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课《岳阳楼记》拓展阅读 部编版语文九年级上册.doc

岳阳楼记拓展阅读文一：与范经略求书记滕子京六月十五日，尚书祠部员外郎、充天章阁待制、知岳州军州事滕宗谅，谨驰介致书，恭投邠州四路经略安抚、资政谏议节下：窃以为天下郡国，非有山水环异者不为胜，山水非有楼观登览者不为显，楼观非有文字称记者不为久，文字非出于雄才巨卿者不成著。古今东南郡邑，当山水者比比是焉，因山水作楼观者处处有焉。莫不兴于仁智之心，废于愚俗之手，其不废而名与天壤齐固者，则有豫章之滕阁，九江之庾楼，吴兴之消暑，宣城之叠嶂，此外无过二三所而已。虽浸历于岁月，挠剥于风雨，潜消于兵火，圯毁于艰屯，须必崇复而不使隳斩者，盖由韩吏部、白宫傅以下当时名贤辈，各有记述，而取重于千古者也。巴陵西跨城闉，揭飞观，署之曰：“岳阳楼”，不知浸落于何代何人。自有唐以来文士编集中，无不载其声诗赋咏，与洞庭、君山率相表里。宗谅初诵其言，而疑且未信，谓作者夸说过矣。去秋以罪得兹郡，入境而疑与信俱释。及登楼，而恨向之作者所得仅毫末尔，唯其吕衡州诗云：“襟带三千里，尽在岳阳楼”，此粗标其大致。自是日思以宏大隆显之，亦欲使久而不可废，则莫如文字。乃分命僚属于韩、柳、刘、白、二张、二杜逮诸大人集中，摘出登临寄咏，或古或律，歌咏并赋共七十八首，暨本朝大笔如太师吕公、侍郎丁公、尚书夏公之众作，榜于梁栋间。又明年春，鸠材僝工，稍增其旧制。古今诸公于篇吟，率无文字称记。所谓岳阳楼者，徒见夫屹然而踞，岈然而负，轩然而竦，伛然而顾，曾不若人具肢体而精神未见也，宁堪乎久焉？恭维执事文章器业，凛凛然为天下之特望，又雅意在山水之好，每观送行怀远之作，未尝不神游物外而心与景接。矧兹君山、洞庭杰杰为天下之特胜。切度风旨，岂不欲摅遐想于素尚，寄大名于清赏者哉？伏冀于戎务鲜退，经略暇日，少吐金石之论，发挥此景之美。庶漱芳润于异时者，知我朝高位辅臣，有能淡味而远托思于湖山数千里外，不其胜欤？谨以洞庭秋晚图一本，随书贽献，涉毫之际，或有所助。干冒清严，伏惟惶灼。文二：1052年，一个文武奇才走了，留下众人皆知的千古名篇最爱君北宋诗人梅尧臣写过一首啄木诗，一篇灵乌赋，写的是两种鸟类：啄木鸟和乌鸦。写完了，他把这两首（篇）奇怪的诗文寄给范仲淹。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范仲淹刚刚被贬谪，从帝都开封贬到了鄱阳湖畔的饶州。境遇十分凄苦，据说一路经过十几个州，都没人出来接待他。在啄木诗中，梅尧臣劝范仲淹不要像啄木鸟一样，啄了林中虫，却招来杀身之祸，面对贪官污吏不要过于耿直。在灵乌赋中，寓意范仲淹在朝中屡次直言，都被当作乌鸦不祥的叫声，劝他应学报喜之鸟，不要像乌鸦那样报凶讯而“招唾骂于邑闾”，希望他从此拴紧舌头，锁住嘴唇，除了随意吃喝外，不要多事。读到梅尧臣的文字，范仲淹内心暖暖的，但对他的劝告却不以为然。他很快回了一篇同题的灵乌赋给梅尧臣，在赋中，他斩钉截铁地说，不管人们如何厌恶乌鸦的哑哑之声，他将始终坚持一个信条：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胡适后来说，范仲淹写下这八个字，比美国人帕特里克亨利说出那句经典的“不自由，毋宁死”，早了740年。1勇气，是范仲淹生命的底色。他的一生，都被体内一股热气推着往前走，不管刀山火海，宁死都不回头。27岁中进士之后，范仲淹有十几年时间在地方上任小官，积攒口碑。