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困境探析.PDF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总1 1 3期) 2 0 1 4 ( 5 )J o u r n a l o f H u a z h o n g A g r i c u l t u r a l U n i v e r s i t y ( S o c i a l S c i e n c e s E d i t i o n ) 收稿日期: 2 0 1 4 - 0 2 - 2 8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规划项目“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政治信任研究” ( 1 1 B Z Z 0 0 4 ) ;上海市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项目“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研究” 。作者简介:唐兴军( 1 9 8 4 - ) ,男,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农村经济与社会。 E - m a i l : t a n g x i n g j 1 2 6 . c o m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困境探析 基于信任的视角唐兴军,王可园(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上海2 0 0 2 4 1 )摘 要 信任作为重要的社会机制具有降低社会交易成本、维系社会秩序、增进身份认同与社会融合等功能。其中人际信任、组织信任与政治信任分别构成人们身份建构的基础、融入城市的社会资本与政治认同的基础。现代化所带来的社会流动加剧与社会利益分化,摧毁了传统社会信任结构。新生代农民工作为转型时期的新兴特殊群体也因此陷入了人际信任缺失、组织信任匮乏与政治信任低下的裂痕之中。当信任的裂痕没有及时得以修复,新的社会信任体系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时,这就导致新生代农民工陷入身份建构与政治认同的困境。关键词 新生代农民工;信任;社会资本;身份建构;政治认同中图分类号: C 9 1 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 0 0 8 - 3 4 5 6 ( 2 0 1 4 ) 0 5 - 0 1 0 4 - 0 7早在2 0 0 1年,中国社科院王春光研究员就对“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概念进行了界定,并先后对这一新兴群体的特征及其城市融入做了深入研究,尤其是近几年来,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 2 0 1 0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将“新生代农民工”纳入正式政策文本,提出要切实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以达到消弭不和谐因素、构建和谐社会的总目标。这一新的政策出台,不仅为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提供了基本的制度保证,也激起了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更多关注与研究。综观近1 0年来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成果,大部分研究都是基于“制度建构”范式,从宏观视角进行新的制度设计或对既有政策进行调整及修正,以期实现新生代农民工权益的公平与公正。但是从微观层面对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生成机理与困境的研究还相当欠缺。尤其是对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困境根源的探讨缺乏深入的研究,大部分已有研究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建构与政治认同困境是由于城乡二元体制与文化差异所造成的,很少有学者从个体、社会组织与国家3个层面来系统地探讨与剖析其根源。笔者基于信任的分析视角,从人际信任、组织信任与政治信任3个层面来剖析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生成机理,探寻其陷入困境的缘由,并试图建立一种新的修复机制,重构积极的身份认同。一、信任缺失的发生机制及其与身份认同的关联1 .信任缺失的发生机制信任作为重要的社会机制具有降低社会交易成本、维系社会秩序、增进身份认同与社会融合等功能。伴随着现代化与风险社会的来临,整个社会的信任机制面临着巨大挑战。从微观的个体心理来看,信任是一种个人动机,它基于个人认知、情感和信心而形成的人际信任,它包括基于理性计算与选择而产生的信任及基于情感联系而产生的信任。