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镜镜片公司法治理与战略决策报告(参考).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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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镜镜片公司法治理与战略决策报告(参考).docx
泓域/眼镜镜片公司法治理与战略决策报告眼镜镜片公司法治理与战略决策报告xx有限公司目录一、 公司简介3公司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4公司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4二、 董事会职能对战略决策的影响4三、 社会资本治理机制对战略决策的影明8四、 董事团队断裂带15五、 公司治理中存在的团队问题23六、 关系契约理论26七、 不完全契约与权力配置32八、 项目基本情况34九、 组织机构及人力资源39劳动定员一览表40十、 发展规划41十一、 法人治理45一、 公司简介(一)基本信息1、公司名称:xx有限公司2、法定代表人:朱xx3、注册资本:610万元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xxxxxxxxxxxxx5、登记机关:xxx市场监督管理局6、成立日期:2015-8-47、营业期限:2015-8-4至无固定期限8、注册地址:xx市xx区xx(二)公司简介经过多年的发展,公司拥有雄厚的技术实力,丰富的生产经营管理经验和可靠的产品质量保证体系,综合实力进一步增强。公司将继续提升供应链构建与管理、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应用研发。集团成立至今,始终坚持以人为本、质量第一、自主创新、持续改进,以技术领先求发展的方针。公司依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制定并由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董事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对董事会的职权、召集、提案、出席、议事、表决、决议及会议记录等进行了规范。 (三)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公司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项目2020年12月2019年12月2018年12月资产总额7648.156118.525736.11负债总额3186.792549.432390.09股东权益合计4461.363569.093346.02公司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项目2020年度2019年度2018年度营业收入30149.6924119.7522612.27营业利润4544.953635.963408.71利润总额4191.903353.523143.92净利润3143.922452.262263.62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143.922452.262263.62二、 董事会职能对战略决策的影响当前公司治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董事会为核心的内部治理机制的设计和运行上。强调董事会在企业运作和决策过程中的作用是以不完全契约理论为基础的。在契约不完全的情况下,如何约束和激励作为主要决策者的高层管理者的行为成为内部治理机制研究的焦点。虽然内部治理机制除董事会以外还有监事会和股东大会等机制,但对企业战略决策和管理者决策行为发挥作用的主要是董事会,所以本书研究内部治理机制时,只要构建董事会机制模型,分析董事会职能对企业战略决策的作用机理。1、董事会职能与战略决策质量由股东选出、代表股东利益的董事会拥有广泛的权力,包括指导企业行为,奖惩高层管理者及保护股东利益。董事会的职能主要体现为对高层管理者的监督和控制,同时也包含在决策制定过程中董事会可以向管理者提出建议或协商的职能。代理理论认为,股东和管理者之间的目标分歧使得管理者可能制定有损股东价值的决策,这些决策将最终影响公司的资源配置、现金流分布和公司的价值。