他在地方做了很多实事，但视野并不局限于一县一州，时常就全国性的时政问题发表观点。范仲淹是个另类，他不会私下妄议朝政，有问题直接公开讨论。在母丧丁忧期间，他向朝廷上了万言书，奏请裁汰冗员，安抚将帅。朝中两位大佬晏殊和王曾，看到范仲淹针砭时弊，字字见血，于是极力向宋仁宗推荐他。不过，从范仲淹后来惹祸，晏殊急于与之切割的做法来看，这些朝中重臣推举范仲淹，可能并非出于真心赞赏，而是想利用他向皇上劝谏。他们身居高位，看到的问题肯定比范仲淹多，但他们不说，反而称赞一个久在地方的小官抓问题抓得准，为什么？缺乏勇气呗。范仲淹随后应诏入京，任秘阁校理，大概相当于国家图书馆管理员的一个闲职。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朝中从此多了一个“刺头”：专挑敏感问题，怒怼大人物，谁有实权就怼谁。入京次年，范仲淹就提出，宋仁宗早已成年，垂帘听政的刘太后应该还大权于皇帝。没有勇气，谁敢提这种问题？实权人物刘太后有没有做武则天第二的野心，没人知道，但还不还政的问题一旦公开化，就相当于把太后放到权力的火炉上烤。刘太后怒不可遏，一个字：贬！刘太后死后，宋仁宗亲政，怀念范仲淹当初为自己“仗义执言”，觉得他是自己人，遂下诏调他回京。然而，皇帝想错了。范仲淹根本不是谁的人，在他的字典里，没有“站队”，只有“站对”，站在对的一边。这一次，宋仁宗要废掉郭皇后，范仲淹站出来上疏反对，皇后没什么大错，为什么说废就废呢？然后，他又得到了一个字：贬！三年后，范仲淹又回来了，知开封府。这一次，他的矛头对准了宰相吕夷简。他向宋仁宗进献百官图，指名道姓，直斥吕夷简任人唯私，升迁不公。吕夷简老谋深算：要让范仲淹消停，除非让他消失。于是，范仲淹第三次被贬，来到了鄱阳湖畔的饶州。一个人在一生中，哪怕有一次鼓起勇气，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范仲淹一而再，再而三，愈挫愈勇，七八年间，竟遭三次贬逐，没有坚定的信仰是坚持不下来的。所以，面对梅尧臣的劝慰，他说出了他的人生信条：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宋朝绝大部分读书人，初入官场总有一股锐不可当的勇气，以及一颗辅佐君王的事业心，但在渐渐熟悉官场规则后，就会慢慢磨平了棱角，变得圆滑世故。范仲淹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在官场沉浮数十载，逆境多于顺境，贬谪盖过升迁，但他始终保持初心，保持锐气，保持勇气。即便随着年龄增长，他也未曾变得油腻世故。40岁的他，仍然有20岁的勇气；50岁的他，同样如此；60岁的他，还是如此。后来，范仲淹重回朝廷，宋仁宗让他主动跟吕夷简道歉，消除隔阂。他说：“臣乡论盖国家事，于夷简无憾也。”我向来对公不对私，没有错，不道歉。范仲淹曾说，做官“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用现在的话说，政治上必须坚持原则，不怕得罪上级和皇帝，不怕受罪，而个人操守，则务求清白，决不能贪赃枉法，授人把柄。做到这两点，俯仰无愧，勇气自然就来了。2范仲淹的命并不好。用时髦的话来说，命运给了他一手烂牌，他却打得比所有人都好。他两岁丧父，母亲带着他改嫁山东朱家。很长一段时间内，他并不知道自己的身世。在中举做官之前，他的名字一直叫朱说。