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增速的结构性下调_官员考核机制的视角_张军.docx

GDP增速的结构性下调:官员考核机制的视角*张 军 樊海潮 许志伟 周龙飞内容提要: 2013 年，中组部对地方官员考核体系作出了结构性调整，明确提出弱化 GDP 增速的考核权重，同时加强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考核。特征事实显示，考核指标的变化对地方政府投资行为产生了重要影响，地方政府通过投资拉动经济增速的动力出现明显降低。本文随后构建了一个具有地方政府竞争行为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并定量分析官员考核如何通过改变地方政府投资来影响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定量分析表明: 地方政府竞争会显著放大地区间外溢效应; 当以 GDP 增速为考核指标时，某地增速调整会通过地方政府投资和地区间竞争对各地区的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 当主要考核指标转变为环境保护时，各地区的实际经济增速均会经历结构性下调，但指标转变对受到外生冲击的地区产生的负面影响更大。福利分析表明，社会福利与环保力度呈倒 U 型关系，因而存在最优环保力度。本文基于官员考核机制转变的研究为理解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变化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关键词: 政府竞争 官员考核 经济增长 环境保护一、引 言经过 40 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一成绩的背后有诸多方面的原因，而地方政府多年来对经济不遗余力的推动则是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关键因素。中国的地方政府对当地的经济发展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力，这主要体现在地方政府能够影响土地、信贷等重要经济资源的投放( 张莉等，2011; 纪志宏等，2014; 谭之博和周黎安，2015) 。除此之外，地方政府也具有审批、监督、处罚、收税等行政权力，而且在执行过程中拥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周黎安，2018) 。给定地方政府具有影响经济的能力，地方政府发挥怎样的作用，则有赖于中国的官员治理体系( 张军，2005; 周黎安，2007) 。在这种体系下，获得晋升是各级地方政府官员不断追求的目标，随着干部人事制度逐步走向规范化和制度化，上级往往采取相对绩效的考核方式来决定晋升人选，即依据事先确立的考核指标( 例如 GDP 增长率) 对下级地方官员进行排名，排名越靠前的地方官员越有机会得到晋升，因此地方官员便有很强的激励围绕考核指标展开竞争。诸多实证研究也利用各级官员的职位变动数据证实了晋升锦标赛机制的存在( Li Zhou，2005; 乔坤元，2013; 杨其静和郑楠，2013; 罗党论等，2015; 陈硕和朱志韬，2018)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上级政府对下级地方政府的考核主要根据经* 张军，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邮政编码: 200433，电子信箱: junzh_2000 fudan edu cn; 樊海潮( 通讯作者)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上海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院，邮政编码: 200433，电子信箱: fan_ haichao fudan edu cn; 许志伟，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邮政编码: 200030，电子信箱 xuzhiwei sjtu edu cn: 周龙飞，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邮政编码: 200433，电子信箱: 17110680017 fudan edu cn。