在中观层面来看,信任是个体与组织或者社会环境的认知与互动,它基于社会文化与活动场域的变迁而变化。从宏观来看,信任也是个体或特定群体对民族、国家政权的依附与信心。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城市化与现代化而产生的新兴特殊群体,他们自身的个性特征强,对城市人表示淡漠,而城市市民对进城新生代农民工更是充满排斥与歧视心理。城市居民对他们产生一种拒斥意识,这些歧视、情感疏离等非制度性因素使得城市居民与新生代农民工之间的陌生感增加,心理距离拉大使他们对所生活的城市没有归属感,增加了对城市社区的疏离感 1 。个体之间的利益与情绪冲突如若不能及时消解,信任的建第5期唐兴军等: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困境探析 基于信任的视角 立就缺乏微观基础。当前大量的新生代农民工涌入城市,而相应的社会自组织发育缓慢,原有的城市市民社会组织无法吸纳和包容他们,这就造成一种社会疏离,由于缺乏利益表达和社会参与的渠道,他们对社会组织感到十分陌生,难有信任可言。从政治整合与国家的制度安排来看,由于历史原因所导致的城乡二元分割体制的瓶颈仍没有被彻底打破,以户籍制度为主的不公制度安排造成新生代农民工的直接权益受损,这种差异化的制度安排致使这一群体长期游离于正式体制之外。但是随着新生代农民工认知能力与权益意识的渐长,他们开始质疑并抗争,而不是依附和信赖现有的制度体系。由上观之,信任缺失是城市化与现代化中难以避免的社会现象,并成为阻碍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获得市民认同与归属感的沟壑,而信任的缺失是在时空的变换与信息的不完全的条件下个体的认知情感与社会、国家互动中的疏离与断裂而形成的2 .信任缺失与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构建的关系“身份”译自英文中的“ i d e n t i t y ” ,最初作为一个哲学概念,表示“变化中的同态或差别中的同一问题,如同一律” 2 。后来社会心理学与政治社会学引入这一概念,其含义与研究范围也得以扩充,它一方面指“身份、本体、本身” ,回答“我是谁”的困惑,强调作为实体的个人所处的地位以及不同于他人的个性;另一方面则包含“同质性、一致性”的认知,是认知主体基于对社会关系的认知所形成的情感及归属感,并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归为某一类别、群体或组织的过程。由此可见,身份与认同在语义上存在重合与交织,而且在西方的理论研究中二者也经常合为一体,不做区分。本文也依照这一原则不对二者做严格区分。马克思指出: “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 3 基于人与社会互动而建构起来的身份认同,自然也不是固有的抽象物,而是来源于认知主体的社会政治生活与实践,而信任正是人们参与社会政治生活与实践的活性剂。构建主义者也认为身份认同由社会环境形成并被不断影响,是认知主体与社会系统互动的过程,而不是静止的固有的。如哈贝马斯从人的自我发展和社会进化的关系来叙述身份认同的内涵。强调个体的身份认同不仅受制于认知主体的认识能力、语言能力和相互作用能力,而且与社会系统与结构存在共生性,强调在人类的历史发展中,社会形态、集体同一性和自我同一性的一致性 4 。现代社会成员处于流动性加剧与风险多发的场景之中,因此变得日益焦虑、恐惧、烦躁、缺乏信任与安全感。对于现代化中青年人的身份焦虑,艾森斯塔德曾指出,这缘于他们在职业、经济、社会参与和家庭地位上的不稳定,以及一种与历史变迁历程异化的感觉 5 。很显然,建构主义者认为身份是通过内部 外部对话的过程,在个体与社会的互动中产生的,而这种互动与认同是以对个体、组织和国家的信任为基础的。由于社会转型与市场经济兴起所带来的社会秩序与结构的变迁,传统的社会信任基础与结构瓦解,新的信任体系发育尚不健全,信任机制出现了断裂,社会信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信任机制的缺失与不信任的群体心理地蔓延,极易造成自我疏离、身份焦虑与认同缺失。不同群体间的疑虑、对立情绪难以消融,根本谈不上构建和谐共融的社会。从霍布斯到蒂利、帕特南、福山,许多政治学家及社会学家都认为信任是文明的社会及政治生活的基本要素,是构建和谐共融社会的必要前提,相反,低水平的信任作为政治疏离的一个指标,将带来身份焦虑与认同危机,给社会民主政治带来诸多问题。一个完善健全的信任体系应该包括人际信任、组织信任和政治信任三部分。正处于现代化关键时期的中国,新生代农民工作为新兴的特殊群体,生活于社会急剧流动、利益日趋多元分化、制度体系尚不健全的社会背景之下,其身份认同的形成不仅没有坚实稳固的社会基础,而且缺乏连接社会个体、组织与国家之间的信任纽带。因此,新生代农民工陷入了身份建构与政治认同的困境之中。二、社会流动加剧与人际信任缺失: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困惑人际信任是基于关系的远近与亲疏所建立起的交往个体间的一种信任,可分为对熟人的信任和对陌生人的信任。在身份构建与公民共同体的形成中,真正发挥作用的是对陌生人的信任,因为这种信任是建立在对陌生人的良好预期之上,它要求具有异质性 而非同质性 背景的人们之间的互动 6 。