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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传媒文史要览古文选注及译文教程文件.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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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传媒文史要览古文选注及译文教程文件.doc

    Good is good, but better carries it.精益求精,善益求善。中国传媒文史要览古文选注及译文-郑伯克段于鄢原文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gng)叔段。庄公寤(wù)【通.啎w】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wù)之。爱共(gng)叔段,欲立之。亟(qì)请于武公,公弗(fú)许。及庄公即(jí)位,为之请制。公曰:“制,岩邑也,虢(guó)叔死焉。佗(t)【通.他】邑唯命。”请京,使居之,谓之京城大【通.太】叔。祭(zhài)仲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通三】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通避bì】害?”对曰:“姜氏何厌【通餍yàn】之有!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贰于己。公子吕曰:“国不堪贰,君将若之何?欲与大叔,臣请事之;若弗与,则请除之。无【通毋】生民心。”公曰:“无庸,将自及。”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至于廪(ln)延。子封曰:“可矣,厚将得众。”公曰:“不义不暱(昵),厚将崩。”大叔完聚,缮甲兵,具卒乘(shèng),将袭郑。夫人将启之。公闻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诸鄢(yn)。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旧读gng】。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通悌tì】,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遂寘(通置)姜氏于城颍,而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既而悔之。颍考叔为颍谷封人,闻之,有献于公,公赐之食,食舍肉。公问之,对曰:“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遗(wèi)之。”公曰:“尔有母遗,繄(y)我独无!”颍考叔曰:“敢问何谓也?”公语【在这里读yù】之故,且告之悔。对曰:“君何患焉?若阙【通掘】地及泉,隧而相见,其谁曰不然?”公从之。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yì)。”遂为母子如初。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kuì),永锡【通赐】尔类。其是之谓乎?”翻译从前,郑武公在申国娶了一个妻子,名叫武姜,她生下庄公和共叔段。庄公出生时难产,武姜受到惊吓,因此给他取名叫“寤生”,所以很厌恶他。武姜偏爱共叔段,想立共叔段为世子,多次向武公请求,武公都不答应。到庄公即位的时候,武姜就替共叔段请求分封到制邑去。庄公说:“制邑是个险要的地方,从前虢叔就死在那里,若是封给其它城邑,我都可以照吩咐办。”武姜便请求封给太叔京邑,庄公答应了,让他住在那里,称他为京城太叔。大夫祭仲说:“分封的都城如果城墙超过三百方丈长,会成为国家的祸害。先王的制度规定,国内最大的城邑不能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中等的不得超过它的五分之一,小的不能超过它的九分之一。现在,京邑的城墙不合法度,不符合法制,您的利益会受到损害。”庄公说:“姜氏想要这样,我如何躲开这种祸害呢?”祭仲回答说:“姜氏哪有满足的时候!不如及早处置,别让祸根滋长蔓延,一滋长蔓延就难办了。蔓延开来的野草还很难铲除干净,何况是您那受到宠爱的弟弟呢?”庄公说:“多做不义的事情,必定会自己垮台,你姑且等待。”过了不久,太叔段使原来属于郑国的西边和北边的边邑既属于郑,又归为自己,成两属之地。