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专家提供的建设性意见，文责自负。济发展绩效，特别是，GDP 增速成为关键的考核指标。这是一种强激励制度，因为 GDP 增速是一个明确可测的指标，而且它与地方政府官员的努力程度相关，在横向竞争中，地方政府官员的最优决策必然是竭尽所能提高本地的 GDP 增速( 王永钦等，2007; 周黎安，2007; Xiong，2018) 。当地方政府需要提高本地 GDP 增速时，往往会通过增加政府投资来拉动经济，这一点也为诸多文献所证实。例如傅勇和张晏( 2007) 的研究发现，中国的财政分权和基于政绩考核的政府竞争会使得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偏重基本建设。张军等( 2007) 同样认为处于横向竞争中的地方政府热衷于投资基础设施。但偏重 GDP 增速的考核体系也可能使得地方政府官员对一些领域关注不足，一个非常突出的例子就是对环境保护的忽视。当一个经济体尚处于环境库兹涅兹曲线左段时，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似乎是一组无法同时实现的目标。当一些地方政府出于对 GDP 的追求，将环境保护让步于经济发展时，就造成了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在早期的污染治理过程中，中国主要是出台区域性的环境治理政策。例如在“九五”期间，国家曾将“三河”( 淮河、海河、辽河) 、“三湖”( 太湖、巢湖、滇池) 、“两控区”( 酸雨控制区和二氧化硫污染控制区) 确定为环境保护的重点区域，并在国家环境保护“十五”规划中对相关污染物至 2005 年的减排目标作出了规定。但由于未明确将环境保护纳入考核，早期的政策效果并不理想，2005 年“三河三湖”的治理任务仅完成计划目标的 60% 左右，而“两控区”内的二氧化硫排放量更是不减反升，与 20% 的减排目标相距甚远。此后，中央政府逐步将环境保护纳入考核体系，在环境保护“十一五”与“十二五”规划中，对地方政府的环保考核被作为单独部分加以强调。地方官员考核体系的根本性变化出现在 2013 年。尽管环境保护在此之前也是地方官员考核指标的组成部分，但在提及考核指标的相关文件中，经济增长指标始终位列首位。而 2013 年 11 月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加大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指标的权重。同年 12 月，中组部下发了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提出不能仅仅把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作为考核评价政绩的主要指标，不能搞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排名，同时要强化约束性指标考核，加大环境保护等指标的权重。这些表述均意味着环境保护等指标的重要性和更高的权重得到实质性确定，而且中组部作为党内人事和领导干部考核的主管机构，其发布的文件将更能改变地方政府官员决策函数中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在考核评价体系中，当环境保护指标的权重逐渐增加，而 GDP 增速等经济发展指标的权重逐渐降低，地方政府官员应当会在环境保护的维度上与同级地方政府竞争，以满足上级政府的考核要求，提高自身的晋升概率。但值得注意的是，当地方政府随着考核机制的转变开始追求改善环保指标时，出于减少污染的考虑，地方政府可能开始减少投资。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减缓当地经济增长，为解释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下调提供了新的视角。遵循上述分析思路，本文首先收集了省、市两级地方政府在每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 GDP 郭庆旺和赵旭杰( 2012) 指出，地方政府在投资上的竞争加剧了地方投资冲击对全国经济波动的不利影响。朱军和许志伟( 2018) 将地方政府竞争行为引入标准的 DSGE 框架，他们的定量分析表明，地区间 GDP 竞争会加剧宏观经济波动。Qu et al ( 2018) 系统地研究了地级市地方政府的债务行为，他们发现地方政府的借贷行为显著受到地区间竞争的影响。