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论荆楚文化及其当代价值.doc

论荆楚文化及其当代价值论荆楚文化及其当代价值摘要：荆楚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荆楚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内涵丰富，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巨大的经济文化开发价值。在祖国漫长的历史长河里，荆楚文化的地域范畴大体与现今所说的长江中游地区相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荆楚文化多被视为南方文化的代表之一，而在中国近代文化中则居于先进地位而倍受世人瞩目。荆楚文化是在荆楚大地诞生和发展起来的，它既吸收了周边文化之长，又保留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形态和文化特征。荆楚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大部分，荆楚文化在这两个方面都有着非常丰富的内容和灿烂的成就。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血脉和纽带，在全球化的今天，文化又是一个民族的特色的集中彰显，代表了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发掘、研究、创新、传播是弘扬荆楚文化的主题。关键词：荆楚文化；内涵；实质；创新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17）01-0064-05一、荆楚文化的内涵楚文化是楚人汲取中原文化精华发展而成的南方华夏文化，是中国青铜时代的代表文化之一。约 3000 年前，楚国在今湖北省地区逐渐兴起，发展成为一个纵横 5000 里、綿延800 年的强大政权。这一政权范围之内的楚人，在悠久的历史中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楚文化，其辐射力遍及大半个中国，其影响力传承至今。“荆楚文化包含两个层面的内涵：一个方面是以楚辞为代表的古代楚文化内涵；另外一个方面是以湖北地方文化为基础形成的地域文化内涵。湖北地方文化（即荆楚文化）既包含了楚文化的内涵，又将楚文化延伸至少数民族文化和民俗文化的内涵之中，建立起以楚文化为基础，以湖北地域特色文化为分支的多元的文化体系。”具体来说，荆楚文化的内涵可以归纳为八个方面：一是神农炎帝文化。在湖北随州、谷城和神农架是神农炎帝的主要活动区域，有许多民间传说和文化遗址。二是楚国历史文化。湖北是楚文化的发祥地。楚国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国和强国之一。在 800 多年的历史中，楚国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明成就，至今仍发挥着重要的文化启迪和教育作用。三是秦汉三国文化。秦汉时期的湖北地区是重要的文化中心，云梦古泽、睡虎地和龙岗秦简、张家山汉简、汉明妃王昭君、汉光武帝刘秀、文学家王逸等都是重要的文化资源。湖北境内还是三国时期魏、蜀、吴激烈争夺的“四战之地”，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联合与斗争波谲云诡，惊心动魄。四是清江巴土文化。清江流域的土家族是古代巴人的后裔。热情、质朴、勤劳、善良、勇敢，代表了土家人优良的民族素质。其婚丧习俗、歌舞曲艺、饮食服饰等，构成了清江巴土文化的鲜明特色。五是名山古寺文化。湖北的名山古寺众多，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名山古寺文化资源。武当山是道教名山，1994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武当山古建筑群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全人类的珍贵文化遗产。此外，荆山、大别山、大洪山、齐岳山、九宫山，黄梅五祖寺、当阳玉泉寺、来凤仙佛寺、汉阳归元寺、武昌宝通寺，荆州天星观、武昌长春观，以及钟祥明显陵等世界文化遗产和名胜古迹，都有着独特的文化内涵。六是长江三峡文化。长江三峡是中国最壮观的峡谷，也是世界最著名的峡谷之一，是举世闻名的水电能源基地和地球上最大的人工湖。长江三峡秀美雄奇的自然风光、色彩斑斓的人文景观、神秘浪漫的神话传说和峡江两岸奇特的风土民俗，形成了具有浓厚峡江色彩的文化流派。七是江城武汉文化。汉口早在商周时期就是南方连接中原的战略据点。以商代盘龙城为标志，3500 多年的建城史使武汉积淀了底蕴丰厚的文化。明清以后，武汉逐步发展成为华中地区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在我国近现代历史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其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八是现代革命文化。