某次，他劝朱家兄弟不要挥霍浪费，结果人家怼了他：我自用朱家钱，关你什么事？他一脸惊愕，终于了解到自己本籍苏州，而不是山东。他发奋读书，想通过科举改变命运。而历史也给了他这样的贫寒儒生一个机会。宋代的科举制度打破了阶层限制，不再由贵族把持。有一句诗描写当时的现实，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读书，给了庶民向上流动的机遇，这种光荣与梦想，也不断刺激着他们的进取之心。范仲淹搬到寺庙中苦读，后来又到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求学。这期间，许多人从他身上，看到了颜回的影子。他生活清苦，却不改其乐。每天煮粥，待粥凝固后，用刀划成四块，早晚伴着腌菜，各吃两块，就算填饱肚子了。他昼夜苦读，夜里上下眼皮打架打得厉害，于是用冷水洗脸，提神，接着读。当地官员听说了他的事迹，特地派人给他送吃送喝，以示鼓励。范仲淹一概谢绝，说今天尝到美食，以后对着白粥腌菜就吃不下了。贫穷并未限制他的想象力。他在做人生规划时，早早就敲定了两条路子：第一志愿当良相，第二志愿做良医。这两种人生设想，都是以忧国忧民为出发点。不是治国家之病，就是治人民之病。据说宋真宗有一次路过应天府，观者如堵，唯有范仲淹不为所动，继续躲在书院里看书。有一个同学问他，大家都去看皇帝，你怎么不去呢？范仲淹头也不抬，回了一句：今后见皇帝的机会多着呢！26岁那年，他考中进士，在殿试环节，见到了皇帝。富贵触手可及，一介寒儒就此改运。多少人走到这一步，难免沾沾自喜，开始收割胜利果实，拼命敛财谋位，疯狂补贴年轻时的苦命付出。但是，范仲淹却感觉更苦了。以前是身苦心乐，如今是身心俱苦。放眼望去，整个宋朝在范仲淹眼里，病得不轻。内有官僚阶层利益板结，因循守旧；外有边境政权厉兵秣马，不时寇边侵扰，而朝廷只会花钱买平安。他无时不在想着如何改革图强。尽管他只是官僚体系中，一个小小的地方官，但从未扑灭他心中以天下为己任的光辉理想。他执着上疏，针砭时弊，力陈改革。迎接他的是，一次次的贬黜，一次比一次惨。对理想的执着，在现实中碰壁，哪怕头破血流，至死不曾后悔。就是这样一个人，政敌多于朋友，朋友多于知己，却在日复一日的自我砥砺中，赢得了历史的尊重。有理想的人自带光芒。宋史评价范仲淹，说他“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一个能影响时代风气的人，尽管在当时失败了，但在后人眼里，又何尝不是成功了？3范仲淹早年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给人的印象是踏实内向。没有人会料到，步入仕途后，他的人生完全转向，动不动就怼人，成了帝国最出名的“话痨”。如果仅仅是一个只会提出问题不会解决问题的“话痨”，那么，范仲淹被贬一两次，就没有机会东山再起了。连皇帝都知道范仲淹“嘴欠”，但禁不住要不时重新起用他，为什么？能力太强，无可替代。金末元初一代文宗元好问这样评价范仲淹：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名将，在朝廷则又孔子所谓大臣者，求之千百年间，盖不一二见。无论什么身份职位，范仲淹都能做到极致。如此全才，千年一遇。康定元年（1040）前后，西夏进犯北宋边境，消息传至京师，朝野震惊。宋仁宗无奈，遂起用众望所归的范仲淹，升为龙图阁直学士，与韩琦一起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范仲淹到位后，兼任延州（今延安）一把手，军政打理得相当到位。