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征管能够发挥公司治理功用吗_.pdf

管理世界(月刊)2009年第 3 期税收征管能够发挥*公司治理功用吗？曾亚敏张俊生摘要：税收作为影响企业行为的重要外部力量，能否作为一种公司治理机制发挥抑制代理成本的作用？这是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本文首先构建了中国各地区的税收征管力度指数，而后分析税收征管力度对中国上市公司中两类代理成本（即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代理成本以及大股东与小股东的代理成本）的影响。我们发现：（）在税收征管力度强的地区，企业中管理者与股东代理成本会较弱；（）在税收征管力度强的地区，大股东会较少出现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或与上市公司发生关联交易的现象；（）股权越集中的企业出现大股东潜在侵占行为的几率会更高，但税收征管能抑制这种现象的发生；（）在税收征管力度强的地区，企业的会计收益和股东回报都会比较高。综合而言，税收征管能够作为一种外部治理机制发挥公司治理的功用。关键词：税收征管公司治理代理成本一、问题的提出传统上，公司治理机制的研究着重于董事会监督（Hermalin and Weisbach，1998）、管理者激励（Murphy，1999）、大股东监督（Shleifer and Vishny，1986）、敌意收购与代理表决权市场（Grossman and Hart，1980；Jensen，1993）、债权人监督（Diamond，1984）以及投资者法律保护（LLSV，2002）等机制。自Berle和Means（1932）首度提出“所有权与控制权相分离”的命题以来，国内外对公司治理机制的研究已有相当的广度和深度。但是，迄今的研究却忽视了另外一支重要的外部力量：税收。税是“国家或地方自治团体 运用权力对国民的强制性征收”（邓子基，1987），“是把个人资源转移给公共使用”（Aaron and Pechman，1981）。税收征收机构是国家对企业的重要监督力量之一。通过税收征稽，税务机关能对公司的财务账目进行检查。税收征管可以视作对公司运营、监控的重要外部力量。关联交易、转移定价等行为都直接受到税法的管制。因此，税收是影响企业与投资者行为及其经济后果的重要因素。虽然，已有大量的文献证明税收会显著影响企业相关利益者的行为与利益（Graham，2003），但是在现有的公司治理文献中，探究税收作用的文章却还很少。其实，Berle和Means早在1932年就已经注意到：累进税制对美国企业所有权分散特征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之后对税收的公司治理效应研究却很少出现。不过，这种情况在进入21世纪后出现了改观。以哈佛大学的Desai、芝加哥大学的Zin-gales、加拿大阿尔贝塔大学的Morck为代表的公司治理领域权威学者开始探究税收对公司治理的潜在影响。例如，Desai等（2007）在财务均衡框架内延续了Berle和Means（1932）的研究。他们的分析表明，在20世纪的美国，所得税税制对企业所有权结构产生显著影响。美国企业具有所有权结构极度分散的特点，这与税收政策有很大关系。Morck（2003）也认为，“在1935年和1936年税收改革之前美国也存在着金字塔型结构的公司，但是此后近乎绝迹 看来征收公司间股息税能解释为什么美国当前缺少金字塔型结构的企业集团，甚至交叉持股”。*本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税收的公司治理效应：理论分析与经验检验”（项目批准号：70802066）的资助。-143-税收征管能够发挥公司治理功用吗？中国上市公司研究Morck和Yeung（2005）的研究进一步显示，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比利时、法国、希腊和葡萄牙也都征收公司间的股息税，但是随着这些国家废除了该项税，金字塔型的企业集团也应运而生。Desai等（2007）则分析了企业所得税与公司治理之间的相互作用。他们发现，税收制度对管理者能够获取私利的水平有显著影响。他们以俄罗斯在普京当选2000年总统后增强税收征管作为研究背景，证实有力的税收监管有助于抑制代理成本，提高公司的市场价值。然而，上述这些研究只是对税收的公司治理效应的尝试性分析。这些研 究大多只是以单个国家（如美国、意大利、俄罗斯）在某个特殊时期的税 收政策对企业所有权结构的影响作为研究对象。最为关键的是，迄今的研究还没有回答如下两个问题：税收是否能影响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代理成本？税收能否抑制大股东对小股东的侵占，从而降低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代理成本？本文认为，要想研究一种外部力量能否发挥公司治理功用一定要探究其能否抑制代理成本。毕竟解决代理问题是公司治理的基础性内容。