辛亥革命在武昌打响第一枪，一举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结束了封建专制制度，湖北的革命党人和仁人志士功不可没。以辛亥武昌首义为标志，形成了湖北和武汉近现代史上的波澜壮阔的革命文化内涵。从楚国和楚文化所处的时代来看，其与欧洲公元前 5 世纪左右的希腊文明大致处于同一时代。当时希腊是由许多城邦组成的国家，雅典则是其主要代表。楚国也是当时中国诸多诸侯国中的最具代表性、文明成就最高的诸侯国。谈到欧洲文明史，人们言必称希腊，认为希腊孕育了欧洲文明，而楚文化则是源远流长的中华地域文化中颇具代表性的一脉。就其总体文化成就来看，楚文化与大致同时代的古希腊文化难分轩轾，从不同的方向都登上了当时人类文明的顶峰，这是当今对楚文化研究得出的一个占主导地位的结论。我们提出的荆楚文化这一概念，是因为春秋末年至战国中期楚国都城在今日湖北荆州市郊的纪南城遗址处，当时的纪南城是中国最繁华的大都会和最著名的文化辐射场之一，楚文化在 2600 年前的楚庄王“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之后，以江汉平原为中心，其发展达到了鼎盛阶段。此后随着秦汉王朝的建立，中国实现了统一，楚国和楚文化融入了汉文化。楚文化在长江文化的形成和演变中得到了持续的发展，地处长江中游的江汉平原成为整个长江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当今荆楚大地的文化是与楚文化一脉相承的。因此，我们将湖北省这一拥有 18 万平方公里，6000 多万人口土地上的地域文化称为荆楚文化。努力弘扬优秀荆楚文化，是我们荆楚学人的神圣职责。二、荆楚文化丰富的物质与精神文化成就有着近 3000 年历史的生生不息的荆楚文化，无疑是 5000 年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她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大部分，荆楚文化在这两个方面都有着丰富的内容和灿烂的成就。1.在物质文化方面古代的荆楚物质文化突出表现在青铜冶铸工艺、丝织工艺和刺绣工艺、髹漆工艺、建筑工艺等方面。楚国的古矿冶遗址之多，采矿和冶炼水平之高，在当时众多的诸侯国中十分具有代表性。当时最先进的石蜡法熔模铸造工艺制成的器物，只见于楚器。现已发现的先秦丝织品和刺绣实物大都是楚国的。湖北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的大量丝绸，充分反映了楚丝织业和刺绣业在当时领先的水平和成就。迄今出土的战国漆器中以楚国漆器的数量最多，种类最全，工艺最精，雕画最美，色泽最丽。湖北古建筑丰富，工艺精美，风格独到。仅从现有遗存看，就有以武当古建筑群为龙头的三国古建筑、钟祥明显陵为代表的陵墓建筑、少数民族建筑、宗教建筑、名人纪念建筑等五大系列。湖北先民创造的物质文化成果至今随处可见，文物资源十分丰富。湖北全省不可移动文物点达 15000 余处，其中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365 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52 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5 座（荆州、武汉、襄阳、随州、钟祥）。武当山古建筑群和钟祥明显陵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这些文物是古代荆楚人民创造出的灿烂物质文化的一个缩影，是中华 5000 年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2.在精神文化方面荆楚文化中的精神文化更是丰富多彩，尤以哲学和诗歌散文为当时之最。散文巨著庄子是公认的中国先秦散文创作的丰碑。“逸响伟词，卓绝一世”的屈原骚体诗，标志着中国先秦诗歌发展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以屈原、庄子为代表的楚文化在这方面的成就奠定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基本传统。在我国众多的宗教文化流派中，真正在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文化是道教文化。道教文化发源于楚地，老子是道教的创始人。而在代表一个时代的精神文化结晶和成就的哲学方面，荆楚文化在当时可谓独领风骚。春秋时期出生于楚国的老子，是楚文化哲学成就的杰出代表。如果说齐鲁文化以孔子为中华文化的代表之一当之无愧，那么以老子为代表的楚文化可以说毫不逊色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楚文化以老子为代表的哲学思想之所以是中国先进文化的重要渊源之一，关键还在于老子的哲学属于唯物主义体系且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一般在哲学上以“天”是否具有人格和意志来区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阵营，老子提出了“天道自然无为”这一唯物主义的原则，在中国哲学史上起到了划时代的作用。老子用“道”来说明宇宙万物的演变，“道”是其唯物主义的核心范畴，在老子看来，“道”是客观存在着的、不停运行着的物质实体。