在股权分散的大公司中,管理者和股东在风险承担上存在不一致性,管理者可能比所有者承担更多的风险,因为此时的所有者可以通过分散化投资降低自己的风险,而管理者的人力资本都专用性地投资在一个公司,转移成本很高。如果没有一个积极有效的监督系统,管理者很容易将公司的资源配置在低风险、低收益的项目上以减少自己的风险。高水平的控制职能是由董事会来实施的,董事会往往是公司的决策控制核心,尽管董事会的监督功能有限,但是董事会的监督通常可以提高公司战略决策质量。公司的战略决策过程决定了公司未来资源的配置,它是一个复杂动态的过程,对管理者而言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正是由于战略决策制定任务的重要性和多面性,战略管理理论已经发现对信息和数据的处理能力在战略制定的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董事会的建议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公司在战略决策制定过程中的信息处理能力,所以也会提高公司的战略决策质量。董事会对中层经理的建议可以减少董事和高层经理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同时可以减轻高层管理者和中层经理之间的认知冲突。另外,外部董事通过公开的讨论、质询和辩论,能促进拥有多元信息的董事会在战略决策制定过程中的参与度。Westphal(1999)等也发现战略规划中的冲突通过讨论和质询等过程,可以产生明显高质量的决策。Pearce&Zahra(1991)的研究表明,在公司战略决策制定过程中,董事会的积极参与和公司的良好财务业绩的表现是密切相关的。2、董事会职能与决策承诺在不同类型的企业中,高层管理者对公司战略选择的承诺特点是不同的。在股东自己管理的企业中,高层管理者和股东之间的利益联盟取决于管理者的持股比例。Forbes&Milliken(1999)甚至认为在该类企业中,董事会基本上没有监督功能,因为在该类公司中,管理者和股东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这就意味着在该类公司中,管理者的决策承诺程度是非常高的,而且几乎和董事会的监督活动无关。另一方面,如果企业的股东和管理者是完全分开的,那么董事会的监督职能将发挥得更完善。因为管理者的报酬一般是和公司的业绩表现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董事会的监督应该推动管理者对战略决策实施的承诺。同时,董事会可以在每一年的年报中公布公司的新的战略选择,这将使得公司的股东和外部公众对未来的业绩产生一定的期望。董事会关于战略选择的直接承诺和社会公众的期望将对管理者对战略决策的实施产生额外的激励。董事会的建议职能可以改善决定质量,董事会实施建议的程序本身也可以增加高层管理者对决策实施的承诺。董事会在战略制定上给高层管理者的建议增加了中层管理者在战略实施中的参与,也可以增加他们对不同战略选择和他们对公司竞争地位的贡献的评价,中层经理在战略决策制定过程中的介入也可以提高他们对最终的战略选择的接受程度,有利于战略的实施。关于承诺的研究已经说明,当有较多的战略选择时,从心理学的角度被看成是赌博式的策略被选择的可能性很小,也就是说,公司的中层经理会选择他们愿意做出承诺的项目来支持。3、决策承诺与战略决策质量承诺在心理学中是“一种个人对与其有联系的组织的态度或定位”,交易理论认为承诺是与某种行为相联系的一种语言形式。休谟强调承诺是“借以束缚自己去实践任何某种行为”的语言形式,所承诺的行为都是将来时的行为决策者的“决策承诺”是指决策小组成员接受并同意战略决策的实施。企业战略决策的成功与否的最终评判标准应该是企业的生存绩效。但是考虑到战略决策实施效果的长期性,及企业业绩影响因素的复杂性,我们认为评价战略决策成功还可以通过决策的制定质量和决策者对决策执行的努力程度来测量。如果决策制定过程合理,但决策者在执行过程中偷懒或不合作,总的决策结果也会不理想。所以,考虑到决策制定环境的不确定性,所有影响战略决策质量的因素都应该尽可能考虑,包括决策信息的获取,决策者的个人特征及偏好,决策的被接受程度,等等。三、 社会资本治理机制对战略决策的影明较早的文献研究表明,社会资本因素在交易关系中通常发挥自我约束机制的作用,社会资本的一些方面,比如信赖、组织的名誉和分享组织愿景等,都可以发挥治理机制的作用。社会资本的结构维度主要包含社会交往。社会交往主要指企业股东之间的个人关系和社会关系。社会资本的关系维度主要是指企业股东和管理者之间的信任问题。近期的研究表明,信任实际上也是存在多维度的,比如信任可以被分为认知的、情感的和行为的三维结构。社会资本的认识维度主要是指企业管理者和股东之间的愿景分享的问题。