在传统中国的差序信任格局中,以亲情和地缘为主导的信任处于核心地位。安东尼·吉登斯认为,信任情境与场域的变迁是前现代(传统)与现代信任的最大区别,他将地域亲缘性信任网络向跨越时空的抽象信任关系的转变称为“脱域” ,新的社会501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总1 1 3期)关系重构与信任网络再造称为“再嵌入” 。在脱域到再嵌入的过程中,充满了大量不确定性风险,因此信任机制的再造与身份焦虑、认同缺失并存 7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与市民身份建构的过程,实质也是一个从脱域到再嵌入的过程。新生代农民工作为现代化过程的特殊群体,生活极不稳定,其所接触的群体与外部环境处于高速变动之中。在外力压迫和内心虚弱的双重困境之下,他们的人际交往与信任圈仍限于亲缘与地缘关系之内,并有“内卷化”的倾向。据调查显示,当前农民工的信任结构中,家人仍居于所有置信对象的最核心,其次是亲戚和老家朋友,而最不信任的对象包括城市市民、领导干部、做生意的人、企业宣传广告和初次接触的陌生人等。而且这种结构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并无明显差异 8 。很显然,新生代农民工作为跨越城乡二元结构的流动群体,其社会网络与交往对象在不断变化与更新,原来以“熟人社会”为基础的信任机制瓦解,新的信任基础与信任机制尚未形成,从而导致严重的信任危机。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作为转型时期的特殊群体,其自身具有个性张扬、自尊心强、不善沟通、过度依赖虚拟网络等特性,他们不愿意与陌生人交往,更不会轻易信任没有亲缘关系的城市市民。尤其是当他们长时间游离在城市与农村之间,深刻体会到农民与市民的地位差异,心里难免有一种受挫感和被剥夺感。另一方面,虽然城市人在基础设施建设及日常生活中离不开新生代农民工,但是由于他们涌入所带来的城市公共资源紧张、社会治安和环境卫生压力骤增等问题让城市人深感不安。他们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素质不高,挤占了原本属于城市人的资源、工作机会。市民的更多怨言与情绪还表现在他们对日渐增多的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犯罪的忧虑。由于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警惕与自卑,城市市民的排斥与歧视致使两大群体之间竖起了一堵不可逾越的“信任墙” ,二者之间因缺乏有效的沟通与互动,无法构建起互信互融的信任网络。此外,农村户籍与地域差异也是造成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市民不信任的重要原因。据黄荣贵等对上海人的信任研究表明:拥有上海户籍的被访者对上海人的信任比无上海户籍者的信任几率高出3 8 % 9 ,这足以表明上海户籍已成为划分群际的边界,而且直接影响到群体间的相互信任。相对处于弱势的新生代农民工由于户籍与出身的限制,不能被城市长期接纳,也很难获得市民的认同与信任,疏远的社会距离与冷漠的人际关系致使他们怀疑自我身份,缺乏归属感。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城市经济建设与发展的生力军,逐渐成为城市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群体。他们奉献自己的同时,也渴求融入城市,获得城市人的认同,成为永久市民。他们希望通过自身的不懈努力来改变自身命运,创造全新的生存生态,跨越身份认同的边界,实现身份的重构。武汉大学“农民工课题组”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中有6 9 . 9 %的人具有市民化意愿,明显高于第一代农民工5 0 . 0 %的水平。这表明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希望扎根于城市,脱离农村生活,成为城市市民。另据人社部副部长杨志明介绍,截至2 0 1 3年底,我国农民工总量已达2 . 6 9亿, 8 0后、 9 0后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占到农民工的7 0 . 0 %以上 1 0 。从个人诉求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的观念已发生转变:由过去闲时进城务工挣钱、农忙回乡务农向现在希望长期在城市就业、融入城市生活转变;由过去主要要求足额支付劳动工资向现在要求参加社会保险转变;由过去主要要求改善劳动条件向现在要求分享企业和所在城市发展成果转变。总体来讲,新生代农民工不再是过去的城市过客,而逐渐成为城市的一员,他们不仅希望在城市获得物质满足,而且渴望享受市民一般的权益。王春光的调研显示, 4 1 . 0 %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农民工”这一称呼具有歧视与偏见之意 1 1 ,这不仅是他们希望摆脱“农民工”的身份称号,更体现为他们梦求构建新的市民身份。但是身份不仅仅是角色、类别与地位的象征,它还反映了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以及个人与组织的关系。