为此，本文以新兴市场与转型经济为代表的中国作为研究对象，构建中国各地区的税收征管力度指数，经验分析税收征管对中国上市企业中两类代理成本（即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代理成 本、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代理成本）的影响，从而从最基础的视角分析税收能否发挥公司治理作用。我们的研究发现：（1）在税收征管力度强的地区，企业中管理者与股东代理成本会较弱；（2）在税收征管力度强的地区，大股东会较少出现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或与上市公司发生关联交易的现象；（3）股权越集中的企业出现大股东潜在侵占行为的几率会更高，但税收征管能抑制这种几率的发生；（4）在税收征管力度强的地区，企业的会计收益和股东回报都会比较高。综合而言，税收征管能够作为一种外部治理机制发挥公司治理的功用。本文的贡献在于：第一，从经验研究的角度分析了税收对两类代理成本的作用，这是之前的研究都没有涉及的。迄今有关税收的公司治理作用的研究大多关注于税收是如何影响所有权结构的，即便是Desai等（2007）也没有区分股东与管理者的代理成本、控股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代理成本，而这两类代理成本正是新兴市场与转型经济中的企业需要更多关注的内容。第二，本文构建了中国各地区的税收征管力度指数，从而为经验验证税收的公司治理作用提供了基础。这种做法在国内外研究中也是首次使用。本文的余下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我们将以理论分析为基础推演出相应的经验研究假设；第三部分介绍本文经验研究的研究设计以及使用的核心变量的度量方法；第四部分是根据第三部分的研究设计对第二部分的研究假 设的验证结果的列示与讨论；最后一部分是本文的结论。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现代企业理论认为，股东是企业的所有者，他们承担着剩余风险，因而享有剩余索取权。但是根据Berle-Means命题，在大型公众公司中所有权与控制权是相互分离的，股东与管理者之间形成的是委托代理关系。在这一委托代理关系中，作为委托人的股东总是希望作为代理人的管理者能够从股东利益最大化出发来管理公司。但是由于管理者本身具有道德风险问题（Holmstrom，1979），而且股东与管理者之间又存在信息不对称，因此必须要通过一定的控制机制来对管理者进行监督和约束。传统上，监督和约束管理者的机制可归纳为内部控制机制和外部控制机制两大类。其中，内部控制机制又着重于董事会监督、所有权结构及管理者激励；而外部控制机制则包括接管威胁、代理表决权争夺、债权人监督、产品市场竞争等机制。近年来，公司治理研究领域开始关注税收能否发挥公司治理的作用。这是因为，税收是能够对企业行为发生重要影响的一种外部力量，税收是政府对企业创造收益的强制性分享，从这个角度来看，政府可被视作一种特殊类型的“股东”（Desai et al.，2007）。而且与其他的利益分享者不同，税收具有强力的特点，且这种强力得到法律上的支持。例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第五十四条规定税务机关有权进行下列税务检查：检查纳税人的账簿、记账凭证、报表和有关资料；到纳税人的生产、经营场所和货物存放地检查纳税人应纳税的商品、货物或者其他财产；到车站、码头、机场、邮政企业及其分支机构检查纳税人托运、邮寄应纳税商品、货物或者其他 财产的有关单据、凭证和有关资料。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第三章详细规定了九条“账簿、凭证管理”的内容。第八十六条也明确规定税务机关“可以将纳-144-管理世界(月刊)2009年第 3 期税人、扣缴义务人以前会计年度的账簿、记账凭证、报表和其他有关资料调回税务机关检查”。从上可以看出通过税收征管，税务机关能对公司的财务账目进行检查。因此，税收征管可以视作对公司运营、监控的重要外部力量。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同时由于其强有力的地位，税务机关作为政府税收征管的执行单位，它们有潜在的能力去监督任何危害税源的行为。在这种外部力量存在的情况下，企业的管理层对股东利益的侵占，如转移资产、窃取资源就可能受到抑制。而且，企业缴纳税收的多少是与税率及企业的经营成果存在正相关性的。在一定期间内，企业的税率基本保持稳定，因此企业缴纳税收的多少主要取决于经营成果。地方税务机关每一年都有税收预算，为了完成预算税务机关会在一定条件下抑制管理者滥用资源行为。从而间接上起到监督管理者的作用。因此，本文有第一个研究假设。假设1：税收征管力度的增强有助于降低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自LLSV系列研究之后，学术界开始意识到在现代的公司中，除了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之外，大股东与小股东也存在着显著的代理关系。