他指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同时他还提出了“反者道之动”的命题，认识到一切事物都是正反两面的对立与统一，更可贵的是他意识到了对立面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认为“正复为奇”、“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当时能有这样的认识是了不起的成就，其唯物主义思想和朴素辩证法的光辉无疑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精神财富。3.在社会制度文化方面楚地的地方统治制度的转变轨迹大体上与北方及中原地区的地方统治制度一致，有着中国专制制度下地方统治制度的特征。但是，我国本身就是一个多民族组成的，大部分少数民族集中在中国南方地区，由于楚地内部汉族与少数民族共存，以及民族间的冲突与矛盾等诸方面因素的影响，荆楚地区的地方统治制度也有其自身的特点，其中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采用一种“二元统治体系”的地方统治制度，即以汉制治汉人，以少数民族制治少数民族。这为楚文化吸收华夏文化和蛮夷文化精华提供了发展平台，也对当今我国实行的少数民族自治政策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三、荆楚文化的精神特质观察荆楚文化的精神特质，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王生铁认为，荆楚文化的精神特质有四大支柱：一是荜路蓝缕即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二是追新逐奇即锐意进取、不断开拓的创新精神；三是兼收并蓄即融汇南北、海纳百川的开放精神；四是崇武爱国即崇尚武装、热爱祖国的爱国主义精神。孟修祥教授则从文学研究的角度认为，“荆楚文化受南方水乡澤国、丛林山峦自然氤氲之气而自然物产丰饶的地理环境与巫觋文化的影响，是以青铜器、漆器与刺绣、老庄哲学和楚辞为代表，极富想象力、充沛的激情、浪漫的色彩、不屈的性格与理想主义精神，从楚人剽轻的风俗习性，宏识孤怀、一意孤行的思维方式，以及劲质而多怼，峭急而多露的性格情感而论，荆楚文化的特质应该是与艺术文化特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王建辉、彭勃则指出：首先，荆楚文化具有丰富的开放内涵，“由于地理环境、历史际遇等多种因素的作用，逐步养成了荆楚人民不狭隘、少排外的地域心理，孕育出了荆楚文化中包容、开放的精神气质。”其次，荆楚文化具有鲜明的独立品格，“在地理位置与历史发展的共同作用下，荆楚地区逐步孕育出了不迷信盲从、不随波逐流的文化特质，也赋予了荆楚文化以鲜明的独立品格。”最后，荆楚文化带有浓郁的浪漫主义气质，“荆楚地区独有的自然环境培育出了荆楚文化中特有的浪漫气息，这种究问天地、飘逸不羁的浪漫主义色彩大量体现在当地的文学艺术作品与神话故事中，成为如今宝贵的精神财富。”综合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荆楚文化的基本精神大致可以概括为：一是筚路蓝缕的创业精神；二是抚夷属夏的开放精神；三是一鸣惊人的创新精神；四是深固难徙的爱国精神；五是止戈为武的和谐精神。但无论是从哪个角度来看，荆楚文化的多姿多彩的文化特点是没有疑问的。关于如何对待传统和外来文化的问题，新中国建立后提出了一个基本方针，那就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笔者认为这 12 个字反映了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也是我们现在理解、阐释和弘扬荆楚文化的指导方针。对历史上的楚文化，我们不仅要继承其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优秀成果，更要弘扬楚文化的精神内核，这就是筚路蓝缕、上下求索的艰苦奋斗精神；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开放融合精神；推陈出新、与时俱进的改革创新精神和以屈原为代表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当前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现代中华文化的过程中，我们一方面要继承和发扬上述荆楚文化活的灵魂和精髓，另一方面要注意融入新的时代精神。任何文化都是一定时代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必然带有所处社会环境的历史印迹。产生于 3000 年前的楚文化，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历史的局限性，我们在继承优秀成果的基础上，也要对楚文化中一些落后的因素有所扬弃。如老子哲学中的“知足”、“寡欲”等观点是小农经济的产物，含有不思进取的成份，这与当今振奋精神、奋发图强的时代精神是相抵触的。