当 GDP 增速落后于竞争地区时，当地政府倾向于更激进的通过新增债务来提高当地政府投资。 Cai et al( 2016) 将两控区政策的实行作为自然实验，他们利用三重差分的方法发现，更严格的环境保护政策将会减少污染更严重行业的外资流入。Chen et al( 2018) 进一步发现，两控区政策在 2005 年以后显著降低了受影响区域内的二氧化硫排放，但同时也显著降低了当地的 GDP 增长率。 现有文献大多是从外部需求冲击以及人口结构转变的角度来寻找原因，而忽视了对地方官员激励的变化，本文是对现有研究一个有益的补充。和固定资产投资的目标增速。从时间趋势上看，本文发现无论在省级或者地级市层面，GDP 和固定资产投资的目标增速均在 2013 年后出现显著下降，而且固定资产投资与 GDP 目标增速的差值出现同样的动态特征。这表明地方政府通过政府投资拉动经济的动机在 2013 年之后发生大幅度减弱。同时，本文还利用 2004 年至 2016 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检验了相关考核指标排名( GDP 增速排名、环保排名) 对地方政府投资行为的影响是否在2013 年前后存在显著差异。实证结果表明，在 2013 年及以前，GDP 增速指标在官员考核中居于主导地位，而在 2013 年之后，GDP 增速指标在官员考核中的作用在减弱，而环保指标的作用在加强。在此基础上，为了进一步研究考核机制转变对经济增速的影响，本文基于新古典增长分析框架，构建了一个包含地方政府竞争行为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并以此来定量分析官员考核如何通过改变地方政府投资来影响经济增长。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如果地区间存在考核指标的竞争关系，那么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速调整会对其他地区产生外溢效应。具体而言，围绕 GDP 增速的地区间竞争不仅会通过改变地方政府投资来放大区域性外生冲击( 例如技术冲击) 对本地区的正向作用，而且还会对其他地区的实体经济产生外溢效应。因而，在 GDP 增速作为主要考核指标时，某地增速调整对本地和其他地区的经济均产生正向影响。由此可见，地方政府竞争使得区域性外生冲击通过对政府投资的影响，放大了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当主要考核指标转变为环保指标时，各地区的实体经济均会经历结构性下调，其中增速调整发生地区所受到负面影响更大。严厉的环保规制虽然有助于改善环境从而增加福利，但同时也可能抑制生产而减少福利，因此我们就政府的环保力度进行了福利分析，结果表明社会福利与环保力度存在倒 U 型关系，可能存在最优的环保规制。文章的后续安排如下: 第二部分描述了数据中的特征事实，并就官员考核机制转变对地方政府投资行为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 第三部分构建了一个包含地方政府竞争行为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 第四部分基于理论模型对考核机制转变如何通过政府投资影响实体经济进行了定量模拟和分析; 最后是本文的结论及建议。二、考核机制转变与地方政府投资决策( 一) 特征事实本文首先通过查阅各地的政府工作报告，手动收集了 2004 年至 2017 年间，全国所有省级、市级的 GDP 目标增速以及固定资产投资目标增速。前者是最重要的经济指标，而后者同样值得关注，这是因为投资一直以来都是中国 GDP 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而且地方政府往往能通过审批、信贷等方式对投资进行调节，因此可以被认为是地方政府拉动经济发展的主要手段。考虑到上述两个目标增速均有可能受到对宏观经济形势预期的影响，进一步考察了固定资产投资目标增速与 GDP 目标增速的差值，这一差值的意义在于减弱预期因素的影响，反映出地方政府通过投资拉动本地 GDP 的意愿，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代表地方政府推动本地经济发展的动力。本文以当年省级、市级目标增速的平均值以及中位数来刻画它们的时间趋势，具体如图 1 所示，可以发现平均值和中位数所表现出的时间趋势是基本一致的。具体而言，各级地方政府的 GDP 目标增速在 2013 年及以前基本保持稳定。 而在 2013 年后，各级地方政府的 GDP 目标增速开始大幅下降。