在新兴市场中后者可能更为重要。在股权集中的公司中，控股股东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侵害小股东的利益。例如，它们可以通过关联交易的方式以优惠的价格向公司销售资产、商品或服务从而套取现金，它们可以将资产从上市企业转移到其他控股下的企业等等（Cheung et al.，2006）。中国上市企业股权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所有权结构的高度集中，几个控股股东可以有效地控制企业所有权，在投资者保护正处在完善阶段的中国，控股股东经常会通过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关联交易的方式侵占小股东的利益（李增泉等，2004；姜国华、岳衡，2005）。从而完成所谓的“掏空”（Johnson et al.，2000）。税收作为 一种对企业现金流量权强制性征收的外部力量，大股东的“掏空”行为势必会影响到税收当局的税收收入。从税收当局的经济利益角度出发，税务机关会在税收征管中抑制大股东对企业的掏空行为，维持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促使企业成为稳定的税收来源。例如，税收征收管理法 第三十六条及 税收征收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第五十一条都明确对关联企业与关联交易行为进行了界定与约束，所谓关联企业“是指有下列关系之一的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一）在资金、经营、购销等方面，存在直接或者间接的拥有或者控制关系；（二）直接或者间接地同为第三者所拥有或者控制；（三）在利益上具有相关联的其他关系”。并且要求：“纳税人有义务就其与关联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向当地税务机关提供有关的价格、费用标准等资料”，“纳税人可以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与其关联企业之间业务往来的定价原则和计算方法，主管税务机关审核、批准后，与纳税人预先约定有关定价事项，监督纳税人执行”。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税收征管可能会间接地抑制控股股东的控制权私利。此外，中国的上市企业往往是一个地区政绩工程的一部分，反映了当地经济活力的一个指标。税务机关作为政府的一个核心部门，更有动力去监督企业的经营行为，从而间接地起到公司治理机制的作用。在这种背景下，控股股东对小股东的侵占的成本就会增加，根据经 济人假说，控股股东侵占 小股东的潜在行为就会相应降低。为此，本文有第二个和第三个研究假设。假设2：税收征管力度越强的地区，大股东对小股东的潜在侵占行为就越少。假设3：股权越集中的企业越可能出现大股东侵占小股东的行为，但税收征管能抑制这种行为的发生。Desai等（2007）的模型显示，税收征管力度的增强会使股东财富会减少，但同时可降低内部人对股东利益的侵占。如果前者在数量上少于后者，那么对企业的股东来说，税收征管力度的增强对股东还是有利的。从长远来看，有力的税收征管将有助于抑制大股东对小股东的侵占，管理者对股东的侵占，完善的公司治理将有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虽然，严格的税收征管在短期来看会减少股东的财富，但从税收带来 的监管效应来看，税收间接发挥了保护产权的作用，这一方面可以为股东带来稳定的现金流量，另一方面可以增进投资者对资本市场的信心，从而提高市场的流动性，进而 给股东带来长久性的收益。为此，本文有第四个研究假设。假设4：在税收征管力度越强的地区，企业的价值就越高。三、核心变量度量与样本选取（一）核心变量的度量经验研究的基本目的是为了验证理论，要达到这个目的，经验研究中的变量度量就是十分关键的-145-税收征管能够发挥公司治理功用吗？中国上市公司研究内容。这一部分将分别介绍本文研究中为了验证上述的研究假设而需要使用的几个核心性变量。业偷漏税的初衷与动力都是一样的，由于税法大体一致，因此通过税收执法查补的收入占当年当地税收的比例就可以间接反映当地执行税法力度的判定依据。我们通过手工翻阅 中国税务年鉴 的方式获取此方面的数据。1.税收征管力度的度量要从实证的角 度研究税务机关能否通过税收征管抑制大股东侵占问题以及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代理问题，关键是对税收征管力度的测度。迄今为止的文献还没有在此方面做类似的研究。为此，本文的研究是属于尝试性的研究。我们拟采用如下两种方法来度量税收征管力度。方法一：通过财政学中的税收努力指标来间接反映一个地区的税收征管力度。税收努力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使税收能力转化为实际税收收入的过程中所做的努力程度,或者说是税收能力被利用的程度,它等于实际税收负担比率与估计的税收负担比率之差。