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互市”法律制度探析.pdf

年月第卷第期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唐代“互市 法律制度探析李叶宏，惠建利（西安邮电学院信息与管理工程系，陕西西安；陕西师范大学法学院，陕西西安）摘 要唐朝政府很重视对外贸易中的“互市”，为其顺利发展积极创造条件。唐代“互市”法律作为中国古代对外贸易法律的一部分已经较为完善，其对于互市组织、互市场所、互市形式、互市程序、禁止互市的商品等都有明确规定。唐代互市贸易法律具有明显的国家干预色彩，主要是互市贸易管理法律，其构成以成文法为主，另有一部分贸易惯例。关键词唐代；互市；法律中图分类号文献标志码文章编号（）一唐朝初年，时局不稳，东突厥横行北方，西突厥控制了西域，使得西北贸易之路一度不畅。唐初贫弱，只能委曲求全，赠送女子玉帛给东突厥权贵，以换取边境的短期安宁。此后唐朝政府初定四方，通过外交手段离间东突厥颉利可汗与突利可汗的关系，之后又采取利益诱惑（丝绸的赠送与赏赐）结好西突厥，孤立东突厥。但局势并未有太大好转，高昌王文泰在西突厥的支持下拦劫商旅使臣，西北贸易之路依然不顺。唐朝统治者并未气馁，使军队取道天山南路，平定西突厥，设置都督府、州、县等军政机构，创造了有利的贸易环境。开辟和维护了“朝天至尊道”、“迹路”，为中外贸易的畅通奠定了地理上的基础。此外，为了保证西北贸易道路畅通和加强对贸易的管理，唐朝政府在交通要道设立了很多驿馆，供给过路官员、商人与牲畜食宿，还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中外贸易的法律。通过以上努力，波斯、印度等国商人蜂拥而至，唐朝商贸活动一派繁荣。一、唐代丝绸之路贸易中的“互市”所谓“互市”，是指我国古代西北地区存在的商品贸易活动。唐朝的对外贸易分陆路贸易与海路贸易两部分，陆路贸易主要是与西北少数民族和中西亚诸政权进行互市，这也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互市。早在远古时代，中原就与西方诸民族存在交通联系。此后的漫漫岁月，持续性或间歇性的中西方贸易活动一直存在。到了唐代，随着经济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这种互市活动日益成熟化和规模化。当时中原境内最重要的贸易中心有长安、洛阳、敦煌、于阗、龟兹、疏勒、轮台等城市。初唐重臣魏征在言及当时贸易的繁荣景象时曾指出：“夫美玉明珠，孔翠犀象，大宛之马，西旅之獒，或无足也，或无情也，生于八荒之表，途遥万里之外，重译人贡，道路不绝者，何哉？盖由乎中国之所好也。”韩愈亦云：“蛮胡贾人，舶交海中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国，不可胜用。”这里显然说的都是唐代商贸活动的盛况。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在唐初，“时回纥有助收西京功，代宗厚遇之，与中国（唐朝）婚姻，岁送马十万匹，酬以缣帛百余万匹。”继此之后，“又使于土谷浑，与敦和好，于是土谷浑主伏允请与中国互市”。唐朝派广德郡公李安远到青海地区，与土谷浑可汗伏允达成互市协议。此后土谷浑的大量牲收稿日期作者简介李叶宏（一），男，陕西吴堡人，西安邮电学院信息与管理工程系讲师，西安交通大学法学院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法理学、国际经济法。定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期畜被交换至内地，满足了中原军事与农事的需要。当时党项马很有名气，元稹估客乐诗云：“求珠驾沧海，采玉上荆衡，北买党项马，西擒吐蕃鹦。”由于唐朝军事上极为需要，再加上许多中原富商的偏爱，所以对党项马的需求很大。同时党项族需要中原丝帛等生活用品以及更为重要的军用物资，不难看出互市贸易对于双方而言是双赢的选择。文宗太和年问（年），党项曾“畏唐兵精，则以善马购美铠，善羊贸弓矢。”订为获取党项马，唐朝政府下令边镇与党项进行绢马贸易。“绢马贸易”也是唐朝与回纥经济联系的重要标志。回鹘人和粟特商人在庭州、弓月和碎叶之间的天山北道频繁往来，除与中原直接贸易之外，还在中国与阿拉伯之间充当中介商或中转商角色，从中渔利。粟特人以善于经商闻名天下，他们既在回纥境内经商，也经常由回鹘进入长安。