一个共同愿景是否嵌入企业目标当中,关系到企业的发展。共同愿景可以包含多个方面,如公司未来的发展方向,公司预期的增长率和财务业绩表现,等等。总之,一个共同愿景就是公司股东对公司未来发展进行的综合描述,明确的愿景可以帮助股东理解公司的发展目标,并指导股东在公司运作中发挥适当的作用。1、共同愿景对战略决策的影响在一个复杂且业绩不理想的企业中,共同愿景的存在对企业的决策制定有积极的影响,因为共享的愿景可以促进股东之间的信息共享,并且有助于在战略决策过程中所需要的高质量和专业化信息的产生。战略决策的过程非常复杂,通常需要处理大量的信息和数据。如果所有的分析在一个愿景的指导下,决策者的机会主义倾向可以得到控制,企业内部可以提高对信息的共享。在战略决策中通过信息共享丰富决策需要的信息,进而提高战略决策质量。另外,企业成员之间的愿景共享和信息共享有助于成员之间任务的分配和专业化人力资本的投资,这同样可以促进股东在决策过程中信息交换的质量。专业化程度越高,企业监督和学习的能力越强,就越能促进企业战略决策的质量,共享愿景为企业提供了一个信息处理和解决相关问题的框架和规范,对企业愿景和战略决策质量的关系研究,早期文献的研究结果呈现正相关关系。社会资本机制模型关注的是股东和管理者对企业战略决定质量的影响,所以股东和管理者对企业战略决策的认识和看法对战略决策质量非常重要,因为股东和管理者的共同愿景影响他们对决策的承诺进而影响决策的质量。在战略制定过程中,由于决策小组成员信息的不对称和目标的不一致,获得对决策的一致承诺是非常困难的。共同愿景与组织成员的合作密切相关,因为成功的战略实施需要决策制定小组成员之间的密切合作,而合作水平又受到小组成员对战略决策实施预期结果的承诺。决策承诺意味着决策小组成员对决策的认可,并在决策执行中与其他小组成员合作并成功实施战略。共同愿景可以增强一个组织的凝聚力,组织成员在共同愿景的引导下能够加强将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相协调的能力和意愿。根据Leana&VanBuren(1999)的观点,共同愿景可能促使组织成员成为一个理性的、好的代理人,他将对为实现组织目标的行为作出承诺,而不仅仅考虑他个人的目标。Korsgaard(1995)指出,决策过程中的讨论和协商可以增加管理者对决策过程的公平感,从而可以提高管理者对已经选择的战略的承诺程度。共同愿景可以促进公司股东的个人目标和公司整体目标的协调,对战略决策的认同可以促进股东对实现企业目标的承诺,共同愿景同样可以促进股东之间的合作行为。基于此,我们认为共同愿景的建立有利于企业战略决策质量的提升。2、信任对战略决策的影响目前的研究结论已经证实信任对决策有积极的作用。如果相互间的信任能够被建立而且维护,那么决策小组成员之间可以进行有效的合作,对获得高质量的决策非常有意义。高度信任也可能促进决策小组成员之间的认知冲突,减少情感上的冲突,进而改善企业战略决策的质量。Leifer&Mills(1996)认为,高质量的决策需要大量的信息,信息的质量和数量需求和问题的复杂性相关,如果一个战略决策非常复杂,那么就需要大量的信息。从信息获取和传递的角度看,信任程度和管理者解决问题的效率是密切相关的。Zaheer(1998)提出,高度信任能增加决策小组成员的合作,使得决策小组成员对交换信息充满信心,为整个决策带来丰富、及时和正确的信息。低水平的信任会减少决策制定过程中的信息分享,因为信任的缺乏将导致决策小组内部出现政治团体,从而阻碍信息的流通。低水平的信任下,连贯的决策团体可能为了决策的延续性而寻求团队成员的支持,减少了他们寻求新的解决方法的努力,这将降低战略决策的质量。信任往往发生在长期交易关系当中,信任与合作是密切相关的,许多研究都认为彼此之间的信任可以促进个体或群体间的合作。Dooley&Fryxell(1999)认为,高质量的决策是在决策小组成员认知冲突中产生的,认知冲突需要决策者的大量多元化的信息,在信任缺乏而阻碍信息沟通的情况下,决策承诺是难以获得的。但是,高度的信任可以在小组成员之间建立诚实、公开的讨论环境,这将有助于决策小组成员更多讨论与决策制定有关的问题,减少彼此之间的争辩,因为信任可以促进对决策有益的认知冲突,减少对决策有害的情感冲突。Amason(1996)在一项经验研究中也发现,信任和认知冲突是正相关关系,和情感冲突是负相关关系。所以,信任应该通过促进认知冲突,减少情感冲突而影响决策承诺。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我们认为成员间的信任水平有利于决策者决策承诺水平的提升。3、声誉对战略决策的影响公司治理的目的就是决定和控制一个组织的战略方向和业绩表现的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董事会对管理者的激励和惩罚机制主要是将管理者的报酬和企业的业绩联系在一起,但美国大公司的丑闻、许多公司的业绩低迷和高层管理者的高报酬之间的强烈对比,引起了人们对高层管理者激励机制的思考”。