公子吕说:“国家不能有两个国君,现在您打算怎么办?您如果打算把郑国交给太叔,那么我请求去服侍他;如果不给,那么就请除掉他,不要使百姓们产生疑虑。”庄公说:“不用管他,他自己会遭到灾祸的。”太叔又把两处地方改为自己统辖的地方,一直扩展到廪延。公子吕说:“可以行动了!土地扩大了,他将得到老百姓的拥护。”庄公说:“对君主不义,对兄长不亲,土地虽然扩大了,他最终会垮台的。”共叔段修整了城郭,准备好了充足的粮食,修缮盔甲兵器,准备好了步兵和战车,将要偷袭郑国都。武姜准备为共叔段打开城门做内应。庄公知道了共叔段偷袭郑的日期,说:“可以出击了!”于是命令子封率领二百辆战车,去讨伐京邑。京邑的人民背叛共叔段,共叔段于是逃到鄢城。庄公又追到鄢城讨伐他。五月二十三日,共叔段逃到共国。春秋记载道:“郑伯克段于鄢。”意思是说共叔段不遵守做弟弟的本分,所以不说他是弟弟;兄弟俩如同两个国君一样争斗,所以用“克”字;称庄公为“郑伯”(意为大哥),是讥讽他对弟弟失教;赶走共叔段是出于郑庄公的本意,不写共叔段自动出奔,是史官下笔对庄公的责难。庄公就把武姜安置在城颍,并且发誓说:“不到黄泉(不到死后埋在地下),不再见面!”过了些时候,庄公后悔了。有个叫颍考叔的,是颍谷管理疆界的官吏,听到这件事,去把贡品献给郑庄公。庄公赐给他饭食。颍考叔在吃饭的时候,把肉留着。庄公问他为什么这样。颍考叔答道:“小人有一个母亲,我吃的东西她都吃过,只是从未吃过君王的肉羹,请让我带回去送给她吃。”庄公说:“你有个老娘可以孝敬,唉,唯独我就没有!”颍考叔说:“请问您为什么这么说?”庄公把原因告诉了他,还告诉颖考叔他后悔的心情。颍考叔答道:“您有什么忧虑的?只要掘地挖出泉水,挖个隧道,在那里见面,那谁能说不是这样(不是跟誓词相合)呢?”庄公依了他的话。庄公走进隧道去见武姜,赋诗道:“大隧之中相见啊,多么和乐相得啊!”武姜走出地道,赋诗道:“大隧之外相见啊,多么舒畅快乐啊!”于是姜氏和庄公作为母亲和儿子跟从前一样(即恢复了母子关系)君子说:“颍考叔是位真正的孝子,他不仅孝顺自己的母亲,而且把这种孝心推广到郑伯身上。诗经·既醉篇说:孝子不断地推行孝道,永远能感化你的同类。大概就是对颍考叔这类孝子而说的吧?”晏子不死君难原文崔武子见棠姜而美之,遂取之。庄公通焉。崔子弑之。晏子立于崔氏之门外。其人曰:“死乎?”曰:“独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日:“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归乎?”曰:“君死,安归?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暱,谁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将庸何归?”门启而入,枕尸股而哭。兴,三踊而出。人谓崔子:“必杀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翻译崔武先生看见棠家遗孀就喜欢上她,便娶了她。(齐国国王)庄公与她私通。崔先生杀了他。晏子站在崔家的门外。他家的用人说:“(你打算)死吗?”(晏子)说:“(国王)只是我一人的君主吗,我干吗死啊?”说:“走(离开齐国)吗?”晏子)说:“吾有什么罪吗,我为什么要逃亡?”说:“回家吗?”(晏子)说:“君主死了回哪呢?君主是民众的君主,难道是脱离民众的君主?国家社稷是主。君主的臣子,岂是为了糊口?国家社稷养生立命之本。因此君主为国家社稷死就该随他死,为国家社稷逃亡就该随他逃亡。如果是为他自己死为他自己逃亡,(我)不是他的私密昵友,谁去担这份责啊?况且别人有君主都要将他杀死,我怎么能随他去死,随他去逃亡呢?我将回什么地方啊?”(崔大夫家的)门打开(晏子)进入,(晏子)将(国王的)尸体放在腿上哭,(哭完后)站起来,一再顿足离去。别人(还)说崔先生必定会杀他(晏子)的。崔先生说:“(他)是民众指望啊,放了他得民心。”说难原文凡说之难:非吾知之有以说之之难也,又非吾辩之能明吾意之难也,又非吾敢横失而能尽之难也。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所说出于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厚利,则见下节而遇卑贱,必弃远矣。所说出于厚利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见无心而远事情,必不收矣。所说阴为厚利而显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阳收其身而实疏之;说之以厚利,则阴用其言显弃其身矣。此不可不察也。大凡进说的困难:不是难在进说的人所认为没有才智能够用来向君主进说,也不是难在进说人口才能够阐明自己的意见,也不是难在进说人敢毫无顾忌地把看法全部表达出来。