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 政 府 政 治 行 为 的 主 体 向 度.doc

非 政 府 政 治 行 为 的 主 体 向 度摘要：从利益归属主体的角度看，非政府政治行为可以分为个体政治行为、群聚性政治行为和组织化政治行为三种，认识它们的发生机制及相互之间的转化关系，乃是公共管理活动中的一项重要课题。关键词：非政府政治行为；个体政治行为；群聚性政治行为；组织化政治行为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The Main Body Direction of Nongovernment Political Behavior Abstract: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interest ascription main body, nongovernment political behavior are composed of individual political behavior; assemble political behavior and systematization political behavior, the analyse on their arising mechanism and transform relationship is an important task in public government action. Keywords: nongovernment political behavior; individual political behavior; assemble political behavior; systematization political behavior利益是人们的主观欲求，它是行为发生的基本动因。在政治领域，政治活动乃至政治关系的结构构成，都可以看作是围绕着政治利益而进行的，当然，在有些情况下，政治利益也会表现为特定的经济利益、社会利益等等。在制度或组织层面，政治活动乃至政治关系结构又大都以公共权力或政府为中心，此时，寻求公共资源的帮助或利用公共资源就成为一个异常重要的政治利益内容。本文沿着利益的归属主体层面，力图揭示相对于公共权力或政府的三种非政府政治行为的发生机制。一、个体政治行为其实，在行为发生的意义上，任何政治行为都首先表现为个体行为，或者说，必须要以具体的个体行为作为其载体。此处讨论的个体，被定义为无差异的个人存在状态即抽象的个体，暂不考虑各种社会性的角色、地位等等，虽然社会中的人总是属于某个（或某些）组织（或群体），但也正因为如此，对个体政治行为的考察将成为我们进一步讨论群聚政治行为和组织化政治行为的基础。个体政治行为发生的前提是该个体感受或认识到其自身的政治利益（观念层面、欲求层面或实际占有层面）可能或者已经受到影响，或者因主动、积极地表达、显示或是追求自身政治利益而采取的行为举止。无论是影响的接受、反应，还是影响的施加，行为总是指向其他行为主体的，也正是因为个体政治行为的基础性质，基于个体政治行为而发生的政治关系形式最为丰富。大体上看，个体政治行为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的特征：其一，从利益感受性角度看，尽管能够直接感受到自身利益的受影响状况，并且容易形成较为明确的利益目标，但是由于单纯个体所使用的政治行为资源总是十分有限的，在不考虑可以利用的组织资源的情况下，他或她的政治利益呼声一般很难引起公共权力的关注，更不用说动用公共资源去予以肯定的作为了，除非该个体的利益状况（并不仅仅是实际占有的政治利益）已经遭受到相当严重的侵害，引起或可能引起其他集体成员广泛的关注（也可以说，影响到其他集体成员的利益观念），也正因为如此，个体在对行为的获利预期与投入成本的综合考虑下，对自身采取的政治行为，一般都会持比较谨慎的态度，而个体政治行为一旦发生，便很可能带有相当强烈的行为动机。其二，从行为的外在表现形式来看，由于其单一的主体载体性质，个体政治行为一般会显示出较为清晰的利益动机行为责任线路，无论在逻辑上，还是现实中，都常常如此。这一点，显然有助于相关的影响或被影响对象确定可能的互动方向，做到有的放矢。但是，基于强烈的利益满足动机，个体往往倾向于采用多样化的行为手段去促成自身利益目标的实现，使用一些诸如夸大、隐喻、掩饰甚至欺骗的方式，促使相关的行为对象对其利益表达、利益诉求的认同乃至支持。比如，一个怀有某种政治价值诉求的学者，其基本的利益取向就是把这种强烈的价值观念出来，但是在现有的（或者说，公共权力认可、支持的）政治观念体制下，其向往的政治价值观受到极大的排斥，公开、明确地表达它极可能给自身带来十分严重的利益损失，在这种情况下，该学者就可能采取较为隐晦的方式表达、追求自身的政治价值诉求，如借用文学作品的隐喻、非公开的表述等等。可以认为，个体政治行为的多样化特征将为涉及个体的政治关系带来了较为突出的不稳定性，而充斥着个体政治行为的政治社会常常处于政治秩序的两个极端，要么是充满高度政治活力的自由社会；要么是人人自危的混乱状态。