Kreps等人在有关序贯均衡的著作中将经济主体的声誉描述为一种“认知”,即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一方参与人对于另一方参与人是某种类型(偏好或者可行性行为)的概率的一种认知,且这种认知不断地被更新,以包含两者间的重复博奔所传递的信息。经济学从理性人的角度出发,研究了声誉的价值,认为经营者追求良好的声誉是为了获取长期利益的最大化,是长期动态重复博奔的结果。因为市场信息不完全,声誉的形成需要一个长期过程,声誉以信任为前提,而信任需要通过多次的交往才能发生,声誉也就是由在这种长期交往过程中表现出的彼此诚信所决定的。没有长期化行为,也就没有经营者的职业声誉。Mailathand&Samuelson(2001)研究企业声誉时指出,企业声誉是顾客对企业是“有能力企业”的事先预期,有能力的企业通过选择高的努力程度来将自己区别于低能企业。本书认为,这种对企业声誉的分析逻辑也完全适用于属于个人声誉的管理者声誉。管理者的声誉是外界(特别是股东)对管理者能力的预期,有能力的管理者通过选择高水平的努力将自己区别于低能的管理者。霍姆斯特姆考察了经营者对声誉的关心对其决策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声誉具有一定的激励作用,为了获得好的声誉,经营者会努力工作。法玛的研究也支持在竞争的经理市场上,经营者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完全的责任,即使没有显性激励的合同,经营者也会努力工作,因为这样做可以改进自己在经理市场上的声誉。Holmstrom(1982)的代理人市场声誉机制理论是对Fama(1980)思想的模型化表述,用以说明市场上的声誉可以作为显性激励契约的替代物。代理人现期的努力通过对产出的影响改进了市场对代理人管理能力的判断,因此越是年轻的经理,工作可能越卖力,而越是接近退休年龄,声誉对努力工作的激励效应也越弱。本书中社会资本的三个维度主要包括共同愿景、信任和声誉,并将社会交往对其他相关变量的影响考虑进来,得到如图8.1的社会资本治理机制对战略决策影响的综合模型。四、 董事团队断裂带董事会作为高层决策团队,对公司的生产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如何构建董事会,即如何选择董事会成员,除股权因素外,团队异质性的所有相关维度都将影响董事会的决策效率和决策质量。已有的研究发现,在团队异质性的基础上,团队多样性结构特征也会影响团队绩效。作为团队多样性研究的深入成果,群体断裂带模型补充了异质性研究对各属性差异独立考量的不足,更清晰地解释了团队多重属性的动态集合过程。群体断裂带是由于个体间多个属性的相似相吸而导致的一条将团队划分为数个子群体的虚拟线。这些属性包括人口统计学属性:年龄、性别、国籍等;非人口统计学属性:个人价值观、性格、个人履历等。断裂带观点认为,影响组织行为的并不是组织内部特定属性的差异,而是成员的某些特征的匹配程度。由于社会认同、社会归类以及相似相吸的行为选择过程,成员间存在多个特征相似时更倾向于产生使组织内部分裂的组合。这种个人特质属性的匹配对组织过程和结果所产生的影响比简单的个人特质差异更直接和普遍。由于有限理性人们开始注重多样性团队的建立,然而在社会认同、自我归类的作用下,多样性反而成为团队分裂的原由。以往对异质性研究的结果也证明,异质性虽能通过增加多样性知识而形成更多新颖的想法,但也会由于增加了冲突而减少团队协作。而群体断裂带正是多样性团队经过社会认同后,由同质群体的结盟和异质群体的分裂而形成的子群体划分线。这种分裂状态是引起关系冲突、任务冲突以及过程冲突的重要原因。断裂带存在两个维度:断裂带强度与断裂带宽度。断裂带强度与划分成员的多重属性的数量及其划分方法的重叠相关,越多特征以同样的方式形成子群体时,团队断裂带强度越高。在极大或极小多样性水平的团队中断裂带的强度较弱,而在中等多样性水平的团队中可能会形成非常强的断裂带。根据Bezrukova&Jehn(2002)的定义,可划分子群体的属性的组间差异之和为断裂带宽度。成员的结盟会引起成员关系的分裂和子群体间的相互对立或敌视。断裂带强度描述了子群体间差异的产生方式,而断裂带宽度则描述了子群体间的差异程度,差距越大,宽度越大。子群体间较大的差距会凸显子群体的特质,从而再次强化不同属性的价值,进而激发子群体间的对立。当引发群体断裂带的人口统计学属性与团队任务相关时,才会出现相对立的子群体。“只有被激活的群体断裂带才会作用于团队过程与产出。”