年多的时间，我就完成了任务。稿子交上去后，编委会又把教学（上、中、下）三章交给我编写。这是一个比较复杂难写的章节，工作量还是挺大的。因为对修订的要求很高，我也很想交出有质量的稿子，于是找了很多和教育相关的书来看，包括西方的一些教育学著作。看了之后，我有了新的感触与启发，除了理论上的充实与更新之外，希望在这本教材的理论阐释中恰到好处地融入相关的教学案例，加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提升教材的科学性、实用性与可读性，算是这本教材的特色之一。”郭文安笑言，“因为我边提炼理论边筛选案例，再加上还有日常教学工作，所以写作进度有点儿慢。王道俊老师看我拖了两年迟迟没有交稿，放心不下，还专门跑到我家里，问我写得如何。我就把自己写好的稿子给他看。王老师看了之后，就说你不要赶时间，继续安心写吧。王老师给我吃了颗定心丸。接下来我继续很认真地写。不光是我，其实王老师承担的教育目的一章，写得比我还认真。书稿交上去以后，很快就通过了，负责的编辑说基本上找不到什么问题。”1989年，教育学出版，因为编写方式与内容较之以往有较大的改进，这本教材也被称为新编本，一经推出，便受到广大师生的一致好评。从1989年的新编本到2016年的第七版，数十年间，郭文安一直把这本教材的修订放在心上，他与王道俊团队一起，不断在修订中更新学科进展，力求反映教育发展与变革的时代特征与新需求。其间花费的心血和精力可想而知。与学者个人著书立说相比，或许编写教材并不能算作“重量级”成果。对此，郭文安并不是不知道。他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常常有人议论，花那么多精力去编教材，还不如多搞一些科研，写点文章、专著实在些教材的编写要依据学科的教学任务以及学生的特点和水平，其选编的内容有比较基础、成熟、精要、容易取得共识等不成文的严格要求，在编写格式上又讲究严格的规范，作为高校教材还必须反映最新科研成果、学科发展前沿与时代精神，这样就使教材编写有其特殊的复杂性与难度。说实话，要东拼西凑编一本讲义性教材也许比较容易，但要编撰出一本反映学科发展精粹和前沿，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自己特色的教育学教材实在是一件极其折磨人的艰难困苦之事。”即便觉得“极其折磨人”，郭文安依然愿意花很多功夫做好这件事情。他坦言，之所以投入这么多精力，是因为他觉得一本好的教材对于培养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给教育学这本教材定义了两个功能，一是打基础，二是引入门。不少学生都跟我说过，郭老师，我是读你们编的教育学这本书入门的。我觉得这个定位很准确。教育学包含的内容很丰富，但是最基本的概念和理论是必须掌握的，只要把基础打牢了，学科根基稳了，才能更好地开展研究，进一步地提高、发展与创新。”郭文安不仅对教育学这本教材编写倾注了大量心血，身为教师的他也非常尽责。“我对学生是比较热情的。有时候他们拿着写好的文章来找我，请我帮着看看，我都会答应，不管是不是我的学生，我都会全心全意地提出些建议，告诉学生怎么修改。我性格比较温和，学生们还是挺愿意找我的。”当被问及这样是否会比较辛苦时，他坦然一笑：“当你觉得这是自己的责任，就不会计较那么多了。而且，跟学生之间的良好互动，实际上也是教学相长。”2021年，在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70周年之际，郭文安获评为该出版社70位功勋作者之一，肯定了他为我国教育科学事业高校课程教材建设作出的卓越贡献。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也与人民教育出版社再度合作，启动了教育学教材第八版修订工作，这本发行超800万册的经典著作即将焕发新生。已至耄耋之年的郭文安又开始为教育学（第八版）修订而忙碌。“这一次我是主编。只要身体允许，我会想方设法继续把这件事情认真地做下去。”郝日虹 来源：中国青年报04中日友好医院林江涛-只想多挽救生命本报记者 杨彦帆 人民日报 （ 2021年09月09日 第06 版）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林江涛前不久整理出了一份档案，记录了他的两次抗疫经历。其中，一部分是他去年辗转各地会诊新冠肺炎危重患者的诊疗记录，另一部分是18年前他参加抗击非典时留下的珍贵资料。2003年春天，非典疫情突如其来。林江涛临危受命，担任中日友好医院防治非典医疗组组长，也是北京市非典型肺炎防治专家组成员。他清晰地记得，当时防护条件有限，他和其他医护人员“戴着好几层棉布口罩”，“用胶布粘牢”，一头扎进病房。当年4月，林江涛带队前往北京胸科医院（现北京老年医院）支援，帮助改造病房、筹备集中收治患者。科里的医生几乎全部上了一线，出发时，当时的院长紧紧握着他的手，神情严肃地说：“这场仗很难打。”“作为医生，职责就是治病救人，更何况我还是一名共产党员！”林江涛并没有过多犹豫，话里透着坚定。由于连日疲惫，他不小心摔在楼梯上，造成骶尾骨骨折，但他谁也没有告诉，强忍着疼痛，每天仍然准时出现在病房。中日友好医院被指定为防治非典定点医院后，林江涛也回到了医院，顾不上休息，也顾不上骨折的疼痛，继续投入紧张的临床救治工作中。他白天诊治患者，夜里经常前往北京防治非典指挥部汇报情况。工作之余，他还承担了院内医师的培训工作，经常连夜总结诊疗经验，并利用中午的时间连线媒体，向公众科普预防非典知识。他说：“只想着多挽救生命，多做一些事，与时间赛跑。”05冲在抗疫一线本报记者 贺林平 人民日报 （ 2021年09月09日 第06 版）今年7月底，广东省中医院副院长张忠德抵达江苏省南京市后，迅速投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工作中。从去年除夕夜逆行武汉，再到今年转战河北邢台、云南瑞丽、广东广州一路马不停蹄。作为一名党员和中医，他一直冲在抗疫一线。这不是他第一次出征。18年前，非典疫情侵袭广州。时任广东省中医院二沙岛医院急诊科主任的张忠德，与该院护士长叶欣等医护人员并肩作战，坚持救治患者一个多月，成为最早与非典交锋的人。“刚开始，我们就戴着棉纱口罩，没有标准的防护服，以为能挡得住病毒”当时，张忠德在为一名患者插管时不幸感染。“后来的每一天，都觉得这也许是生命的最后一天了。”他把写好的遗书，压在了枕头底下。幸运的是，病情出现转机。2003年4月4日，张忠德治愈出院，他把这一天当成了自己的第二个生日。中西医结合治疗挽救了他的生命。出院后，他走两三米就喘，很多同事判断他以后上不了班了。张忠德不信邪，以中医理论指导自己进行康复训练，一个月后就回到工作岗位。“你以为曾经得过非典会让我畏惧退缩？完全错了！”每每谈及这段经历，张忠德都是哈哈一笑。张忠德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我想到自己有抗击非典的经验，而且一直研究呼吸系统及传染病相关专科知识，去那里最合适。电话一来，我没有任何犹豫，立刻投入战斗。”张忠德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为中西医结合抗疫贡献“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