固定资产投资的目标增速，以及固定资产投资目标增速与 GDP 目标增速的差值同 因为基于过往数据分析，各地几乎在所有时期均能完成年初制定的 GDP 增速目标，GDP 的目标增速能够为实际 GDP 的预测提供很好的参考价值。 尽管 2009 年因金融危机的影响出现 1 个百分点左右的下降，但之后很快得到恢复。样如此，在 2013 年以后开始大幅下降。值得注意的是，各级地方政府的固定资产投资目标增速在 2009 年均出现明显上升，这反映了在“四万亿元”刺激政策的影响下，各地开始试图通过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这一点在图 1( C) 中表现得更加突出，各级地方政府的固定资产投资与 GDP 目标增速差在 2008 年之前几乎稳定在 8% 左右，而在 2009 年突然上升并且达到了峰值 12% 15% 左右，此后逐步回落到 2009 年以前水平。2013 年以后开始大幅下降，严重低于 2009 年以前水平，意味着地方政府通过投资拉动本地 GDP 的意愿在减弱。图 1 省级、市级 GDP 目标增速与固定资产投资目标增速( 二) 回归检验上述所有数据在时间趋势上的转折点均出现在 2013 年，这反映出地方政府在 2013 年之后追求 GDP 增速的热情在减弱。考虑到对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指标体系同样是在 2013 年之后发生了较大变化，因此有理由相信正是考核机制的转变促使地方政府出现了不同的投资行为。 为进一步验证这一猜想，本文将使用以下计量回归方程来检验:yit = yit1 + 1Grouth_gapit + 2Growth_gapit × Post + 1Pollution_gapit+ 2Pollution_gapit × Post + Xit + i + t + it( 1)在( 1) 式中，下标 i 表示第 i 个地区，下标 t 表示第 t 年。yit 表示政府固定资产投资额占当年 GDP 的比例，体现了地方政府的策略选择。 Growth_gapit 是哑变量，表示某地的实际 GDP 增长率是否高于其他地区，如果某地与其他地区实际 GDP 增长率的平均值之差大于 0，则为 1，否则即为 0。Pollution_gapit 同样是哑变量，表示某地的污染程度是否高于其他地区，在基准回归中，我们使用单位面积污水排放量来衡量污染程度，如果某地与其他地区单位面积污水排放量的平均值之差大于 0，则为 1，否则即为 0。Post 是时间哑变量，2013 年以后为 1，2013 年及以前为 0。Xit 为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当地财政收入变化、亏损工业企业数量占比、工业企业销售利润率、工业企业库存周转天数、污染治理效率、人均 GDP、人均工资、职工数量、自然风速。i 表示某地的固定效应。t 表示时间的固定效应。我们所关心的系数为 1、2、1、2，其中 1、1 分别度量了在 2013 年及之前实际 GDP 增速排名、污染程度排名对政府固定资产投资额占 GDP 比例的影响效果，2、2 分别度量了上述影响效果在 2013 年前后的差异，反映了环境保护指标和 GDP 增速指标在官员考核中的作用在 2013 年前后的变化。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于 CEIC 中国经济数据库。表 1 为本文使用 2004 年至 2016 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所得到的基准回归结果。前两列加入了年份、区域固定效应，后两列加入了年份、省份固定效应。偶数列在奇数列的基础上，加入了控制变量。回归结果显示，变量 Growth_gap 的系数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在 2013 年及以前，如果某地的实际 GDP 增长率排名越落后，则政府固定资产投资额占 GDP 的比例也将越高，这意味着 GDP 增长率排名落后的地方政府将会通过固定资产投资来拉动本地 GDP 增长。交叉项 Growth_gap × Post 的系数在 5%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上述影响在 2013 年之后出现减弱。 与之恰恰相反，变量 Pollution_gap 的系数并不显著，说明地方政府的投资行为 2013 年及以前并不会受到环保考核排名的影响。交叉项 Pollution_gap × Post 的系数显著为负，并且二者之和经检验也显著为负，表明在 2013 年以后，污染越严重地区的地方政府为了减少污染，将显著减少政府固定资产投资额占 GDP 的比重，这意味着环境保护考核指标排名的激励效果开始显现。