大凡进说的困难:在于了解进说对象的心理,以便用自己的说法适应他。进说对象想要追求美名的,却用厚利去说服他,就会显得节操低下而得到卑贱待遇,必然受到抛弃和疏远。进说对象想要追求厚利的,却用美名去说服他,就会显得没有心计而又脱离实际,必定不会被接受和录用。进说对象暗地追求厚利而表面追求美名的,用美名向他进说,他就会表面上录用而实际上疏远进说者;用厚利向他进说,他就会暗地采纳进说者的主张而表面疏远进说者。这是不能不明察的。昔者郑武公欲伐胡,故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娱其意。因问于群臣,“吾欲用兵,谁可伐者?”大夫关其思对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国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闻之,以郑为亲己,遂不备郑。郑人袭胡,取之。宋有富人,天雨,墙坏。其子曰:“不筑,必将有盗。”其邻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财。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邻人之父。此二人说者皆当矣,厚者为戮,薄者见疑,则非知之难也,处知则难也。故绕朝之言当矣,其为圣人于晋,而为戮于秦也,此不可不察。从前郑武公想讨伐胡国,故意先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胡国君主来使他快乐。然后问群臣:“我想用兵,哪个国家可以讨伐?”大夫关其思回答说:“胡国可以讨伐。”武公发怒而杀了他,说:“胡国是兄弟国家,你说讨伐它,是何道理?”胡国君主听说了,认为郑国和自己友好,于是不再防备郑国。郑国偷袭了胡国,攻占了它。宋国有个富人,下雨把墙淋塌了,他儿子说:“不修的话,必将有盗贼来偷。”邻居的老人也这么说。到了晚上,果然有大量财物被窃。这家富人认为儿子很聪明,却对邻居老人起了疑心。关其思和这位老人的话都恰当,而重的被杀,轻的被怀疑;那么,不是了解情况有困难,而是处理所了解的情况很困难。因此,绕朝的话本是对的,但他在晋国被看成圣人,在秦国却遭杀害,这是不可不注意的。昔者弥子瑕有宠于卫君。卫国之法:窃驾君车者罪刖。弥子瑕母病,人间往夜告弥子,弥子矫驾君车以出。君闻而贤之,曰:“孝哉!为母之故忘其刖罪。”异日,与君游于果园,食桃而甘,不尽,以其半啖君。君曰:“爱我哉!忘其口味,以啖寡人。”及弥子色衰爱弛,得罪于君,君曰:“是固尝矫驾吾车,又尝啖我以余桃。”故弥子之行未变于初也,而以前之所以见贤而后获罪者,爱憎之变也。故有爱于主,则智当而加亲;有憎于主,则智不当见罪而加疏。故谏说谈论之士,不可不察爱憎之主而后说焉。夫龙之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若人有婴之者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从前弥子瑕曾受到卫国国君的宠信。卫国法令规定,私自驾驭国君车子的,论罪要处以刖刑。弥子瑕母亲病了,有人抄近路连夜通知弥子瑕,弥子瑕假托君命驾驭君车而出。卫君听说后,却认为他德行好,说:“真孝顺啊!为了母亲的缘故,忘了自己会犯刖罪。”另一天,他和卫君在果园游览,吃桃子觉得甜,没有吃完,就把剩下的半个给卫君吃。卫君说:“多么爱我啊!不顾自己口味来给我吃。”等到弥子瑕色衰爱弛时,得罪了卫君,卫君说:“这人本来就曾假托君命私自驾驭我的车子,又曾经把吃剩的桃子给我吃。”所以,虽然弥子瑕的行为和当初并没两样,但先前称贤、后来获罪的原因,是卫君的爱憎有了变化。所以被君主宠爱时,才智就显得恰当而更受亲近;被君主憎恶时,才智就显得不恰当,遭到谴责而更被疏远。所以谏说谈论的人不可不察看君主的爱憎,然后进说。龙作为一种动物,驯服时可以戏弄着骑它;但它喉下有一尺来长的逆鳞,假使有人动它的话,就一定会受到伤害。君主也有逆鳞,进说者能不触动君主的逆鳞,就差不多了。报任安书原文少卿足下:曩者辱赐书,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意气勤勤恳恳,若望仆不相师,而用流俗人之言。仆非敢如此也。虽罢驽,亦尝侧闻长者遗风矣。顾自以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抑郁而无谁语。谚曰:“谁为为之?孰令听之?”盖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何则?士为知己者用,女为悦己者容。若仆大质已亏缺,虽材怀随和,行若由夷,终不可以为荣,适足以发笑而自点耳。少卿足下:前不久承蒙您给我写信,用谨慎地待人接物教导我,以推举贤能、引荐人才为己任,情意、态度十分恳切诚挚,好像抱怨我没有遵从您的教诲,而是追随了世俗之人的意见。我是不敢这样做的。