在异质的团队中,由于不同的个体属性的客观存在,潜在的群体断裂带必然存在。当某种外部环境力量引起团队成员对某些存在差异的属性的关注时,群体断裂带开始作用。团队异质性,是指团队成员个人特征的分布情况,即团队成员在性别、年龄、种族、专业知识、价值观和人格等方面的特征是比较接近还是相差很大。异质性考察的是某一属性在团队中的状态及结构然而团队却是由众多属性构成的,异质性忽略了属性与属性之间的影响以及各种属性在团队中的组成结构。而断裂带模型作为异质性理论的扩展,它可以同时衡量团队中多个属性的异质性对团队绩效的影响。群体断裂带在现实中普遍存在,其在组织运行过程中的影响也越发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群体断裂带作为异质性研究的新领域,已取得了显著的成果。现有研究普遍认为,群体断裂带通过改变个人行为选择与心理状态,进而影响个人以及团队产出。由于相似相吸的心理行为,个体自然地对相似的人产生好感,而对不相似的人产生排斥心理。所以,群体断裂带会降低个体间的信任,而社交能力较差的团队成员甚至会产生社会堕化行为,个体的偷懒行为会影响群体的整体绩效。Chung的研究证实,在有消极的多样化氛围的团队中,群体断裂带强度会减少团队成员的工作贡献;而在有积极的多样化氛围的团队中,群体断裂带却没有显著的影响。这说明,当团队多样化在被认为是有用的而且被团队成员所追求和认可的情况下,个体间差异并不会造成团队的内部分化,即潜在的群体断裂带并未被激活时,并不会对个人行为产生消极的影响。相反,当团队多样化不被接受时,团队成员会更加关注个体差异,更倾向于产生相似则结盟、不相似则对立的团队分化行为,也即潜在的群体断裂带被激活。确定断裂带是否被激活是研究群体断裂带的首要步骤。董事会群体断裂带会引发团队内部的分裂状态,从而增加董事间的冲突,减少董事间的信息交流与共享行为,降低信息交流质量,弱化团队内部的合作以及行为整合,从而降低董事会战略决策质量。Wit与Kerr关于社会困境的研究发现,当工作结果取决于子群体的行为而非团队整体行为时,人们会更重视子群体划分。同时,这种工作任务将会引发更高的子群体认可(也即产生“我们”VS“他们”的心理行为)。董事会内部有天生的子群体划分,如内部董事和外部董事,不同的职能背景的董事子群体,不同持股状态的董事子群体。较弱的子群体划分,会使团队成员之间产生更多的相互影响。他们通过交流自己的信仰等,在团队内部建立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的情感氛围,这种安全感会让成员更多地交流敏感信息、识别队友的错误、提出解决方案并建立信任关系,从而提高组织效率、提升满意度。与之相反,在有强断裂带的团队中,信息交流与分享将局限于子群体内部,进而导致组织的安全感降低以及组织学习、绩效和满意度的下滑。然而,群体断裂带是把“双刃剑”,它在使团队内的分工合作流于形式的同时,也为不同子群体间多样化观点的分享提供机会。关于创业企业成长的研究中,Kor&Misangyi(2008)提出外部董事的经验对创业企业的成长绩效尤为重要,特别是外部董事通过行业管理者经历、董事任期、董事兼任情况以及创业经历所积累起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正是创业企业成长所需的重要资源。企业对外部董事此类经历的期望,恰好成了个体进行社会认同的考虑因素。在创业企业中,外部董事基于经验的群体断裂带是处于激活状态的。外部董事的经验知识提高了创业知识库的知识存量,为更有效且全面的决策提供支撑。管理者经历能够使个体拥有更深刻且准确识别行业机会、威胁、竞争、技术以及规律的认识,以用于形成广泛的战略决策与合理的控制机制,从而使发展战略的实施更有效。外部董事作为管理者的专业履历是他们人力资本的重要指标,并能够发展成为董事特定的技能以及关于董事会、公司和行业运行规律的隐性或程序性的知识。然而,由于外部董事过去的工作经历不同,他们所拥有的管理经验也不尽相同,这也恰好使得在需要依据其经验知识履行谏言与监督职能的外部董事群体中,形成了由管理经验多少而产生的多样化状态,进而形成了潜在群体断裂带。由于创业企业的新进者缺陷,这种差异被大家所关注,激发群体断裂带对外部董事的工作过程及结果发挥影响。外部董事成员间基于经验属性的结盟会导致成员关系的独立以及对立子群体的产生,从而引发子群体间无效率的交互作用。由于个人所属子群体内的支持和对其他群体的歧视,较强的群体断裂带将导致工作群体的两极化。外部董事基于经验的群体断裂带,一方面由于造成子群体划分而增加团队内部的关系冲突与过程冲突;另一方面,由于工作相关信息的交流受阻而导致任务冲突的增加。这些冲突将导致团队内部的不合作、冲突的增加以及心理安全的下降,引起外部董事的信息整合低下,董事会整体的工作效率低下,从而不利于创业企业的成长。