身份建构不仅仅局限于个体社会制度与社会规范为个体所规定的角色,它还是个体与社会情境和结构的不断互动并内化的过程。这种内化与融合同样是建立在双方互信共融的基础之上的,两个充满疑虑甚至是敌视情绪的个体或群体,根本无法构建起共同的价值体系与归属感。艾森斯塔德指出,积极身份系统的构建不仅依赖于富有弹性的社会结构、包容性的制度框架,而且各种精英和社会群体在身份象征方面的自主性与相互开放性也极为重要 5 。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焦虑体现为其对自身作为农民与工人,农村人与城市人徘徊不定的焦躁与担忧。由于人际信任的缺失,他们很难获得与城市市民平等互动与交流的机会,对自己获得市民身份缺乏信心。同时,人际信任的缺失还造成新生代农民工陷入交往的困境,他们的信任网络仍属于一种以亲缘关系为基础的特殊信任。长期的自我反思与生存压力将他们束缚为一个个相对封601第5期唐兴军等: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困境探析 基于信任的视角 闭的个体,而无法“敞开胸怀”与情境中的市民与组织进行互动,因此,陷入了身份认同的困境。三、组织信任缺失: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社会资本匮乏共同利益是构建组织信任的基础,而随着现代化的推进与社会多元化的显现,群体间的利益分化与利益冲突成为常态。当游离在群体之外的个体与群体之间不仅不存在利益交集、甚至存在利益冲突之时,个体内化为群体的可能性也就相当渺茫,个体对群体或者由该群体成员组成的社会组织的信任几近全无。查尔斯·蒂利将这种以利益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相互交织的、以各类社会组织为依托信赖关系称为“信任网络” 。他认为信任网络之所以弥足珍贵,是因为居于网络之中的成员将组织发展与个人利益实现视为同一事业,组织内的互信与依赖成为社会的凝聚力与关系纽带 1 2 。由此可见,信任是以社会组织为载体实现运转的,组织信任是社会成员对各类自愿型组织、社团及其成员的信赖,它作为社会信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资本的核心部件。弗朗西斯·福山认为,信任是社会资本的基础,信任是指在一个社团中,成员对彼此的常态、诚实、合作行为的期待 1 3 。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信任结构仍表现为差序格局,即大体上呈现出以“家”为核心往外推及的多层圈状特征。他们的城市生活呈原子化状态,交际与信任网络局限于传统的家庭与族群内,没有外向延伸,更很少有交叉覆盖。如王春光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显示,只有3 6 . 8 %的人参加了单位的工会组织, 8 . 2 %的人经常参加社区居委会组织的活动, 1 0 . 6 %的人有时参加 1 1 。这体现了新生代农民工对社会组织的信任缺乏,之所以出现这种现状,一方面是由于当前社会组织本身发育不健全,针对新生代农民工成立的社会组织很少,工会的独立性不强、中介组织过于追逐自身利益,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大部分社会组织的存在与运行并不关乎其直接利益,在其生活中并未发挥关键性作用,自然也很难形成较高的组织信任。另一方面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基于利益、感情等建立起的社会网络仍局限于亲缘和地缘关系。城市社会组织虽然具有多样异质性等特征,但其成员往往以城市市民为主,组织目标以实现市民的切身利益为主,由于城市市民与新生代农民工之间的群际信任缺失,致使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社会组织也失去信任。同时,参与社会组织所能带给他们的收益低于预期,利益诉求难以通过组织来实现,因此对于正式或非正式的社会组织他们普遍持较低兴趣,缺乏组织信任和归属感。作为社会资本的信任能够促成集体行动、增进社会秩序、提高社会运行效率。而社会资本的创造与积累就是个体在家庭、社区、工作之中,实现日常互动、经济合作与政治参与 1 4 。参与社会组织是公民参与公共治理的重要途径,这不仅是现代公民的权利,也是公民的一项公共责任。黄荣贵等的研究表明参与社团组织,有助于增进不同群体间的信任与认同。他们在对上海人的信任研究调查中发现,每多参加一种类型的社团,被访者信任上海人的几率将增加2 6 . 7 % 9 。当公民的利益诉求和参与欲望被这些公共组织吸纳时,他们的归属感与认同感就逐步形成。据心理学家研究发现,积极地参与社会组织与高度的社会认同具有高度相关性 1 5 。社会资本理论也认为,社会网络会产生互惠的规范和信任。在一个社会中,如果人们与他们的邻居相互交往,共同参加志愿性协会,并且在公共领域中集体采取行动,那么一般化的信任就会很普遍。相反,在一个社会中,如果人们仅仅与他们所属群体的成员交往,并且远离公共生活,那么特殊化的信任就会占据主导地位 6 。在自我认同的建构中,基本信任也就是一般化信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是自我认同的精致化,同样也是与他人和客体的认同的精致化之条件 1 6 。