我虽然平庸无能,但也曾听到过德高才俊的前辈遗留下来的风尚。只是我自认为身体已遭受摧残,又处于污浊的环境之中,每有行动便受到指责,想对事情有所增益,结果反而自己遭到损害,因此我独自忧闷而不能向人诉说。俗话说:"为谁去做,教谁来听?"钟子期死了,伯牙便一辈子不再弹琴。这是为什么呢?贤士乐于被了解自己的人所用,女子为喜爱自己的人而打扮。像我这样的人,身躯已经亏残,虽然才能像随侯珠、和氏璧那样稀有,品行像许由、伯夷那样高尚,终究不能用这些来引以为荣,恰好会引人耻笑而自取污辱。书辞宜答,会东从上来,又迫贱事,相见日浅,卒卒无须臾之间得竭指意。今少卿抱不测之罪,涉旬月,迫季冬,仆又薄从上雍,恐卒然不可讳。是仆终已不得舒愤懑以晓左右,则长逝者魂魄私恨无穷。请略陈固陋。阙然久不报,幸勿为过。来信本应及时答复,刚巧我侍从皇上东巡回来,后又为烦琐之事所逼迫,同您见面的日子很少,我又匆匆忙忙地没有些微空闲来详尽地表达心意。现在您蒙受意想不到的罪祸,再过一月,临近十二月,我侍从皇上到雍县去的日期也迫近了,恐怕突然之间您就会有不幸之事发生,因而使我终生不能向您抒发胸中的愤懑,那么与世长辞的灵魂会永远留下无穷的遗怨。请让我向您略约陈述浅陋的意见。隔了很长的日子没有复信给您,希望您不要责怪。仆闻之,修身者智之府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符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列于君子之林矣。故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昔卫灵公与雍渠载,孔子适陈;商鞅因景监见,赵良寒心;同子参乘,爰丝变色:自古而耻之。夫中材之人,事关于宦竖,莫不伤气,况忼慨之士乎!如今朝虽乏人,奈何令刀锯之余荐天下豪隽哉!仆赖先人绪业,得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纳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誉,自结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遗补阙,招贤进能,显岩穴之士;外之,不能备行伍,攻城野战,有斩将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累日积劳,取尊官厚禄,以为宗族交游光宠。四者无一遂,苟合取容,无所短长之效,可见于此矣。乡者,仆亦尝厕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议。不以此时引维纲,尽思虑,今已亏形为扫除之隶,在闒茸之中,乃欲昂首信眉,论列是非,不亦轻朝廷,羞当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仆,尚何言哉!尚何言哉!我听到过这样的说法:一个人如何修身,是判断他智慧的凭证;一个人是否乐善好施,是评判他仁义的起点;一个人如何取舍,是体会他道义的标志;一个人如何面对耻辱,是断定他是否勇敢的准则;一个人建立了怎样的名声,是他品行的终极目标。志士有这五种品德,然后就可以立足于社会,排在君子的行列中了。所以,最悲惨的是因为无钱赎罪,只能忍受酷刑,最痛心的是尽心的辅佐皇上却被污蔑,行为没有比污辱祖先更丑恶的了,耻辱没有比遭受宫刑更重大的了。受过宫刑的人,社会地位是没法比类的,这并非当今之世如此,这可追溯到很远的时候。从前卫灵公与宦官雍渠同坐一辆车子,孔子感到羞耻,便离开卫国到陈国去,商鞅靠了宦官景监的推荐而被秦孝公召见,贤士赵良为此寒心;太监赵同子陪坐在汉文帝的车上,袁丝为之脸色大变。自古以来,人们对宦官都是鄙视的。一个才能平常的人,一旦事情关系到宦官,没有不感到屈辱的,更何况一个慷慨刚强的志士呢?如今朝廷虽然缺乏人材,但怎么会让一个受过刀锯摧残之刑的人,来推荐天下的豪杰俊才呢?我凭着先人遗留下来的余业,才能够在京城任职,到现在已二十多年了。我常常这样想:上不能对君王尽忠和报效信诚,而获得有奇策和才干的称誉,从而得到皇上的信任;其次,又不能给皇上拾取遗漏,补正阙失,招纳贤才,推举能人,发现山野隐居的贤士;对外,不能备数于军队之中,攻城野战,以建立斩将夺旗的功劳;从最次要的方面来看,又不能每日积累功劳,谋得高官厚禄,来为宗族和朋友争光。这四个方面没有哪一方面做出成绩,我只能有意地迎合皇上的心意,以保全自己的地位。我没有些微的建树,可以从这些方面看出来。以前,我也曾置身于下大夫的行列,在朝堂上发表些不值一提的意见。我没有利用这个机会申张纲纪,竭尽思虑,到现在身体残废而成为打扫污秽的奴隶,处在卑贱者中间,还想昂首扬眉,评论是非,不也是轻视朝廷、羞辱了当世的君子们吗?唉!唉!像我这样的人,尚且说什么呢?尚且说什么呢?且事本末未易明也。仆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伎,出入周卫之中。