本研究首先建立回归模型以获得税收负担比率的估计值,进而将其与实际税收负担比率进行比较,获得各个地区的税收努力指数,数值越大说明该地区税收努力程度越高。由于税收负担比率与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密切相关，因此本 研 究 借 鉴Lotz和Morss（1967），Chelliah等（1975）以及Mertens（2003）等的方法,将税收负担比率的估计模型设定为：2.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代理成本度量虽然有大量的文献研究了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但是对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代理成本的度量却要少得多。在经验研究上，对代理成本进行度量肇始于Ang等（2000）对代理 成本与所有权结构之间关系的研究。后来有相当数量的文章借 鉴 他 们 的 方 法，如Singh和Davidson（2003）、Fleming等（2005）。本文对代理成本的度量也借鉴他们的方法，即采用管理费用率这个指标。管理费用率等于管理费用除以主营业务收入。之所以选用管理费用率是因为在各项费用中，最庞杂的莫过于管理费用，管理效率低下、管理层在职消 费等滥用资金的行为都有可能在这类费用上有所体现。这些费用的多少反映了管理者在支配公司资源上的自由处置权的大小，包括管理者用于办公室建造与豪华装修、高档汽车及其他类似享乐设备上的费用以及其他各种名目的在职消费。管理费用覆盖面广，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对公司代理成本问题的影响较大。为了横向比较，本文采用相对指标，即用管理费用除以其中，Tit表示第i个地区在时期t的税收 收入（用各地的国税收入加上地税收入），Yit表示第i个地区在时期t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表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取对数），IND_1和IND_2分别表示第一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和 第二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而后，用实际税收负担比率Tit/Yit与模型估计出的税收负担比率度（用TE1表示），即：之差来度量税收征管力主营业务收入。该比率越高，说明一个公司的管理效率越低或管理者用于自身消费的相对费用越多，公司的代理成本也可能就越高。本文用MSAC表示管理者与股东之间的代理成本，具体公式如下：（4）MSAC=管理费用/主营业务收入3.大股东对小股东潜在侵占行为的度量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是新型市场与转型经济中的中国企业普遍存在的问题。为了反映大股东对小股东的潜在侵占行为，本文拟采用如下两个指标。第一，大股东对上市企业的资金占用额（用符号LSEB1表示）。中国上市企业的大股东经方法二：用各地每年税务当局查补税收收入占该地区当年税收收入的比重反映。这个指标用TE2表示。在具体计算时，用如下公式：常通过占用上市企业资金的方式侵占小股东的利益。为此，2005年10月国务院下发了 国务院批转证监会关于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意见的通知，其中专门涉及要清理大股东对上市企业资金占用的问题。而后，中国证监会于2006年11月又发布了 进一步做好清理大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工作的通知。其目的就是要清除这种潜在的侵占行为。在学术研究方面，李增泉等（2004）、姜国华和岳衡TE2=Iit/Tit（3）其中，Iit表示地区i的税务局（包括国税局和地税局）在时间t对本地企业查补的收入额，Tit表示第i个地区在时期t的税收收入（用各地的国税收入加上地税收入）。这个指标应用的一个假设是：各地企-146-管理世界(月刊)2009年第 3 期（2005）、叶康涛等（2007）都发现：控股股东占用的资金额与上市企业的股票收益之间显著负相关。为此，本文将大股东对上市企业是否发生资金占用（用0，1哑变量表示）以及占用额的绝对值当作大股东对小股东潜在侵占行为的一个指标。第二个指标是大股东与上市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额（用符号LSEB2表示）。企业的交易因为对象的不同可以区分为关联交易和非关联交易。关联交易本是企业与关联方之间的经济业务往来，但是在中国上市企业中，关联交易正成为大股东侵占小股东利益的一种手段。Cheung等（2006）、Berkman等（2008）都证实了这一点。