西夏人原本集兵延州城下，见此，都不敢打延州的主意了，说“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数万兵甲，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小范指范仲淹，大范指镇守延州的前任、吃了败仗的范雍。范仲淹在防守边塞的战争中，“号令明白，爱抚士卒”，采取正确的策略，经常取胜，军威大振，连宋仁宗都不得不称赞说：“若仲淹出援，吾无忧矣。”史学家评论历史人物，许多时候会表现得很刻薄。比如一个人平时好议论军事，打打嘴炮，到了战场却不堪一击，落荒而逃。然而，迄今似乎还没有哪一个史学家敢否认范仲淹作为一个杰出军事家的地位。庆历三年（1043），宋仁宗决心改革，第一个人事任命，正是把范仲淹调回中央，授官参知政事（副宰相）。在皇帝心中，范仲淹是非常合适的改革领袖。范仲淹一生的理想，担当良相的追求，此刻得以实现。他抓住机遇，提出了十项改革方针。拿既得利益者开刀，澄清吏治，首当其冲。此时，范仲淹的周围聚拢了一批牛人，韩琦、富弼、欧阳修等等，史称“同官尽才俊”。范仲淹则是由这些才俊之士组成的政治集团领袖。范仲淹对贪污腐败、尸位素餐的官员，毫不客气，每次看到针对这些官员的调查报告，大笔一挥，就把这个官员拿下。富弼说，一笔勾了他容易，可你知道他的全家都在哭吗？范仲淹毫不心软，回答说，一家哭总比一路（路，宋代地方行政单位，相当于现在的省）哭要好。结果，相当一批大官僚、地方官和皇室权贵暗中开始串通，组织力量策划铲除范仲淹。“庆历新政”不到一年，就以范仲淹等改革者被逐出京城而宣告夭折。一代人的理想，自此失落。这是范仲淹一生中最郁闷的时刻。改革失败后两年，庆历六年（1046），58岁的范仲淹在贬所邓州，写下闻名天下的岳阳楼记，表达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毕生追求。这篇奇文，写红了一座楼，千年来尽人皆知，只是很少人知道，写下此文的范仲淹内心多么郁闷，多么孤独。然而，自始至终，没有人因为改革失败，而质疑范仲淹的能力。人们只是惋惜，如果“庆历新政”成功了，就不会有后来的“靖康之耻”。朱熹说，范仲淹“自做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无一事不理会过。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许多事业”。这一评价，代表了历代对范仲淹能力的肯定。范仲淹称得上是宋代第一位有远见卓识的改革家。4同是改革者，王安石、张居正等人身后毁誉参半，而范仲淹则是“名节无疵”，堪称完人，为什么？范仲淹的搭档韩琦，对他的评价很能说明问题：“大忠伟节，充塞宇宙，照耀日月。前不愧于古人，后可师于来哲。”范仲淹不仅是一个有能力的改革者，更是一个烛照古今的贤者、圣人。他的政敌，即便想诋毁他，也不知道从何下手。在“庆历新政”推进期间，政敌们联手说，范仲淹在朝中结党。这一指责不得了，直接触碰到北宋建国以来最敏感的痛点。宋太祖赵匡胤以唐朝牛李党争造成许多后患为鉴，曾下诏书说：凡是及第的举人，严禁称主考官为恩师、老师，也不许自称为门生。宋代最高统治者害怕的，不是官员搞贪污、不作为，而是大臣之间结合成派系或朋党，发展成皇权的一个离心力量。宋仁宗也多次下诏指示朝官“戒朋党”。