仆以为戴盆何以望天,故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壹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而事乃有大谬不然者。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欢。然仆观其为人自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斯已奇矣。今举事壹不当,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仆诚私心痛之。而且,事情的前因后果一般人是不容易弄明白的。我在少年的时候就没有卓越不羁的才华,成年以后也没有得到乡里的称誉,幸亏皇上因为我父亲是太史令,使我能够获得奉献微薄才能的机会,出入宫禁之中。我认为头上顶着盆子就不能望天,所以断绝了宾客的往来,忘掉了家室的事务,日夜都在考虑全部献出自己的微不足道的才干和能力,专心供职,以求得皇上的信任和宠幸。但是,事情与愿望违背太大,不是原先所料想的那样。我和李陵都在朝中为官,向来并没有多少交往,追求和反对的目标也不相同,从不曾在一起举杯饮酒,互相表示友好的感情。但是我观察李陵的为人,确是个守节操的不平常之人:奉事父母讲孝道,同朋友交往守信用,遇到钱财很廉洁,或取或予都合乎礼义,能分别长幼尊卑,谦让有礼,恭敬谦卑自甘人下,总是考虑着奋不顾身来赴国家的急难。他历来积铸的品德,我认为有国士的风度。做人臣的,从出于万死而不顾一生的考虑,奔赴国家的危难,这已经是很少见的了。现在他行事一有不当,而那些只顾保全自己性命和妻室儿女利益的臣子们,便跟着挑拨是非,夸大过错,陷人于祸,我确实从内心感到沉痛。仆之先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树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传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节不可不勉励也。猛虎在深山,百兽震恐,及在槛阱之中,摇尾而求食,积威约之渐也。故士有画地为牢,势不可入;削木为吏,议不可对,定计于鲜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箠,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枪地,视徒隶则心惕息。何者?积威约之势也。及已至是,言不辱者,所谓强颜耳,曷足贵乎!且西伯,伯也,拘于羑里;李斯,相也,具于五刑;淮阴,王也,受械于陈;彭越、张敖,南面称孤,系狱抵罪;绛侯诛诸吕,权倾五伯,囚于请室;魏其,大将也,衣赭衣,关三木;季布为朱家钳奴;灌夫受辱于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将相,声闻邻国,及罪至罔加,不能引决自裁。在尘埃之中,古今一体,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势也;强弱,形也。审矣,何足怪乎?且人不能早自裁绳墨之外,已稍陵迟,至于鞭箠之间,乃欲引节,斯不亦远乎!古人所以重施刑于大夫者,殆为此也。我的祖先没有剖符丹书的功劳,职掌文史星历,地位接近于卜官和巫祝一类,本是皇上所戏弄并当作倡优来畜养的人,是世俗所轻视的。假如我伏法被杀,那好像是九牛的身上失掉一根毛,同蝼蚁又有什么区别?世人又不会拿我之死与能殉节的人相比,只会认为我是智尽无能、罪大恶极,不能免于死刑,而终于走向死路的啊!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我向来所从事的职业以及地位,使人们会这样地认为。人固然都有一死,但有的人死得比泰山还重,有的人却比鸿毛还轻,这是因为他们生存所追求的东西不同啊!一个人最重要的是不污辱祖先,其次是自身不受侮辱,再次是不因别人的脸色而受辱,再次是不因别人的言语而受辱,再次是被捆绑在地而受辱,再次是穿上囚服受辱,再次是戴上脚镣手铐、被杖击鞭笞而受辱,再次是被剃光头发、颈戴枷锁而受辱,再次是毁坏肌肤、断肢截体而受辱,最下等的是腐刑,侮辱到了极点。古书说"刑不上大夫",这是说士人讲节操而不能不加以自勉。猛虎生活在深山之中,百兽就都震恐,等到它落入陷穽和栅栏之中时,就只得摇着尾巴乞求食物,这是人不断地使用威力和约束而逐渐使它驯服的。所以,士子看见画地为牢而决不进入,面对削木而成的假狱吏也决不同他对答,这是由于早有主意,事先就态度鲜明。现在我的手脚交叉,被木枷锁住、绳索捆绑,皮肉暴露在外,受着棍打和鞭笞,关在牢狱之中。在这种时候,看见狱吏就叩头触地,看见牢卒就恐惧喘息。这是为什么呢?是狱吏的威风和禁约所造成的。