唐代法律允许外国商人在中国内地开设店铺，直接或间接从事商业活动，保证和维护蕃商在唐朝境内的合法权益。在留居长安的名回鹘人中，相当一部分是“所辅以强者群胡耳”的中亚细亚各国商人。当时西方各国贡使及其随从，除了正宗贡物之外，往往假公济私，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携带许多货物进行贸易，以饱私囊。不仅如此，去往西域的中原朝臣，也常常私携货物，“异时使者多私赍，以市马规利人”。互市中欺诈与陷阱时时存在，为了规范互市活动，强化政府对互市的管理，唐朝政府先后制定了大量法律。二、唐代“互市”的基本法律总体而言，唐代对外贸易的立法略显滞后于繁盛的对外贸易现状，这并不奇怪，因为立法往往具有滞后性。这些法律比较分散，不具有系绕 生，但其远远超越前朝之规定，在当时很有现实意义，颇值得深入探究。关于互市的组织 对于边境地区的贸易，法令规定由唐朝政府统一组织，唐六典卷“诸市互监”云：“汉、魏以降，缘边郡国皆有互市，与夷狄交易，置其物产也。并郡县主之，而不别置官吏。”不难看出政府权力对于边境贸易的紧密控制。隋朝在边州设交市监管理互市，是中央派出机构。唐朝沿用隋制，继续设互市监掌管陆路贸易，太宗贞观六年（年），改隋交市监为互市监。武则天垂拱元年（年），曾经一度改称为“通市监”，但是不久又恢复为“互市监”。唐六典卷载：“诸互市监各掌诸蕃交易之事。”明确了互市监的职能是掌管外商贸易。“诸互市监监各一人，从六品下；丞一人，正八品下。”互市监的品级相对于隋代大大提高。“金部郎中员外郎，掌库藏出纳之节、金宝财货之用、权衡度量之制，皆总其文籍而颁其节制。”可知金部司同太府寺皆掌管财政大权，核定度量衡，享有一定的立法权。大唐六典又载金部郎中、员外郎的职责之一为“凡有互市，皆为之节制。”其下注解：“诸官私互市，唯得用帛练、蕃彩，自外并不得交易。其官市者，两分练，一分蕃彩，若蕃人须籴粮食者，监司斟酌须数，与州司相知，听百姓将物就互市所交易。”肯定了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帛练、蕃彩的货币功能，外商买卖粮食，应当受监司监督，并须告知州司。关于如何进行互市 对于如何进行互市，律令也有规定。唐令拾遗载：“诸外藩与缘边互市，皆令互官司检校，其市四面穿堑，及立篱院，遣人守门。市易之日卯后，各将货物畜产，俱赴市所，官司先与藩人对定物价，然后交易。”可见唐朝互市场所都是全封闭的，专人负责把守，从当日凌晨开始进行交易，交易之前先要接受官方对货物的定价。互市时问大概每年一次，开元十五年（年）九月，唐朝同意与突厥在西受降城互市，“每岁赍缣帛数十万匹就市戎马，以助军旅。”唐政府出于军事需要，用缣帛交换马匹。从现有史料看，官方互市也往往接受先前惯例约束。如玄宗敕突厥可汗书云：“敕儿可汗，比来和市，常有限约，承前马数不过数千，朕以一年再市，旧无此法，遂乃不依处分，驱马直来，无礼无信，是何道理？”这一时期唐朝政府财政吃紧，大规模互市贸易已经难以承受，埋怨突厥所带马匹数量过多。在另一封敕突厥可汗书中也说：“去岁（开元二十八年，年）将马，其数倍多，又有诸蕃马来，亦是儿所发遣。往者先可汗在日，每年约马不过三四千匹，马既无多，物亦易办，此度所纳，前后一万四千此后将马来纳，必不可多，还如先可汗时，约有定准，来使交易。”可见官方互市大约是每年一次，再次表达李叶宏等：唐代“互市”法律制度探析对突厥马匹过多的不满，而且提醒以后双方互市应提前约定贸易规模。关于互市的其他相关问题（）关于互市的统一度量衡制度。为保证交易公平，市场上统一度量衡制度。允许私制度量衡器具，但要经政府核校、盖印后才能使用。关市令：“斛斗称度等，所司每年量校，印署充用。”时间为每年八月份。私制的度量衡器具不合规格在市场使用的，笞五十。合乎规格但未经官府盖印者，笞四十。如给他人造成损失，计所增减，准盗论。对于监校度量衡器的官员同样加以规制。唐律杂律规定：“诸校斛斗称度不平，杖七十。监校者不觉，减一等，知情，与同罪。”（）关于互市秩序的维护。唐政府为维护正常的商业秩序，严禁强买强卖、欺行霸市、哄抬物价。唐律杂律规定：“诸买卖不和，而较固取者；及更出开闭，共限一价；若参市，而规自入者，杖八十。已得赃重者，计利，准盗论。”唐律对“强执其市，不许外人买”的欺行霸市行为，或“人有所卖买者其旁高下其价，以相惑乱而规买卖之利归己者”，以及“诸买卖不和”的强买强卖等行为，不仅要处以各杖八十的处罚，而且得利重者，“计利准盗论”，一旦“其赃既准盗科，即合征还本主。”打击违法者的同时不忘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关于互市的物价管理。