这实际上成了宋初以来的一条家法，一道底线。朋党的指控，用心之险恶，可见一斑。连宋仁宗都不忍直接定罪，而是给范仲淹一个澄清和解释的机会，他想听范仲淹怎么说，就故意问：“过去小人多为朋党，君子难道也结党吗？”面对这个问题，精明的人肯定会斩钉截铁地回答“君子不党”。那么，范仲淹是怎么回答的？他回答说：“我在边防的时候，见到能打仗、会打仗的人聚在一起，自称一党，怯懦的人也自为一党。在朝廷上，正、邪两党也是一样。陛下只要用心体察，就可以分辨忠奸。假如结党做好事，那对国家有什么害处呢？”没错，范仲淹心胸坦荡到这种程度，当着皇帝的面，承认了结党的事实。代价当然是惨重的。范仲淹结党，成了压垮改革的那根稻草。他没办法，但也从未想过以突破道德底线的手段，去挽救这一切。难怪朱熹说，范仲淹是天地间的一股浩然正气。范仲淹一生见贤思齐，不断以往哲先贤的思想、品德和功绩勉励自己。他曾说，“学默默以存志，将乾乾而希圣，庶几进退之间，保君子之中正”，表达了要像先圣一样，在得失进退间，不失其高尚的情操。所以他始终以洁身自好和为国事功要求自己，企望在现实世界中成就最高的道德理想。在个人生活方面，他做了高官以后，家里生活依然如贫贱时一般俭朴，史书说他的家人“不识富贵之乐”。但对他人急难，却竭尽全力给予帮助，从不考虑自己有无家用。他还在苏州办义庄，兴义学，影响了宋代士大夫热衷义庄、义学的风气。范仲淹将要退休时，他的门徒建议他在洛阳修建住宅，以安度晚年。他听后，语重心长地对弟子们说：“每晚就寝时，我都要合计自己一天的俸禄和一天所做的事。如果二者相当，就能够打着鼾声熟睡。如果不是这样，心里就不安，闭目也睡不着。第二天一定要做事补回来，使所作所为对得起朝廷的俸禄。”他接着说：“如今我之所以打算退休，就是因我年老体衰，精力有限，能为他人做事一天比一天少，对不起百姓，对不起俸禄。这时营造安乐窝，岂又能安乐？”北宋皇祐四年（1052），范仲淹带着病躯，到颍州赴任，途中逝世，终年64岁。范仲淹是孤独的，但能诞生出范仲淹的民族是伟大的。文三：历史上只有半个范仲淹风飘石读范仲淹，以前读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时候，便觉出他有仁人志士的风范，顿时生出敬佩之情。而现在再读，生出的却是悲悯，因为历史上只有半个范仲淹。在他的一生中，那个“乐”字从来就不曾跟他结缘，倒是那个“忧”字就像一帖狗皮膏药一样紧紧地贴在他的身上。范仲淹两岁而孤，家道贫寒，生计无着，母亲只得抱着他改嫁长山朱文翰，他也因此而改名“朱说”。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毫无快乐可言的。知道自己的悲凉身世是在他二十二岁的时候，他感伤不已，毅然辞别母亲，前往应天府投师戚同文门下，断齑画粥（隔夜粥凝固后用刀一切为四，早晚各吃两块，再切一些腌菜佐食），冷水沃面，四年寒窗苦读，深得经史要义，终以“朱说”之名高中进士。古人说“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中了进士就有官做，按理说这是天大的喜事，从此就有快乐了。但是，他要“后乐”，而且还要等普天下的人都“乐”了他才肯“乐”，这怎么可能呢？所以，做了官、抱着这种梦想的范仲淹就更没有快乐了。天圣七年，仁宗皇帝十八岁。此前大宋王朝的军国大事尽由章献皇太后说了算。尽管这种权力是先帝遗诏赋予的，但皇帝已经成年，到了还政的时候了。只是章献皇太后摄政已有九年，对还政有些不舍、也有些不放心。