这与刘爱玉等对纺织服装业农民工的调查研究的结果是相吻合的,即组织信任和城市融入对农民工的社会认同与信任构建具有显著相关性 1 7 。社会组织具有利益整合与表达的功能,当新生代农民工参与其中,他们的个人利益就将聚合为组织群体的共同利益并通过正常渠道得以表达,这不仅有利于实现其自身利益,而且也提升了他们参与组织政治生活的积极性与参与能力。同时,社会组织具有增进人际互信与交融的功能,通过参与社会组织,新生代农民工可以与不同身份的组织成员交流,尤其是与城市市民的互动将消除二者间的偏见与对立,建立起互信共融的共同体与信任网络。此外,当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对组织抱有信心,并积极参与各类组织时就会自觉地认同组织的价值,承认自己与其他成员存在共同特征与利益交集,并以自己作为其中一员而感到优越。相反,组织信任的缺失不仅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社会认同和归属感不701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总1 1 3期)强,利益诉求通道阻塞,而且还使得他们对社会组织普遍淡漠、公共参与度低下。如此恶性循环,严重阻碍了其城市融入与市民化的进程。此外,它们也有助于促成公民形成牢固的文明观与强烈的信任感;或者说,各种组织与社团为保证民主制度的运作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重要的社会资本。而社会资本作为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他们可以通过促成协调一致的行动来提高社会的效率 6 。以人际信任为基础,组织信任为依托形成的信任网络具有强大的社会政治整合功能,信任网络的成员将共同利益作为一项事业来努力。这样,一个互融互信的共同体就产生了。社会组织与信任网络的单一与僵化将直接影响到社会成员的身份认同的形成,制约着和谐社会的构建与公民社会的兴起。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来讲,城市社会组织是新生代农民工根植城市、构建新市民身份与融入城市的社会资本。四、政治信任低下: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的困境政治认同是公众对所属政治体系发自于内心的依附与归属,其本质是公众对政治权力的信任、对政治价值的信仰。政治认同是以信任为基础的,具体表现为利益认同、制度认同和价值认同 1 8 。同样,政治信任也可以从3个层面来进行考量:第一个层面是公民及代表不同阶层、阶级群体与组织对国家政权、宪法的认同、认可与信任,这主要是建立在政权合法性的基础之上,也是最根本最宏观的层面。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的信任危机基本很少触及该层面,因此下文不做深入论析。第二个层面是公民对政府权力的运作、政府形象的认同与信任。新生代农民工对政府的信任是基于其个人及群体利益实现的基础上对政府的一种理性评价和期待。这种信任不仅取决于政府权力来源的合法性及自身所树立的“为人民服务”的公共价值取向及形象的塑造,而且还基于其对公民利益诉求的回应效率与公民的主观评价。不难看出政府信任是基于公民与政府互动的公共信任关系。第三个层面是公民对法律体系、公共政策等制度的公正性与有效性的认同与信任。制度是公众的权利与利益得以实现的基本保障,也是政府、政党等一切政治组织行动的规范。制度作为调节利益分配和维护公共秩序的规则,具有确认公民的合法身份并赋予相应的社会资源的功能。制度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并不亚于政府绩效水平、公务员的公正廉洁程度等的作用,制度的多重竞争性或不一致性无疑是政府信任流失的制度性根源 1 9 。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权利能否得到保障,他们的利益诉求能否得到有效回应都依赖于相关制度的出台与有效执行,这是他们能直接感知,也是当前政治信任中亟待提升的层面。当前中国农民工的政府信任水平普遍低下,且呈现出“逆差序格局”的特征。即在其政府信任结构中,获得信任度最高的却是与其几乎没有直接交往的中央政府,而最低的却是家乡政府;在人际信任结构中,领导干部是政府信任范畴中最不受信任的对象 8 。新生代农民工处于社会底层,拥有和能获得的社会资源相对稀少,极易产生情绪,他们更多寄望于政府为其提供“保姆式”服务。这种对政府极度信任的行为,实际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新生代农民工对政府的信任显著低于第一代农民工,在遇到困难时他们更多的是向家人、老乡和朋友求助,而不是通过正式渠道向政府部门反映。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可以归结为2点:首先是政府本身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利益诉求回应效率低下甚至拒绝回应,在履行公共服务等职能时的行动与其树立的形象不符,公务人员的服务态度不好,部分领导干部以权谋私贪污腐化。尤其是城市化进程中,一些地方政府甚至与民争利,导致政府的形象与合法性资源受损。