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再谈什么不受污辱,那就是人们常说的厚脸皮了,有什么值得尊贵的呢?况且,像西伯姬昌,是诸侯的领袖,曾被拘禁在羑里;李斯,是丞相,也受尽了五刑;淮阴侯韩信,被封为王,却在陈地被戴上刑具;彭越、张敖被诬告有称帝野心,被捕入狱并定下罪名;绛侯周勃,曾诛杀诸吕,一时间权力大于春秋五霸,也被囚禁在请罪室中;魏其侯窦婴,是一员大将,也穿上了红色的囚衣,手、脚、颈项都套上了刑具;季布以铁圈束颈卖身绐朱家当了奴隶;灌夫被拘于居室而受屈辱。这些人的身分都到了王侯将相的地位,声名传扬到邻国,等到犯了罪而法网加身的时候,不能引决自裁。在社会上,古今都一样,哪里有不受辱的呢?照这样说来,勇敢或怯懦,乃是势位所造成;强或弱,也是形势所决定。确实是这样,有什么奇怪的呢?况且人不能早早地自杀以逃脱于法网之外,而到了被摧残和被杖打受刑的时候,才想到保全节操,这种愿望和现实不是相距太远了吗?古人之所以慎重地对大夫用刑,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父母,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不得已也。今仆不幸,早失父母,无兄弟之亲,独身孤立,少卿视仆于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缧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若仆之不得已乎?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人之常情,没有谁不贪生怕死的,都挂念父母,顾虑妻室儿女。至于那些激愤于正义公理的人当然不是这样,这里有迫不得已的情况。如今我很不幸,早早地失去双亲,又没有兄弟互相爱护,独身一人,孤立于世,少卿你看我对妻室儿女又怎样呢?况且一个勇敢的人不一定要为名节去死,怯懦的人仰慕大义,又何处不勉励自己呢?我虽然怯懦软弱,想苟活在人世,但也颇能区分弃生就死的界限,哪会自甘沉溺于牢狱生活而忍受屈辱呢?再说奴隶婢妾尚且懂得自杀,何况像我到了这样不得已的地步!我之所以忍受着屈辱苟且活下来,陷在污浊的监狱之中却不肯死的原因,是遗憾我内心的志愿有未达到的,平平庸庸地死了,文章就不能在后世显露。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古时候虽富贵但名字磨灭不传的人,多得数不清,只有那些卓异而不平常的人才在世上著称。(那就是:)西伯姬昌被拘禁而扩写周易;孔子受困窘而作春秋;屈原被放逐,才写了离骚;左丘明失去视力,才有国语;孙膑被截去膝盖骨,兵法才撰写出来;吕不韦被贬谪蜀地,后世才流传着吕氏春秋;韩非被囚禁在秦国,写出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都是一些圣贤们抒发愤懑而写作的。这些都是人们感情有压抑郁结不解的地方,不能实现其理想,所以记述过去的事迹,让将来的人了解他的志向。就像左丘明没有了视力,孙膑断了双脚,终生不能被人重用,便退隐著书立说来抒发他们的怨愤,想到活下来从事著作来表现自己的思想。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我私下里也自不量力,近来用我那不高明的文辞,收集天下散失的历史传闻,粗略地考订其事实,综述其事实的本末,推究其成败盛衰的道理,上自黄帝,下至于当今,写成十篇表,十二篇本纪,八篇书,三十篇世家,七十篇列传,一共一百三十篇,也是想探求天道与人事之间的关系,贯通古往今来变化的脉络,成为一家之言。刚开始草创还没有完毕,恰恰遭遇到这场灾祸,我痛惜这部书不能完成,因此便接受了最残酷的刑罚而不敢有怒色。我现在真正的写完了这部书,打算把它藏进名山,传给可传的人,再让它流传进都市之中,那么,我便抵偿了以前所受的侮辱,即便是让我千次万次地被侮辱,又有什么后悔的呢!但是,这些只能向有见识的人诉说,却很难向世俗之人讲清楚啊!论治安策(无)论贵粟疏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1),织而衣之也(2),为开其资财之道也(3)。故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无捐瘠者(4),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汤、禹(5),加以无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在圣明的君王统治下,百姓不挨饿受冻,这并非是因为君王能亲自种粮食给他们吃,织布匹给他们穿,而是由于他能给人民开辟财源。所以尽管唐尧、夏禹之时有过九年的水灾,商汤之时有过七年的旱灾,但那时没有因饿死而被抛弃和饿瘦的人,这是因为贮藏积蓄的东西多,事先早已作好了准备。