于是，范仲淹“忧”了。结果被贬为河中府通判。次年又移陈州通判。直到明道二年老太太归西，仁宗亲政，范仲淹才奉诏返京。这回，该“乐”了吧？没有。是年冬，又有一件事情使范仲淹不能不“忧”。郭皇后因训戒后宫，不小心一巴掌掴在了仁宗的脸上。这自然是一件天大的事情。宰相因与皇后有隙而力举废后。仁宗皇帝也认为自古以来吃老婆耳光的皇帝恐怕也只有他自己一个，羞愤难当，决意废后。但是范仲淹不但不同意，还要率台谏官员“伏阁请对”，就相当于现在的静坐吧，这就有逼宫的味道了。这一回他“忧”得有些过分，结果二贬睦州。景祐二年，范仲淹因苏州治水之功奉召回京，判国子监，旋迁吏部员外郎、知开封府。但是他又因宰相独揽朝政，培植党羽而“忧”，遂向仁宗皇帝进百官图，结果反被诬为“越职言事、勾结朋党、离间君臣”。三贬饶州。西夏来犯，范仲淹得夏竦推荐而镇守边关。西夏求和，拜参知政事，推行“庆历新政”，败而四贬邠州。这一年，他五十六岁。读范仲淹自然离不得岳阳楼记。岳阳楼记作于邓州。殊不知早在八年以前，范仲淹既有作于彭泽的唐狄梁公碑记。是年底，范仲淹解职饶州移知润州而过江州。当他三贬饶州的时候，对待贬黜就有了“虱多不痒”的适应，再也没有了先前的凄惶，在谢表中泰然而曰：“有犯无隐，惟上则知；许国忘家，亦臣自信”。范仲淹移润州不能不过江州，因为江州的彭泽有狄仁杰祠。唐武周长寿元年，宰相狄仁杰受酷吏迫害被贬为江州彭泽县令。六十三岁的狄公处变不惊，以国宰之能烹彭泽小鲜。范仲淹凭吊先贤狄仁杰不仅仅只是因为狄公的气节和人格魅力，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狄仁杰与他的先祖范履冰同是唐睿宗朝的宰相。睿宗垂拱二年，范履冰为天官侍郎，狄仁杰则为冬官侍郎。按照今天官场上的规矩，在任职的文件上，狄仁杰当“名列范履冰后”。史载：“履冰相唐，忠谏敢言，不畏权势。武后欲篡李唐之天下，心忧胜急”。看来，“忧”还是范家的祖传。范履冰因“忧”武后篡唐而死于酷吏。好在大宋的太祖有不杀言臣士人的遗训，否则的话，范仲淹不是一位“老迁”而成为一名“烈士”也是不足为奇的。范仲淹一生四贬州郡，处处因“忧”生爱，泰州筑海堤、江淮赈蝗灾、苏州治河水、开封肃政纪、饶州免贡茶、延州拒强敌、邓州兴教育、青州减赋税，桩桩件件，青史留名。我倒是觉得岳阳楼记里有一句话写颠倒了，应该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更为贴切。如果给范仲淹画一幅像的话，他应该长着一张苦瓜脸，撑起那一袭长衫的可能就是一根竹竿吧，立在麦田里驱雀再好不过，立在朝堂上驱恶的话，乌鸦站在他的头上拉屎是必然的。范仲淹的名字取得不好。“范”是姓，“仲”是排行，都无关紧要，关键是一个“淹”字不好。没顶为“淹”。当然，名字是不能改变命运的。他的先祖范履冰名字再好不过，命运不是更惨吗？范仲淹的身体也不好，贬邠州时耐不住西部的风，在青州时忍不得北方的寒。但他硬撑着不肯休病假，只是乞移颍州，结果倒在赴任途中。读到此处我禁不住潸然而泪下为他的生命终止在奔波的路上而泪下。叶落归根，但是有些人的魂魄是不肯归蛰于故土的，就像一颗射出的子弹永远不肯再次回到枪膛。他的生命虽然在徐州画上了句号，我想，他的魂魄还在奔波的路上。“先忧后乐”是范仲淹思想的精髓。然而，他又何曾“乐”过呢？所以我说，历史上只有半个范仲淹。 13 /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