其次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水平与政治认知能力较其父辈有较大提升,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和现代传媒的迅猛发展,大量信息涌入他们的视线。尤其是一些对政府失真的负面报道引起人们较高的关注,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新生代农民工很自然地将怨言与情绪转嫁给政府,对地方政府缺乏信心,失去信任。但是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认为中央政府是他们利益的给予主体,能够为他们提供帮助和支持,是值得依靠和信任的。尽管中央政府在农民工中的信任水平在所有社会阶层中最高,但并不能表明他们对整个政府系统都持有较高的信任度。相反,这种社会阶层越低,对政府信任度越高的现象反映的是底层民众的“弱势心态” 2 0 。据熊光清的调查显示,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效能感偏低,表现为对政治漠不关心、缺乏参与积极性、对政府机构与制度缺乏信任等 2 1 。新生代农民工的制度信任低下主要表现为他们对现有制度的漠视、不遵守甚至抗拒,对城乡二元体制下的户籍、社会保障等制度的公平性与正义性的质疑。比如他801第5期唐兴军等: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困境探析 基于信任的视角 们的维权意愿不强,很少主动运用法律武器来捍卫自己的权益,抱怨甚至是痛恨城乡二元体制给他们带来的待遇不公等。李蕾认为,社会距离的疏远,新生代农民工的相对剥夺感是导致其身份认同困境的重要原因,而生存目标与现有体制之间的矛盾才是导致身份认同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 2 2 。现实中大量的公共政策与制度的公正性缺乏,这些制度不仅没有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权益保障,而且还成为他们争取市民身份与待遇的樊篱,由于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机会、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与市民相比都有很大落差。这种缺乏公平正义的制度安排必然丧失利益受损群体的信任。另外,制度的缺位与执行不力也是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制度信任偏低的原因之一。比如城市住房保障政策、公共服务政策等均未涵盖新生代农民工,而有关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政策虽已涵盖,但是执行阻力重重,执行性效果很不理想。制度信任缺失最终将向上传导,引发政府信任与政治认同危机,甚至会削弱政权的合法性。因此,新生代农民工要构建积极的身份认同,就必须消除二元体制的束缚与不公,通过制度明确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身份与地位,保障和维护其公民权利。户籍制度及其衍生的各种制度是阻碍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获得市民身份与权利的最大障碍。只有打破附加在户籍制度上的社会经济利益格局,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才能使漂泊的新生代农民工把根留在城市。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已制定出新的改革方案,试图打破固有的利益格局,缩小城乡差距。从改革实践来看,必须继续推进新型农村城镇化建设,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一体化,构筑起一套公平正义、全面完善的制度保障体系。当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能够得到正式制度的确认,权益能够受到城市市民一样的保护,其流动与基本权利保障不再受体制的钳制,他们将不再为自己的身份而焦虑。也只有在构筑起坚实的政治信任的基础之上,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认同方能得以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确认与政治认同的形成,都是以政治信任为基础,政治参与为路径。政治信任可界定为对政治共同体、典则和当局的信任 即社会成员对政治共同体、政治体制和政府的支持。其中公民对政治共同体的信任表现为一种价值认同与依赖;对政治体制的信任则是基于现实制度的健全及其公正性,公民不仅乐于自觉遵守而且还积极参与到制度的制定与修订之中;而对政府的信任表现为对当局的依恋,它不仅是对其执政绩效和能力的认同,也表现为公民与政府间的良性互动,在公共治理中的协作。政治认同作为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的一种情感和意识上的归属感,其本质上是社会公众对政治权力的信任和对政治价值的信仰 2 3 。