其三，从行为的影响效应角度看，围绕着公共权力的个体政治行为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直接指向公共权力的利益诉求。如前所述，在自身可用资源相当有限的情况下，个体实在难以影响到公共权力的运行，因此，他们常常会借用制度，尤其是在政治领域有着崇高地位的宪法和法律制度的支持。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试图颠覆公共权力的个体行为也常常是经由对这些制度的否定性评价开始的。在此层面，公共权力本身运行的制度化程度（即公共权力对制度规定的遵行程度），将是制约个体政治行为影响效力的决定性因素。二是以公共权力作为裁判者的利益诉求，一般表现为个体与其他个体之间的政治关系。单纯的个体之间基于政治利益而形成的政治关系既有为特定政治利益的冲突性质（比如就某个公共职位的多人竞争、不同政治价值取向的争论等），也为同一的政治利益目标的合作性质（比如为共同的政治理想而寻求联合），此时，公共权力的角乃是充当现有制度的维护者。显然，除去个体自身资源或能力的比较性差异外，其利益取向与公共权力所认可的制度取向的接近程度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个体政治行为的影响效应。二、群聚性政治行为群聚性政治行为是指两个以上的个体，基于同一的利益诱发，自发地投入到某种看似统一（指外在的行为方式），但却无人专门从中协调的行为状态。很多自发的政治游行都是典型的群聚性政治行为。群聚性政治行为的基本特征就是其时空限制。首先是时间上的即时性，指众多的个体行为发生在同一时刻或者极为相近的时间段内，具有明显的时间相继性质；其次是空间上的共存性，指众多的个体行为发生在同一或相似的平台之上，在人们认知的视野范围内，彼此之间有着较为明确的空间关联性。时空的限制其实就是人与人之间进行交流或交往的平台限制，在这方面，地域显然是最基本的限制条件，有限的地域范围常常是判断或认识群聚性政治行为的主要标志，但这并不否认它还可以通过其他的交流平台发生，比如，经由公开发行的刊物、报纸等传媒，人们就能够“不约而同”地表达自身的政治价值观，以及向公共权力争取相似的利益欲求等等。近年来，随着因特网的兴起，各种网络论坛（BBS）、网络聊天室等日益成为人们尤其是青少年表达自身利益观念和利益欲求的场所，从行为类型的划分上看，网络交流应当属于话语行为的范畴，但在网络上，话语的交流不仅远远地超出了面对面的空间限制，文字的留言功能还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这种交流摆脱了时间的不可逆束缚。网络表达以及网络交流的这种“网络会议”特征为群聚性政治行为的发生带来了相当大的便利，同时，网络空间的虚拟性质又恰好暗合了群聚性行为的匿名性和责任弱化，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很多的网络论坛和聊天室中都有着大量的政治议题。从群聚性政治行为的难以控制角度看，网络的兴起必然会对某些以稳定为价值取向的公共管理活动带来一定的冲击或挑战。在群聚性行为中，有些人可能是基于利益欲求或利益占有的一致取向而采取相同的行为方式，但这通常并不是群聚性行为发生的主要条件，因为如果有这两个层面上的相同的利益诉求，强烈的利益动机很可能使相关的个体有意识地联合起来，采取高度组织化的集体行动。群聚性政治行为所依托的利益关联，更多情况下是利益观念上的一致或相互认同，也正是因为如此，一些社会心理因素比如从众、崇拜，乃至于一些利益导向性极不明显的心理动机如“好玩”、“凑热闹”等等都会成为此类行为的重要诱因。所以，在群聚行为政治行为中，众多个体之间的政治关系通常是疏松的，至少在彼此有意识的范围内是如此，但是对于其他的政治行为主体，尤其是公共权力而言，个体集合的规模以及这些行为所反映出来的动机强烈程度将是决定其影响力的主要内容。三、组织化政治行为根据组织定义的基本内涵（即组织成员构成、组织领导、组织目标、组织规范和组织意识等），对于众多的行为主体来说，在利益引导意向性行为的意义上，他们有着大体一致的利益取向，并且在对该利益取向的追求问题上，有着非竞争性的获取条件，因此，他们之间的博弈互动往往表现为一种趋向于正和后果的合作关系状况。合作意味着这些个体在行为和行为资源上的联合，但也正是因为不同的行为和行为资源这种统一使用带来了组织化行为过程中的计划、协调以及监控等等一系列问题。组织化行为就是指众多个体通过计划、协调等方式进行的有意识的统一行动，而组织化政治行为即是在共同的政治利益目标引导下的组织化行为。组织化政治行为有这样一些特征：其一，计划性。计划主要是指基于特定政治利益目标的行为规划或行为安排。如前文所述，在政治领域，人们的利益需求主要表现为政治权利和政治权力，前者是行为的资格，而后者则是行为的能力即参与并影响或决定公共事务应对的能力。为此而进行的行为规划乃是建立在以下几个彼此相关的理性分析基础之上：（1）制度可行性分析，即现有的政治制度是否或者在何种程度上允许、禁止、支持或阻止该政治利益目标的实现，在现代国家中，这可能是影响组织目标实现的最重要因素，得到政治制度肯定的利益目标，可能会得到强大的公共资源的帮助，反之，尤其一些从根本上反制度的利益目标，则会在公共权力的反对之下，面临着巨大的利益风险。