古代楚文化中散文诗歌的某些文学形式包括文字载体，也早已不适应时代潮流了，这些都是应该在甄别中借鉴吸收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正是为了弘扬荆楚文化。公元前 223 年，楚国被秦国灭亡，但楚文化却得以生生不息地传承下来，融入汉唐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一脉，这正是由于一代代的荆楚儿女坚持在扬弃中继承，在继承中发展的结果。在当今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元化的形势下，把握传统与现代、外国与本土的区别与联系，自觉站在传统与现代、外国与本土的交叉点上，推进当代荆楚文化的繁荣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价值。我们研究文化与传统的关系，讨论对待楚文化遗产问题，是为了发扬荆楚文化的优秀传统，使民族文化与时代发展相结合，吸取各方之长，促进中华文化的发展和现代化。确立了这样的观点，就能较好地解答一些在楚文化理论研究和发展实践中的一些实际问题。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把握文化的稳定性、继承性、超越性特征和荆楚文化艺术发展的特殊规律，吸收传统与外来文化的优秀成果，反对文化上的历史虚无主义和排外主义倾向。立足当代，继承传统，借鉴西方，实现现代化与民族化的双向选择，是创造和发展当代荆楚文化极其重要的条件，也是我们对待传统和外来文化问题的基本态度。四、弘扬荆楚文化之精华以推动湖北社会全面协调发展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血脉和纽带，在全球化的今天，文化又是一个民族的特色的集中彰显，代表了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发掘、研究、创新、传播是弘扬荆楚文化的主题。1.研究荆楚文化的意义“研究荆楚文化对现代荆楚之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湖北在地理位置上作为荆楚文化的中心，在 21 世纪新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下，集中研究荆楚文化的现代价值，不仅对湖北的文化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湖北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荆楚文化的现代价值主要体现在与时俱进的文化精神、丰富多彩的文化资源，这是荆楚文化的重要内涵，有着极其宝贵的现代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说，发掘研究、创新荆楚文化，是促进湖北省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强大动力之一。2.荆楚文化的发掘与研究大家知道，人们通常把公元前 8 世纪至前 5 世纪希腊城邦国家形成发展时所创造的文明作为欧洲文明的源头，此前有一个约 300 年的古希腊“黑暗时代”，又称为“荷马时代”，其时代为公元前 11 世纪至公元前 8 世纪。正是因为德国考古学家谢里曼和英国考古学家伊文思依据荷马史诗的描写，分别发掘出了迈锡尼文明遗址和克里特岛上的克诺索斯王宫，进而证明在古希腊“黑暗时代”之前，存在一个克里特迈锡尼文明时期。据此得出了一个结论，最早的古希腊文明应从克里特迈锡尼文明即“爱琴文明”算起，或者说“爱琴文明”才是欧洲文明的曙光，由此将欧洲文明史向前推了 800 年，可见文化考古与发掘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楚文化的发掘是弘扬优秀荆楚文化最基础性的工作，尽管对老子、庄子、屈原等楚文化的代表人物的研究已有两千多年，但对楚文化系统的研究还是新中国建立以后在不断发掘的基础上进行的。正是经过 60 多年对楚文化的发掘，才有了今天我们对楚文化概念、内涵的理解和认识。但在发掘方面我们所做的工作还远远不够，当前我们正在从两个方面进一步加大对楚文化发掘的力度。一是更加努力做好对地下文物的发掘工作。我们祖先创造的优秀荆楚文化至今还有许多埋在地下，不为人们所知。湖北省的文物工作者将按照国家文物部门的有关规定，积极争取政策，加大考古和发掘的力度，大力发展反映楚文化的文博事业，同时做好楚文物的保护工作，使文物的保护和利用政策得到全面的贯彻执行。二是抓紧做好楚风、楚俗、楚艺、楚韵等民间楚文化的开发和整理工作。湖北省是楚文化的腹地，楚文化的哲学、音乐、诗歌等为湖北民间文化提供了深厚的底蕴，近现代各种具有楚风楚艺特色的民间歌舞、印染、刺绣、编织、雕刻、美术及民间工艺等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并打造出了一批具有浓厚荆楚文化特色的文化品牌，这些都值得我们加以系统发掘和总结提高。