与此相反,较弱的群体断裂带将带来较高的个人工作努力程度。当团队中子群体划分不明确时,团队成员间不会形成明显的认知差异,个人社会分类行为减少、团队冲突水平较低,团队内部合作与较低水平的冲突有助于团队信息的交流。在断裂带宽度很大的团队中,潜在子群体间的较明显的差异通过强化个体差异而加强社会归类行为,从而激发两极分化和对子群体的偏见。这一过程强化了群体断裂带强度导致子群体划分的作用,加强了子群体间的对立与矛盾。另外,断裂带宽度会对信息交流与分享产生影响。在信息沟通中,由于经验知识水平差异而产生的信息处理环节的不同会造成团队内部的信息沟通障碍。差异较大的子群体间会因为子群体独有“语言”的较大差距而增加团队内知识共享的困难。在经验知识水平差距悬殊的两个子群体中,非权威者的意见常常会被忽略或拒绝。因此,基于经验的断裂带宽度会加剧断裂带强度的消极影响。Moreland&Levine(2002)认为,组织社会化过程以评估、承诺以及角色转换这三种行为为基础,随着组织任期的变化产生五种组织角色(预期的成员、新成员、正式成员、边际成员以及组织外成员)。组织成员关系始于一段时间的调查,即组织寻求能够为实现组织目标而努力的个人(预期的成员);同样,个人作为未来的成员,寻求能够满足个人需求的组织。如果双方做出的承诺水平统一于进入标准,即会发生角色转变,从此个人便成为组织的新成员。进入组织标志着社会化阶段的开始。此后,组织与个人开始尝试通过改变对方而使双方关系更有价值。组织希望个人对组织的贡献高于实际要求;同样,个人也希望组织能满足更多的个人需求。只要这些尝试获得成功,个人便会被同化并和解。当双方的承诺水平统一于接受标准,个人将成为组织的正式成员。成为正式成员标志着社会化过程的结束和维持阶段的开始。这时,组织与个人就双方利益最大化的职能进行协商。如果谈判成功双方的承诺水平将会上升,组织关系的维持得以继续;但是如果谈判失败,则承诺水平将会下降,下降到分歧标准后,个人从此成为组织的边际成员,组织开始再社会化过程。通常情况下,承诺水平会持续下降到退出标准,从此个人将成为组织外成员,组织成员关系就此结束。组织任期是影响成员组织社会化过程中的行为选择的重要因素。根据组织社会化模型,任期较短的外部董事为实现与组织承诺水平的统一,在不断重复“评估一承诺一再评估一再承诺”的过程中进行行为改变。在任职初期,外部董事个体为证明自己被选任的合理性一般都会积极地进行以探索性试错为导向的学习行为。而这一过程中发现的自己与其他外部董事的“行为一报酬”关系的差异,往往会被归咎于个体间属性的差异。因此,在组织社会化初期,适应性学习过程中的评价与调整行为会强化个体间差异的感知,激活基于经验的群体断裂带的强度。而个体差异的被感知程度的增加会导致社会认同行为的增加,即个体间差异程度导致的经验断裂带宽度会增加由群体断裂带强度而引起的组织分裂行为。随着组织任职时间的增长,在组织社会化过程的后期,外部董事个体的组织承诺水平逐渐下降,组织成员不再关注行为与报酬间关系及其不平等,对曾经获得高回报的行为变得保守。在此阶段,个体间差异将不再得到关注,由差异导致的社会认同与自我归类行为急剧减少。因此,组织任期较长时,群体断裂带宽度对由断裂带强度而导致的群体分裂行为的影响会减弱。董事会结构特征、异质性问题或断裂带问题,将严重影响董事彼此之间的认同水平、信息交流频率及合作意愿。如何基于董事背景特征组建结构合理的董事会,对提高董事会效率及战略决策治理至关重要。五、 公司治理中存在的团队问题企业是一系列生产要素、一系列人合作的“场所”,是一个典型的团队生产模型。美国经济学家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1972)等人最早将企业看作一种“团队生产”的方式。团队生产理论认为,团队生产要素的投入不是各要素的简单组合,团队生产的产品也不是由各个生产要素简单地相加而产生的,是多要素共同协作的结果,这种协作结果往往要优于单独投入产生的结果的总和,即团队生产会创造剩余价值。同时,被投入团队生产中的各生产要素归属于不同的成员但团队生产的结果属于团队,而不属于个别的成员。企业生产出的产品不属于某个人,也不是各生产要素的简单相加。从狭义的角度看,企业内部的所有员工作为一个大团队,共同协作为社会提供有价值的产品或服务。从广义的角度看,企业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团队协作是企业存在的基础。通常我们主要从狭义的角度考察企业内部成员团队生产的问题。但在商业模式不断创新的情况下,从利益相关者视角(广义视角)探讨企业的团队生产问题也非常必要。本篇聚焦于公司治理中的团队问题,所以主要关注与公司治理相关的决策团队。为了让团队有效运作,企业内部根据职能划分为不同的小团队,如生产团队、销售团队等。其中,董事会和高管团队是企业内部最重要的决策团队。董事会一般倾向于战略性决策,而高管团队倾向于日常运营决策。