综合上述分 2013 年，中组部下发了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提出不能仅仅把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作为考核评价政绩的主要指标，不能搞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排名，同时要强化约束下指标考核，加大环境保护等指标的权重。 各地的固定资产投资数据均依照行业划分，我们将其中政府能够显著影响的固定资产投资认为是政府固定资产投资，例如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为此，在固定资产投资数据中剔除农林牧副渔、制造业、采矿业、建筑业、批发零售业、金融业、住宿和餐饮业、房地产业、租赁业等政府影响较小的行业，而将剩余部分作为政府固定资产投资。 ( 1 + 2) 和( 1 + 2) 分别度量了 2013 年之后实际 GDP 增速排名、污染程度排名对固定资产投资额占 GDP 比例的影响效果，也即 2013 年以后的激励效果。 在省、市两级面板数据中，我们均剔除了西藏的数据。由于篇幅限制，未有汇报。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进一步检验两个系数之和是否显著不为 0，发现并不能显著拒绝原假设，意味着在 2013 年之后实际 GDP 增速排名的激励效果消失了。析可以发现，地方政府在 2013 年前后对不同的考核指标做出了不同的投资选择，这证明了在对地方政府的考核评价体系中，环境保护考核指标的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而 GDP 增速的作用在不断减弱。表 1基准回归结果( 1)( 2)( 3)( 4)Lag of Invest-to-GDP atio1. 015( 0. 041)0. 959( 0. 050)0. 882( 0. 078)0. 851( 0. 085)Growth_gap0. 009( 0. 003)0. 009( 0. 003)0. 008( 0. 003)0. 008( 0. 003)Growth_gap × Post0. 019( 0. 009)0. 019( 0. 009)0. 020( 0. 009)0. 015( 0. 007)Pollution_gap0. 002( 0. 003)0. 005( 0. 006)0. 006( 0. 016)0. 005( 0. 013)Pollution_gap × Post0. 031( 0. 008)0. 031( 0. 009)0. 038( 0. 010)0. 030( 0. 011)年份固定效应YesYesYesYes地区固定效应YesYesNoNo省份固定效应NoNoYesYes控制变量NoYesNoYes观测数360358360358调整 20. 9300. 9260. 9320. 930注: * 表示在 10% 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5% 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1% 水平上显著。括号中标准误为在省份层面的稳健聚类标准误。表 2 同。与基准回归使用全体样本不同，我们在表 2 中将样本分为 2013 年及以前、2013 年以后两个部分，并分别对核心解释变量进行了回归。第( 1) 列至第( 3) 列为使用 2013 年及以前样本得到的回归结果，所有回归均控制了年份固定效应和省份固定效应，同时也控制了所有的控制变量。从中可以发现，变量 Growth_gap 的系数在所有回归中均显著为负，说明实际 GDP 增长率排名靠后的地区将显著提高政府固定资产投资占 GDP 的比重，并以此来拉动经济发展。而变量 Pollution_gap 的系数则在所有的回归中均不显著。这验证了表 1 中的结论: 在 2013 年及以前，实际 GDP 增长率排名则在考核评价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第( 4) 列至第( 6) 列为使用 2013 年以后样本得到的回归结果，所有回归均控制了年份固定效应和省份固定效应，同时也控制了所有的控制变量。所有回归结果中变量 Growth_gap 的系数均不显著，同时变量 Pollution_gap 的系数显著为负，再次表明在 2013 年以后，环境保护指标的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环境保护考核指标排名开始激励环境污染更严重地区的地方政府减少政府固定投资额占 GDP 的比重。