因此,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认同构建也离不开新生代农民工与市民、社会组织与政府间的信任重建。很显然,政治信任作为建立情感、形成归属的基础和起点决定着政治认同的型塑。政治认同的构建是基于一种个体的政治心理与现实互动建构的过程,而不是机械地、一成不变地客观存在物。在利益诱导、政治规训、社会参照等结构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政治成员在经过服从、同化和信仰三个心路历程,最终形成坚定稳固的政治认同 2 4 。同样,新生代农民工在公平正义的制度体系中,其权益获得与城市市民相同的保障,就能增进其政治信任,构筑坚实的政治认同。五、结 语当然,除了重构整个信任网络,新生代农民工要走出身份建构与政治认同的困境还必须提升其自我认知能力,实现对社会行动者的主体性和制度进行双重解构和重构 2 5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一个新兴的特殊群体,也具有现代城市人过度追求攀比物质富有、依赖虚拟网络,缺乏自我反思与批判等弊病。只有避免形成依赖于“他者”的参照来获得自我满足和建构身份认同的单向度的思想与行为模式,才能拥有独立的自我与开阔的胸襟。这就要求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文化水平,树立积极的价值观,使其以开放包容、积极乐观的心态面对现实。同时,要调动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与政治参与积极性,提高其参与能力,建立以公民文化为坚实基础的普遍信任,通过自我认知能力的提升来消除身份认同的焦虑。最后,消除二元体制的束缚与不公,通过制度明确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身份与地位,保障和维护其公民权利,通过增进其政治信任来促进其政治认同。总之,新生代农民工积极的身份认同的建构,必须依赖于人际信任、组织信任与政治信任的多重构造,缺乏信任基础的身份认同犹若空中楼阁是不稳固也不现实的。而积极的身份认同的形成,反过来又将增进人际信任、组织信任与政治信任,尤其是通过改变群体身份认知而实现外群体接近内群体,从而增进对原来外群体的信任程度 2 6 。如此往复,信任与身份901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总1 1 3期)认同之间将形成互相增进的良性循环态势。参 考 文 献 1 黄建新.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制约因素与政策取向 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 0 1 2 ( 2 ) : 4 4 - 4 7 . 2 张海洋.中国的多元文化与中国人的认同 M .北京:民族出版社, 2 0 0 6 : 3 9 .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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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n t e r p e r s o n a l t r u s t ,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a l t r u s ta n d p o l i t i c a l t r u s t c o n s t i t u t e t h e f o u n d a t i o n o f i d e n t i t y c o n s t r u c t i o n , s o c i a l c a p i t a l a n d p o l i t i c a l i d e n t i t y .T h e i n c r e a s e d s o c i a l m o b i l i t y a n d s o c i a l i n t e r e s t d i f f e r e n t i a t i o n d e s t r o y e d t h e s t r u c t u r e o f t r a d i t i o n a l s o -c i a l t r u s t i n m o d e r n s o c i e t y . N e w g e n e r a t i o n m i g r a n t w o r k e r i s a s p e c i a l g r o u p i n t r a n s i t i o n p e r i o d w h i c hg e t s t r a p p e d i n t h e l a c k o f i n t e r p e r s o n a l t r u s t ,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a l t r u s t a n d p o l i t i c a l t r u s t . W h e n t h e t r u s t r i f tc a n t