在董事会或高管团队的团队生产中,各成员之间资源可以互补,共同努力形成合力,最终创造出比各自分散努力更多的产出。所以,团队理论在解释董事会或高管团队的运作逻辑中是必不可少的。董事会工作逻辑是典型的团队生产方式。团队生产方式需要满足三个基本条件:生产活动以团队的方式进行,投入团队生产中的各种资源具有“团队专用性”,团队的集体产出难以精确地分配到每个团队成员。在董事会团队生产中,决策活动是以团队形式进行的,决策结果难以精确地细分到每个成员,各自优势互补的资源可以为董事会团队形成团队专用性能力。董事会基于团队专用性能力进行战略决策的结果不属于任何个体董事,因为董事会决策是以团队方式进行的。像所有团队生产一样,董事会团队工作可以产生集体产出的溢出效应,但也会带来很多新的问题。由于难以精确区分高质量的战略决策结果是哪个决策成员的具体贡献,在缺乏有效监督和合理激励的情况下,董事会或高管团队的个别成员可能由于自利、偷懒或能力不足等因素,选择搭便车,而不是努力工作。因为作为董事会团队产出的战略决策质量难以直接观察,即使是可观测的,每个董事成员各自的努力程度也很难观测。所以,在每个团队成员的边际产出不能直接和无成本地观测的情况下,如何通过奖励和监督个体成员使他们有效率地工作非常重要。理论上,衡量个体董事的边际产出可以通过观察个人投入水平来获得。然而,单个董事的努力水平是不可观测的,即使通过监督或别的方法可以测量,可能既不准确,也要付出额外的成本。所以,董事会团队生产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董事成员个体投入的测量问题即董事的业绩考核问题。由于董事会决策结果的整体性,如何考评单个董事的业绩是董事会团队决策事后面临的问题。如果企业很难客观地、合理地反映出各个董事的贡献大小,董事会团队效率可能会由于队员的偷懒行为而降低,效率的下降影响董事会职能的发挥,进而影响决策质量和企业绩效。同时,在薪酬设计上,团队生产理论主要考虑的是投入的要素种类繁多,而产出业绩是属于全体团队成员的,所以各个团队成员的报酬标准很难根据其在团队中的工作表现以及贡献大小来制定,这进步降低了有能力的员工的积极性。如何分配这些剩余价值,是团队生产理论面临的另一个主要问题,也是公司治理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传统的做法是增加团队成员中的监督者来分配团队生产的剩余价值,即团队生产的剩余价值的索取权属于团队成员中的监督者。在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情况下,企业股东拥有最后剩余索取权,不得不派遣部分股东构建董事会,发挥监督作用。董事会强调监督作用的同时,也削弱了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主人翁意识。团队生产理论强调团队产出的是集体产品,投入资源不是属于单个团队成员的。因此,企业剩余价值分配应该和团队生产流程和环节一致,剩余价值的索取权应该分配给企业全部利益相关者而不是监督者。作为一个决策团队,董事会团队的产出高于团队成员个体,即各个董事各自产出之和,换句话说,董事会团队生产能够帮助企业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但是股东之间也存在目标不一致问题,所以这种剩余价值分配增加了团队的管理成本,而且会减弱团队其他成员的主人翁意识,并加重团队生产组织冗余。因此,仅仅依靠监督机制和剩余价值索取权的制度安排是不足的,难以激发团队成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六、 关系契约理论GHM理论主要在正式的法律框架中讨论问题,而且采用一次性静态博奔方法,当考虑到重复博奔所形成的非正式契约时,“可描述但不可证实性”就并不是非常重要。Tirole认为,只有当两种或然事件对支付的影响无法被区分时,“可描述但不可证实性”才会对契约的完全性产生影响。麦克尼尔提出了关系契约的概念。他区分了分立交易和关系交易,认为契约关系是社会交换行为的主导方式。麦克尼尔在新社会契约论一书中指出:要理解什么是契约,就必须摆脱自己强加的知识隔绝状态,接受一些基本事实。没有社会创造的共同需求和爱好,契约是不可想象的契约的基本根源,它的基础,是社会。没有社会,契约在过去不会产生,在将来也不会产生。把契约同特定的社会割裂开来,就无法理解其功能。麦克尼尔认为,契约的根源有:社会、劳动的专业化和交换、选择未来意识。他把契约定义为:与规划将来交换过程的有关的当事人之间的各种关系,其中“交换”不再仅仅被视为市场上所进行的个别交易,而是作为社会学意义上的“交换”,这种交换的因素包括命令、身份、社会功能、血缘关系、官僚体系、宗教义务、习惯等各种社会关系。