表 2分样本回归结果2013 年及以前2013 年以后( 1)( 2)( 3)( 4)( 5)( 6)Lag of Invest-to-GDP atio0. 699( 0. 061)0. 677( 0. 062)0. 692( 0. 062)0. 550( 0. 203)0. 579( 0. 198)0. 567( 0. 204)Growth_gap0. 006( 0. 003)0. 006( 0. 003)0. 008( 0. 006)0. 009( 0. 007)Pollution_gap0. 010( 0. 015)0. 011( 0. 015)0. 043( 0. 019)0. 043( 0. 019)年份固定效应YesYesYesYesYesYes省份固定效应YesYesYesYesYesYes控制变量YesYesYesYesYesYes观测数270270270888888调整 20. 9100. 9100. 9110. 9620. 9630. 962为了进一步说明结果的稳定性，本文对上述回归结果进行了进一步检验。首先对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进行了安慰剂检验。对于每一年的数据，我们首先在 30 个省份随机抽取 16 个省份，将它的 Growth_gap 赋值为 1，其他省份赋值为 0，而后再随机抽取 16 个省份，将它的 Pollution_gap 赋值为 1，其他省份赋值为 0。上述过程表示每个省每年的 GDP 增长率排名以及环境保护考核排名是随机给定的，其后利用新生成的数据，再次估计所关心的各个系数。将以上步骤重复了 5000 次，并绘制出了 Growth_gap、Growth_gap × Post、Pollution_gap、Pollution_gap × Post 系数的概率分布。从中可以看出，所有系数的分布都类似于均值为 0 的正态分布，且基准回归结果中所有显著的系数 ( Growth_gap、Growth_gap × Post、Pollution_gap × Post 的系数) 均位于分布的尾部，而不显著的系数( Pollution_gap 的系数) 则位于分布的中心附近，这说明基准回归的结果并非偶然得到。其次，本文将两个哑变量 Growth_gap、Pollution_gap 分别还原为某地与其他地区实际 GDP 增长率的平均值之差、与其他地区污染排放量的平均值之差这两个连续型变量，所有回归结果均与预期一致，再次支持了基准回归中的结论。最后，我们将数据样本替换为同时期的市级数据进行回归，所有回归均控制了年份的固定效应、地级市固定效应、省份* 年份固定效应。无论地级市的竞争范围是全国还是全省，我们依然发现变量 Growth_gap 的系数均显著为负，Pollution_gap 的系数均不显著，Pollution_gap × Post 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这表明 2013 年及以前，GDP 增速在官员考核中居于主导地位; 2013 年之后，GDP 增速在官员考核中的作用在减弱，而环境保护的作用在加强。三、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上述实证检验表明，中国的官员考核机制在 2013 年前后确实发生了系统性转变，而这又影响了地方政府的投资行为。考虑到政府投资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而且中国的经济增速同样在 2013 年前后出现结构性下调，因此我们推测官员考核机制的转变有可能通过改变地方政府的投资行为进而影响了各地的实际增速水平。为了进一步研究考核机制转变对经济增速的影响，我们将基于新古典增长分析框架，构建一个包含地方政府竞争行为的动态一般均衡模 实际数据中 16 个省为 1。与实际数据保持一致，我们抽取 16 个省为 1。本部分相关数据和回归结果，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型，并以此来定量分析官员考核如何通过改变地方政府公共投资来影响经济增长。不失一般性，我们假设模型中存在两个区域，记为 i 1，2 。每个区域的经济主体由代表性家庭、代表性企业以及地方政府构成。代表性家庭消费当地生产的产品以及另一地区的产品，为当地企业提供劳动力，并通过投资来积累资本。代表性企业租用资本和雇佣劳动来生产用于消费和投资的最终品。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产生排放而对环境造成污染。