（2）资源可行性分析，主要是指组织本身可以投入到行动中去的行为资源，它不仅包括不同的个体行为资源的加总，还有着“一加一大于二”的整合效应这是所谓的“组织的力量”。应当指出的是，这里的投入资源并不完全是指前期的投入，还应当包括在组织化政治行为实施后，组织成员可能面临的风险性投入，尤其是在那些以反制度为利益导向的组织化政治行为。（3）方案可行性分析，这里的方案是指关于组织化行为规划的统一表述，不过，并不一定具有文本的形式，而只是口头认可甚至只是彼此间的“心领神会”。方案可行性分析集中关注于各类资源的搭配以及投入序列（时间和空间上的组合），是针对行为的过程安排，在这里，相对于科学的逻辑，经验的逻辑常常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不过，有时候，纯粹的观念导向也有可能成为方案规划的决定性因素，比如在一些理想主义者的反制度行为中，行为规划常常会不计后果地走向极端。其二，协调性。协调是通过各个个体的主观意识指向其行为，目的在于使众多的个体行为符合上面的计划安排。在众多的个体行为状况下，协调出于这样几个理由：（1）利益差别，虽然众多个体有一个共同的政治利益目标，但是，对于每个人来说，利益总是多层面的，而且，即使在这同一的政治利益目标面前，各人需求动机强烈程度也会有所差异，因此，根据利益的涉入程度和动机强弱等因素，需要做出相应的个人资源投入、组织地位安排以及利益补偿等方面的整体性协调。（2）认知或观点差异，即使众多个体对于其自身在合作行动中的利益收支比例没有分歧，但也不能保证他们对于前面所说的行动计划有着自发的一致，需要在这些人之间就此统一的规划进行相关信息的沟通、说服乃至灌输活动，使得个体成员就相互之间的行为合作形成较为一致的认知和观念。（3）个体行为间外在的统一性需要，一方面，即使这些个体就统一行动的利益和规划实现了一致的认同，仍不能保证他们在外在行为发出上的紧密配合，为完成这一点，还需要就各个行为的发生做出一定的调度或指挥；另一方面，每个人都有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倾向，在可能逃避利益成本付出的情况下，有些人可能就会寻求“搭便车”，为减少类现象，对众多个体的行为做即时的监督和调控也就成为了必要。最后是统一性，这种统一性并不仅是指前述规划和行为上的统一，更重要的是在这些个体的心理层面，形成一种可以称之为组织心理或组织意识的东西，这些个体日益清楚地意识或认识到他们之间的共同利益，此共同利益也不仅是前面所说的政治利益目标，在指向该目标的统一行动过程中，将不断地衍生出其他的共同利益形式，这就是我们在讨论组织定义时所说的更具稳定意义的组织利益。通过组织意识以及扩大化的组织利益的形成，组织化政治行为体现出了三个层面的政治关系意义：（1）组织内个体成员之间的政治关系，在政治事务中，这常常是一种同盟或合作关系，然而一旦组织规模扩大，还将涉及到一些集体行动中的基本问题，如代表制、组织资源管理等等；（2）组织与其他政治行为主体（尤其是其他的组织）之间的政治关系，显然，当稳定的组织活动模式形成以后，相对于个体而言，组织的政治行为也会变得更为有规可寻，这可能是有序的政治社会得以长期维系的基本条件之一。而组织相对于单一个体的资源优势也使得组织化成为个体寻求政治利益的主要手段（比如结党）。（3）组织与公共权力之间的政治关系。公共权力的运行必须要借助于组织化的途径，这就是我们下文将详细讨论的公共组织政府。由于公共权力是实现政治利益的最根本保障，所以，理性的组织化行为通常都是以公共权力为中心，要么进入公共权力机构，使组织成员（一般是组织领导）成为公共权力的“代表”，要么通过其他方式（如集会、游说等），尽量影响公共权力的运行取向。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公共权力并不是单一的组织构成，在公共权力内外，不同组织间的相互交叉、渗透及其合作与冲突，构成了现代国家生活中最引人注目的一道政治关系景观。应当指出的是，个体政治行为、群聚性政治行为以及组织化政治行为这三种行为状态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在满足相应定义的条件下，它们之间也会发生相互的转化。众多的个体政治行为聚集到一起，便形成自发的群聚性政治行为，由于可能的利益一致、观念相同等等，经过彼此间有意识的沟通、合作、协调等形式，就可能转化成为具有统一行动能力的组织化政治行为。相反，既定的组织化政治行为，由于组织领导的协调不力、次生政治利益兴起以及遭到强势打压等因素，也可能变成为各自为政的群聚性政治行为，在由于缺乏组织化的资源整合力量，行为的利益后果预期后果减弱，导致多人自动退出，转化成为零星的个体政治行为。因此，了解特定公共事件或公共问题中的利益主体、政治行为主体，认清其可能的发展方向，加以适当、适时的引导或抑制，乃至公共管理活动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尤其是近期群聚性政治行为显示出越来越突出社会影响力的状况下，从理论上认识各类非政府政治行为的主体性内容，对于提高公共行政的事态应对能力，维持社会政治稳定，有着更加明显的现实意义。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