为此，本文将大股东与上市企业之间是否发生关联交易（用0，1哑变量表示）以及发生额的绝对值当作大股东对小股东潜在侵占行为的另外一个指标。确地反映结果，本文将西藏自治区的样本剔除。由于西藏的上市企业迄今只有8家，只占上市公司总数的很少一部分，因此应该不会影响到本文的结果。此外，大连、厦门、深圳、宁波、青岛5个城市的税收与所在省份是独立征收的。为此本文单独将它们从辽宁、福建、广东、浙江和山东五省中独立出来。因此，公司样本分布在35个地区中。有关税收的数据来自于中国税务年鉴，我们通过手工收集计算而得。四、假设检验过程与结果讨论在这一部分，我们将针对第二部分提出的4个研究假设分别进行实证研究设计与研究结果的讨论。这是本文的核心内容，根据以下的研究结果我们能判定初始设置的4个研究假设有哪些成立，哪些被否定，从而对目前税收的公司治理效应有一个经验上的判断。4.股权集中程度的度量在经济学文献中，对股权集中度的度量传统上使用的是Herfindahl指数。本文延续这一做法，在具体度量每家公司股权结构的Herfindahl指数时，本文使用如下公式：（一）税收征管与股东管理者之间的代理成本在假设1中，我们提出：税收征管力度的增强有助于降低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股东与管理者之间委托代理问题的直接体现就是代理成本，如果在税收征管力度较强的地区的企业中的代理成本较低，那么这个假设就可以得到验证。基于这其中，Si表示第i大股东的持股比例，本文使用的是前5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平方之和的方法度量Herfindahl指数。可以看出，这个指数越大表示企业的股权集中程度越高。个思路，我们设置如下的计量模型：MSACit=+1TEit+it（6）其中，MSACit表示第i家公司在时间t的股东与管理者之间代理成本的表征量，本文用管理费用率表示；TEit表示公司i在时间t所处的地区的税收征管力度指数。如果回归模型的1的估计值显著为负值的话，那么就意味着在税收征管越强的地区，企业中的股东与管理者的代理成本越小，税收就很有可能发挥了公司治理机制的作用。当然，上述这个一元线性模型的结果没有考虑其他因素对股东与管理者之间代理成本的影响。因此，为了使研究结果更为可靠，必须加入相应的控制变量。我们认为，对管理者与股东之间代理成本最为直接的影响就是现有认为的传统公司治理机制，如董事会、管理者激励、大股东持股、债权人监督等等。为了反映这些因素的影响，我们构建如下模型：5.企业业绩的度量在企业业绩的度量方面，我们依据传统的做法用会计业绩指标和市场业绩指标两个指标。会计业绩指标选取的是净资产收益率ROEit。市场业绩指标选用的是CARit。CARit为公司i第t年的年度超额回报，计算公式为公司年度回报率（包含分红）减去市值加权平均的市场年度回报率（考虑到股利）。市场业绩可以反映股东在某段时间的回报。（二）样本与数据来源本文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作为样本，并剔除金融类企业。此外，样本公司还删除所有被特别处理的企业。样本选取期间是20022006年。有关企业财务特征、公司治理特征的相关数据来自WIND资讯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提供的色诺芬数据库。由于中国的西藏自治区只征收国税而免除企业的地税，这样使得统计口径存在差异，为了更准其中，IDit表示在时间t公司i的董事会构成中-147-税收征管能够发挥公司治理功用吗？中国上市公司研究独立董事的比例，这是因为现代公司治理文献十分强调独立董事的作用，认为独立董事出于个人声誉的考虑能抑制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代理成本（Fama and Jensen，1983）；MIit表示在时间t公司i的管理者激励所受的股权激励，这是因为经济学文献认为通过给与管理者股权激励，可以使管理者与股东的利益趋向一致，从而降低两者之间的代理成本（Murphy，1999），具体度量时本文使用管理层获得的股权激励数量除以公司的总股数；HER-了不同的年份，因此需要在模型中加入时间因素的控制变量YEAR，由于样本包含了20022006年5个年度，因此需要加入4个（0，1）哑变量。在中国，企业的性质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国有企业、私营企业、集体企业中的公司治理问题会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为了使结果稳健，本文还加入了企业性质的控制变量CSit。CSit表示企业i在第t年的企业性质。本文按照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类型加以分类，WIND咨询数据库提供的数据将我国上市企业分为大学、地方国有企业、地方国资委、地方政府、个人、国资委、集体企业、境外企业、职工持股会、中央国家机关、中央国有企业以及其他等共计12类。由于行业、年份、企业性质的因素太多，受篇幅的限制未能将每项的回归结果都列在表中。表1列示的是回归结果。