因此，企业需实施减排并且为污染排放支付成本。地方政府的公共投资( 如基础设施) 会通过促进当地企业的生产而影响当地经济。因此，地方政府通过公共投资来实施财政政策，以达到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目的。为了便于分析，后文以地区 i 为例展开讨论，另一地区的情形类似。在要素市场上，假设两个区域间的劳动力不可以跨区流动。下面从代表性家庭的问题开始讨论。( 一) 家庭部门地区 i 具有测度为 1 的代表性家庭。该家庭在 t 期通过选择消费当地产品 cit 和外地产品 c it，劳动时间 nit，下一期的资本积累 kit +1来最大化生命周期内的效用。代表性家庭的最优化问题可以表示为:( cit，c it，nit) ( Eit) t =0 预算约束条件为:c + + k+1 ( 1 ) k = rk + wn + T( 2)Pt其中，等式左边为消费和投资支出; 右边为总的可支配收入; wit 是地区 i 的实际工资率; Pit 是地区 i 的实际价格; it 是企业分红的利润; Tit 为收入税; ( Eit ) 刻画了家庭由于企业排放污染 Eit 而遭受的效用损失( 例如健康受损) 。由于家庭并不能直接影响企业决策，因此对家庭而言污染水平 Eit 是外生的。设定家庭的效用函数为 u( cit ，c it ，nit ) = lnCti nit ，其中最终消费 Cit 是两地区商品的 CES 加总，即 Cti =1 v( cit ) v + ( 1 ) 1 v( c ti ) v1v ，其中 v， 0。记预算约束对应的拉格朗日乘子为 it 。关于本地和外地消费品、劳动供给、资本积累 cit ，c it ，nit ，kti +1 的最优决策条件可以表示为:it = 1v( cit) v1( Cit) v( 3)itpit = ( 1 ) 1v( c it) v1( Cit) v( 4)itwit = ( 5)it = Etit+1rit+1 + ( 1 ) ( 6)iPt i其中 pt =i 为两个地区的相对价格。方程( 3) 和( 4) 分别对应家庭对本地产品和外地产品的最优Pt消费; 方程( 5) 为最优劳动供给; 方程( 6) 为资本的跨期决策方程。( 二) 生产部门每个地区的生产部门均由测度为 1 的代表性企业组成。每个企业以工资 wit 雇佣劳动力 Nit，以租金 rit 租用资本 Kit 来生产最终产品 Yit。其生产函数具有标准的 Cobb-Douglas 形式: Yti = Ait ( Git ) ( Kit) ( Nit) 1 。生产函数中的 Ait 是地区 i 的全要素生产率( TFP) ，利用地区异质的生产率来刻画不同地区的经济基本面以及 GDP 增速差异。根据 Barro( 1990) ，我们将政府的公共投资 Git( 主要以基础设施形式) 引入企业生产函数，其产出弹性为 ( 0，1) 。该类生产函数形式表明基础设施能够对企业行为产生外部性进而促进其边际生产率和产出。因此，地方政府有动力通过公共投资来促进当地 GDP。为刻画企业排放和环境污染行为，根据 Annicchiarico Di Dio( 2015) 的研究，我们假设污染排放 Eit 是企业生产 Yit 的线性增函数，同时又是企业减排措施 Uit 的减函数:Eit = ( 1 Uit) Yit( 7)上述方程中，减排变量 Uit 刻画了企业投入环保设备而减少的污染排放; 0 是未投入环保设备时 ( Uit =0) 每单位产出带来的污染排放量。此外，政府对企业排污征收罚款( 或税收) f( Eit ) ，该函数为递增凸函数。参考 Annicchiarico Di Dio( 2015) 的设定，企业投入环保设备而承担的减排成本为 h( Uit，Yit) = h1( Uit) h2Yit，其中 h1 0，h2 1。企业利润可以进一步表示为:ti = Yit ritKit witNit f( Eit) h( Uit，Yti)( 8)企业通过选择最优的劳动需求 Nit 、资本需求 Kit 、减排力度 Uit 、污染排放 Eti 、产出 Yit 来最大化利润 it 。将生产函数和排污方程( 7) 代入上述利润函数，可以得到关于劳动、资本和减排的一阶条件:1 f' Eit1 Uit h( Uit，it Yti) ( 1 i) NYtiit = wit() ()Y( 9)ih( Uit，Yit) Yit = rit1 f'( Eit) ( 1 Ut) it KitY( 10)h( Ui，Yi)f'( Eit) Yit =t itUt( 11)( 9) 式刻画了企业的最优劳动需求，等式右边为边际成本工资率，左边为劳动边际收益。由 iih( Uit，Yit)于存在污染排放行为，增加一单位劳动会增加污染排放 f'( Et ) ( 1 Ut ) ，和减排支出 i ，因而降低了劳动的边际产出。