物价管理方面，“公私市易”的商品由主管市场的官吏市司指派官员到各地评定物价然后交易，目的是既让物畅其流，又防商人牟取暴利，影响百姓利益。为了作到公平公正，唐政府要求官吏公平评估，如果应贵而评贱或者应贱而评贵，都要负法律责任。唐律杂律规定：“诸市司评物价不平者，计所贵贱坐赃论；人己者，以盗论。”如果评定物价不公平，唐律因此要计所加减之价，坐赃论。“因评物价，令有贵贱，所得归者”，则不仅要以盗论罪，而且还要罢官、免官。三、唐代限制“互市”的法律出于统治者自身利益的考虑，唐政府通过立法，制定出一系列限制互市的法律。为了维护唐王朝的国家安全，唐政府通过法令限制战略物资流出关外官府屡次声明，不得将铜钱带出境外，“贞元初，骆谷、散关禁行人以一钱出者”弛。元和四年（年）六月，云“辛丑，五岭已北银坑任人开采，禁钱不过岭南”。唐律疏议卷“赍禁物度关”条云：“诸赍禁物私度关者，坐赃论；赃轻者，从私造、私有法。”对于“赍禁物度关”的打击力度很是严厉。关市令进一步对于禁止出关的物品作出了规定：“锦、绫、罗、觳、铀、绵、绢、丝、布、牦牛尾、真珠、金、银、铁，并不得度西边、北边诸关及至缘边诸州兴易。”此外，对于兵器的限制更为严格，“越度缘边关寨，将禁兵器私与化外人者，绞。”。处罚不可谓不严厉。“若已度关及越度被人纠获，三分其物，二分赏捉人，一分入官。”这样充分调动了举报、告密者的积极性。到开成元年（年）六月，京兆府奏准建中元年（年）十月六日敕：“诸锦、绫罗、绣织成细、绌丝、布、牛尾、真珠、银、铜、铁、奴婢等，并不得与诸蕃互市。”由上可知唐政府对汉蕃民间贸易禁用物品的法律规定是极为严格的。宣宗大中五年（年）四月敕：“边上不许以兵器于部落博易，从前累有制敕约勒，非不丁宁。近年因循，却不遵守。自今已后，委所在关津镇铺切加捉搦，不得辄有透漏，其有犯者，推勘得实，所在便处极法。”由于兵器外流危及边关安全，而现实中又屡禁不止，不得已规定了极刑处罚措施。唐政府允许外商来中原进行贸易，但对于国内商人越境（特别是西北边境）贸易进行严格限制唐王朝建立之初，即以“时国政尚新，疆场未远，禁约百姓不许出蕃”，明确禁止包括贸易在内的汉蕃民间接触。敦煌文书号唐户部格残卷规定：“诸蕃商胡，若有驰逐，任于内地兴易，不得人蕃，仍令边州关津镇戍，严加捉搦，其贯属西、庭、伊等州府者，验有公文，听于本贯已东来往。”对于外商与西北商贩的活动范围作了限制，不允许其自由活动。开元二年（年）闰三月，玄宗颁布禁与诸蕃互市敕，重申上述内容。天宝二年（年）十月敕日：“如闻关已西诸国，兴贩往来不绝，虽托以求利，终交通外蕃，因循颇久，殊非稳便。自今已后，一切禁断，仍委四镇节度使及路次所由郡县，严加捉搦，不得更有往来。”】。唐政府对商贩活动的控制更加严格，禁止其来往。唐律卫禁“越度缘边关塞”条规定，“诸越矩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期度缘边关塞者，徒二年。共化外人私相交易，若取与者，一尺徒二年半，三匹加一等，十五匹加役流；私与禁兵器者，绞；共为婚姻者，流二千里。未人、未成者，各减三等。即因使私有交易者，准盗论。”另有该条疏议进一步加以解释。越度有别于私度，越度在性质上更为严重。需注意的是，越度所禁的边关包括东南西北所有边关，禁止越度的商人包括中外一切商人，对于违反禁止越度的行为的处罚较为严厉。“过所”制度无论蕃商还是内地商人，出入边境进行贸易活动，须得到唐政府发给的证明“过所”，才允许出入。对外商的检查是必要的，“蕃客往来，阅其装重。”【】枷从汉唐以来，我国就有较为完备的过所制度。当时的“过所”不仅仅是通行证与身份证明，而且还具有商业许可证的功能，可证明其行踪、所携人口、物品的合法性。唐六典卷“东都诸市令”条载：“凡买卖奴婢牛马，用本司本部公验以立券。”不允许私下进行。唐六典卷“关令”条载：“关令，掌禁末游伺奸匿，凡行人车马，出入往来，必据过所以勘之。”对于行商而言，过所是必备的。唐律疏议卷载：“水陆等关，两处各有关禁。行人来往，皆有公文。谓驿使验符券，传送据递牒，军防丁夫有总历。自余各请过所而度。若无公文，私从关门过，合徒一年。越度者，谓关不由门，津不由济者，徒一年半。”对于无过所，私过关门者处以徒刑。申请过所的手续很严格，大概需要以下文件：（）原来颁发的“过所”，或者粮马递（沿途供给人畜粮草的凭证）；（）所携商品购买时的市券，尤其是买卖奴婢的市券；（）保人出具的证明。关于过所的发放，“诸度关者，先经本部本司请过所。在京则省给之，在外州给之。虽非所部有来文者，所在给之。”度关者要向“本部本司”申领过所，发放过所的机构包括省、州等。