表1的中1和3回归结果是一元回归结果，从中可以看出，无论是用TE1还是TE2表示的税收征管力度都显著地与股东管理者之间的代理成本表征量MSAC负相关，而且无论在经济意义上与统计意义上都十分显著。从中我们似乎可以得出结论：有力的税收征管有助于抑制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代理成本。这样的结果在模型加入控制变量之后仍然成立（见2和4）。这意味着，本文在第二部分提出的假设1得到了经验证据上的支持。Fit表示 在时 间t公司i的前5位大股东的股权集中度的Herfendal指数，用这 个 指 标 反 映 大 股 东 的 监 督 作 用（Shleifer and Vishny，1986）。DEBTit表示在时间t公司i的负债率，用这个指标 反 映 负 债 的 监 督 作 用（Jensen，1993）。INDit是用（0，1）哑变量表示的公司所处的行业，用以控制行业因素效应。本文使用的是中国证监会的行业分类法。此外，由于本文的研究跨越表 税收征管与股东管理者之间的代理成本关系的回归结果（二）税收征管与大股东潜在侵占行为在假设2中，我们提出：税收征管力度越强的地区，大股东慑于税收征管部门的监察，从其成本 效益的角度出发，大股东对小股东的潜在侵占行为就越少。为了反映大股东潜在的侵占行为，我们使用大股东对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以及大股东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作为大股东对小股东潜在侵占行为的表征量。图1和图2是20022006年大股东对上市公司资金占用以及与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情况的图示。其中，图1反映的是各年有多少比例的公司存在大股东占用资金情况或与大股东发生关联交易行为。从图中描绘的趋势可以看出，大股东对上市公司占款的情况出现了明显的下降，从2002年的38.8%下降到2006年的12.3%。这种趋势的出现明显是与中国证券市场的监管机构在这一期间陆续推出措施抑制大股东占用资金行为有关。那些没有清查大股东占用资金的上市公司会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与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网站上被列示为不诚信企业。但同时我们也能看到，注：括号中是回归系数的t值，*表示在1%水平显著，*表示在5%水平显著，*表示在10%水平显著。TE是税收征管力度指标，其中TE1是用税收努力模型估计出的残差表示税收征管力度，TE1是用各地区各年查补税收额除以当年税收总额表示；ID、MI、HERF、DEBT、IND、YEAR、CS是控制变量，分别表示董事会中独立董事的比例、管理者层持股比例、公司前五位大股东持股的Herfindahl指数、公司负债率、行业变量、年份变量、企业类型变量。-148-管理世界(月刊)2009年第 3 期上市企业与大股东发生关联交易的行为却在2002大股东潜在侵占行为就会减少。这意味着税收作为一种国家强制性行为，在征收的过程中能间接地发挥遏制大股东与小股东代理之间代理问题的作用。作为代理人的大股东慑于税收征管的压力而降低与上市公司之间的某些不透明行为。2006年出现了大幅度的提高，从2002年的11.3%提升到2006年的37.6%。两者综合来看，说明中国上市企业中与大股东发生的潜在侵占行为仍有很大的比例。图2反映的是20022006年间，大股东对上市企业资金占用及关联交易的金额情况（平均值）。这两项指标在这个期间整体上都呈现出大幅度上升的趋势。为了观察中国35个税收征管地区中的上市公司中各有多大比例的公司存在大股东潜在侵占行为。我们首先计算各地区的RATIOjt这个指标。（三）股权集中度、税收征管力度与大股东潜在侵占行为在假设3中，本文提到大股东潜在侵占行为会与上市企业的股权集中度正向相关。即股权越集中的企业出现大股东潜在侵占行为的可能性越高。同时由于税收征管监督作用的存在，这种相关性会下降。为了验证这个假设，本文构建如下模型：RATIOjt表示第j个地区中有多大比例的公司存在大股东潜在侵占行为。它等于该地区存在大股东潜在侵占行为的公司数除以该地区上市公司总数。图3和图4分别表示的是RATIO与两个税收征管力度指标的关系。每个图都以35个地区的税收征管力度作为横轴，各地区中存在大股东潜在侵占行为的公司比例作为纵轴。每个图中还显示出了回归趋势线。从趋势线的纵向来看，RATIO与两个税收征管力度指标都存在着反向的关系。在经济意义上这意味着随着税收征管力度的增强，一个地区出现大股东潜在侵占行为的公司会减少。当然，散点图只能直观地观察RATIO与TE的大概关系。为了能更准确地反映二者之间的联系，我们构建了如下简单的一元回归模型：LSEBit=+1HERFit+2HERFitTEit+3IDit+4MIit+5DEBTit+?INDit+?YEARk（9）+?CSit+it,（k=1,4）其中，LSEBit表示时间t公司i的大股东出现的潜在 侵占行为，这个指标本文选用的是（0，1，2）变量。