( 10) 式刻画了企业的最优资本需求，等式右边为边际成本边为边际收益; 同理，污染排放的存在降低了资本的边际收益。( 11) 式刻画了企业的最优减排决策，等式左边刻画了边际收益因减排而减少的污染排放罚款支出; 等式右边刻画了为减排而增加的额外支出。( 三) 地方政府假设政府对企业排污的惩罚函数为: f( Eit ) = ( Eit ) 2，其中参数 表示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强度。地方政府的财政预算方程为:Git + Gict = f( Eit) + Tit( 12)左边为财政支出，右边为财政收入。其中 Gict是政府消费支出，假定其为外生。Git 为政府公共投资支出，该变量为地方政府财政政策工具。由于 Git 直接体现地方政府官员决策行为，官员考核机制将直接影响 Git 的决策法则。接下来，介绍在不同考核目标下的政府投资政策。首先，考虑以 GDP 绩效考核为目标的财政政策。根据前面的实证分析，假设地区 i 的公共投资以缩小地区产出增长差距为目标: = ( 1 ) + + ( gt g )( 13)YtYYt1其中， ， ， 分别是稳态下政府固定资产投资额占当年 GDP 的比例、当期以及前一期的比率。YYt Yt 1giyt = logyit 是产出增长率，( giyt gyt i) 满足:57ii1 + 2 × 1( giyt gyti 0)ifgiyt( gyt gyt ) = i0ifgyt gyti 0i( 14) gyt = 0为刻画地区间的 GDP 竞争，设定上述方程中的系数满足2 0，1 + 2 0。2 为负值表示当一个地区的 GDP 增长低于其竞争者时，当地政府会较之 GDP 增速领先时，更积极地进行公共品投资，以刺激当地经济增长。此外，假设在稳态 giyt = gyt i 时，不存在地区竞争，即 ( giyt gyt i ) = 0。事实上，上述关于地方政府的行为方程可以由一个基于地方政府的最优化问题推导出来。 接下来，把污染考虑进地方政府的绩效考核目标。此时，地方政府投资为: = ( 1 ) + + ( )( 15)YtYYt1其中，E it = Eit i Ei是污染相对于稳态水平的偏离百分比，并且( E ti E t i) 满足:E( E it E ti) =1 + 2 × 1( E it E ti 0)ifE ti E ti 0( 16)0if = 0同理，为刻画基于环境考核目标的地区间竞争，我们设定1 0，2 0。2 为负值表示当该地区污染相对于其他地区较高时( E it E t i) ，当地政府会实行更加严格的投资政策。( 四) 一般均衡P i在一般均衡下，给定价格向量rit，wit， t i ，所有经济决策者实现各自的目标最大化。各类市场Pt( 劳动、资本、商品) 均出清。具体而言，劳动力市场出清意味着 Nit = nit; 资本市场出清意味着 Kit = kit。将家庭预算约束带入市场出清条件，可以得到地区 i 的资源约束( 或地区 GDP 核算等式) 条件:cit + c ti + kit+1 ( 1 ) kit + Gti + Gict + h( Uit，Yit) = Yit( 17)其中等式左边是消费、投资和政府支出构成的总支出; 右边是总收入，等于当地的所有产出。此外， i地区贸易平衡条件意味着 c t i Pt i c it =0，该条件确定了均衡时的两地相对价格。整个模型经济的Pt动力系统由( 3) ( 12) 式、( 13) ( 14) 式或者( 15) ( 16) 式以及( 17) 式构成。四、定量分析定量分析旨在评估不同考核机制下地方政府公共投资政策对宏观经济尤其是 GDP 增长的影响。特别地，我们将定量分析当地方政府从 GDP 增长目标转向控制污染目标后对实体经济的影响。( 一) 参数校准在进行定量分析前，首先需要对模型的结构参数进行校准。模型中的一个时期对应一年。假设模型中这两个地区的经济是对称的，即有着相同的经济结构。将所有参数划分为三个子集 1、2 和3。其中1 = ， 包含了经济周期文献中标准的参数，我们可以根据相关文献来设定参数值。具体而言，根据 Song et al( 2011) ，将资本产出比 设为 0. 5，折现因子 设置为 基于前景理论( prospect theory) 以及标准的财政政策文献，我们得到公式( 13) 和下面公式( 15) 的具体证明。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由于家庭效用函数中关于污染的负效用并不会直接影响家庭和企业最优决策，因此负效用函数( Eit) 中的参数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