现在全国统一,土地之大,人口之多,不亚于汤、禹之时,又没有连年的水旱灾害,但积蓄却不如汤、禹之时,这是什么道理呢?原因在于土地还有潜力,百姓还有余力,能长谷物的土地还没全部开垦,山林湖沼的资源尚未完全开发,游手好闲之徒还没全都回乡务农。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6),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7),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百姓生活贫困了,就会去做邪恶的事。贫困是由于不富足,不富足是由于不务农,不从事农业就不能在一个地方定居下来,不能定居就会离开乡土,轻视家园,像鸟兽一样四处奔散。这样的话,国家即使有高大的城墙,深险的护城河,严厉的法令,残酷的刑罚,还是不能禁止他们。受冻的人对衣服,不要求轻暖;挨饿的人对于食物,不要求香甜可口;饥寒到了身上,就顾不上廉耻了。人之常情是:一天不吃两顿饭就要挨饿,整年不做衣服穿就会受冻。那么,肚子饿了没饭吃,身上冷了无衣穿,即使是慈母也不能留住她的儿子,国君又怎能保有他的百姓呢?贤明的君主懂得这个道理,所以让人民从事农业生产,减轻他们的赋税,大量贮备粮食,以便充实仓库,防备水旱灾荒,因此也就能够拥有人民。民者,在上所以牧之(8),趋利如水走下,四方无择也。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无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9),中人弗胜(10),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百姓呢,在于君主用什么办法来管理他们,他们追逐利益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不管东南西北。珠玉金银这些东西,饿了不能当饭吃,冷了不能当衣穿;然而人们还是看重它,这是因为君主需要它的缘故。珠玉金银这些物品,轻便小巧,容易收藏,拿在手里,可以周游全国而无饥寒的威胁。这就会使臣子轻易地背弃他的君主,而百姓也随便地离开家乡,盗贼受到了鼓励,犯法逃亡的人有了便于携带的财物。粟米和布帛的原料生在地里,在一定的季节里成长,收获也需要人力,并非短时间内可以成事。几石重的粮食,一般人拿不动它,也不为奸邪的人所贪图;可是这些东西一天得不到就要挨饿受冻。因此,贤明的君主重视五谷而轻视金玉。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署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11)。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12),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13)。当具有者半贾而卖,无者取倍称之息(14);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15),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16),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无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17)。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遨,冠盖相望,乘坚策肥(18),履丝曳缟(19)。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20),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现在农夫中的五口之家,家里可以参加劳作的不少于二人,能够耕种的土地不超过百亩,百亩的收成,不超过百石。他们春天耕地,夏天耘田,秋天收获,冬天储藏,还得砍木柴,修理官府的房舍,服劳役;春天不能避风尘,夏天不能避署热,秋天不能避阴雨,冬天不能避寒冻,一年四季,没有一天休息;在私人方面,又要交际往来,吊唁死者,看望病人,抚养孤老,养育幼儿,一切费用都要从农业收入中开支。农民如此辛苦,还要遭受水旱灾害,官府又要急征暴敛,随时摊派,早晨发命令,晚上就要交纳。交赋税的时候,有粮食的人,半价贱卖后完税;没有粮食的人,只好以加倍的利息借债纳税;于是就出现了卖田地房屋、卖妻子儿女来还债的事情。而那些商人们,大的囤积货物,获取加倍的利息;小的开设店铺,贩卖货物,用特殊手段获取利益。他们每日都去集市游逛,趁政府急需货物的机会,所卖物品的价格就成倍抬高。