麦克尼尔的契约不是一次性的单发交易,而是指向未来的长期合作。麦克尼尔认为,传统契约的本质特征是“一个或一组承诺”,所谓承诺是“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进行作为或者不作为的意思表示,通过这种表示,使受诺人相信承诺人已做出了一项允诺”。古典契约理论忽视了契约交易背后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关系,麦克尼尔认为,契约的基本根源和基础是社会关系,没有社会的存在,契约就永远不可能成为现实。麦克尼尔强调契约的社会关系实质,不再孤立地就要约、承诺、合意而认识契约。在现实生活中任何一个交易都不可能只与交易双方当事人相关,它必然还涉及许多其他社会因素,如信赖、习惯、道德和法律等契约规范。关系契约理论尚处在不断发展之中,相对于典型契约和非典型契约,关系契约更强调契约中的关系嵌入性、时间长期性、自我履约性和条款开放性。关系嵌入性强调契约中的交易各方的互动大多发生在合约之外,契约承诺的履行与否不需要第三方根据明确的条款来执行,或者根本无法由第三方来评价或执行。时间长期性强调随着交易时间的延伸和关系的复杂化,契约可能涉及多方参与者,交易长期性有助于建立多方信任,减少机会主义行为。自我履约性强调关系契约更多依赖于自我履约机制。在长期合作中,一方的专有性投资可能引起的敲竹杠问题,是无法完全依赖第三方根据明确条款来评价和执行的,只能依赖自我履约机制来保障交易的顺利进行。条款开放性强调契约双方允许契约中存在漏洞,而这种漏洞也无法由法律来弥补。具体而言,契约双方并不在事前对于可能影响合作关系的所有未来结果达成一致,而是同意对有关问题进行不断协商与调整,进而追求双方未来合作的利益最大化。因此,市场中的企业往往会利用关系契约(如不受法庭审查的非正式协议)来解决典型契约中存在的难题,这也是很多时候企业的表现可能优于市场的主要原因。麦克尼尔的关系契约理论实际上是将各种社会人际关系作为契约研究的切入点,突出契约中当事人及契约内容的内在社会关系。麦克尼尔的契约定义摆脱了“承诺”的限制,把大量的非承诺性关系纳入了契约的范畴,使契约与习惯、组织、社会性交换和人们对未来的期待交织在一起。在现代经济关系中,交易并不都是靠承诺性契约来完成的,非承诺性契约在现代社会中广泛存在。Baker,Gibbons&Murphy(2000)也给出了对关系契约的解释,并且对其性质做了深入研究。他们认为,关系契约不同于一般传统契约,传统契约一般要求事先确定条款,这些条款所依据的是事后可以由第三方观测到的指标;当指标可以被观测但不能被证实时,或者这些指标由第三方证实成本巨大时,关系契约就产生了。关系契约具有以下两个特征:第一,在不完全信息下博奔的双方一旦得到新的相关信息,可以依据具体情形调整契约条款;第二,契约的执行无法借助第三方权威机构,只有符合双方利益的契约会得到自发的执行,如果毁约造成的名誉损失小于毁约得到的利益,则契约双方都会选择背约。威廉姆森(1985)详细分析了从古典契约法、新古典契约法到关系契约的契约演进历程。古典契约假定信息是完全对称的,但在现实经济活动中,交易双方更多时候是处在一种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中,而在信息不对称时,最优契约很难自动达到。新古典契约是不完全的,双方都认为当第三方的仲裁解决机制存在时,契约方可达成。关系契约也是不完全契约,协议中的缺口的填补,依靠的是在一个关系体系中不断协商解决。威廉姆森指出,在契约的期限和复杂性进一步增加,并且关系具备了有着大量规范的小社会特征之后,才产生了关系契约。他同时给出相应的基于关系契约的双边治理结构。在麦克尼尔契约划分方法的基础上,威廉姆森建立了自己的交易分析框架。他将交易作为经济分析的基本单位,用专用性投资、交易的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来描述交易的特征。从节约交易成本的角度出发,他认为当投资是非专用时,不论交易频率如何,应采用古典契约进行市场治理;当交易偶尔发生且投资有一定的专用性时,应该运用新古典契约的三方治理;当交易经常发生且有一定的投资专用性时,应该进行关系契约的双边治理。所以,根据威廉姆森的分析逻辑,投资专用性是关系契约产生的主要原因。但是威廉姆森并没说明为什么在没有明显的专用性投资时,还会采用关系契约机制。总结上述学者对关系契约的研究文献,可以看出关系契约有如下特点:第一,关系契约中建立的基础社会关系网络和道德规范,不是当事人通过面对面的谈判而缔结的,所以关系契约没有明确的合同关系人,处在一个“没有委托人的世界”。第二,关系契约强调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