四、对唐代“互市”法律制度的几点认识总体上讲，唐朝互市贸易法律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较为发达。虽然由于时代局限，在内容上和立法技术上，这些法律还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在一千多年以前的封建社会，的确是比较先进、比较完善的。通过互市贸易法律的实施，规范了互市贸易行为，对于促进中外经济交流发挥了巨大作用。笔者认为，唐代互市法律制度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首先，作为唐朝统治者制定和颁布的法律，互市法律体现和维护了唐朝统治者的意志和利益，是为统治者服务的。统治者通过制定大量法律管理互市贸易活动，以稳定贸易秩序，而贸易秩序是唐代统治秩序的一个组成部分。限制战略物资流出关外，有利于保护唐代国家安全。规定过所制度，限制外商的自由流动，维护了一种安全秩序。通过对商人和贸易活动征税，增加了唐政府的财政收人。唐代互市法律具有阶级性，是为唐朝统治阶级服务的，但不能据此认为互市法律对于被统治者而言就一定是压制或者压迫的。实际上大量互市法律所维护的贸易秩序，同样给参与互市贸易的商人很大的安全与方便。从这一角度而言，唐代互市法律的阶级性与马克思主义界定的法的阶级性（只维护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有一定区别。其次，在形式上，唐代互市法律的构成以成文法为主，目前发现其来源主要在唐律、唐律疏议、唐六典、旧唐书、新唐书等典籍之中，个别甚至来源于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总体而言，以官方典籍为主，民间资料为辅。互市法律的表现形式有律、令、格、式等，法律的统一性和系统性不很理想。律最重要，是判罪量刑的依据，如唐律、永徽律、贞观律等。令是制度、规章的条文，如关市令、赋役令等。格是用来防止奸邪的禁令，如贞观格、永徽格等。式是各种章程细则，如永徽式卷，垂拱式、神龙式等。此外还有敕，敕一般针对具体情况发布，属于特别法，但因源于皇帝，效力往往高于律、令、格、式。笔者认为，除了成文法之外，唐代关于互市贸易的惯例也是互市法律的组成部分。比如唐后期在内地贸易中使用银作为货币，就是一种贸易惯例。因年代久远，资料所限，搜集唐代贸易惯例比较困难。再次，国家干预也是唐代互市贸易法律的一大特点。法律对互市组织、互市时间与场所、互市程序的引 李叶宏等：唐代“互市”法律制度探析规定无不打上国家权力的烙印，国家实施严格的管理。规定过所制度限制外商自由活动，限制战略物资和铜币出关，对商人和贸易活动征税，处处离不开国家干预。所以可以认为，唐代互市贸易法律实际上主要是互市贸易管理法律，属于中国古代国际贸易法（或民族贸易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管理的特点通过这部分法律的调整方法可以进一步得到印证。互市贸易法律制度的调整方法严重刑事化与行政化，违反者被处以刑罚和行政处罚的情况比比皆是。基本的处罚方法有笞、杖、徒、流、死五刑以及免职、除名等行政处罚。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传统中国社会中“诸法合体，以刑为主”的法律现象。参考文献董浩，阮元，徐松，等全唐文孙应逵，点校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韩愈韩昌黎集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刘晌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李隆基大唐六典广池千九郎，校注内田智雄，补订西安：三秦出版社，：仁井田陛唐令拾遗粟劲，译长春：长春出版社，司马光资治通鉴：册北京：中华书局，：长孙无忌唐律疏议刘俊文，点校北京：中华书局，：王钦若册府元龟：册周勋初，校南京：凤凰出版社，：慧立，彦惊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孙毓棠，谢方，点校北京：中华书局，：王溥唐会要：下北京：中华书局，：李明伟丝绸之路贸易史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责任编辑：王 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