其中0表示公司既没有出现大股东占款也没有出现与大股东的关联交易，1表示公司出现了大股东占款或者与大股东的关联交易，而2表示公司既出现了大股东占用资金的现象也出现了与大股东的关联交易行为。HERFit表示公司i在时间t的前五位大股东的股权Herfendahl指数。如果回归估计系数1显著为正值，那么就意味着大股东潜在侵占行为会与上市企业的股权集中度正向相关。交乘项RATIOjt=+1TEjt+it（8）其中，RATIOjt表示在时间t第j个地区中有多大比例的公司存在大股东潜在侵占行为。TEjt表示在时间t在第j个地区的税收征管力度。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回归结果进一步验证了RATIO与两个税收征管力度指标都存在着反向的关系。而且与TE1在统计意义上能在5%水平显著。即便是TE1的统计t值也能达到-1.314，在这个模型中能在20%水平显著。综合来看，税收征管力度越强的地区，企业出现HERFitTEit用以反映税收征管力度对股权集中度与大股东潜在侵占行为之间关系的作用。如果回归估计系数2显著为负值，那么就意味着税收征管力度有助于抑制大股东对上市企业的潜在侵占行为。同样，在模型中还需要加入控制变量。叶康涛、陆正飞和张志华（2007）证实，独立董事 能够抑制大-149-税收征管能够发挥公司治理功用吗？中国上市公司研究股东的占用资金行为，为此本文加入的第一个控制变量是独立董事变量IDit，IDit表示在时间t公司i的董事会构成中独立董事的比例。本文认为，给与管理者的股权激励将赋予了管理者股东的地位，这类股东与其他小股东不同，他们掌握着重要的经营权，如果大股东出现侵占上市公司的行为，掌握公司较多股权的股东可能会强烈地反对。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企业的管理者 很多是由大股东任命的，他们能够抑制大股东的侵占行为是一个需要实证检验的问 题，为此，本文将管理者激励MIit作为第二个控制变量，具体度量时本文使用管理层获得的股权激励数量除以公司的总股数。在传统的文献中，负债被认为是能够约束管理者行为的一种外在力量，本文认为这种力量同样可能发挥在约束大股东占用上。这是因为，如果企业的大股东侵占上市企业的利益，这将会使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负债代理问题更为突出，因此债权 人有动力去监督大股东，为此本文加 入第三个控制变量DEBTit，DEBTit表示在时间t公司i的负债率。与等式（7）一样，在等式（9）中也将行业INDit、年份YEARk以及企业性质CSit当作控制变量。表3列示出的是等式（9）的回归估计结果。从表 股权集中度、税收征管与大股东潜在侵占行为回归结果可能反映出了税收监管对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代理成本的抑制。（四）税收征管力度与企业业绩在假设4中，本文提 出：在税收征管力度越强的地区，由于税收充当了公司治理机制的作用，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代理成本以及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代理成本都可以得到抑制，因此，企业的价值相应会越高。为了验证这个假设，我们构建如下模型：其中，Perfit表示企业的业绩，从经济学文献来看，度量 企业业绩的方法通常使用的是两大类指标：经营业绩与市场业绩（或者称作金融业绩）。经营业绩一般使用会计数据来度量，而市场业绩一般使用股票收益来度量。为此，本文用净资产收益率ROEit来表示企业的经营业绩，用企业股票年度的超常收益率CARit表示企业的市场业绩。模型（10）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观察税收征管力度TE是否能对企业两类业绩进行解释。如果能够发现TE的回归估计系数1为正值，且在统计上显著，那么就意味着税收征管对企业经营业绩与市 场业绩具有积极效应。当然，模型验证中必须加入控制变量。从先前的文献来看，影响企业的因素太多太多，选哪些因素作为控制变量的确是个难题。为此，本文采用的方式是将控制变量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一 般性财务指标，如企业的规模（SIZE）和负债率（DEBT），这是因为这两个指标被广泛地证实与企业业绩相关；第二类，治理指标，如大股 东股权集中度（HERF）、独立董事比例（ID）、管理者激励（MI），假如它们是因为本文研究的内容是税收征管能否发挥控制机制，那么必须将传统上主要的控制机制的影响控制住；第三类，就是行业（IND）、年份（YEAR）与企业性质等控制变量。表4是税收征管力度与会计收益之间、股东超额回报之间关系的回归结果。从回归结果来看，两个税收征管力度指标TE1和TE2都与企业经营业绩的会计指标正相关。而且无论在经济意义上还是统计意义上这种正相关关系都十分显著。这意味着在税收征管力度越强的地区，企业的经营业绩也就越好。同样，两项税收征管指标都能正向解释股东的模型1和2的结果来看，HERF这个指标的估计系数都显著大于零。无论是在经济意义上还是统计意义上都很显著。