所以商人家中男的不必耕地耘田,女的不用养蚕织布,穿的必定是华美的衣服,吃的必定是上等米和肉;没有农夫的劳苦,却占有非常丰厚的利润。依仗自己富厚的钱财,与王侯接交,势力超过官吏,凭借资产相互倾轧;他们遨游各地,车乘络绎不绝,乘着坚固的车,赶着壮实的马,脚穿丝鞋,身披绸衣。这就是商人兼并农民土地,农民流亡在外的原因。当今虽然法律轻视商人,而商人实际上已经富贵了;法律尊重农民,而农民事实上却已贫贱了。所以一般俗人所看重的,正是君主所轻贱的;一般官吏所鄙视的,正是法律所尊重的。上下相反,好恶颠倒,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使国家富裕,法令实施,那是不可能的。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21),得以拜爵(22),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23)。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24),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顺于民心,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25),复卒三人。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无粟,弗能守也。”以是观之,粟者,王者大用(26),政之本务。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27),乃复一人耳,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爵者,上之所擅(28),出于口而无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也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当今的迫切任务,没有比使人民务农更为重要的了。而要想使百姓从事农业,关键在于抬高粮价;抬高粮价的办法,在于让百姓拿粮食来求赏或免罚。现在应该号召天下百姓交粮给政府,纳粮的可以封爵,或赎罪;这样,富人就可以得到爵位,农民就可以得到钱财,粮食就不会囤积而得到流通。那些能交纳粮食得到爵位的,都是富有产业的人。从富有的人那里得到货物来供政府用,那么贫苦百姓所担负的赋税就可以减轻,这就叫做拿富有的去补不足的,法令一颁布百姓就能够得益。依顺百姓心愿,有三个好处:一是君主需要的东西充足,二是百姓的赋税减少,三是鼓励从事农业生产。按现行法令,民间能输送一匹战马的,就可以免去三个人的兵役。战马是国家战备所用,所以可以使人免除兵役。神农氏曾教导说:“有七八丈高的石砌城墙,有百步之宽贮满沸水的护城河,上百万全副武装的兵士,然而没有粮食,那是守不住的。”这样看来,粮食是君王最需要的资财,是国家最根本的政务。现在让百姓交粮买爵,封到五大夫以上,才免除一个人的兵役,这与一匹战马的功用相比差得太远了。赐封爵位,是皇上专有的权力,只要一开口,就可以无穷无尽地封给别人;粮食,是百姓种出来的,生长在土地中而不会缺乏。能够封爵与赎罪,是人们十分向往的。假如叫天下百姓都献纳粮食,用于边塞,以此换取爵位或赎罪,那么不用三年,边地粮食必定会多起来。1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窃窃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渫天下粟。边食足以支五岁,可令入粟郡县矣;足支一岁以上,可时赦,勿收农民租。如此,德泽加于万民,民俞勤农。时有军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宁;岁孰且美,则民大富乐矣。上皇帝书(无)桃花源记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东晋太元年间,一个武陵人以捕鱼作为职业。(有一次,渔人)沿着小溪走,忘记了路程的远近。忽然遇到一片桃花林,溪水两岸几百步以内,中间没有夹杂其它的树,花儿青草鲜艳美丽,落花繁多而纷乱。渔人对眼前的景象感到非常惊奇。(渔人)再向前走,想走到那片树林的尽头。桃林在溪水发源的地方就没有了,(渔人)便发现了一座山,山上有一个小洞,(洞里面)隐隐约约好像有光。(渔人)便离开船,从洞口进入。起初(洞口)非常狭窄,仅容一个人通过。(渔人)又走了几十步,突然变得开阔明亮了。土地平坦宽广,房屋整整齐齐,有肥沃的田地、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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