目前，湖北省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4 项、国家级名录127 项，省级名录 312 项，有国家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57 人，省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571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 5 个，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 19 个，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 16 个。楚文化的研究源远流长，但直到改革开放以后，这项工作才得以真正全面兴盛起来，楚文化研究成果也集中出现在这一时期。当前楚文化研究工作的广度和深度，不仅与发生在同时期的古希腊文化研究不可比，就是相对本民族的齐鲁文化、秦晋文化也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这与楚文化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在楚文化的研究方面，我们荆楚学人要奋起直追，以考古学、历史学方面的研究为基础，进一步拓展和深化，更科学地揭示楚文化的民族意义、现实意义、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在研究过程中，既要实事求是，又要用开放发展的眼光来研究和对待 3000 多年来荆楚文化的形成、发展和演变的过程。在研究人员的培养、研究经费的投入上，也需要各级政府和文化主管部门给予必要的支持和帮助。3.荆楚文化的创新与传播改革创新是繁荣荆楚文化的根本出路。这种创新既包括物质文化的创新，也包括精神文化上的创新；既包括文化内容上的创新，也包括形式上的创新；既包括文艺创作和理论研究上的创新，也包括文化管理体制和制度上的创新。近年以来，荆楚文化通过改革创新取得了不少成果。在理论研究方面，一批关于楚文化的专著相继问世。在反映楚风楚俗的民间艺术方面，深入挖掘整理民间艺术遗产，湖北省涌现了 65 个“民间艺术之乡”；在文艺创作方面，一大批優秀作品诞生，不少作品分别获得了国家、省部等各级别的奖项。例如 1978 年湖北在随州曾侯乙墓发掘出以曾侯乙编钟、编磬为代表的 125 件先秦乐器，全套编钟 65 件，每件钟均能奏出两个不同的乐音，全套编钟音域跨 5 个半八度，12 个半音齐备，并可以旋宫转调，改写了世界音乐史。湖北省文艺工作者在此基础上创作了编钟乐舞和钟鸣楚天，不仅成为国家的保留剧目，还曾多次组团到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进行了商业演出和艺术交流。总体来看，新世纪荆楚文化的改革创新正在向体制创新、制度创新上迈进。文化传播是文化自身形成发展的内在要求，是文化普及和提高的重要手段，是文艺作品价值的实现阶段。要弘扬优秀荆楚文化，一定要重视传播，加强对文化传播的研究，花大气力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抓好重点楚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建成一批具有浓郁楚文化特色的高水平的民俗文化之乡，发挥各类文化旅游景点、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和民俗文化县、乡在楚文化传播中的重要作用；二是努力繁荣文艺创作，注重文化产品营销，打造一批既具有楚文化特色又富有时代精神的文艺精品，让它们与更多的观众和读者见面，发挥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三是加强对优秀荆楚文化宣传的力度，通过各类媒体，以多种方式、多种手段大力介绍荆楚文化，做到对内宣传与对外宣传相结合，促使荆楚文化品牌走向全国走向世界。随着文化消费日益取代物质消费成为人们生活消费的主要内容，人们对文化消费的质量、独特性、品位的要求日益提高，如何发掘本土的历史文化资源，提升文化产品的个性、特色，历史厚重感，是湖北文化产业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我们必须弘扬荆楚文化的精华，重新制定湖北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理清湖北文化产业发展新思路，大力发展内含荆楚传统文化精神的湖北现代产业文化。“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发挥荆楚文化这种艰苦奋斗、不断求索的精神，新世纪的荆楚文化一定能够赓续辉煌！注释：周雪松、费晓萍：荆楚文化的历史价值研究，前沿2010 年第 24 期。刘纪兴：荆楚文化的内涵及其创新特质简论，政策2007 年第 2 期。王生铁：楚文化的六大支柱及其精神特质，光明日报2004 年 4 月 20 日。孟修祥：荆楚文化特质平议，武汉科技大学学报2011 年第 2 期。王建辉、彭勃：荆楚文化特质与湖北文化产业发展，长江论坛2015 年第 3 期。作者简介：刘俊梅，华中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副教授，湖北武汉，430079；李勇，湖北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党组书记、研究员，湖北武汉，430063。（责任编辑 张卫东）精品文档，word 文字版可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