这证实了假设2的前半部分内容，即在股权集中度越高的企业中出现大股东潜在侵占行为的可能性越高。而交乘项HER-FTE的估计 系数在模型1和模型2中都是注：括号中是回归系数的t值，*表示在1%水平显著，*表示在5%水平显著，*表示在10%水 平 显著。TE是税收征管 力度指标，其中TE1是用税收努力模型估计出的残差表示税收征管力度，TE1是用各地区各年查补税收额除以当年税收总额表示；ID、MI、HERF、DEBT、IND、YEAR、CS是控制变量，分别 表示董事会中独立董事的比例、管理者层持股比例、公司前五位大股东持股的Herfindahl指数、公司负债率、行业变量、年份变量、企业类型变量。负数，且在模型1中在统 计 意 义 上 能 达 到10%水平的显著。这意味着税收征管力度越强越能有效地抑制股权 集 中 度大 股 东 潜在侵占行为之间的关系。在经济学层面，这-150-管理世界(月刊)2009年第 3 期超额回报，而且能在统计意义上显著。这表示，税收征管力度强虽然可能会使企业在税收上多支出一些，但是在股东看来这部分支出是为了缓解管理者与 股东之间、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代理成本而付出的代价，这部分代价获得的收益要高于税收成本。整体而言，税收征管力度的增强有利于企业价值的提升。机制的出现是一种自发性的安排，企业委托代理关系中的核心利益体（如管理者、大股东等）会在不同的税收环境中权衡成本与利益，进而实施不同行为。在税收征管力度强的地区，税务机关对企业的监督会更严格。管理者侵占股东利益的行为或大股东侵占小股东利益的行为会增加管理者或大股东的潜在成本，从而会抑制这些行为的出现。本文以20022006年中国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首先构建了中国各地区的税收征管力度指数，而后分析税收征管力度对中国上市公司中两类代理成本（即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代理成本以及大股东与小股东的代理成本）的影响。我们发现：（1）在税收征管力度强的地区，企业中管理者与股东代理成本会较弱；（2）在税收征管力度强的地区，大股东会较少出现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或与上市公司发生关联交易的现象；（3）股权越集中的企业出现大股东潜在侵占行为的几率会更高，但税收征管能抑制几率；（4）在税收征管力度强的地区，企业的会计收益和股东回报都会比较高。综合而言，税收征管能在抑制上市公司中的两类代理问题中发挥积极作用。这意味着转型经济中企业的公司治理力量的构建应该是多维的。除了传统的以董事会为中心的内部控制、以接管市场为代表的外部控制机制之外，政府经济部门的力量也可以充当重要的公司治理机制。税收征管力度的增强会起到保护产权的作用。五、结论税收是影响企业行为的重要力量。但是长期以来税收能否起到公司治理的功用却是学术界与实务界都鲜为关注的问题。国家对企业利润的分享主要是通过税收的形式实现的，国家的税务征管部门在税收征管过程中能对企业发生的行为进行监控，因此从理论上讲，税收可以作为公司治理的一种潜在的外部机制。这种表 税收征管与企业业绩之间关系的回归结果（作者单位：曾亚敏，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张俊生，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院；责任编辑：尚增健）参考文献（1）邓子基：比较财政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2）李增泉、孙铮、王志伟：“掏空”与所有权安排 据，会计研究，2004年第12期。（3）姜国华、岳衡：大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与上市公司股票回报率关系的研究，管理世界，2005年第9期。（4）叶康涛、陆正飞、张志华：独立董事能否抑制大股东的“掏空”，经济研究，2007年第4期。（5）Aaron,H.,Pechman,J.,1981,How Taxes Affect Economics Behavior,TheBrookings Institution.（6）Ang,J.,Core,R.,Lin,J.,2000,“Agency Cost and Ownership Structure”,Jour-nal of Finance,55,pp.81106.（7）Berle,A.,Jr.Means,G.,1932,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Macmillan,New York).（8）Berkman,H.,Cole,R.A.,Fu,L.J.,2008,“Expropriation Through Loan Guar-antees to Related Parties:Evidence from China”,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